主题：【原创】卧虎藏龙--记江泽民同志在新中国的前30年 -- 须弥一芥
因为主题问题，不能继续回复，序言在此卧虎藏龙
如不单独注明来源的，引用文字都来自新华社通稿《江泽民伟大光辉的一生》
1926年8月17日，江泽民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市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家庭。江泽民从小受到爱国主义思想和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蒙，同时在诗书世家的氛围中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江泽民早年就读于扬州东关小学和扬州中学，在扬州中学求学期间家乡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他常去梅花岭明代爱国名将史可法墓凭吊，吟诵史公祠的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抒发悲愤心情。
1943年，江泽民考入南京中央大学电机系，积极参加进步学生抗日爱国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江泽民转到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学习。1946年4月，江泽民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江泽民积极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参加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学生运动，掩护革命同志。
1947年，江泽民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后，到上海粮服实验工厂工作，历任工程师、工务科长、电务工场主任、动力车间主任等职。在此期间，他在工人群众中并在青年会夜校职业青年中从事革命宣传工作，1949年组织工人群众开展护厂活动，迎接上海解放。
江泽民同志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毕业照。新华社发
江泽民是1943年南京中央大学机械电子系当年录取的8名学生之一。1945年南京光复后，国民党搞了个骚操作，发布了《沦陷区大学学生重考程序》，就是沦陷区在日本统治下的学校学分一律作废，必须重新参加政训课，通过甄别考试及专业课才有资格拿学分，最早的学运是反“甄审”，然后反内战，国统区经济崩溃后反饥饿。
这是江泽民第一次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46年3月取得胜利，1946年4月江泽民由同班同学王嘉猷介绍入党。
1945年10月南京中央大学被拆散，江泽民他们被转到上海交通大学，但由于上述事件的影响，直到1946年秋才被正式入读，被录取为四年级工科学生。一年后毕业，拿到了电机工程学的文凭。
作为“沪漂”，毕业即失业，当时江泽民找工作也是难题。但名校的资源就是很厉害，1947年8月学校的一位教授帮上海海宁洋行在公告牌上贴了一个招聘启事，江泽民同学童宗海看到后，两人一起找到教授拿到推荐信，顺利进入海宁洋行电力供应部工程科见习，4个月后童宗海离开去湖北黄石一家发电厂，江泽民留了下来。
上海海宁洋行是一家生产冰激凌和冰棍的中美合资企业，名下“美女”牌冰激凌当时在上海家喻户晓，拥有上海当时最大的冷藏设备，江泽民一进厂就被要求修马达，就跟刚毕业的萌新一样，“根本不知如何下手”，“我学过的微积分、无论和工程学课程没有一门教过我处理这样问题”，遇到问题干中学，学会了干，从一路干到工程师、工务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的职务。
美商海宁洋行，解放战争期间更名为第一粮粖厂（国民政府的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所属的食品工厂），又称为上海粮服实验厂。
1949年上海解放前组织工人群众开展护厂活动，解放时国民党轰炸了上海的发电厂，江泽民亲手启动了备用发电机，以防止冰淇淋融化变质。对解放事业的这一贡献使其终生感到自豪。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人民政府接管上海粮服实验厂，将其定名为国营新华蛋品厂。江泽民被任命为工厂的党代表。
1949年9月的一天，上海军管会负责重工业的一位领导人来厂视察，已经被提拔成副总经理江泽民第一次见到后来以“汪辜会谈”闻名于世的汪道涵，当时汪道涵34岁，江泽民23岁。
青年汪道涵
To be continue......
《中国电机工业发展史——百年回顾与展望》一书就要与读者见面了。我相信，这本书对于读者了解我国电机工业经过艰难曲折走向发展繁荣的历程及其成功经验，是会有帮助的。
编写组希望我为本书写序，我想从自己青年时代就与电机工业结下不解之缘谈起，谈谈我对中国电机工业发展历程的一些认识和感受。
我１９４７年从上海交大电机工程系毕业。我念电机系，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受到家父的影响。我父亲曾多年任职于张謇创办的南通通明电气工程公司，是一位电机工程师。张謇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实业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他为发展民族工业付出了艰辛努力，他的爱国情怀和敬业精神为人称道。我小的时候，家里电器坏了，从电灯开关到电风扇，都是父亲自己动手修，而且往往手到病除。其次，是我父亲的一位故交毕维栋对我的影响。他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回国休假时常常住在我家，并带回一些电机工程方面的书籍。我那时年少，那些书是看不懂的，但经过毕维栋先生的解释，也就了解了一些皮毛。受到这些影响，我向往着上大学要学电机工程。
我是在扬州上的中学，高中念的是土木工程科，高二就开始学习微积分了。教我们微积分课程的是杨德隅先生，新中国成立后他在西安交通大学任教。他第一堂课就讲了庄子的一段话：“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我的脑子里建立起极限的概念，至今不忘。杨德隅先生的讲授，为我后来学电机工程打下了比较好的数学基础。我去南京上大学时，南京处于日寇和汪精卫的敌伪统治之下。中国内忧外患、苦难重重。当时我已受到革命的影响，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总想多学些科学技术尤其是工程技术知识，增加将来报效祖国的本领。因此，我在南京和之后转到上海上大学时都选择念电机工程。
我从上海交大毕业不久，新中国就成立了。回想起来，我从南到北工作过的岗位，大都离不开一个“电”字。从食品企业用电到电机工厂设计，从第一汽车厂动力分厂到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从原子能发电到机电工业，基本上都在这一行工作。后来，我虽然担任了多种领导职务，但一直关注我国电机工业发展。这里，我想结合我所了解的和亲身经历的几件事情，简要回顾一下近代以来我国电机工业发展历程。
中国电机工业萌芽比西方晚七八十年。１８７９年，上海一个外商搞了一台发电机，据说在外滩只亮了两个晚上。１８８２年，英国几个商人花五万两白银在上海装建了一台发电机，把外滩照亮了起来。中国人自己发电，开始于慈禧太后在中南海装的一台２０马力的发电机，而这台发电机是从外国买来的。直到１９０５年开始有自己制造的首台实验电机，我国电机工业才开始起步。辛亥革命后，军阀连年混战，国无宁日，民不聊生，经济发展举步维艰。尽管如此，当时还是兴起了一些民族工业。从电机工业来说，上海有钱镛记、华生、华成等电器工厂。我念书时上海交大电机工程系主任钟兆琳教授，就是华生电器厂的顾问工程师。当时生产的电机，最大功率只有２００到３００千瓦。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４７年，国民党政府派９６名技术人员去美国西屋公司实习，实习完后回到国内却没有用武之地。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些人成了全国电机工业战线的技术骨干，其中大多数当了技术领导或总工程师，如恽震、褚应璜、丁舜年、孟庆元、张大奇、姚诵尧、沈从龙、孙瑞珩、蓝毓钟、冯勤为、汤明奇、刘隆士等。我同他们都有交往，有的还一起工作过。他们的工作业绩和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
我参加革命以后，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历史和未来。列宁的那句名言“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不时浮现于脑际。但是，对这句话含义的理解，则是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国家建设工作，特别是１９５５年到１９５６年去苏联斯大林汽车厂实习而逐渐加深的。我亲眼看到了莫斯科地下铁路、电气火车和年产几十万辆的汽车厂等，深深感到我国工业水平同苏联相比差距很大。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医治战争创伤、国民经济初步得到恢复以后，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就适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边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边开始大规模工业建设，而且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搞的“１５６项工程”，都是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奠定基础的，其中就有一批电机工业项目。历史事实说明，这些方针和部署都是正确的。一个国家尤其是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国土辽阔的大国，如果没有以重工业为骨干并与轻工业相互协调的强大工业体系，就不可能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就不可能用先进工业技术设备武装农业、服务业和国防事业，也就谈不上国家的真正独立自主、安全和强盛。党中央确立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宏伟目标后，工业战线广大工人、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工作热忱和创造力量。那种情景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的人是难以忘怀的。新中国现代电机工业也就是从那时起步的。
１９５６年，新中国制造的第一台汽轮发电机投入运行，虽然只有６０００千瓦，但相比过去已是庞然大物。这台发电机是捷克斯洛伐克斯柯达公司的专家来上海帮助建造的。捷克专家中文名字叫许嘉德，他技术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记得当时需要做超速试验，要达到额定转速的１２０％，即每分钟３６００转。大家很担心，就怕转子飞了怎么办。后来，在闵行上海电机厂内建了一个超速试验室。试验那天我们都去了，效果很好。那时，我在一机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担任电器专业科科长，协助上海电机厂副厂长孟庆元完成了这项任务。当年参与过这项工作至今仍健在的还有汪耕院士。６０００千瓦功率不算大，但毕竟是新中国建造的第一台汽轮发电机，万事开头难啊！后来在苏联专家帮助下，我们先后搞出了２．５万千瓦到１０万千瓦的汽轮发电机组，功率不断提高。“大跃进”时期，孟庆元等搞出了采用新型冷却方式的１．２万千瓦双水内冷发电机，这台汽轮发电机制造成功震动了全国，国外反响也不小，但由于受“左”的错误干扰和影响，我国电机工业总的说进步不快。后经多年完善，技术工艺渐趋成熟，先后研制出了１２．５万千瓦和３０万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在当时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我国电机制造业上了一个大台阶，这与电机行业有周建南、曹维廉等一批杰出的领导同志是分不开的。改革开放以后，电机工业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春天。上世纪８０年代，我们引进西屋公司技术，生产出了３０万千瓦和６０万千瓦的汽轮发电机组。到本世纪初，我国三大动力企业已经能够生产百万千瓦级超超临界汽轮发电机组。
中小型电动机是为各种机械设备提供动力的重要装备，应用量大面广。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中小型电动机产品主要是仿制国外的。记得当时仿制电动机的厂家很多，品种杂乱，规格很不统一。“大跃进”时期曾经搞过统一设计，但由于缺乏科学严谨的态度，性能指标达不到要求。１９６２年，我刚调到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担任主管技术的副所长，就负责领导这项工作。那时，我奔忙于国内各电机厂，用了３年时间组织攻关，顺利完成了Ｊ２、ＪＯ２系列电动机的统一设计并通过国家鉴定。这是我国首个自行设计研制的电动机系列，相比当初仿制国外的产品，各项性能指标都有了很大提高，对促进电机工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现在，我国中小型电动机保有量已经达到１６亿千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中小型电动机生产、使用和出口大国。
从上世纪６０年代开始，我国开始研究和平利用核能。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核禁运。１９６６年，一机部调我到新成立的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担任所长。该所负责核工程设备设计研究任务。为了尽快熟悉业务，我白天工作，晚上学习，在短时间内读完了《核反应堆工程》一书，获益不少，加深了对核电这一战略产业的认识。当时这本书只有英文原版，给我增加了一些难度。此书直到１９８６年才译成中文。时隔１９年，１９８５年我重返上海工作时，正值上海准备承担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一期３０万千瓦核电设备设计制造任务。我在市里一次会上明确提出，核电国产化是开发新兴能源的大事，上海一定要干，要为国家多作贡献。后来，上海又承担了秦山二期６０万千瓦核电设备设计制造任务。秦山核电站一、二期项目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管理的压水堆核电站，至今仍在安全运行。之后，我国又从国外引进了二代、三代核电技术，通过消化、吸收、再创新，现在已经掌握了百万千瓦级核电设备设计、制造、运营、管理技术，成为和平利用核能的大国。我认为，无论建造什么样的核电站，都必须高度重视安全问题，确保万无一失，始终把安全保障摆在第一位。
新中国成立６０多年来，我国电机工业从小到大、从弱变强、从落后走向先进，不少产品进入到“百万量级”，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百万千瓦级超超临界火电机组、百万千瓦级水轮发电机组、百万伏电压等级特高压输变电设备、百万千瓦级核电设备，就是世界先进水平了。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电机工业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发展速度在世界电机工业发展史上也是最快的。当年许多去西屋公司实习的人都未曾想到，中国电机工业能够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西方发达国家一些电机工业巨头对我们也是刮目相看了。
回顾和总结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现在和开辟未来。中国电机工业之所以在旧中国举步维艰、在新中国蓬勃发展，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有了党的领导，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命运和面貌。中国不仅发展起来了，而且正在加快走向现代化；中国人民不仅获得了解放，而且正在实现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不仅获得了民族独立，而且正在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近代以来所有志士仁人和全国各族人民追求的救国、兴国、强国的理想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这充分说明，我们的党和人民是富于智慧、富于创造精神的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制度。有了这样的党、人民、制度，什么样的艰难险阻都可以战胜，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我们应该满怀信心地走向未来。
实践充分证明，我们要发展和拥有电机工业及其他各种工业的新技术新设备，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必须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尽可能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国际技术合作，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有益管理经验，不断增强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毫无疑义，在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那些最前沿最先进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从国外是买不来的，必须立足国内，集中我们自己的技术力量进行攻关，进行自主创新。总之，拒绝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或者一味依赖引进，都是不正确的，都应该注意防止。这是我们在发展和创新先进技术过程中必须牢记的一条基本经验。
技术要进步、产业要发展，关键在人才。我们不会忘记那些为我国电机工业发展奋斗了一生、作出了各种贡献的人。他们中有技术专家、工人，还有领导干部，无论是知名的还是不知名的，他们在国家建设史上留下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的功劳，学习他们的开拓精神、奉献精神。我国电机工业乃至其他产业要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争创世界一流水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就必须继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断激发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断激发各条战线上广大工人、技术专家、领导干部的紧迫感、责任感和献身祖国建设事业的使命感。
回首我国电机工业发展历史，我们充满骄傲和自豪。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尚未完成，工业领域整体水平特别是基础研究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还比较大。我们必须戒骄戒躁、谦虚谨慎，继续奋起直追，努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开创我国电机工业和整个工业发展新局面。
上文更正三点，一是海宁洋行1948年被国民党买下，江泽民在厂里职务是技佐；二是1949年9月初见汪道涵时江泽民还是工务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三是1950年2月6日江泽民亲手启动了备用发电机并联发电，当时上海杨树浦发电厂被国民党飞机炸毁，益民食品一厂面临着生产瘫痪原料报废的紧急关头，凭借平时练就的设备维修技能，亲自动手抢修发电设备，恢复了工厂的生产。
资料来源位于上海市虹口区香烟桥路13号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原址的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历史展示馆内图文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江泽民先后担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厂第一副厂长、上海制皂厂第一副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科长等职。在益民食品厂期间，他负责研制和创立了“光明牌”食品品牌；为了支援抗美援朝，他组织生产了专门供应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罐头食品。在第二设计分局期间，他主持了新中国第一台国产汽轮发电机设计工作。
先讲一段题外话，江泽民的烈士身份。江泽民的祖父江绍岳有7个子女，长子江世俊，江泽民是江世俊的次子，江家不分男女只按出生顺序排辈，江绍岳的六子江世侯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烈士江上青，江泽民在他那一辈排行第三，比他小都叫他三哥。江上青牺牲的时候是1939年，身下只有两个女儿，江绍岳已经去世，江世俊当家，把13岁的江泽民过继给江上青兼祧，所以江泽民一般把生母叫妈，养母叫娘。1949年12月J江泽民和青梅竹马王冶坪结婚，王冶坪是养母王者兰的亲侄女。
江上青一直从事地下工作，加入军队也是抗战后的事，后来被我党派去友军做统战工作，跟张爱萍联络上1939年初的事，两人虽然一见如故，但江上青没多久就遇伏牺牲了。江泽民烈士子女的身份对他事业的帮助更多的是锦上添花的效果。
书归正传，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任命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委员。饶漱石任主席，曾山、粟裕、马寅初、颜惠庆、谭震林任副主席。1950年1月，华东军政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华东军政委员会宣告成立。
1950年2月，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简称华东工业部）成立，部长汪道涵。国营新华蛋品厂改名为华东工业部上海益民工业公司食品第一厂。
新中国新气象，所以江泽民把原来的“美女”牌商标被废弃了，代之以新的“光明”品牌，在他的提议下工厂职工设计了一个火炬造型的冷饮品牌，起名“光明”牌。品牌创始之初，他找了一辆美国道奇吉普车，在车头上放一个“光明问世”的大宣传牌，由工厂女工站在车上，手捧光明牌宣传品，在主要街道沿途广泛宣传，一时间万人空巷。在他的提议下工厂职工设计了一个火炬造型的冷饮品牌，起名“光明牌”。品牌创始之初，他找了一辆美国道奇吉普车，在车头上放一个“光明问世”的大宣传牌，由工厂女工站在车上，手捧光明牌宣传品，在主要街道沿途广泛宣传，一时间万人空巷。青年时代的他作为领导所具备的创新意识、市场观念、组织能力和严谨踏实却以激情洋溢的个性，在这次推广活动中得以集中体现。工厂在街头开设了许多光明牌冷饮供应点，也像美女牌一样，每个供应点上都配备冰箱。另外，他还想了一个办法，做了许多木制冷饮箱，发给有困难的职工家属，给予薄利补助，进行推销，后来又扩大到贫困市民，组成了一支流动的销售大军。那些流动的销售员，头戴遮阳大草帽，背起木箱，木牌一敲，拉着长腔“光—明—牌—棒冰”，走街串巷地叫卖，最终上海冷饮市场由光明一统天下。
直到1950年11月江泽民才升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厂第一副厂长。
很快，生产“梅林”牌罐头的食品厂也归江泽民领导，抗美援朝时为志愿军生产罐头。
1951年江泽民从益民食品一厂平调到中国制皂厂（后改名上海制皂厂）第一副厂长，处理当时工厂开工不足，生产亏损的局面。现在上海制皂厂拥有“蜂花”、“美加净”等一批全国知名品牌，用上海硫磺皂洗头是新近治男性秃发的秘方。上海杨浦滨江平定路1号上海制皂厂遗址有名为“皂梦空间”创意景观，已经名为“白七”的咖啡店(皂拆字为白和七)。
抗美援朝后期，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将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调到北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其中包括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史称“五马进京”。
1953年初，汪道涵也随调北京，成为新成立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他把江泽民调到一机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任电器专业科科长。在《中国电机工业发展史-百年回顾与展望》序言里江泽民说的是协助上海电机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孟庆元完成新中国第一台国产汽轮发电机，而不是主持。
序言里同时提到的汪耕担任的1958年12000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试制组组长，1958年10月27日，世界上第一台 12000千瓦每分钟 3000 转的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终于在上海电机厂诞生了。这个消息在《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和上海的《解放日报》报道后，不仅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也震惊了世界。（上述事件摘自澎湃新闻《钩沉 | 1958年，世界上第一台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在上海诞生》）
1954年9月25日，新中国第一台6000千瓦空冷汽轮发电机制造成功。而江泽民也即将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土鳖扛铁牛......
所谓科级干部的5年指的是1950年11月江泽民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厂第一副厂长到1956年7月任一汽动力处副处长前这5年多。
江泽民这期间的工作经历大概是益民食品一厂、中国制皂厂这两个地方是副科级，一机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科长，然后1954年借调北京参与一五计划制定，之后1954年11月调第一汽车制造厂，在长春进行了大概半年的俄语强化，1955年4月到1956年春在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学习电厂及电网的管理。
回国后，先在一汽任动力处科长，1956年7月15日，第一批国产“解放”牌载重汽车隆重出厂，几乎与此同时，江泽民被任命为动力处副处长。
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历史展示馆，图片来源网上
益民食品一厂历史展示馆中关于江泽民在上海粮服实验厂的职级职等一级技佐，图片来源网上，是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历史展示馆内拍摄
1950年2月6日江泽民亲手并联发动机，图片来源网上，是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历史展示馆内拍摄
1950年关明品牌问世初的推广场景，图片来源网上，是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历史展示馆内拍摄
1956年，江泽民同志（左七）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同援建一汽的苏联专家等合影。新华社发。看周边环境很有可能是江泽民还是科长的时候拍摄的。
关于这段经历中一些补充材料：
2009年10月，江泽民带着一封写于57年前的信，去医院看望原外交部长黄华。原来，57年前，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处处长的黄华和益民工业公司总经理戴锡可直接领导了江泽民来接管英商中国肥皂公司。
江泽民回忆，接管工作组的成员曾经多次去外事处开会，讨论接管中的各种情况，研究对付英商的具体策略。江泽民说：“在我印象中至少有过3次，我们一起在上海大厦开会研究。”
时光流转，57年后，当拿着那封发黄的信笺，说起当年上海肥皂厂接管中的往事，躺在病榻上的黄华对着江泽民连连点头，“目光中闪现激动的神色，伸出双手，与江泽民紧紧相握，互致老战友的布尔什维克之礼。”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益民工业公司总经理戴锡可是汪道涵的妻子，当时江泽民是她下属工厂的副厂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江上青(江泽民养父)被派往安徽做统战工作，打入国民党安徽省第六行政区任督察专员、公署秘书兼第五战区第五游击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在党内则是‘皖东北特派员’，是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根据江上青的要求，由上海地下党派的一批城市地下党员，被充实在第六行政区所属的县里任党政职务，其中就有汪道涵，被委任为中共嘉山县委书记。江上青又说服盛子瑾，给了汪道涵一纸县长委任状。
......
江泽民同志和汪道涵的夫人戴锡可也有故人之缘……江上青主持过革命青年训练班，戴锡可即是训练班的学员，江上青则是她的老师。因此，戴锡可对老师的儿子——江泽民同志，总是以大姐姐的身份对他关怀和爱护。”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江泽民，第一份工作——益民食品一厂，在解放后，正好归属汪道涵妻子戴锡可领导，而戴又是汪道涵华东工业部的属下。于是，江泽民和戴锡可、汪道涵一家越来越熟悉，江泽民成了汪道涵家的常客。
......
“除了谈工作，也谈其他事情，比如说我们的家庭。”汪道涵告诉采访他的美国人库恩，不管是碰上了充满机遇的挑战，还是碰上痛苦的磨难，江泽民都会向他的妻子倾诉，而他和江泽民也逐渐发展为一种终身不渝的友谊。
关于江泽民和汪道涵，《日出江花———青年江泽民在上海》
土鳖抗铁牛......
2005年1月，《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年10月，《江泽民在一汽的岁月》由一汽档案馆编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9年《江泽民同志在武汉热工所》丁瑞芝等编写，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0年4月《日出江花青年江泽民在上海（全四册）》 《青年江泽民在上海》编写委员会编，编委会主任为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丁薛祥，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1年6月，《江泽民在上海1985-1989》，明锐,逸峰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2年7月，《江泽民在电子工业部 1982.4-1985.6 》，纪行、方新著，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
2014年3月，《江泽民在一机部1970-1980》，本书编写组，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以上7本书基本涵盖了江泽民1946-1989年的岁月，只有1980年2月至1982年4月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的2年缺失，官方的描述是
他参与了经济特区的建设。面对当时深圳的一片荒野，他明确提出：“经济特区各项建设的起点要高，不要沿袭传统体制。”
1980年10月底，江泽民同志（前排右三）在爱尔兰香农开发区考察时同开发区负责人等合影
1980年8月21日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的江泽民向全国人大讲解有关广东省和福建省设立新设立经济特区的情况，照片《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书上有，新华社提供，网上找不到。
这7本书我只有两本，其他网上的2手书基本上都成百上千的涨价，原价翻倍就是很有良心了。
第一分册 《记江泽民同志与上海益民食品一厂》
第二分册 《记江泽民同志与上海制皂厂》
第三分册《记江泽民同志与一机部第二设计分局》
第四分册《忆江泽民同志与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
现任政治局常委丁薛祥做编委会主任，2002年~200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2003年3月至2008年3月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曾培炎写回忆文章：
敏慧好学、才华出众的好所长
曾培炎
(时为上海电科所整流器室技术员，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1962年，我和江泽民同志同一年到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工作，他是主管科研的副所长，我是技术员。那时他三十六岁，已经在长春一汽当过动力分厂厂长。我二十三岁，刚刚从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毕业。江泽民同志是我踏上社会后最早的领导之一，虽然我们之间差距很大，接触也有限，但他的一言一行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
我到所里不久就听同事们议论，新来的副所长与众不同。江泽民同志参加革命很早，还吃过洋面包，专业技术很精通。他平时戴一副深色宽边眼镜，风度翩翩，见到大家总是微笑着打招呼，群众都愿意跟他接近，同他讨论问题。那时政治挂帅，天天讲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我们开会在大食堂，一说听报告大家就犯愁，唯独听他的报告不一样，不少人早早去占座位。他的报告既突出政治，又不会满篇大道理、讲些空洞的口号，而是不时穿插具体事例，十分生动活泼。讲到关键的地方，他会插一点方言，比如四川话，说得挺像，也经常英文讲几句，有时还引用唐诗宋词，他小时候读过，随口就来，把大家的精神提振一下。同志们听着感觉很亲切，不是那么枯燥。既接受教育，也是一种享受。他出国回来，除了介绍考察内容，还给大家讲一些国外的见闻和社会情况，我们能听到这些信息十分难得。在那个极左思想盛行、封闭僵化的年代，他思想活跃，与群众坦诚相待，给研究所带来了一股新风。
除了开大会、听报告，所里各种各样的业务会议也非常多，只要有江泽民同志参加就会显得很有生气、从不冷场。他主持会议，很善于引发和调动大家思考，鼓励大家发言；又能很好很快吸取概括大家意见，做出明确结论，而且要言不烦，能抓住问题的本质，这个是他的本事。
那四年，他在所里做了很多在业内有影响、有意义的大事，开展工作既抓全面又突出重点。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其中一项，就是制订中小型电机标准。事非躬亲不知难，后来我也搞过标准化工作，要把所有生产企业的标准统一起来，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电机又是机电产品的核心部件，应用面广，品种杂乱，可以说是机械系统最通用的、产品产量最大的标准化工作，全国中小型电机的生产厂家很多，意见很不一致，难度可想而知。但产品的标准化不仅有利于保证质量、方便用户，而且一个好的标准能为国家节约不少物质财富。当时上海电科所是全国统一行业标准的归口单位，江泽民同志组织了行业中有关厂所的专家共同开展工作，最后形成各方认可的统一标准系列，通过了部门审定，应用到实际生产，最终对促进我国电机工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再举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1963年，一机部因产品需要，要求我们所试制高频脉冲闸流管。可是那时已经有风声，我工作所在的整流器研究室可能要搬迁到西安去。部里的研究任务已经下达，做与不做、怎么做，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如果做的话，必须大动干戈改造设备和厂房，但真要搬迁，又要把新设备拆掉，会造成很大浪费。就在大家举棋不定的时候，江泽民同志做出决定，派我们一批新毕业的大学生外出“借鸡生蛋”，借用南京四机部工厂现成的技术设备搞闸流管试制。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出发前他专门找我去办公室谈话，拉了把椅子让我坐，促膝交谈。他怕我们有思想顾虑，就讲了任务的重要性，要求必须集中精力完成好这项工作，并明确由我带队。他的谈话为我们这批年轻人稳定思想、搞好科研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不到一年时间，在工厂的协助下，我们试制出了三种样品。次年，整流器研究室就搬迁到西安。研究所没花国家一分钱进行设备厂房改造，圆满完成了部里交办的任务。我想这也体现了他善于组织协调、攻坚克难的领导才能。
江泽民同志是学电机出身的，他担任技术副所长是专业对口。但所里研究的专业面很广，除了中小型电机，还包括自动化、低压电器、整流器、船用电机电器、电工合金研究等很多方面，想把这么多领域的科研部门组织好，光懂一个专业知识面是远远不够的。江泽民同志在这个岗位上工作起来却很得心应手。同事们一致公认，他非常善于学习，而且学得很快，称得上活学活用。这是他的特点，我想在所里其他老同事口中也能听到这样的评论。
说到这，我再举两个例子。一是当时我们整流器研究室曾研制过“汞弧整流器”，主要用在电力机车、轧钢等重要方面，却一度产品质量不稳定。江泽民同志对此很重视，多次自己下到车间，同技术人员和老师傅一起商量办法改进。他虽然不是学这个专业的，但很快就熟悉了，而且能抓到质量问题的要害，同事们心服口服。二是1964年秋天，所里电焊机室承担电子束焊接研究课题，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国家开展这项前沿技术研究。我参加了课题组，记得江泽民同志有一次来到现场，对电子束焊接的原理很感兴趣，就同我们讨论电子枪是什么、电子束是怎么形成、如何实现焊接、用在什么地方，等等。江泽民同志对新生事物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遇到问题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而且很善于切中要害。所里同志都有一个同感，向他汇报工作必须有充分准备，即使这样有的还被问得张口结舌、下不来台。那天江泽民同志就问得很深，有的连我们学这个专业的人也很难回答。当时问到电子枪是我回答，我搞这个专业，却还是被问倒了。
今天回过头来看，正是江泽民同志敏慧好学、不耻下问的精神和强于记忆、触类旁通的特长，使他的知识日渐丰富全面，为日后治国理政、把握全局创造了条件。
江泽民同志在业务上很强，在人格上也极具魅力。当时所里有一件不胫而走的“新闻”，就是他仗义执言，坚持给所谓“白专典型”的一名技术人员加工资。那年是全国普调一级工资，这位技术员业务出色，就是家庭出身不太好，平时在工作上也比较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所在的室就把他当作“白专典型”，决定不给加工资。在江泽民同志的坚持和关心下，最终得以解决，还是加上了工资。在唯成分论的年代里，江泽民同志能如此尊重知识、爱惜人才、仗义执言，确实难能可贵。
江泽民同志对自己要求很严，待人则亲切热忱。当年在所里是这样，后来也一直是这样。1966年，江泽民同志调去武汉热工所任所长，我随整流器室整室搬迁到西安。在那之后因为两次活动，我有机会和江泽民同志近距离一起工作。1970年一机部在上海召开可控硅应用大会，抽调江泽民同志和我及另两人一起筹备会议，前后忙了一两个月；1971年在北京举办一机部技术革新成果展览，部里又调派江泽民同志和我到京筹备，当时他负责综合馆，是重头，我负责可控硅馆。当时江泽民同志已经是部属研究所的大所长，我只是西安厂整流器室一个组长。我们一起住集体宿舍、挤公交车、到食堂排队买饭，抢着去锅炉房打开水，就是起草文件、写总结报告也总是和大家分担一部分。我们都是离家长期出差在外，他却经常关心别人，问有何具体困难。同江泽民同志在一起，一点看不出他是一个领导干部，没有一点架子，总能使人感到同志加兄弟般的温暖。
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就是那次我从西安坐火车到北京筹备展览，一出站便非常意外地看到江泽民同志和另一位同志来接我。时间已经是晚上六点多，江泽民同志二话不说，拉上我们两个就进了火车站对面的新侨饭店，自己掏腰包请我们吃了一顿大餐。以前哪有什么饭局宴会，上这样的大饭店我是开眼界了。记得这顿饭花了十块钱。看得出，这顿饭他早有准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时候物质条件很艰苦，十块钱可以解决三口之家一个月的水电、房租或者是菜金，花十元钱上饭店总要掂量掂量的。江泽民同志自己平时很节俭，对同志却总是很慷慨。江泽民同志年龄比我大了整整一圈，这两次的交往，我确实能感受到一种兄长式的关心。还有一点给我的印象很深，“文革”期间江泽民同志也受到了冲击，他这位所长“靠边站”了，可他似乎并不在意，处之泰然。这就是江泽民同志的品格，不论在什么样的境遇下，都能热情关怀身边的同志，都能保持乐观向上、不畏艰难的生活态度。
江泽民同志很念旧情，后来身居高位，仍然非常尊重教过自己的老师和带过自己的领导，怀念一起工作过的同志。1997年10月，我陪同江泽民同志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他想看望教过自己的老师顾毓王秀教授。顾老知道江泽民同志访问日程紧张，要来看他。江泽民同志坚持不让，百忙中抽出时间从华盛顿赶到费城顾老家里。江泽民同志与交大的老师沈尚贤教授也多年保持联系，一次想去看望，意外得知沈老两天前刚刚去世。江泽民同志很是遗憾，执意去看望慰问了家属。这些还仅仅是我所知道的。离开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后，江泽民同志仍然关心所里的发展，经常与老同事们通电话，一有机会就亲自会见，或者请到自己家里做客。后来我们也曾一起在电子部共事，知道江泽民同志与电子部、机械部的老同志一直保持联系，时常听取他们反映社情民意，如生活遇到困难则尽可能给予照顾。
回首往事，在所里的时候同事们就普遍认为，江泽民同志政治上很强、思想上敏锐、业务上全面。年轻同志从心底里尊重他、敬佩他，把他当作学习的楷模，大家都感觉到他能干大事，对他抱有很高的期待。之后经过“文革”的磨砺和改革开放的历练，江泽民同志走上了中央领导岗位。我是1984年从驻美使馆调回北京，二十多年一直在中央部委和国务院工作，因此有机会和江泽民同志接触，深切感到他年轻时形成的性格特点和工作作风，在后来更广的天地里、更大的舞台上，有了更好的发挥和彰显。江泽民同志的高尚品格、人格魅力、领导艺术和卓越才能令世人折服，无愧为当代中国杰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1957年5月，江泽民（中）与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工程师和技术员在一起
1954年9月，江泽民奉调参加兴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1955年4月到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实习，1956年5月回国后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任动力处副处长、副总动力师和动力分厂厂长等职。1961年，煤炭供应紧张，江泽民任动力锅炉改烧原油的大型工程总指挥，工程获得成功。
处级干部江泽民的6年，是指1956年至1962年在一汽渡过的6年，开始任动力处副处长，因为动力处另外两个比他官大的领导一个是苏联专家，另一个不是党员，所以江泽民还兼任动力处党支部书记。
江泽民有着惊人的外语天赋，使用俄语如同母语一样熟练，跟苏联专家不用翻译就能直接沟通，职责之一负责接待外宾，这时候江泽民精通英语、俄语，能够用流利、娴熟的英语与外宾直接对话，能够用英语和俄语写作。
1957年反右开始了，一开始江泽民还能消极对待，一个人也没给”戴帽“，后来顶不住了，旁边基建处都11个右派了，那个时候都是有指标，动力处那么多人，再不抓典型，右派帽子就戴自己头上了，绞尽脑汁找了两个，一个信教，另一个叫葛冬青的说过”苏联机床噪音比美国机床大“，葛冬青说的是实话但当时是中苏蜜月期，这点借口足够了。
当然江泽民心怀愧疚，等风头过了给葛冬青道了好多次欠，1962年开始”摘帽“时，第一批给葛冬青平了反。
1958年大跃进开始，年底和1959年初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经历了一次重组，7个处合并成动力分厂，江泽民任厂长（正处级）。
然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停止援助撤走专家，加上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史称"三年困难时期"又称"三年自然灾害"，一汽也深陷困境，没有足够钢材，没有足够的煤炭，没有足够的粮食，人们纷纷因饥饿而倒下。
1959年9月，勘探发现松辽盆地第一个油田，并正式命名为大庆油田。1960年，国家组织大庆石油会战，石油量产，中央决定一批大型企业动力由煤改油，一汽被选定为试点。
1961年初，一机部副部长周建南亲临现场督战，并下达了一个看似疯狂的命令，三个月完成煤改油，江泽民临危受命担任总指挥。
江泽民制定了周密的计划，紧密地依靠群众，大家三班倒连轴转昼夜不停，很多人因为疲劳过度、饥饿和生病而倒下了，江泽民依靠顽强地意志，带病坚持，每天只休息很少的时间，终于按期保质保量完成。
这不仅是一个工程的成功，更意味这政治上的胜利，江泽民个人给领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建南这3个多月也一直呆再长春，后来他帮助调动并晋升了江泽民，由此，江泽民来到了职业生涯的下一个阶段，局级干部江泽民的18年。
土鳖抗铁牛......
也确实有一些实力。
1962年，江泽民回到上海，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电科所）第一副所长，主管科研和外事交流。
1962年7月，江泽民在上海电气科学研究所。
电科所是当年直属一机部的大所，有·700多员工，前文提到的曾培炎就是1962年清华毕业分配到电科所的。
在江泽民主管期间的主要成就有：
国内第一家工业用噪音试验室（当时是全国样板，现在依然宝刀不老）；
电机试验站，现在已是国家中小型电机产品的检测中心；
J2、JO2小型三相异步电机系列获一机部新产品设计一等奖；
1962年，江泽民调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负责该所科研领导工作，主持完成了当时国家急需的JO2小型异步电机系列的设计任务。1964年和1965年，江泽民先后作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参加在日本、法国举行的国际电工委员会年会，并考察国外电气科学技术发展情况。
1963年3月江泽民同志（前排右五）在上海同小型三相异步电机全国统一系列设计领导小组成员合影
《江泽民伟大光辉的一生》在电机所这一小段专门提到的这个项目之所以重大，第一个原因是它作为新中国第一代自行设计研制的电机基本系列产品，对全国电力节能降耗具有普遍而重大的意义。小型异步电动机是一种应用面广、使用量大的产品，据统计此类电机所消耗的电能约占全国发电量的40%。所以，只要提高电机一点点性能，其总体节能的效益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第二个原因是这个统一设计的项目，是一个庞大的“系列族”，基本系列的规格多达九十六个，每个规格有七项性能指标都要合格，功率范围从0.6千瓦到100千瓦，在基本系列基础上还要派生出十几个各种用途的特殊环境条件和专用系列，如矿用、船用、热带气候用等系列电机产品。1965年J2、JO2系列完成统一设计后，一直用到了改革开放，然后才在其基础上搞了更新的Y系列、Y2系列。项目取得了三个成功：一是新中国第一代自己独立自主设计的完整的系列电机产品；二是培养了一批人才，其中许多人成为电机行业的技术骨干；三是攻关技术难题中通过自主研究得出一系列成果，对后来的产品设计开发和研究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长期发挥效用。
江泽民作为一机部电工局新产品核心组的组长，亲自领导了这个项目。
1964年6月，江泽民同志（二排右一）在法国艾克斯莱班出席国际电工委员会会议期间同与会代表合影
江泽民个人生活的成果是在上海安了家，分到了一个两室一厅，虽然江泽民之后依旧在外漂泊，但家人在此一住就是20多年，直到江泽民当上上海市长才搬了家。
外语天才江泽民在此期间又解锁了日语和法语。其实中学时江泽民就学过日语，不过当时正值日本侵华，沦陷区的日语教学是日本殖民化中国的一个政策，江泽民对此十分抵触，日语学的就是及格了事，现在又开始学，是因为工作需要:
窦植（时为低压电器室工程师）：我和江泽民同志还有所里的其他同志一起报名参加设在五一中学里的日语班，每星期读3个晚上。有一次他出差一个多星期，偏偏第二天就要考试了。那晚我在江泽民同志家吃的饭，然后就在饭桌上挑灯夜战。他一共落下十几节课的内容，我真为他捏把汗。可奇怪的是，一个章节我只讲了六七成，他就说懂了。我们一直忙到将近12点。待分数出来，我得了个比较满意的95分，他的分数居然是99分！为什么选读日语？因为当时日本的电机开始在世界崭露头角。
还有一个没有提的成就：
1965年部局安排研制高温电磁泵，以满足原子能反应堆配套急需。一无图纸、二无资料、三无样机，江泽民同志查阅书籍，亲自帮助课题组制订方案，建成试验塔。研制条件很简陋，江泽民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冒着高温水银有毒蒸汽的侵害，参加了全过程试验，历时半年不断改进，最终通过技术鉴定，填补国内重大空白，使我国水银电磁泵的研制进入世界先进水平行列。
可能是电磁泵是核反应堆重要配套电机，因缘际会，1966年5月，江泽民调任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组织原子能发电设备的设计工作。
土鳖抗铁牛......
选这一段作马屁宣传，真地是不长脑子，或者是别有用心？
是电机系。而且汪伪中央大学也不是被拆散，而是解散。王外马甲河内名著战场上的蒲公英对这个场景专门有一章，还提到了当时的江同学。
台湾新竹交大整理旧档案，其中有江、朱的入学等档案
红皮的《机械制造厂电能的合理利用》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1月出版
白皮的《机械制造厂电能的合理使用》（苏）特莱霍夫 著，江泽民 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
现在京东上二手书的报价100多~800多不等，1990年版的没找到码洋价，2008年版码洋价48元。
以下节选自2006年10月《人物》杂志文章《跨越世纪的挚友情谊》第十部分：受人之托 忠人之事，作者沈永言 曾任一汽动力分厂厂长、一汽副厂长。
1988年，江泽民同志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有一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问我苏联特莱霍夫所著的《机械制造厂电能的合理使用》一书和译稿还在否？我一下子说不上来。译稿是江泽民同志1965年底寄给我的，很快“文革”开始，我被从一个两居室单元房赶到一居室单元房里。因为房子太挤，在搬家的时候，妻子杨维把许多外文书都卖掉了。时隔20来年了，加之“文革”后我又搬了两次家，江泽民同志问起这本书和译稿在不在，我说得找找看。
这本《机械制造厂电能的合理使用》是江泽民同志在李哈乔夫汽车厂实习的导师、苏联电气专家特莱霍夫所著。1956年5月，江泽民同志结束了在苏联为期一年的实习，临别时，导师将这本书送给他，并表示希望本书在中国出版，为中国同行所用。
江泽民同志是个办事有始有终，言必行、行必果的人。他没有答应导师什么，心里却始终把导师的嘱托牢牢放在心上。回国后，在担任一汽动力系统方面的领导工作中，他经常翻阅此书，从中受益匪浅，并经常把书中的一些好做法介绍给大家。但是，由于回厂后正赶上出车前夕，工作十分紧张，接着又是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上“红旗”，接着又是大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之后是困难时期，又是烧油工程……这期间，他一直记着导师托付的书，却一直没有时间翻译。1962年，他调上海电器研究所工作。研究所的工作需要他经常出国到世界各地参加学术会议、学术交流，但他还是抓紧点点滴滴空余时间，把书译成中文。可以想象，他翻译书稿的时间，正是中苏大论战的浪潮高涨之时。在这种大背景下，翻译一位苏联专家的著作是很需要一点勇气和眼光的。1965年底他将原著与译好的中文稿一起寄给我，要我帮他校对。
我开始给他校对不久，“文革”爆发，人人都被卷进这场浩劫中，书稿之事自然搁浅了。
20来年后，江泽民同志突然来电话问及此事，我赶紧在书柜堆积的书稿中找。还好，稿子找到了，是妻子杨维在卖书时，看到书稿上一页页清秀的字迹，掂到了这上面凝结的心血，偷偷将它保留下来，使它幸免“遇难”。可书却找不到了。找到书稿，我立刻打电话告诉江泽民同志，书稿还在，但是书没有了。江泽民同志听了长出了一口气，对我说：“书稿在就好办，书我来想办法解决。”
由于书的作者特莱霍夫去世多年，江泽民同志通过中汽公司常驻俄罗斯代表、原在一汽时基列夫专家的翻译刘人伟，从基列夫那儿要到一本捎回国寄给我。这时，已到了1989年春天，我在校对书稿时，发生了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不久，江泽民同志担任了我们党的总书记，我把书稿又一次搁下。可江泽民同志担任总书记不久，又打电话，问书稿校对得怎么样？这使我有一点出乎意料，便有些惊讶地问：“你都当总书记了，还出这本书干什么？” 江泽民同志回答：“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同时，它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这就是江泽民同志的为人，身处总书记高位，却不忘30多年前师友的嘱托。江泽民同志是一位多么重友情，讲信义的人啊！他说了的话，答应的事，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也无论经历多长岁月，也一定要办到。这也许是他必成大事的因素之一。
我抓紧校对书稿，为赶时间，又请第九设计院的老同志把文字、符号规范化，又帮助把书中一些插图制成铜版，按江泽民同志的安排，把书稿交给上海翻译出版公司。一个月后，该书中文译本出版。
在江泽民同志卸任总书记职务后，一位写江泽民传记的美国记者采访我时问道：“书稿是江泽民亲自翻译的吗？”我告诉他，是他亲自翻译的。书稿有2/3是江泽民亲自抄写的，有1/3是他妹妹帮助抄写的。
美国记者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我想，他是要知道，江泽民作为政治家，做起学问来，是个什么样的人。
从1956年江泽民同志接过这本书，到1990年它的中文译本出版，中间经历了34年。这34年，经历了多少风云变幻，但他珍视友谊的情怀没有变。当人们翻开这本书时，扑面而来的，首先是它厚重的历史、感人的情怀。
”人呐,就都不知道，自己不可以预料：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
上面这段话是“江三篇”最著名的一篇里的开头部分，玩梗的都懂，视频一般你用“江泽民视察国机二院”搜一般都能搜到，这段其实是2009年4月江泽民在国机二院讲话最后部分。
背景墙上有两个单位名称“国机集团”和“中国联合工程公司”：国机集团指的是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000年11月2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中央所属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00]71号），机械工业部设计研究院、机械工业部第二设计研究院、机械工业部第三设计研究院、机械工业部第四设计研究院、机械工业部第五设计研究院、机械工业部第六设计研究院、机械工业部第十一设计研究院、机械工业部勘察研究院八个勘察设计单位进入国机集团。
2001年10月25日，以机械工业第二设计研究院为核心联合机械工业第三设计研究院、机械工业第五设计研究院、机械工业第十一设计研究院和机械工业勘察设计研究院，重组成立中国联合工程公司，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完成工商注册。
跟江泽民什么关系？
机械工业第二设计研究院最早的源头是1952年初，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简称华东工业部）在上海分别成立的华东机械设计处和华东电器设计处。1952年底，国家调整工业管理体制，撤销华东工业部。华东机械设计处和华东电器设计处分别归属于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机械工业部机械工业局和电器工业局。1953年3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机械工业部发布第19号令，决定设立设计总局，在上海设立第二设计分局，由华东机械设计处、华东电器设计处等为主要组成力量。
江泽民1953-1954年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科长，一机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是江泽民进中央部委工作的第一个单位。
之后一系列的沿革如下历程：
1958年4月1日，第二设计分局改名为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设计院。
1981年6月2日，改名为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设计研究院。
1982年8月18日，改名为机械工业部第二设计研究院。
1987年4月4日，改名为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第二设计研究院。
1988年12月２日，改名为机械电子工业部第二设计研究院。
1993年5月14日，恢复为机械工业部第二设计研究院。
1999年7月8日，改名为国家机械工业局第二设计研究院。
2001年2月19日，改名为机械工业第二设计研究院。
2001年10月25日，以机械工业第二设计研究院为核心，联合机械工业第三设计研究院、机械工业第五设计研究院、机械工业第十一设计研究院和机械工业勘察设计研究院，重组成立中国联合工程公司，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完成工商注册。
2001年12月17日，中国联合工程公司在杭州正式揭牌。
2017年11月30日，中国联合工程公司更名为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
严密的学术功底，扎实的基层经历，全面的岗位锻炼。有了这些，才可以谈得上是真正的专家治国。足为现世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