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的喀什，我的南疆 楼二 -- 故乡在喀什

西域是老天老天爷和中国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如果说不是玩笑，那么有三个问题为什么从来没有说清楚？

1。西域到底在哪里？

从张骞通西域到现在，很多人没有把西域是哪一片地域讲清楚。很多人认为西域就是甘肃的阳关以西，然后现在的新疆大约就是西域了。这是不对的。新疆只是西域的一部分甚至起点而已。从涉及到西域的史料来看，西域不仅包括今天的伊朗，还包括印度和缅甸，还包括葱岭以西的中亚细亚、西亚、印度、高加索、黑海沿岸等地，更包括今阿富汗、伊朗、乌兹别克至地中海、沿岸，甚至达东欧、南欧。因此，仅仅把新疆就当作西域的全部，显然是不正确的。

简而言之，对于中国人来讲，西域就是国土向西，向西，再向西。如果把耳熟能详的“丝绸之路”放到“西域”这个概念里比较，那么丝绸之路就显得太单薄，太狭隘，太片面了。仅就贸易而言，西域的贸易路线是一种网状的结构，政治和军事的变化从来没有阻挡住商品的流通。那么，仅从地理和历史的角度来讨论丝绸之路不仅无助于贸易的拓展和经济的发展，反而容易陷入刻舟求剑的误区，把很多发展的机会带入了一条路走到黑的尴尬境地。

２。西域的财富有多少？

公元前１２６年（汉元三年）张骞从西域回到了长安，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的状况。这就是有名的“凿空”。自那时起，就从来没有人说清楚过西域的财富。对于西域这个概念，中国的思维是囿于两个想法的，即：西域与北方游牧民族与西域结合给中原地区带来的巨大国家安全压力，和经略西域的巨大成本。张骞通西域是源于西汉政权对于打击匈奴的战略安排。从效果上来看，“通”西域也的确达到了削弱匈奴后勤供给的目的。但源于军事目的的“凿空”使得中原经济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从汉武帝到左宗棠都让“西域”成了劳师以远，劳民伤财的巨大财政放血。为了达到降低财政压力的目的，屯田成了唯一的选择。从中原的角度来看，屯田是有其计算的基础的。"千里不运粮，百里不运草" 是中国对于军事后勤，乃至国家治理经验的高度提炼与总结。但这种思维只有在中国才是不二法则和金科玉律。从的历史来看，西域这片土地上有着巨大的财富，不仅可以支持大规模的军事征服，更能够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福祉。

西域的财富成就了很多帝国。在张骞凿空前，西域成就了罗马帝国，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孔雀王朝。与汉代同期的贵霜帝国（月氏）、帕提亚帝国（波斯），隋唐时期的阿拉伯帝国，与明朝基本平行的奥斯曼帝国，元朝分岔而成的莫卧尔王朝，清朝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公司更是在西域攫取到了积金至斗和堆山积海的地步。到了今日，各强国莫不依然在西域或攫取，或打压，或扇阴风，点鬼火，无所不用其极，但各种招数下都是明火执仗的生意经。在西域的财富里，从古到今，很多经营都有中国产品的成分。但对于中国本身来讲，中国不仅没有享受到西域财富带来的利益，反而因为随着西域财富在他人手中的升值与增长而踏入忍气吞声，甚至被动挨打的境地。所以，如果一定要对西域的财富做出一个量的评价，那么我会说：中国有多少苦难，西域就有多少财富。尽管中国从来没有西域地区收获相应的话语权，也没有获得财富的回报。但是对于今日的中国，西域的财富依然是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海量矿藏！

３。如何实现西域的财富为我所用？

古语道：授之以鱼，莫如授之以渔。如果拿财富是“鱼”，那么在西域，中国是既没有看见鱼，更没有学会渔。这种莫知莫觉的状态，用来回答著名的李约瑟之问倒非常合适。李约瑟问道：“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从其他经略过“西域”的势力来进行简单的类比，就可以发现中国的与众不同。一般来讲，比较成功的经验是：经略西域，需要要素的协同。即：军事，政治，文化和经济。但是，中国拥有军事，政治和文化的经验的居多，对于经济则处于不明就里或者漠视的态度。这种状态在欧洲的航海大发现后愈加明显。如同和四轮车相比，三轮车固然可以前行，但承载力，通过力，平顺性就有了很大的挑战。如果走短途，平路，那么与四轮的车差距不明显。一旦路况，天气，甚至载重有了变化，那么挑战就是不可避免的。与其他势力，尤其是众多霸权相比，中国的军事，政治，和文化都可以比肩，甚至有超越之处，但在经济，尤其是涉及贸易，金融和流通等方面，中国就落后甚至迟滞很多。这种短板，在西域尤其明显。从治理效果上来看，经济的短板有的时候甚至是致命的。

分析西域之“渔”，是可以从经济理论上找到答案的。作为文明，中国在西域更多的是用中国特色的重农主义（注一）思维。中国以外的势力，在西域用的主要是重商主义（注二）。这一字之差就决定了思维方式，治理手段和实现途径的天壤之别。如前面已经涉及过的"千里不运粮，百里不运草" 是对中国经验的总结。但是，西域上的远征部队，尤其是到东印度公司为止，很少有背着粮草远征的。武力攫取是一种手段，武力之外，贸易则是更加可行的物资供应方式。这种思维和操作的差异，对于今天的中国也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跳出思维的定势，有时就是一种解脱，也是一种解放。

今天讨论西域的财富之“渔”，更是一个好机会来从商业，贸易，物流，金融，民族融合和经济体整合的方方面面来充实“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让中国引导的区域合作打开“筑梦空间”，加快各经济体的转型升级，实现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对于西域各个部分来讲，利益是大过矛盾的，合作的收益是大过对抗的代价的，互补性是大过同质性的。如何在“一带一路”这个平台上实现地缘优势，人文优势和资源优势，是值得各方共同努力，携手同行的。但无论如何，中国必须要从“经济视角”的短板补起。对于中国来说，这种“离经叛道”可能才是最具有挑战性的。

要实现对西域财富之“渔”，商路的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把中国和西域通往欧洲的商路用图像表现出来，那么中国出产的产品和西域出产的商品和通往欧洲的路径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剪刀形。但历史的来看，作为把手的的中国和西域这两个环之间并没有形成明显的互动关系。自张骞时代（约前164年—前114年）中国和身毒就有了陆上商路，到了法显（337年－422年）时代，印度就和中国开辟了海上商路，但这两条线路和后来的郑和都没有让贸易成为推动彼此发展的动力。反倒是漂洋过海的欧洲人利用亚洲的各种资源，一方面把西域和中国折腾得天翻地覆，另一方面让殖民势力赚得盆满钵溢。除了咒骂之外，我们需要以历史上为镜，在财富的发现，经营和创造上找到适合的路径。

对今天的中国来讲，这种“剪刀形”的贸易线路还有一个巨大的意义：这是美元势力的盲区。中国与美元的关系错综复杂，砸断骨头连着筋。在脱钩与不脱之间，其实还有一片巨大的市场足以让人民币摆脱或脱与不脱中选择的被动。历史的来看，作为剪刀的两个把手（即：亚洲向欧洲输出产品的两个供应地）之间一直都有着巨大的贸易机会和发展潜力。如果把西域的财富开发出来，其实就是把贸易机会和发展潜力开发出来。这样，在取而代之或者两败俱伤之外，人民币与美元的关系会也许会找到一个“海纳百川”的空间来“收编”美元的。也就是说，中国和西域共同存在的“剪刀”形市场内，要素之间的互动可能就是美元霸权的“终结者”，同时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巨大助力。

对于西域，汉武帝有一句特别提气的说法：寇可往我亦可往。这句话的原文是：寇可为，我复亦为；寇可往，我复亦往 （《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在西域这个话题上，我们需要有这样一往无前的劲头来不断发掘，总结，提炼和探索。

讨论西域的财富，就是要在西域的历史与现实中寻找出西域经济运行的规律与逻辑。这种“解码”一方面可以助力中国，实现中国的国家富强，企业富足，人民富裕，同时也可以带动整个欧亚的经济版块实现良性互动，从而实现共赢。

南疆，作为对西开放的桥头堡，是一片充满希望的热土。在我看来，只要方法得当，利用对西开放，让南疆的经济实现增长126倍是可以实现的。南疆的GDP如果增长126倍，按照2018年的水平，就是半个中国的规模（注三）。 所以讨论“密码● 西域财富”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这样一个不负苍天不负卿态度才对得起西域这个话题。西域也就不会永远成为老天爷开的玩笑。

注一：重农主义：（英语：Physiocracy，，也称作重农学派）的经济理论认为，国家财富的根本来源为土地生产及土地发展，偏重以农业劳动为主的自然秩序的概念。重农主义的最早思想起源于古希腊学者色诺芬的著作《经济论》。重农主义在18世纪晚期非常流行，是最早的、较为完整的经济理论。重农主义者认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力是来自农业生产的盈余，而其它的如工资、消费、地租是这盈余的转化及衍生活动。国家的财富决定于农业生产。其他的经济活动，如制造，被看作是利用农业产品的盈余部分，将其转化为另外的产品形式，用盈余的农产品养活从事制造的工人。虽然制造业和其他非农业工人还是有其用途，他们的收入并非最终来源于他们的劳动，而是农产品盈余部分的转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大段引述重农主义观点，将其发展为现代的劳动价值论。

注二：重商主义：重商主义（Mercantilism），也称作“工商业本位”，它的主要内容是“重商”、“重工”与“国家干预” ,发展目标是“国家富强” ，产生并流行于15世纪至17世纪中叶的西欧，是封建主义解体之后的16至17世纪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一种经济理论或经济体系，反映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该名称最初是由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一书中提出来的。

注三：2019年中国全国GDP为99.09万亿元人民币。

阿克苏地区为：1，222亿元人民币，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为：1，149亿人民币；喀什地区为：1，048亿元人民币；和田地区：378亿元人民币；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159亿元人民币。总计：3956亿元人民币。(《新疆统计年鉴－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