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金秋盛会 -- 神仙驴

一直在河里潜水围观，这次算是亲身经历了一场“国家大事”，就注册了账号发一下自己和朋友交流总结的看法，也向河里各位老师请教。

1.整个大的趋势

20年的时候，中央的想法是速战速决，而那时候很多人“真诚”地相信国外的制度和科学优势能避免爆发。但没想到环球同此凉热，一防疫就进入了第三个年头。从奥密克戎变种穿透力太强，人类社会很难靠着物理隔离来进行防疫了。上海开始各种观点分裂对立，当时有台湾和香港对照，上海的老年人疫苗接种率低，死亡人数过高，所以决策的天平导向了清零。

接着为了准备二十大，各地加强了管控，推行常态化核酸落地检，大会是政治任务避免不了层层加码，但这个病毒要想防住对基层的能力要求太高，后面越防控越多每个头，民众的配合度开始下降。人选择相信愿意相信的观点，比如国外都恢复政正常了，我们是没事找事。从十一月初传长老召集专家讨论就是要放开的信号了，也对放开的准备工作有所讨论。接着就是二十条出台，具体部署了一些准备工作。但这个时候地方已经扩散开，很多地方政府以封代瞒，沙大使说的没有领会上级意图。其实中央的信号并不明确，加之过去调子太高，地方政府出于避险心理不敢放开。矛盾进一步激化。

2.偶然事件叠加

历史从来不会按照计划来，各种偶然事件下大大缩短了准备的缓冲和准备期。至于为什么这么短就泄洪，我觉得是因为决策本来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作出的。有个细节是11月28号接见蒙古来访，上午是总理先见的，从新闻里能看到1号直到天黑时分才举行欢迎仪式。只能是有其他重要的事情耽误了外事活动，猜测是这天开会对形势做了判断。

除了防控和放开没有中间型态，不明确方向地方还是领会不了，如果引发更严重的暴力活动后果将无法预料，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其实就是决策天平完全倒向了社会稳定。而直接放开的结果则相对更能预料和可控些，虽然病毒传播的力度和严重程度还是超出了预料，但疏解了其他方面的压力。从另一角度看病毒的严重反而证明了过去封控的必要性，都是复杂事件的不同方面。

从后见之明当然可以说这个过程有各种失误，但关键节点的判断还是明智理性的。决策者固然有各种错误，但民众的狂热偏激和自私的人性难道不是和病毒一样客观和唯物么。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