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曹德旺回忆的改开前(1)-文革时靠拿提成成为万元户 -- 天马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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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这是有意而为之的

那时存在市场经济因素也太正常不过了,因为中国的计划经济运行非常失败

如果中国的苏联式计划经济非常成功,那就意味着中国有着非常强大和路径依赖的中央集权控制的经济体制,如果那样的话,邓小平就只能当地图头和叶利钦了。

就是在中国成功照搬苏联模式一五计划的时候,主席首先看到了苏联强中央集权模式的巨大弊端,从那时起直到他去世前的1975年,他都在一直强调并推行地方分权“块块”经济来改革苏联模式的弊端。

主席的第一次地方分权的尝试在1958年匆忙推出,这是一次不成功的尝试,拿到发展权和人财权的地方政府与大跃进运动叠加在一起,加之当时中国才刚刚经过一五计划的发展,各方面的物资条件仍很匮乏,不足以支持这样的分权。于是在遇到挫折之后,刘少奇主导把分散出去的权利再次集中回到中央部委。

但主席对苏联式的中央集权机制相当反感,为此计委主任李富春没少受主席的敲打。在1969年通过文革解决了领导层的问题和三五计划的三线建设解决了中国工业战略布局之后,主席再次启动了向地方分权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

1969 年2 月,全国计划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学习了毛泽东关于经济建设的若干指示精神,其中强调在处理条块关系中要以“块块”为主 。此次会议下发财政、企业和物资管理体制三个文件,向地方下放权力。在财政管理体制方面,除中央直接管理的企业收入之外,其余下放到地方。除了中央直接管理的有关支出外,其余各项支出下放到地方。企业管理体制方面,中央各部门所属科研、设计单位和大专院校下放给地方,改建扩建工程应随生产下放,除了重点项目外的新建项目尽可能下放。物资管理体制方面,主要原材料和设备由中央统一分配,其余物资由地方管理,自行组织区间衔接,各主管部门协助

四五计划就是根据主席的地方分权思想制定的。

所以,北纬帖子中写的贵州与广西的计划外交易,其实就是70年代初“块块”经济兴起的典型特征,这是主席用来给苏联式中央集权控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大掺的沙子,这种经济模式的主要特征就是,经济发展的责任主体是各级地方政府(省,市,县,公社,大队),是苏联式计划经济成分之外的另外一种经济成分,其需要的物资除了一部分由中央计划调配之外,其余的自己想办法搞定,所以当时形成了一个“块块”之间自发交易的物资交换市场。主席在1970年的一次谈话中赞扬了这种经济模式:

“就是两个积极性,中央的积极性和地方的积极性,就是要有这两个积极性! 让他自己去搞,中央不要包办,你自己去找嘛! 结果到处去找,每个公社去找,每个县去找,每个省去找,七找八找都找出来了,找出煤和石油了。所以统统抓在我手里不行啊,我管不了那么多啊! 要学你们美国的办法,分到五十个州去。

自此,中国的“块块”经济成分快速地发展起来了。

对比一下苏联的情况,其实苏联在50年代后期也意识到了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所以当时的赫鲁晓夫也主导了一场从中央向地方分权的改革,但这场改革在遇到初期的混乱之后,就停滞了。赫鲁晓夫之后的勃列日涅夫又重新走回了老路,重新以各种精致的手段加强中央集权的经济模式。

对于苏联而言,赫鲁晓夫之后的领导人放弃了沿着地方分权进行更为持久和坚定的改革方向,而从另一个相反的方向,即提高中央集权管理的精准化水平来克服经济效率低下的弊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赫鲁晓夫之后的苏联改革事实上在不断强化着中央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

从比较历史的角度看,尽管从20 世纪50 年代中国和苏联领导人都认识到了苏联式计划经济高度集权的弊端,而且都进行了体制层面的改革,但是只有毛泽东持续地将地方分权的改革推行下去,从而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

主席对于计划经济的改造导致了中国与苏联经济结构的重大差异,而这种差异对两国改革战略和改革绩效有重大的影响。

所以苏联与中国经济模式的的重大区别就是,在60-70年代,他们缺少一个毛泽东来继续推行地方分权的经济改革(其实还有发展农村社队企业),这导致了他们在八十年代末想搞市场化改革时,其经济成分几乎完全是中央集权控制的单一形式的经济体,不像中国,在80年代,由块块经济和从社队企业继承而来的乡镇企业提供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中国与苏联模式相同的中央集权部分的“条条”经济部分,对这部分的经济改革实际上和苏联一样,也失败了。

改开后八十年代的官方宣传其实体现了相当的自我矛盾和欺骗性(我相信这是小平同志有意的),即一方面极力鼓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并且继承和受益于毛泽东留下的“块块”经济和社队企业的经济成分的遗产(这个就不宣传了),另一方面把主席对传统苏联模式的改革和削弱宣传成主席不懂经济瞎胡来的证据,毛主席1956年就死了最好的说法甚嚣尘上,似乎没有毛主席的瞎搞,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好很多。

实际上,如果没有毛主席的经济改革,中国的计划经济也许会更“成功”一些(以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央始终是强调集中的),但这个“成功”越成功,中国就越会是像苏联那样积重难返,成为一个不可改革的经济体,而邓小平就更可能成为地图头+叶利钦。

很多河友的认知也体现了这种自相矛盾,一方面他们盛赞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另一方面又认为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还可以做得更“成功”,因为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之外的经济成分比中央集权计划“乱”。

更多的河友还在以左右的模式来看经济模式,似乎计划经济就是左,市场经济就是右,但实际上,左与右主要体现在生产资料所有权归属于谁,而并不是经济的管理和运作模式,从这点上说,小平同志说的话是对的,资本主义也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

相比于左与右,从经济模式的角度,用中央计划内经济和计划外经济来看待新中国的经济史更为客观和符合逻辑,中国的经济发展史实际上也充斥了计划内经济对计划外经济成分的打击和挤压,还有招安(如果体制外经济体发展得好的话,官方的说法是支持XX的发展并纳入体制内的管理)。主席一手推动中央集权经济(传统的计划经济)之外的经济成分的创建和发展,它包括地方的“块块”经济和农村社队企业的集体经济,主席对中央集权经济之外的经济一直是大力支持并寄予厚望的。小平同志实际上是继承了主席的这一思想和遗产(当然他不说,除了在他刚上台还要借助于主席的话来开道的时候),小平同志的贡献是将这些遗产制度化了,并进一步将所有制从地方国有和集体所有突破到私人所有。

我在这个帖子里也表述了类似的观点。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通宝推:陈王奋起,初心,燕人,脚踏单车,桥上,心远地自偏,匿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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