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总理李强记者招待会的一点感想 -- 海中山

　　改革开放后，两次大变革，他都与众不同：全国搞联产承包，他则坚持集体所有制，土地交给种田能手，全村劳动力转移到工业上，“中央讲‘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华西人多地少，宜统！”吴仁宝在一次村支部会上对支部委员说明他坚持“不分”的理由时说，“我们要吃透两头，实事求是”，“凡是有利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增加商品的责任制形式，都是好的、可行的，都应加以坚持，而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我的体会是，中央允许搞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度，就是不是一种责任制，不搞一刀切，就是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20世纪90年代，全国很多乡镇企业进行了改制，很多乡镇企业负责人成了民营企业老板。而华西村没有跟风，依然坚持企业的村集体所有制。吴仁宝说：“像我们华西不转(制)，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不足。如果华西转了，很可能会出现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可能我吴仁宝也会是亿万富翁，但也可能会出现弱势农民，两手空空。所以从不足的地方来讲，我们华西还没有亿万富翁；从好处来说，华西也没有人两手空空。”

　　有人讲，吴仁宝是实用主义者，但更多人认为他是个有“政治智慧”的实干家。吴仁宝贯彻中央政策不走样，对社会上一些新提法新做法不跟风，吴仁宝反复强调“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他把华西成功秘诀总结成“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

　　怎么才能不走样？他总是把上面政策与华西实际情况“配对”，能够将他已做、想做和正在做的与上面政策进行无缝对接。有人对华西村没有实行分田到户不理解，吴仁宝说：“不是我们不分田到户，我们是听中央的。中央讲宜统则统，宜分则分。那如果你宜统的不统了，这就不对了，宜分的不分，也是不对的。”“华西实际是人多地少，工业发达，集体家底厚，所以宜统不宜分。”华西乡镇企业为何不转制？吴仁宝说：“不是我们不转制，我们是听中央的。因为中央讲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一是坚持巩固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二是坚持支持鼓励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毫不动摇。”

　　华西这么些年一直能将工作做好，吴仁宝总结就是“两手抓”，同“两头”保持一致，一手抓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也就是同各级组织保持一致；一手抓同人民群众保持一致，也就是同各族人民保持一致。“始终坚持两手抓，就不怕什么东西南北风，就一定能够促进农村集体事业经济的健康长寿。”

　　怎么样才能不抵触？吴仁宝体会是要“听话”。首先他坚持做到“三听”：听中央精神；听老百姓的话，防止自己脱离群众；听干部的话，防止自己说错话，办错事。

吴仁宝说：“我们谁的话都听，领导的也听，群众的也听；对的也听，错的也听；批评的也听，表扬的也听；有的听了马上做，有的听了以后做，有的听了防止做。”

　　“只有长期不断地学习，才能使思想、工作、作风不落后。”吴仁宝坚持每天看新闻识时事。学习需要结合实际创新。吴仁宝认为，学习离不开思考，思考就是要创新，形式创新、内容创新、理念创新。吴仁宝说：“为什么华西拥有这么多特色经验？为什么能够把经济一年一年地搞上去？关键是我们在学习中不断提高，在提高中不断完善，从而走出了一条适合华西自身发展的特色道路。”

吴仁宝说：“像我们华西不转(制)，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不足。如果华西转了，很可能会出现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可能我吴仁宝也会是亿万富翁，但也可能会出现弱势农民，两手空空。所以从不足的地方来讲，我们华西还没有亿万富翁；从好处来说，华西也没有人两手空空。”

走进华西，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到一条醒目的标语：“个人富了不算富，集体富了才算富；一村富了不算富,全国富了才算富。”这是吴仁宝经常讲的话。吴仁宝强调，富裕起来的华西要“三不忘”——不忘国家、不忘集体、不忘左邻右舍和欠发达地区。围绕先富带后富，促进共同富裕，吴仁宝带领华西村做了两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一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华西村通过派干部、出资金、带技术、办项目，远赴宁夏、黑龙江援建了两个“省外华西村”，帮助当地人民脱贫致富。出资上千万元为中西部地区培训了万余名农村基层干部。同时积极开展帮扶合作，现在每年外援帮扶资金达到1亿多元。二是，2001年以来，以“一分五统”的方式（村企分开、经济统一管理、干部统一使用、劳动就业统一安排、福利统一发放、村建统一规划）将周边经济薄弱村纳入华西共同发展。如今，大华西面积扩大到35平方公里，人口扩大到3.5万多人。华西村共同富裕、人民幸福的美好现实向世人充分展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家有黄金数吨，一天也只能吃三顿，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占一个床头。”也是广为流传的吴仁宝的名言。这一通俗平实的表达，体现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上世纪70年代起，他就给自己立下了三条规矩：一不拿全村最高工资；二不住全村最好的房子；三不拿全村最高奖金。他一直拿着低于村办企业管理干部的工资，而且把上级历年批准给他的一亿五千万元奖金，全部捐献给了村集体。华西村民住的房子是一代一代更新的别墅，而吴仁宝和他的老伴，却一直住的是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旧房子。我曾经到过他家，看到的是简陋的住房、陈旧的家具和装潢，唯一与众不同的是墙上挂满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他合影的照片。有人说，凭吴仁宝的能力和知名度，他完全可以成为家产亿万的富豪，但是在各种富豪榜上，找不到吴仁宝和他家人的名字。吴仁宝追求的不是自己赚多少钱，而是老百姓先富起来，实现人民幸福，共同富裕。吴仁宝从基层干部起步，曾担任过6年江阴县委书记，但他始终保留农民身份，当组织上准备调他到苏州地委担任农工部负责人时，他感谢组织上的信任，表示自己更适合于基层工作，愿意回华西做农民、当村官。经组织批准，1981年，53岁的吴仁宝回到了华西继续担任村党组织书记。他的追求不是自己做多大的官，而是志在为老百姓多做事，为国家多做贡献。

在崖口历史上，村支书陆汉满是一个核心人物。

　　和华西村的吴仁宝、南街村的王宏斌一样，陆个性鲜明，他常年赤着双脚，一生坚持着三不原则——不陪吃饭、不用手机、不讲自己只讲村务。正是在他的主导之下，崖口用三十多年的时间，营造了一个外人眼中的“桃花源”。

　　村里，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习惯性地称他为“满叔”。他的公正和廉洁为大家所公认。而他对朴素原则的坚持，则常常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他长期住在父辈留下的一幢低矮的平房里，中间一个小厅室，两边各一个小房间。这幢房子不但低矮局促，而且老式陈旧。

　　陆只有小学文化，却酷爱读书。在他的书房中，四壁都摆满了书柜，从古代诗词到现代文学，他无一不读。外人到崖口参观，他也来者不拒，陆常说，“我们应该借助外面的力量，为崖口撑起一片天，让崖口走得更远。”

　　卸任前，在他的支持者、现在在中山做律师的谭顺宁的帮助下，崖口村汇编了两本十多斤重的历史资料，详细记录了村里这三十几年的各项重大决定是如何形成的。这位村里早期走出的大学生说：假以时日，“满叔”一定会被记入史册的。

　　不过，这位已经72岁高龄的老人，却不愿过多谈及崖口的未来。他只说，37年来崖口村积累的财富有五六十亿元，“这是不容易的，我做到了，很知足，每个人都是历史舞台上的匆匆过客，我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陆汉满与华西村的吴仁宝、南街村的王宏斌一样，个性极为鲜明，一生坚持着三不原则——不陪吃饭、不用手机、不讲自己只讲村务。

他的朴素和廉洁为大家所公认。就连反对他观点的人，谈及他的为人时也不得不由衷佩服。用他自己的话说，“很害怕被人说我占了公家便宜”。

陆汉满：“崖口仍坚持集体劳动的模式，根本原因是为了保护村中的弱势群体，为他们提供生活的基本保障。因为弱势的农民一旦进入市场，必定变得更加弱势。他们留在这个组织中，依靠自己的劳动，却可以获得一份有尊严的收入”。

问：当了一辈子的村书记，你到头来却依然一贫如洗。那这些年的执政和坚持，你究竟得到了什么？

陆汉满：“我做了58年干部，当人民代表48年，支部书记当了37年。今年退下来后，有些人还以为我很留恋这个职位，其实我一点也不留恋。这些年的坚持，我觉得得到的是人生价值。我只是历史的匆匆过客，完成的只是自己的历史使命”。

1978年后，崖口村临近港澳，村中很多人有港、澳关系。很多人去了香港、澳门做工，有部分去做生意、开工厂。强者离开村庄，独自创业，留在村庄的大部分人，都是弱势群体。这些没有优裕社会关系的农民，他们家底薄、学历低，又无技术，长期跟共产党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已习惯了集体的的生产、生存、生活模式，一但把责任田和社会各种任务摊分到他们负担，让他们分散各自谋生，他们既承担不了这么重的社会任务，不知如何是好，歧路彷徨，确是一件难事。

在陆汉满的带领下，崖口村没有分田单干。

在七十年代中期，崖口村已办有机械工业；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一年，三年内引进了十间外资厂，进行来料加工，有二仟多工人。在经营工业过程中，发觉，资本、设备、技术都在外，商人利用村廉价的土地、劳动力、能源，在这里搞生产，加工成品后运去国际市场，赚取财富也属于外商，村除了偿还商人设备投资外，剩下的加工费已很微薄。更可怕的是，工业垃圾、工业废水、废气以及密集的生产工人生活垃圾严重污染村庄中环境，污染了地下水，造成当地某些原有物种渐渐消失，草木凋零，影响生活、生存环境。因此，在八十年代中期，放弃了工业的发展，宁可损失部分利益，也要保护好资源和生活环境。

　在这37年里，村子外的社会经历了改革开放，走进市场；许多乡村分田地、办工厂。而崖口村如同桃花源，至今坚持集体劳动，按劳分配。对于自己这37年的回顾，满叔在写给两位曾经的老领导的信中提到，有几件事是他特别在意的。其中一件在崖口村完成了37年共同体的“乌托邦”；另一件是在上级支持下为崖口村人围垦了土地三万多亩。“我做了，很满足，也不枉此生。现在，是时候该退让了，应该知荣辱，牢缄口，谁是谁非黯点头，诗书丛里可淹留，闲袖手，贫穷也风流。”

　　记者：改革开放前，崖口这样一个有着万亩良田的村庄，为什么却不富裕，甚至会吃不饱？

　　满叔：当年，崖口是大村，国家任务重。每每村干部还要想办法去帮断炊的村民借口粮。改革开放后，青壮年外出打工，村里面只留下老人、儿童，劳动力不足一半。除了要完成国家163万斤粮食任务，还要负担留下村庄中的老人、儿童的口粮分配，社会管理各项费用，这是村委会的责任。

　　记者：既然国家允许分田到户，任务也分解了，村委会不是正好减轻压力吗？

　　满叔：这样一分，只能是留在村里人去承担，但他们承担不起，也完成不了粮食任务。假如国家任务不能完成，部分耕地荒废无人耕种，责任还是在当年村支部这数个干部身上。

　　记者：最后决定保留集体生产，是谁拍的板，讨论多久？村民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吗？

　　满叔：当年党支部有党员50多名，支委9名，不知怎么办好。只能把留在村庄中的劳动力，全部组织起来开会。讨论了半个多月，才定下来的。

　　记者：留下来的村民们继续集体劳作，为什么不延续人民公社的“平均分配”？

　　满叔：我们的责任是帮助穷人，但不是直接把钱分给大家，这种办法使人不劳而获，变得懒惰，不思进取，反而会害了他们。用集体的力量才可以避免贫富太过悬殊，弱者在集体中也有一份工做，有一碗饭吃。

　　记者：农业投资大、回收慢，赚不了钱。村集体要维持，要帮助弱者，主要靠什么赚钱？

　　满叔：村里主要是出租养殖，没污染，租金高，以租养农、以租补农。

　　“我敬畏土地，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我不敢夺子孙福而已。我想，天道总有循环报应的。”

　　——陆汉满

　　37年前，上级党委找已在南朗公社工作的陆汉满谈话，要求他回崖口大队当支书。他没提待遇、没提条件，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土地。“谈话时问我有什么要求，我提出，拨回从鸦洲山至珠海交界处的水晶坑口这片海滩，给崖口民兵围海造田。”

　　从当支书的第一天起，满叔就为自己制定了守护土地的角色。很快这一带海滩交回给了崖口大队，从此开始了30多年来断断续续的围海造田。目前全村900多户人家，3000多人口，8个自然村，13个生产队，曾拥有土地近40平方公里。其中有3万多亩，是崖口村与多方合作，共同围海一点点“啃”回来的。

　　拒绝工业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村庄的土地需要出让，这让将自己视为土地保护人的满叔如同割肉。于是当别的村支书为引进项目、寻找投资而奔忙时，他却在思考如何保护、管理土地。2002年，崖口村完成了全部围垦。他说“如能守业，世代不愁穷。”

　　村里对新围垦的土地做了个计划：村集体预留、需维持农业就业补贴以及各项管理、基建、救灾等，尚剩余的约60%做了个分配。在籍农业户口的村民，每人分到五亩五分田，一次性界定到人。由各自然村派出代表，成立崖口村民土地股份基金会，管理这二万亩垦地的出租、收租金、每年按股份分配等。

　　可分到田的村民大部分人决定将手中的小部分土地出让。村支书陆汉满则是极少数的反对者。带领村庄走过30多年，这也是首次满叔的决定没有得到大多数村民的拥护。固执的他，没能改变大多数村民的想法，但仍坚持自己那份“五亩五分田”一分也不出让。也因此，现在退休后的他还要自己掏钱买社保、医保。

　　记者：为什么你一上任就要围海造田？

　　满叔：珠三角的土地，大部分是南迁入粤的人世代垦出来的，珠三角土地都是向大海要回来的。

　　记者：但围垦造地，是一项大而艰的工程，凭一个小村怎么能做到？

　　满叔：1974年，我回到崖口大队后，第一时间组织民兵爆石运沙，开始了围垦工程，县委也拨了很多船艇、钢材、资金和爆破材料。但是，当年由于工具落后，效果不很明显。几年后，这些民兵青年长期参与围垦工作，熟悉水性，反而成了偷渡港澳的主要成员。围垦工程被迫停了下来，直至1987年与南朗镇凌火源书记，及在镇里支持下才又重新启动。至1994年双方合作共围垦了土地4000多亩。以后又陆续和其他方合作，采用现代机械大规模施工，8年内围出了翠亨联围、鸦洲南围、华山围、燕石围、虎池将军下围，共计面积达三万多亩。

　　记者：大部分村民、股民都愿意出让土地，你为什么不愿意？

　　满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念、性格。我敬畏土地，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历史上称为社稷，是祖祖辈辈艰苦创业积聚下来的资源；前人想让后人生活有依靠，宁愿自己受苦受难，都要把这些资源留与后人，寄望于一代一代能传承下去。我不敢夺后人福祉，为自己享受！

　　“我是一个做仆人的料，要懂得主人性格、爱好和脾气，而且是数千主人，一个仆人有时也会顾此失彼。”

　　——陆汉满

　　郭亮：(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社会学博士。主要从事乡村治理和土地制度研究。)

　　我们在村庄中发现了一个极为罕见、高度清廉、且有着超凡智慧的村社领导人。在崖口村，无论是满叔的支持者，还是反对派，他们对于满叔本人道德自律和个人能力的判断却是高度一致的。

　　满叔像一个宗族社会中的族长在守卫着村庄的资源，并千方百计地为村庄子孙后代的长远福祉考虑。如果将满叔所考虑的长远发展和村社的保障功能看作是一种村社理性的话，那么村社理性却常常与个体的经济理性相矛盾。村社理性是长远发展的，是节俭主张的，是整体本位的，而个人理性是短视的、消费主张的、权利本位的。在土地征收之后，村社内出现了若干新的变化，这正是个体理性的表现。

　　记者：当了37年村支书，现在回首有什么特别感触吗？

　　满叔：我本是一介农夫。不会抱着什么意识形态、理想、信念来开展工作的。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中，支部书记职务是中介人物，(好像是小贩，买什么卖什么)起桥梁作用。根据上级各个时期贯彻下来的政规、政令、各种任务，只能想办法去完成，而且有工作组监督去完成，不能有半点背离。这就是职责。八十年代后期，上面逐渐放松了管理。这个期间是谋生本能驱使，几千人生存、生产、生活，都要考虑，责无旁贷。九十年代后期，资源财富积累了很多，那守业是很辛苦的，既要尽量满足村民要求，又怕不慎决策失误，更怕外来资本、各种势力来占有掠取，失去了，受人唾骂。

　　我是一个做仆人的料，要懂得主人性格、爱好和脾气，而且是数千主人，一个仆人有时也会顾此失彼。有幸的是经历了十五任公社或镇的党委书记，他们中大多数是支持、包容、保护的，没有这大部分人支持，崖口村也不会有今天的政治、经济基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