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236- Anil Seth：现实是不是受控的幻觉？ -- 万年看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XcH26M7PQM&t=965s

我不知道做你们是什么感觉，但是做我的感觉太奇怪了。在此前超过一年半的时间里我都没有听过讲座，更不用说亲自做讲座了。现在我来到这座美丽的建筑，在这么多了不起的观众们的环绕下谈论我即将出版的新书，让我感到非常不安，同时感觉也很好。

那么与两年前相比，我是否依然还是同一个人？过去一年半我一直在家里一个人待着——顺便说一句，画面上的房间就是我家——居家隔离严重打乱了通常用来定义我的生活的社交互动。我似乎还是同一个人，当时的我与现在的我之间似乎存在很强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是身为任何人的很大一部分，无论是身为我还是身为你。在认知科学领域有一种现象名叫变化盲视，在我跟你说话的时候，这张图片正在逐渐改变，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到了改变的发生。我希望有些人能注意到，至少来自我的实验室的人们能注意到。实际上，画面上的房间图片来自我的美国同事迈克.科恩（Michael Cohen）。我依然不知道画面中有多少处改变。你的认知改变了，但是你却没有意识到改变，这就是变化盲视揭示的事实：变化并不只是发生于认知的东西，而且也是认知的一部分。我们对于改变的认知就像对于颜色、形状、气味以及其他事物的认知一样。

我认为同样的原理也可以应用于关于自我的感觉，实际上我称之为自我变化盲视。由于进化设计的设定，我们的大脑与心智对于我们自身改变的认识程度要低于实际改变的程度，因为我们认知自身的目的是为了控制自身，是为了继续活下去。作为我或者作为你的经验是一种受控的幻觉，其设计目的是为了让人体继续运作下去，让我们活下去。我的新书的关键信息如下：我们对于身边世界以及我们自己的认知不仅要伴随以及通过我们的身体来进行，而且正是因为身体才得以进行。这就是我所谓的“动物机器”意识理论。我们之所以拥有心智以及有感知的细胞，正是因为——而不是尽管——我们的本质是有生命的机器。

这本书提出的挑战，驱动上述理念的挑战——关于这个挑战还没有人写过什么值得阅读的东西——就在于理解物质体系——例如大脑与身体——与私密且主观的体验世界以及身为自我的体验之间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我们最好先进行定义。我最喜欢关于意识的定义来自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对于某个有机体来说，当且仅当存在身为该有机体的体验时，该有机体才具备有意识的心智状态。”这世上存在身为你的体验，也存在身为我的体验，大概还存在身为大象、蝙蝠、袋鼠的体验。但是这世上恐怕并不存在身为桌子、椅子、笔记本笔记本电脑或者一杯水的体验，这些体系产生不了自我感知。以上就是意识的定义。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还需要定义意识不是什么。意识肯定不仅仅是单纯感知环境，比方说这一株猪笼草正在捕食，但是它没有意识。至少我们不必非得假设这株植物一定要有意识。意识也不等于智力。例如AlphaGo在2016年打败李世石的时候，我们同样没有必要非得认为AlphaGo意识到了自己正在做什么，因为它只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机器学习程序而已。意识还不等于能动性。例如波士顿动力公司一直在制造越发吓人的机器人，它们的跑跳行动难免让人感到它们正在执行非常复杂的、基于目标的行为。但是这些机器人依然没有内在的一点灵光。上述这些体系全都没有内在世界。更有争议的是，当我们考虑人类意识的时候，我并不认为意识就等同具有完全自省的自我，这样的自我意味着你知道自己有意识，知道自己的名字。我觉得这种程度又有些多余。任何体验都可以算是有意识的体验。实际上你可以认为有意识体验是一切体验得以存在的空间。这样一来问题又来了：意识究竟怎样发生？意识怎样与我们颅骨里的这团电化学湿件产生联系？

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在直觉上很难相信这个问题居然可以通过科学来理解。哲学家大卫.查莫斯（David Chalmers）非常著名或者说臭名昭著地提出了所谓“意识的困难问题”。用他的话来说：“人们广泛同意，体验来自物理基础，但是我们无法很好地解释体验为什么会以及如何出现。为什么物理流程会带来丰富的内在生活？这一点看上去很不合理，但就是这么发生了。”就算你解决了查莫斯所谓的“简单问题”——即大脑的运作机制，这团复杂的线路如何接受输入并且提供输出，指导我们的行为，存储记忆，等等——就算我们解决了所有这些问题，“为什么会出现意识”这个困难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回答。面对困难问题，有些思想家倒向了非常激进的方法或者潜在答案。例如泛心论（panpsychism）主张意识是根本性的、无所不在的存在，就像一层果酱涂抹在整个宇宙表面。泛心论的弊病并不在于看上去很疯狂，而在于这个理论解释不了任何问题，既无法检验理论的真实性，也不能根据理论进行可检验的预测。在另一头的极端是迷妄论（illusionism），这种理论认为我们研究意识时产生的神秘感完全搞错了重点，意识完全没什么神秘的。意识的本质无非是又一套机制而已。意识并不存在，至少我们通常认知当中的意识并不存在。我认为这种理论就好比吃药：服用恰当的计量非常有用，因为可以在你眼中的事物与你对于实际事物的理解之间打开一道缝隙；但是如果你服药过量，认为意识并不存在，那么我并不想走到这一步。因为对于你我来说，要是没有意识那就没有我们了。

所以我的方法——这不仅是我的方法，我只这么说而已，这其实是这一领域绝大多数研究人员的方法——就是所谓的“意识的真正问题”。我们要使尽力气强行抓住牛角：意识确实存在，而且它的存在深度依赖大脑以及身体，基于这两点我们才能考虑意识究竟是什么。我想要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询问，大脑与身体的机制与流程如何解释、预测与控制了意识的各种特质。这些特质可以是功能性的，比方说因为我们有意识，我们可以做各种事情。我可以看到这杯水，我可以喝水，可以装没看见，我可以把水从我肩膀向后泼过去，这都是有意识的好处。但是这些特质同时也是现象性的，比方说情绪体验或者嗅觉体验是什么感受。通过解释这些特质，你在意识科学的道路上就取得了一定进展。我的方法并不涉及困难问题，因为我不打算回答你体验怎样像魔法一样通过单纯的机制得以产生。同样，我的方法也不涉及简单问题，因为我并非仅仅将大脑当做机器来解释，将意识体验扫到地毯地下假装不存在。

有很多答案与传统都与我的方法类似。我不想假装自己提出了什么全新理念。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所谓神经现象学（neurophenomenology）的影响，这门新兴学科又与二十年前去世的智利认知科学家弗朗西斯科.瓦莱拉（Francisco Varela）关系密切。这门学科的基本直觉主张，与其解答查莫斯的困难问题，倒不如将其化解。我用历史打一个可能有点用处的比方。不久之前科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还困惑于科学应当如何解释生命，生命似乎无法用机制来解释。这种看法难免指向生机主义（vitalism），即需要所谓的“生机火花”才能解释生命。现在我们已经不这么认为了，也不再需要生命来自特殊源头的假设了。我希望并且相信，同样的做法也应该应用在意识问题上。我们不该认为意识是一个巨大且吓人的谜团，需要灵光一闪的天才解答。通过分别检查这个问题的各项特质并且分别解释，我们可以化解困难的意识问题，就像化解困难的生命问题一样。

生命肯定与意识不同，我认为生命与意识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你不能将意识体验放在桌子上检查。意识体验在本质上就是主观的，存在于有机体内部，这使得意识很难研究，很难得到正确的数据。但是这并不会致使意识科学完全不可能开展——就像某些人主张的那样——只不过意味着意识科学非常困难而已。你总归还是能够得到一点其他人的数据，也总归可以尝试着预测、解释与控制意识现象。在关于生命的研究当中，人们发现了生命体系的不同特质，例如生殖、稳态和新陈代谢。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研究意识，不要将意识当成单一的整体，而是通过多种不同方式来看待意识。我在苏塞克斯的实验室关注意识层次，比方说你在多大程度上有意识？在麻醉药控制下和在清醒状态下的意识有什么区别？然后是意识的内容，比方说你对什么东西有意识？现在你对我的声音有意识，对于身边围绕着很多人的体验也有意识，但是颜色、形状、身体靠在椅子上的感觉也都是你的意识的内容。最后是对于很多人尤其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身为自我的体验，身为你的体验。

我们来分别看看上述的各个意识领域。首先是意识层次。在大脑里有什么可以解释清醒明白与一堆活肉之间的区别？首先，意识层次与清醒并不一致。一般来说两者是一致的，你睡觉的时候会失去意识，醒来时又重新获得意识。但是确实在有些情况下这两者会脱节。比方说你在睡觉的时候会做梦，而做梦的时候肯定有意识。另一方面还有植物人状态或者无思维的清醒状态。受到严重大脑损伤的植物人也会经历清醒与睡眠的脑波循环，但是看上去他的头脑里似乎并没有产生意识。所以意识与清醒并不是一回事。我们需要询问大脑里有什么机制与意识同时发生，而不是与清醒同时发生。长话短说，我介绍许多不同研究方法当中的一种。我们在实验室里按照这种方法来研究，叫做Lempel-Ziv复杂度。听上去很复杂，但是实际原理很简单。就好比拍一张数字照片然后压缩，好让你能将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出去。数字文件压缩的原理是寻找图片或者任何数据当中的重复模式，或者说数据集当中存在多少不同的0与1组合，然后创建一个资料库，用其中的资料来重建原本的数据集。这就是Lempel-Ziv复杂度。你可以认为复杂度越高，数据集当中的模式也就越多样。

如果用同样的方法来研究大脑活动的数据而不是数字照片，就能发现很有趣的东西。我与迈克尔.夏特纳（Michael Schartner）以及亚当.巴雷特（Adam Barrett）在苏塞克斯合作展开研究。当你在麻醉药作用下失去意识时，大脑活动的复杂性程度会下降，变得更加规则，更容易预测。睡眠也是一样。画面上是我的同事通过插入大脑的电极录制的另一套脑活动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清醒状态与快速眼动RAM状态的大脑活动模式基本一致，这意味着你在睡着做梦与清醒自觉的时候都具有意识。至于在睡眠的其他阶段，大脑的活动程度则要低得多。非常意外的是，我与帝国学院的同事们还利用同样的衡量方法研究过服用迷幻药过后的大脑——无论是LSD、裸盖菇素还是氯胺酮——发现大脑活动变得更加多元化，更加难以预测。媒体新闻惯于宣称“科学家发现了更高层次的意识状态”，但是其实我们并不想这么说。更准确的说法是，我们发现了某种可衡量的大脑动态，这种动态是服用迷幻药之后大脑活动的典型特征。

这是追踪脑内意识层次的神经指纹的第一步。但是这一步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些现象。下面我介绍一下我们目前的进展程度。一方面我们试图基于这种理念开发新的测量标准，另一方面这种理念为我们提供了原则性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这些现象与意识相关。这一理念基于最早激励我试图将意识科学作为事业的作品。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在读博士的时候读了一篇论文，作者是杰拉德.艾德曼（Gerald Adelman）——后来他成了我在圣地亚哥的老板——与他的学生朱利奥.塔诺尼（Julio Tanoni）——现在是业内的领军人士。这两个人认为，一切有意识的体验都有两种特质。一方面有意识体验是整体性的，每一部分都不能与其他部分分开，全都发生在同一个统一场景里；但是同时有意识体验也是高度信息性的，你所感受到的每一种有意识体验都会排除掉大量你本来可以感受到的其他替代性体验的同时发生。根据严格的技术性定义方式，这一点减少了不确定性，因此体现了信息性。意识的这两项特质很难直截了当地应用在我们打算解释的其他生物学方面。所以我们想要一种衡量大脑活动的标准，用来同时反映整体性与信息性这两种特质，以及把握住这两者的中央交界地。

我们针对这一点已经研究了好几年，目前依然还在研究具体衡量标准的阶段。画面上是今晚讲座要展示的唯一一条公式。这条公式表明我们可以抓住这块交界地，可以通过大脑活动的数据来检测衡量标准是否合理。目前这种交界地衡量方式的表现还赶不上较为简单的其他方式，还需要进行大量工作。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另一个方向则是衡量涌现现象。涌现是另一种非常有趣、非常富有争议、非常难以定义的现象。通俗说来，所谓涌现就是大量的个体部分组成的松散整体——例如一群椋鸟形成的鸟群——似乎变成了有生命的个体，鸟群的行为表现似乎远远超出了每一只椋鸟的行为表现的总和。我们看到自然界的涌现现象总能一眼认出来，但是在数学层面却很难确定涌现什么时候才会在其他体系当中出现。比方说神经元激活的复杂模式究竟像不像鸟群？这是个很困难的问题。我与莱诺.巴奈特（Lionel Barnett）以及费尔南多.罗萨斯（Fernando Rosas）一直在试图量化涌现现象，从而确定其是否能用来衡量意识层次。

接下来我们谈谈意识内容，也就是我们的意识体验怎样在特定时刻被各种不同事物占据，例如物体、人物、颜色、形状等等。为了远离令人晕眩的公式高地，我们再来看一场实物演示。请大家关注画面中间的黑色十字，不要移动眼球，也不要眨眼。多少人看到十字周围紫红色圆点消失的位置出现了绿色圆点？现在眨眨眼再看？紫红色圆点又回来了，绿色圆点并没有出现。这个现象名叫追逐丁香视错觉（Lilac chaser illusion），是多种不同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特克斯勒消逝效应（Troxler's fading）：假设某一个边缘模糊的物体位于你的视视野余光当中，这个物体往往会在你的体验当中消失。其次是视运动（apparent motion），即相邻物体轮流消失出现，大脑就会推测这些物体正在运动。最后还有反色原理（colour opponency），大脑会将各种颜色排列在空间当中，而紫红色的对面是绿色。因为紫红色是红蓝混合，但是绿色在电磁光谱上位于红色和蓝色之间，所以大脑一旦发现红色和蓝色就会预期感知绿色的脑细胞得到激活。但是绿色没有被激活，因为你只看到了红蓝色。所以说紫红色就是非绿色。而紫红色的消失则会被大脑诠释为非-非绿色。

上述这番稀奇古怪的理论说明了一件事：你的大脑是一台预测机器。在事物的实际与你的体验之间存在一道空隙，因为大脑一直在试图理解究其根本而言充满噪音、歧义与不确定的数据。请想象你是个大脑，想象你受困在颅骨里，想要理解颅骨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颅骨里面没有声音，没有光线，只有黑暗与寂静。你只能依靠分析电信号来感知外部世界，而这些电信号与事物之间仅仅存在间接联系。因此感知必须是推测与尽量猜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大脑整合了这些没有声音、没有颜色、不具备确定性的感官信息，将其与自己的先前预期以及先前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结合起来。这就是我们有意识地看到的事物。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大脑对于外部世界的最贴切猜测。

这是对于大脑感知过程的非常抽象的高层描述。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公式也可以描述这个过程，这就是贝叶斯概率公式。这个公式对于大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脑感知遵循了贝叶斯推断。贝叶斯公式是概率与数学领域的古老概念，描述的是如何在不确定的条件下进行推理。由于世间一切都不确定，贝叶斯推断极为有用。我们可以用这个公式来确定疫情现状或者定位失踪的潜水艇。简而言之，贝叶斯推断就是反向推理，通过效果来推测怎样的起因导致了这些效果。就大脑感知而言，效果是眼耳感官接受到的信号，导致信号的起因则是外部世界的事物。实际上这个过程通常非常复杂，必须倚靠计算机来完成。但是有一种解法至少能让我们得出某种近似值，就是进行所谓的预测处理（predictive processing）。大脑进行最贴近猜测时采用的就是这种做法。

预测处理的原理非常简单：我们信号在大脑当中双向传输，一方面从外部进入大脑内部，另一个方向从大脑内部传播到感官与外部世界。如果将从内向外的信号当做预测，这些就是对于外界正在发生什么的预测。而从外向内进入大脑的信号则是预测误差，这些误差告知了大脑预测与结果之间的差距，试图通过数据的变化将预测误差最小化，要么升级预测，要么修改数据。这些预测共同确定了大脑的最贴近猜测，而这一结果其实非常贴近贝叶斯推断的结果。除了数学层面的等同之外，这一点还在概念层面开启了我们的思路。我依然觉得非常令人困惑的是，我们习惯了将认知当做解读感官信号的过程，似乎世界通过感官的透明窗口涌入了我们的大脑。但实际上这个过程是反过来的，我们的认知其实是从内向外的过程，感官信息的作用是约束我们的最贴近猜测不至于出格。所以认知内容由从上到下的预测来决定，从下往上的感官信号仅仅用来纠正误差。

如果你要询问这些主张有什么证据，我们确实在实验室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画面上展示的研究是我与曾经的博士后学生亚尔.品脱（Yair Pinto）合作完成的。我们向受试者的两只眼睛分别展现不同的图像，一只眼睛看到人脸从空白背景当中逐渐浮现，另一只眼睛看到不断变化且逐渐消失的颜色块。当两只眼睛同时分别看到两种图像时，大脑并不会把它们混合在一起。一开始受试者只会看到颜色的变化，过一段时间脸才会进入他的意识。根据先前的理论，我们可以做出如下预测：假如感知主要通过大脑的预测来实现，那么假如在播放图像之前首先让受试者的两只眼睛都看到“脸”这个词，让他预期自己将会看到一张脸，那么与没有预期的情况相比，他将会更加准确且快速地看到人脸。实验数据证明了我们的预测。

我们尽管可以在实验室里进行这种心理学实验，但并不能让我们更接近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历的五光十色的各种体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另一类试验，我称之为计算神经现象学，换句话说就是利用计算模式来理解大脑与体验的关系。我们目前正在关注不同寻常的体验，因为理解某个系统的最好方法就是推它一把，使其表现失常。我们尤其侧重于研究某一类视觉幻觉。请看画面上这团云朵似乎形成了一张脸。我们可以从云彩里看到人脸，我们可以从烤糊的面包片上看到人脸，我们几乎可以从任何东西上看到人脸，因为大脑对于人脸非常敏感。这意味着大脑会强烈地预测人脸的存在。

我们能不能理解以及模拟这一现象？假设我们将预测程度调高又会怎样？之前我与铃木启介（Keisuke Suzuki）一起采用了非常著名的神经网络来研究这个问题。神经网络可以分析图像内容并且告诉你画面上有什么，画面信息自下而上地流动。但是你也可以将分析信息的过程调转过来，事先锁定神经网络的输出结果——比方说狗——然后让逆转的分析过程去更改画面内容，换句话说就是将预测投射进早就存在的图像里。我们利用这种方法处理了一段用VR头显播放的360度全景视频，在这个世界里无论往哪里看，无论看什么东西，都会冒出大大小小的狗头。我们将其称之为幻觉机器。我们并没有采用Photoshop将狗头插入这段视频，而是视频后台的处理机制在图像的各个部分都发现了狗的特质并且以各种有趣的方式呈现了出来。我们这是模拟了一颗对于狗的预测力特别强的大脑所看到的情况。

我们现在正在更进一步地试图模拟不同类型的幻觉。幻觉是非常复杂的概念，不同的人们会产生不同的幻觉。例如帕金森氏症与老年痴呆症患者可以有非常复杂的幻觉，其中包括完整的场景、人物与物体。其他幻觉则非常简单，只能看到模式与形状。我们有非常精密的高水平神经网络，可以模拟不同类型的幻觉。画面上第一行的每一张图像都是一个产生幻觉的起始点：鸟、蘑菇、灯、火山以及一朵花。往下到了第二行图像变得模糊了不少，因为我们模拟了失去中心视力的人们看到的景象，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邦纳综合症（Charles Bonnet syndrome）患者的身上。假如我们发动神经网络，就会看到各种不同的幻觉，每一种幻觉都指向了不同的感知体验背后的机制，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大脑如何构造感知。我们现在正在完成闭环，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患有这些症状的人们，让他们指出哪些由神经网络生成的幻觉虚像最符合他们的日常生活体验，从而按照人们的切实体验来修正我们的实验研究。

这种思路让我们想到，幻觉就是失控的认知。正常的认知过程一方面要推测外部世界的情况，同时还要平衡感知预测与预测误差，这个过程一旦脱轨就会产生幻觉。对于我来说，这一点反过来则意味着——我最早从克里斯.弗里斯（Chris Frith）那里听到了这种说法——认知其实也是受控的幻觉。这句话经常遭到误解，人们往往以为这句话主张认知与外部世界没有关系，一切都是编造。人们经常告诉我：“有本事你站到公交车前面，看看你还觉不觉得认知是幻觉。”不，关键在于受控二字。外部世界以各种对于有机体来说有趣或者有用的方式控制了我们的认知。但我还是喜欢强调这句话，因为这句话指出了幻觉的连续性。幻觉并不是独立于正常认知的完全不同的物种，幻觉与认知的基础是同一个过程，只不过就前者而言，预测与误差之间失去了平衡，大脑的最近似猜测丧失了对于现实的把握，以至于让当事人看到了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

在我的书中，我试图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个理念，不仅仅局限于在苏塞克斯大学校园里到处都看到狗脸，也不仅仅局限于更快速的看到人脸。我的更高层主张如下：这种思路可以在一切时候应用于我们的一切体验，例如颜色、声音、触感、味道，甚至更基本的时间感与物体的真实感，即便就连这两者也是认知推断的一部分。对于我们看到的东西是否真正存在的判断，就像对于场景改变的觉察一样，也是认知的诸多方面之一。

接下来是对于我来说最有趣的部分。假设你将这套思路朝内部转向，用来研究你自己，那么你就会意识到自我同样也是一种认知形式。我们总会很自然地认为自我是进行认知的主体，外在世界的感官数据传输给自我，自我接收了数据并且形成了认知，而认知则反映了外在世界的情况。但是我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自我也是一种感知形式或者说受控的幻觉，只不过是一类非常特殊的幻觉，也就是身为你的感受。

这一理念的第一重意义其实并不新鲜：自我并不是单一的东西，自我的表象与自我的实际之间同样存在分界。我们在正常生活当中感受不到这层分界，除非我们患上精神疾病，否则身为自我的体验是统一化的，这就是你，从这里赶到那里参加各种会议，一路上走遍各个不同地点的人全都是你。但是我们其实可以通过许多不同方式感觉到自我。首先是身体的自我，也就是作为一具身体活着，将这个存在于世界当中的物体等同于自我，并且感受到身体结束与世界开始的交界线。其次是视角的自我，也就是通过第一人称来认知世界，或许自我就存在于你的双眼后面。我们知道这种感觉有时会消失，因为很多人都报告称自己有过精神离体的体验，或者说从外部视角感知自我的体验。接下来是意志的自我，就是采取行动、做出决定、成为事件起因的体验，也就是所谓的自由意志。接下来更高层的自我，也就是叙事的自我，这一层次的自我与一系列记忆以及持续不变的身份相关。最后还有社会的自我，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往往会忽视这一层次，这部分自我立足于我们与他人的互动，必须通过认识我并且跟我打交道的其他人的心智才能反映出来。所有这些不同的自我侧面全都结合在一起，看似同一个整体，但是的确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分离开来。有人曾经优美地描述过一部分的自我改变了而其他部分却没有改变的情况。我在书中谈到了一位音乐家名叫克莱夫.韦尔林（Clive Wearing），他患上了非常严重的大脑疾病，导致了有记载的最严重失忆症状。他记不得任何新东西，他处于永远的一般现在时，他的记忆只能维持十秒钟。但是他的自我的其他部分依然完好。我从没见过这个人，但是我知道他曾经回到他指挥过的乐团，依然能够指挥自若。流畅的指挥动作让他看上去就像患病之前一样完整。

我想着重讨论一下身体的自我，这是我的主要兴趣所在。一方面这是将世界当中的这一件物体当做你自己的身体的体验，在更为基本的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一个无形的有生命有机体的体验。无论你觉得自我拥有一具身体，还是觉得这具身体就是自我，两种感受都是感知构建的产物，就像其他体验一样都是大脑的最贴近猜测。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表明了这一点。我想很多人可能都见过这个名叫橡胶手幻觉的实验。受试志愿者将一只手放在隔板背面看不见的地方，而假手则摆在他前面。试验人员先用两把刷子同时挠两只手，结果对于很多人来说，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他们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假手变得有点像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了。如果挠两只手的动作不同步就不会有这个效果。我经常在讲座教学当中用到这个例子，因为这个例子出色地表明大脑对于“哪部分是你的身体，哪部分不是”这个问题进行了最贴切的猜测。还有一种方法可以检测受试者是否产生了这种错觉，就是冷不防地突然掏出刀子往假手上插。产生错觉的受试者肯定会迅速将真手抽回来。你可以认为大脑得到了多种感官信息作为证据：大脑看到了面前的假手，也“感到”了面前的假手，所以做出了“这是真手”的最贴近猜测。

另一项有趣的工作在苏塞克斯大学展开，研究人员是我的同事皮特.拉森（Pete Larson）与佐尔坦.迪纳斯。他们的研究表明上述实验结果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几年前皮特发起了全世界大概规模最大的橡胶假手实验，他设立了一座橡胶假手工坊，在四百个大学生身上测试了橡胶假手幻觉，时间是在疫情之前那个学术年。我们在很多人身上做了实验，同时也测量了所谓的易暗示性。大家想必都听说过催眠。催眠不仅是舞台上的花招。我们每个人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易暗示性。假如有人鼓励或者建议我们做某件事，而我们的易暗示性又比较高，我们就倾向于去做这件事。易暗示性是一种非常稳定的特质，而且与橡胶假手幻觉的正相关性很高。基本上你的易暗示性越高，那么你感受到的橡胶假手幻觉就越强。画面上的柱状图分成两种颜色，浅色意味着挠假手与挠真手的动作同步，深色表示不同步。显然在同步情况下更容易发生幻觉。这也是皮特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如果你从一开始就告诉受试者：“我打算测试橡胶假手幻觉，我要么会同步挠手，要么会不同步挠手。”人们会觉得他们知道自己应该会产生怎样的感受，因此两者反应肯定会不同。这是长久以来一直在纠缠心理学的问题，也就是要求特征（demand characteristics）。我们总是非常担心如何控制受试者的预期，因为心理学实验的受试者们格外麻烦，他们总想搞清楚你希望实验当中发生什么，然后要么刻意这么做，要么故意不这么做——后者更有可能。上述研究都表明我们的体验就是这样的构造，其中涉及很多不同因素。体验不仅仅是感官数据的直接反映，大脑本身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体验。

在讲座的最后，我不想讨论将身体作为客体的体验，而是想讨论将自我等同于身体的体验。这种体验是身为活物的最基本的贝叶斯状态，通俗来说就是做一台野兽机器。这种感受具有非常独特的特质。我们通过许多神经学病例得知，有一种名叫假肢妄想症（somatoparaphrenia）的认知失调。病人在遭受了特定的大脑损伤之后会强烈地感到长在自己身上的肢体——比方说右胳膊——其实属于其他人。这种体验非常强大，以至于他们会试图用这条右胳膊把自己从床上拽起来。他们死活不肯相信这是自己的胳膊，哪怕你指出这条胳膊连在他们的肩膀上。这种强度的认知失调是橡胶假手幻觉永远都赶不上的。由此可见身体所有权的感受对于定义自我非常重要。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还具有单纯作为有生命有机体的体验。我们并不经常考虑这一点，至少我并不经常考虑这一点，但是我认为这才是身为你的根本。这种体验还凸显了了另一种感知方式。我们通常认为感知的对象是外部世界，你睁眼去看，侧耳去听。但是实际上还存在一系列名为内部感知的感知方式，也就是大脑对于身体内部的感知与调控。再想一想作为大脑是什么感觉？大脑无法直接感受外部世界与身体内部，只能接收各种感官信号，而信号并不会贴上标签，“我是从心脏传来的信号”，“我是从肾脏传来的信号”，并非如此。大脑通过拦截信号来感知身体的生理状态，这是大脑的根本任务。大脑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创作优美的诗歌或者构思营销计划，而是为了让身体活下去。

但是大脑是怎么让身体活下来的？还是同样的问题，大脑无法得到关于身体内部的直接信息。从内部感知身体也要遵循感知外部世界的同样原则——至少我认为应该是这样——也要做出预测并且根据预测误差来修正预测，只不过这一次预测与预测误差之间的舞蹈主要发生在身体内部，这就是所谓的内感受推断（interoceptive inference）。不过从内部感知身体与感知外部世界之间存在一项根本区别：内感受预测的主要作用不在于探查，而在于控制。从大脑的角度来看，我的身体状态的重点并不在于我的肺与肾位于什么位置，什么形状，什么颜色，而是在于它们在目前与未来维持我的生命的功能表现怎么样。当我感知外部世界的时候归根结底也是为了继续活下去，但是就眼下来说我需要知道某一个物体的位置在哪里，是在靠近我还是在远离我，这个物体是不是打算吃了我。内感受推断的任务从根本上就不一样，这一点决定了为什么从内部感知身体的感受非常不同，因为从内部感知身体与感知外部世界相比具有非常不同的特点。感知外部世界是为了分辨物体、地点与人等等，感知身体内部则是为了分辨情绪、心态与好恶，以及未来的情绪状态更可能变好还是变坏。像这样看待情绪的视角确实局限性很大，但是归根结底感知身体内部就是为了区分好坏。

这一理念在我的书中还得到了更详细的讲解。该理念将很多不同的思考大脑的方式整合了起来。有一项让我非常兴奋但是却被忽视的传统名叫控制论（cybernetic），起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那时的人们最初开始构想计算机的时候并不打算让计算机来下象棋、下围棋或者进行思考。当时还有另一种完全整合的思路，将计算机当成了可以控制事物的系统。当时二战刚刚结束，因此人们想让计算机控制雷达与制导导弹。人们认为，好的控制系统应当具备密切耦合的反馈，应当对预测误差非常敏感，还要具备受控事物的模型从而对其开展预测。控制系统必须知道受控事物未来会怎样。任何足以应对复杂条件的控制系统都必须具备这种预测过程。比方说家里的中央供暖——对于美国观众来说就是空调系统——假如室温太低就加温，如果室温太高就自动关闭。但是对于人体来说这还不够，你不想等到心跳过快才决定扩张血管，必须提前预测才能维持系统稳定。生理学将这一过程称作应变稳态（allostasis），也就是通过不断改变来寻求稳定。应变稳态这一理念由来已久，并且激励了后来的预测感知理念，我们认为后者就是大脑控制事物的方式。

这种理念的最完善最美丽的顶点就是自由能量原理（free energy principle）。由卡尔.弗里斯顿（Karl Friston）提出。这个原理认为有机体——尤其是可以被视为物体的有机体——在时间当中维持自己，不会消解成虚无。比方说一条鱼，鱼在水里游的时候是一条鱼，你把鱼从水里捞出来放在桌子上，过一段时间就烂成了泥。活体系统可以将自身长期维持在应当存在的状态，它们存在于非常狭窄的可能性状态当中。我并没有变成一摊泥，我的大脑就是维持我自己存在于所有可能的状态当中非常狭窄的一段区间，这段区间以外的我都会沦为烂泥。正是维持自身存在的基本要求催生了预测、预测误差与控制的精妙机制。我刚才已经暗示过，这一点之所以与意识特别相关，是因为不同的预测解释了为什么认知会是现在这样。视觉预测是视觉感知体验的基础。我们看到物体与地点，因为这是视觉预测的功能。内感受预测是身体体验的基础。身体现在感觉怎么样？是很好还是不太好？，我焦虑吗？我是不是快死了？不同感知的特质截然不同，但是都取决于各自相对应的预测。

这样一来我们就回到了开头的话题，也就是对于自我改变的盲视。我对于自身的体验是随着时间推移保持相对稳定的存在，尽管有照片证据表明并非如此。为什么会这样？原因之一在于如果大脑的预测认知旨在为了让我活下去，那么预测就会期待我保持稳定，期待我不要随着时间而改变。稳定成了自证预言，因为为了维持稳定，为了继续活下去，我预测自己并不会改变。我们在主观上对于自我的改变视而不见。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想，我并不主张这就一定是事实，我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没有实验结果，但是我认为这样想很合理，所以我才这么认为。这种盲视倾向不仅可以应用于身体感受这样的基本体验，而是可以作用以一切让我们感到身为自己的体验，因为这种倾向非常有用。如果大脑试图让身体在长时间内感到自身是统一且稳定的存在，那么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让有机体的各项行为总会被引向这个方向，从而使得统一且稳定成为最可能的结果。所以整体感受自身的主观稳定性也是一个自证预言，我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预测了自身的存在。

我来总结一下。我们有意识看到听到的事物取决于大脑对于感官信号起因的最贴近猜测。橡胶假手幻觉暗示这一机制不仅作用于外部世界，还用于我们的身体。易暗示性确实可以解释橡胶假手幻觉，但是自我感知体验也是解释的一部分。对于身体最重要的预测不仅关于作为客体的身体，还关于控制与调节内在生理状态。对我来说这一点意味着我们所有的认知全都基于活下去的需求，这套源自进化的预测机制的根本目的就是让身体继续运行下去。正是通过这样的有生命身体，也正是因为具备这样的有生命身体，我们才能感知外在世界以及身处于这个世界的我们自己。这意味着意识实际上与生命关系密切，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历史类比了。有生命与有意识密切相关。

话说至此，我们终于可以提起笛卡尔了。但凡是讨论意识的讲座，这家伙总要出来露一脸。不过今天他露脸不是因为他信奉二元论，而是因为他对于生命与心智关系的看法。笛卡尔这样评价人类以外的其他动物——我总是因为人们抨击笛卡尔而感到难过，因为他毕竟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是他确实这样评论过动物——“没有心智指导它们的身体……动物应该被视为没有思考、没有感觉的机器，就像发条钟表一样。”他认为活着的状态与人类所具有的理性意识毫无关系。我则认为实际情况完全相反，有意识的自我之所以出现恰恰正是因为我们身为动物机器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