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宝钢这个企业是成功的，但代表的战略是错误的。 -- 乾道学派

1980年9月4日，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北京、天津、上海等代表团的170多名人大代表，就宝钢工程建设问题向冶金部提出4次质询。

这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人大第一次对国务院组成成员的质询，人称“共和国质询第一案”。

1980年11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省(市)长会议上，提出了宝钢工程是否停、缓建和下马的问题。

不久，国务院正式通知上海：宝钢工程“一期停缓，二期不谈，两板（指热轧钢板和冷轧钢板）退货”。

上海市委副书记、宝钢工程指挥部政委陈锦华以个人名义给国务院领导写信，说明宝钢工程的现状和建设的关键问题，力主宝钢工程继续建设。此时，引进设备36万吨,已到货16.8万吨；进口材料25万吨，已到12万吨；职工队伍除了施工人员6万人，生产骨干已调集1万余人。下马损失太大了！如果下马，设备材料到货照样要付款，贷款照样要付利息，几万职工照样要开支。“如果不下马，而叫缓建，即在国家给宝钢安排下马必不可少的开支金额内增加几千万元，让工程在缓中求活。这对于稳定队伍情绪，减少损失，对于今后的建设，以至于对国内外影响都是有利的。”陈锦华洋洋洒洒两千言，秉公直书，为宝钢工程带来一丝转机。

1981年春节前夕，中央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宝钢问题讨论会。宝钢工程指挥部副指挥马成德作了简要汇报：“如果继续建设，还需要国内投资25亿元（一期）；而下马的话，除了损失100多亿外，至少也要花15亿。”

宝钢能保住，最关键的就是已经投入100多亿，沉没成本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