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王海光：一个小学教员的反革命案（有删减） -- 万年看客

1970年2月6日，是中国农历庚戌年春节。吉林省海龙县红山口公社和平二队柳福禄家的这一年春节却充满恐惧煎熬。在2月4日（农历腊月28日）的这一天，户主柳福禄被公安机关带走了，罪名是“现行反革命”。

柳福禄，35岁，是当地一位小学教员，已有10多年教龄，是四个孩子的父亲。因为他有了一个地主分子的父亲，是出身于“反动地主家庭”的“黑五类”子弟，又是小学高年级的任课教师，柳福禄自然是首当其冲的革命对象。在“斗、批、改”阶段，公办小学全部下放农村。柳福禄被下放回家，被迫中断了十几年的教学生涯。

1969年10月，柳福禄在给当地小学代课的过程中，给学生听写生词时，一个不会写的学生当场捣乱，把默写的字词说成是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袖恩维尔·霍查”的不敬，拒绝听写。当地大队革委会把此事定性为政治事件，把柳福禄重新赶回生产队劳动。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当地大队革委会又把这件事拿了出来，说柳福禄“在课堂上借给学生考试之机散布反动词句”，“利用合法的课堂搞反革命政治活动”。不仅如此，大队革委会的领导人还利用柳福禄与邻居的矛盾，声称他家墙上挂的毛主席像被人用针刺了，并认定这是他们发泄阶级仇恨的现行反革命行为。他们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再加上为地主老子翻案等罪名，构成一个现行反革命案件。柳福禄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报送专政机关逮捕。

为了获取认罪的口供，专政机关对柳福禄反复突击审讯，进行了种种恐吓逼供，交给群众大会批斗，最后被关押到县劳改队劳改。他的妻子、父亲和孩子也都遭到审讯逼供。随后，在案件审理的复核过程中，审案人员经过重新调查，给柳福禄罗织的这些罪名都查无实据，“现行反革命案”不能成立，遂将柳释放回家。文革结束后，柳福禄向中共海龙县委和教育局提出申诉。1979年2月，海龙县公安局正式发文给他平反。

柳福禄的这起反革命政治案件，是成千上万“四类分子”家庭在文革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一个缩影。关于“四类分子”在文革中的悲惨境遇，极端的有对“四类分子”满门抄斩的暴行，如北京大兴惨案、湖南的道县屠杀等，但更普遍的是那种密不透风的政治迫害，喘不过气来的政治压迫。柳福禄反革命案的这个事例，并不是那种鲜血淋漓的残忍屠杀，但更具有当时日常生活的政治逻辑，是那种更常规更普通更经常更为人们熟悉的政治性人身迫害。

我们研究历史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特别偏好精英阶层的历史，帝王将相的历史，而对民间社会、草根阶层的历史往往忽视。现在的文革研究中，这种倾向也是很严重的。其实，从人权的意义上说，相对于刘少奇、林彪的文革命运，这些“四类分子”及其家庭的文革命运，更令人同情。这里所说的还并不是什么草根情结的问题，而是如何全面地认识历史的问题。

在文革中，虽然干部阶层是受冲击的斗争对象，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其家庭子女也受到牵连，不同程度地遭到了迫害。但他们遭受的迫害与“四类分子”还是不能比的。干部及其家庭成员受到的迫害，是荣辱与共的大起大落。虽然台上台下的境遇落差很大，但时间很短。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干部政策的落实，被打倒的干部也就相继被“解放”出来了。从整体上看，干部阶层的境遇命运，无论如何颠沛流离，是要高于一般平民的。而“四类分子”及其家庭则不同。无论运动如何发展，国家政治贱民的身份，都是他们不可改变的宿命。他们缺乏基本人权的保障，在社会最底层苟延残喘，战战兢兢地生存，但是还不断地有无妄之灾降临到他们头上。

在文革初期的造反动乱阶段，“四类分子”非但没有参加运动的政治资格，还要被当做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在某些斗争极端的地方，“四类分子”及其家庭成员还遭到了有组织的集体屠杀。在文革的治乱过程中，“四类分子”又是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垫脚石。政权要通过对他们的专政，重新恢复社会的政治秩序，再度确立起自己的权威。所以说，他们是真正的给文革运动垫底的社会阶层。这些人的生活境遇如何，不仅能够准确地反映出文革政治潮流的涨落；同时更能直接反映出文革中底层社会的状况。

柳福禄的“现行反革命案”，发生在“一打三反”时期，是在动乱后重新建立社会政治秩序的大背景下发生的。通过这个案件的微观视角，不仅可以看到文革中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的形成，还可以看到文革对农村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影响，还可以看到农村基层政权在由乱转治过程中如何用阶级斗争方式重建权威的。

本文所用的材料，是王锦思先生收集的吉林省海龙县公安局刑事档案中“柳福禄反革命案”的全宗。该全宗共有500页。内容有调查材料、审讯记录、综合报告、证人证言、核实材料、处理意见、本人申述、公安局平反决定等等，共有150份原始档案材料。从犯案、审理、复查、平反，整个过程都有详细的文档材料，涉及有名有姓的人员约40人左右，案件内容相当完整。当事人有非常好的叙述能力，事情经过及其心理活动，都讲述得非常详细。特别是案卷中还附有所谓“针扎”毁坏的毛泽东像的“罪证”原件，尤其难得。如此系统、完整的“现行反革命”档案，在社会上是比较少见的，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笔者试图通过这个案卷，尽量完整复原当时的具体历史场景，力求在两个研究维度上有所发掘：一是揭示文革对整个政治生态的恶化，特别是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在文革中的人权状况；二是文革时期所发生的政治案件的性质，侦破和审理的整个过程，以及如何定案的各种政治因素。

本文对“柳福禄现行反革命案件”的剖析，是要从农村社会微观政治的视角出发，梳理出两条线索的交互关系：以透视文革中底层民众的政治社会生态为主线，以“恶攻”类政治案件的发生和处理过程为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