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第十版出来后的疫情和未来的经济预测 -- 沉睡的天空

对潜在风险与挑战的回应

　　所有的政策都有代价和风险，未来起点收入方案也不例外。本文在设计方案时，已经充分考虑到可能的质疑和担忧。本文认为，这些担忧和质疑是不必要的，未来起点收入的利远大于弊。

　　首先，大面积地借债和发放资金，是否会带来高通胀？我们认为，在少子化、老龄化的工业社会，由于年轻人的新增需求有限，而科技进步带来的产能扩张近乎无穷，因此通胀难以维持高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国，且少子化、老龄化问题严重，所以需求增量与供给潜能之间整体上不会持续存在大缺口。

　　其次，直接给年轻人发放现金，是否会导致他们变得懒惰，不愿意工作？未来起点收入不是“大锅饭”，它的宗旨是为年轻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人生的结局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努力。该方案的金额并不足以使他们过上富足的生活，更重要的是，35岁之后就不再有按月发放的现金流，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在35岁之前为后半辈子的财务状况打好基础。它也不会导致大规模的懒惰和怠工，起点收入仅与领取者的年龄有关，而与他们是否工作无关，工作能带来增量收入，因此，“多劳多得、优劳优得”的激励机制并未被抑制。此外，从实践看，世界各地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实验表明，发放基本收入并不会降低领取者的工作意愿。

　　未来起点收入可以庇护中国年轻人不被资本剥削，让他们不必为了一日三餐而从事低价值或有害身心健康的劳动。它将赋予年轻人充分参与社会竞争的机会，使社会纵向流动性大大增强，允许底层家庭的年轻人有机会去竞争那些更有挑战、更有意义的工作岗位。

　　再次，该方案是否会使财政负担太重，债务积累太多，宏观经济风险太大？从动态的观点看问题，未来起点收入不会给财政带来沉重负担。年轻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高，发放给他们的起点收入将较大比例地转化为消费支出，市场的繁荣会带来更多投资，进而带动财政收入的增长，这种财政收支的“回旋镖效应”使得赤字的积累速度远低于美欧设想的全民基本收入和美欧实践中的医疗、教育和养老福利制度。未来起点收入也不会使政府债务水平达到难以承受的程度。如图4所示，中国中央政府的债务率非常低，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更重要的是，国债风险的高低，关键不在于债务率的高低或者上升速度的快慢，而在于债务定价货币的发行权在谁手上。中国发行以本币计价的国债，不仅是可持续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

　　其四，国债和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是否会带来美国那样的资产价格上涨，最终导致贫富分化进一步扩大？这一问题的实质是质疑未来起点收入是不是要重走美国“脱实向虚”的老路。本文认为，中国要汲取美国的教训，但并不意味着凡是美国做过的事情我们都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央行扩张资产负债表买入国债，是否会导致资产价格上涨，取决于这笔资金的使用过程“利为谁所谋，权为谁所用”。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最本质区别，既不在于央行是否独立，也不在于政府债务率的高低，而在于国家性质和执政理念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维护人民的民生福祉。2008年以来的多轮量化宽松中，美国不断扩张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去购买国债，但所得的资金中直接发放给本国民众的部分只占很少的比例，主要部分还是用来购买金融市场上的股权和企业债等高风险资产，拯救破产的华尔街金融机构。而未来起点收入的设计理念，则是将通过发行国债筹得的资金补贴给各个阶层的年轻人，使资金进入消费以拉动生产、研发和高质量就业，而不是进入金融系统压低利率、拉抬资产价格。未来起点收入的政策目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共同富裕，通过向年轻人发放资金，再配合以遗产赠与税、移民脱籍税等税收调节，使中国的贫富分化指标进入缓慢而持续的下降通道。

　　最后，该方案的受益者是年轻人，是不是难以获得中老年人的支持，且对他们不公平？在同一个族群中，年轻人是中老年人生命的延续，是后者奋斗的价值寄托。在坚持个体价值本位的欧美文化中，资金的分配对象是否覆盖到全民，也许是一个值得争吵的大问题；但在坚持集体价值本位的东亚社会，由于文化传统强调发展教育、倾向储蓄，重视培育年轻人，这根本不是一个大问题。更何况，在过去三十年里许多大城市房产价格相对于工资出现了数倍的上涨，造成了代际剥夺的现实，未来起点收入因此可被视为恢复代际公平的一项必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