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和小粉红唠唠嗑，谈谈黑与白，从张学良将军说起 -- 真离

西路军在甘西北的古浪、永昌、山丹、高台、倪家营子等地区，同马家军(指马步青、马步芳部)的优势兵力进行了4个多月的英勇作战，共毙伤俘马家军约2万人，但西路军也遭到严重损失。1937年3月中旬，终因力量悬殊，西路军归于失败。余部不满3000人。

14日，根据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议决定，徐向前与陈昌浩离队，徐向前在陈昌浩的坚决要求下，与其离队(对于徐向前离队的说法颇多，以下是本人在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徐向前传》中节选的一段。当时徐向前并不准备离队，会议中他曾说：“这支部队是我们从鄂豫皖带出来的，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这是徐向前的肺腑之言。他知道两个领导人离开部队将要造成的影响。但是，陈昌浩带着不容分说的口气又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向前留在军中，目标太大，很不安全，不利于部队的分散行动。”这话当然也包括指他自己。“你们走吧，赶快回去向中央汇报去。”还有人这样提出。

从1936年11月上旬至1937年3月上旬，西路军历经四个多月浴血奋战，终遭失败。经过如何？党中央从一开始就时刻把西路军的安危萦怀心头，怕其被敌隔断各个击破。11月11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询问：“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取得接济的把握否？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的情形？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黄河东岸已被敌人封锁，东返同西进比较困难更大，下决心西进。12日复电中央：“我们计划第一步进占凉州、永昌，略作休整补充；第二步进占甘州、肃州，争取年前接通新疆。”⒅因此，就战略方向是东返还是西进，中央一再征求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丝毫没有强加之意。

这时，在11月1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时，毛泽东在作的报告和结论中，明确指出：“红军行动主要是向东。”并指出，“四方面军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调回来是个问题”。⒆以上不难看出，决不是有人所说的是“中央军委选择了河西作为战略方向”。⒇

西路军贸然西进，11月15日占领古浪；18日占领永昌；21日占领山丹，进入甘北地区。11月16日至18日，九军在古浪一带同马匪五个旅激战，歼敌二千余人，我军亦损失近半，撤出古浪。从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红军共歼敌五、六千人，西路军也减至一万八千余人。这时徐向前认为，马匪主力并未击溃，红军有生力量日减，又无根据地，难以补充，是否冷静分析一下形势，以正确决定今后行动方向。但陈昌浩并未考虑这一正确意见，继续按原计划西进。

此时，河东形势发生了对我有利的变化。11月21日，红军主力在中革军委的正确指挥下，取得全歼胡宗南部一个师的山城堡大捷，粉碎了敌对我之进攻。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其和平解决，我党与张、杨公开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又电西路军，要其在永昌地区休整，伺机以主力东打，向驻兰州的东北军靠近，以便返回黄河以东。

12月23日，陈昌浩复电中央，认为接通新疆取得国际援助，是目前“整个抗日阵线的迫切与极大要求”。西路军虽已付出重大代价，但完成这一任务已无问题。如果东进，路程过远，易遭敌骑兵截击，“伤亡掉队必大”。即便“在二十天到达兰州，至多只能起到巩固兰州的作用。策应主力行动，其作用不大。”

12月24日，中革军委致电西路军，指出：从整个战略考虑，“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二十天至三十天，即可达到静宁、会宁地区与东北军靠近，并可有力推动时局发展。然而，陈昌浩仍然没有认真考虑。（21）

很显然，中革军委要西路军东进，决不单是为了策应河东主力红军，更重要的是从整个战略全局着眼，也是为西路军免遭因孤军深入，被敌隔断并各个击破的安危着想。而一再坚持西进，孤军深入，不愿东返，则是陈昌浩所坚持的。怎么反说中央在西路军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徘徊”，“缺乏长远的战略布置，致使西路军的任务变得飘忽不定”？（22）

为了更清楚了解这段史实，不妨重温一下这期间中央领导致西路军的部分电报：11月18日，毛泽东等复电徐、陈，强调：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进占去，红军回旋余地狭小不利。我们意见：在现地区留驻一时期，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远拒毛炳文。同时，加紧军事训练，恢复体力，检查政治工作，教育每个指挥员会做群众工作，与人民发生良好关系……电报还指出：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偏僻，将来只能去一部。同时致电张国焘等，强调河东红军“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23）

11月20日，毛泽东等致电徐、陈指出：“主力在永昌、肃州之线，坚决保持东边回旋地区，以小部进占安西、敦煌。”

23日又致电指出：远方（指苏联）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你们作战方法应“集中最大兵力，包围敌之较弱一部而消灭之，另以一部兵力钳制敌之余部。如此方能从敌取得补充，方能予敌以重创，根本消灭其战斗力，方能使敌知所警戒。应该力避如过去一样的消耗战，提倡集中兵力包围消灭其一部的消灭战，为此方能解决问题。”

25日，再致电徐、陈：“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接着，该电又具体指出了战胜敌人的八项军事原则：

“关于作战方面：一集中两个主力军于一个有利阵地打马部。不管敌是两三个团还是五六个团，概用此法。二 敌少，则主力从两翼包围，并以有力一部迂回至敌后。三敌多，则以一部钳制其一翼，以主力包围其一翼。四 不论敌多敌少，正面不使用主力。五 两翼包围时，不可平分兵力，应置最大兵力于一翼。六凡打两团以上之敌，二兄均宜亲自指挥，亲自看地形，亲授干部以机宜。惟须十分注意荫蔽，一切高级干部均应教育他们荫蔽，避免无益牺牲。七估计不能胜利之仗不打。八总之，不打则已，打则必须有所缴获。与其击溃敌许多团，不如干净消灭敌人一个团。望酌行之”。（24）这是打破敌包围，战胜敌人的行之有效的作战原则。这些作战原则都已为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的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所证明。可惜，西路军的前线主要指挥员陈昌浩等并未认真实行。

从这些电报，至少我们可以看出三点：

其一，党中央极为关心西路军的安危，担心其被隔断各个击破，并且为尽力挽救西路军免遭失败，多次指示其行动方针、作战的军事原则，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原则，以及着眼点放在建设根据地上。尤其强调：不要依靠外援，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

其二，西进不仅自然环境不利，就是苏联也不支持。最好东进，至少也应保持东面的回旋余地。

其三，河东、河西红军都应从全局出发，互相配合，互相策应，而不是单纯一方策应另一方。

试想，若是西路军能不折不扣地按照中央所指示的行动方针、军事原则和政治工作去办，每占领一个地方，应把着眼点放在“为创河西抗日根据地而奋斗”（25）上，会“付出极大牺牲，弹尽粮绝，兵败祁凉”吗？

自1936年12月底至1937年3月，因形势变化，西路军错过东返时机，向西越走越远，亦愈益不利，终招失败。12月30日，占领临泽；1937年1月1日，占领高台。这里回汉杂居，人烟稀少，群众基础差，难以立足。红军只有消耗，而无补充。加之南靠祁连山，北临沙漠和大山，部队就在这几十里宽的狭窄地带。而陈昌浩把部队从东向西摆成一字长蛇阵，分兵防守几个支点，被动挨打，陷入马匪的四面包围之中。当马匪集结全部主力来决战时，西路军亦采取以硬对硬，准备决战。结果，1月12日敌三个旅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围攻高台，我红五军据城坚守待援，而援军中途遭敌阻击，大部伤亡。至1月20日，五军三千英勇健儿虽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终遭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壮烈牺牲。这一战，实质是西路军走向失败的开始。此时，西路军已剩下不到一万人了，全部集中在张掖县的倪家营子。党中央获悉西路军危机，遂命刘伯承、张浩组成援西军，明确指示援西军的任务是“调动二马，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不可向西进。因为现在已经明白西面是不能生存的”。同时，还通过政治谈判，表示愿付重金，争取“二马”停止对西路军的追击，以救援西路军。这本是铁的事实，而有人却全然不顾，说什么“西路军正是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增加了我党在谈判桌上的份量”。（26）

2月21日，西路军鉴于在倪家营子困守无望，遂决定回师东返，到达甘州山洞堡一带。在此，击溃追敌一个旅，全歼敌宪兵团八百人。如果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继续东进，仍有摆脱困境，实现与援西军会合的希望。然而，陈昌浩却过高估计了这一仗的意义，认为敌我力量已起了重大变化，敌人的锐气被挫伤了，要继续西进，重返倪家营子，占领甘北。（27）致使西路军完全陷入不可挽救的绝境。至三月中旬，西路军几近全军覆灭，遭到失败。

这时，中央利用统战关系，竭尽全力营救被俘人员和收容失散人员，使数千名西路军干部、战士先后回到陕甘宁边区。

三、关于战略方向的选择

战略总任务、战略方针、战略方向，三者紧密联系，辩证统一。其基本关系是：战略总任务决定战略方针，战略方针是实现战略总任务的保证；战略方针规定战略方向，战略方向体现战略方针。战略方向选择错误，就不能保证实施战略方针。当然，也就影响战略总任务的完成。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提出的战略任务是：团结内部，联合友军，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达逼蒋抗日，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抗日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根据此战略任务，1936年8月，党中央提出的基本战略方针是：逼蒋抗日，联合友军，造成西北新局面，打通苏联，巩固和发展西北根据地，迫胡宗南部停止于甘肃以东。

根据此基本方针，中央又作了具体的战略部署，其中：“四方面军占领临潭、岷县、漳县、渭源、武山、通渭地区，尽可能取得岷、武、通三城。”（28）

至9月，中央又具体部署了攻占宁夏的战役计划。其中，四方面军主要控制西兰大道，阻止胡宗南西进。10月底或11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以便12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并明确指出：“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还特别强调：宁夏战役是“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要求“三个方面军需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29）

据此战略部署，在战略方向的选择上，党中央、军委多次致电，反复强调：“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三支红军主力要紧密配合。假如一方面军独攻宁夏，有“顾此失彼之虑”而失败；四方面军独攻甘西也要失败。如此，有被敌“各个击破之虞”。“只要集中先占宁夏，方免此失”。因此，“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但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的一环”。（30）

张国焘从其分裂主义路线出发，表面上同意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而背后又在捣鬼，总想把四方面军拉到甘西去“自成局面”，搞“独立王国”，同中央分庭抗礼。因此，在战略方向选择上，在三支红军主力会师前，他企图西进而反对北进。会师之后，张国焘又根本不顾中央的统一部署，擅令四方面军主力西进“出凉州”，而“不愿出宁夏”，致使海打战役计划被破坏，宁夏战役计划落空。进而造成四方面军主力分兵西进甘北，致使西路军全军覆灭。然而这一切，包括陈昌浩在内的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是不清楚的，或者说是不了解张国焘的包藏祸心的。当然，作为前线主要指挥员的陈昌浩军事指挥失当，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红四方面军长征后，叶道志担任了红十师政治委员，成为红军的师级干部。1936年，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后，叶道志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抗战全面爆发后，陕北的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叶道志也成为八路军的一员。第二年，为了协助新四军发展壮大，在组织的命令下，叶道志从八路军调到新四军，进入新四军担任第二支队第四团副团长。

叶道志在红军时期就是师级干部，如今调到新四军却降级，仅仅成为副团级干部，这让他内心有点难以接受，因此想离开新四军，返回八路军。1938年7月31日，叶道志以“看地形”的名义带着枪支私自离开新四军，当走到景德镇时被新四军追上，并被押回新四军。8月30日，叶道志被新四军枪决。（这是扯淡）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陕北的红军部队被改编为八路军，陈康也成为八路军的一员。不过，为了协助新四军发展，1938年，陈康被八路军派遣到新四军，担任了新四军补充营营长。

长征时期的陈康已经是团级干部，如今被派到新四军，只是担任了营长，这或多或少让陈康有点想法。1938年7月，陈康带着枪支以看地形的名义私自离开新四军，准备返回八路军。当他行至景德镇时被新四军追上，之后组织给了陈康一个机会，让他重新回到八路军，戴罪立功。

被叶挺枪毙的是叶道志和徐长胜，这两人可都不是等闲之辈，尤其是叶道志，他在1928年就参加了红军，长征之前1934年就是第92师的师长。

叶道志在1937年1月进入延安学习，第二年就被派往新四军，没想到到了新四军之后，叶挺只让他担任特务营的营长，一起去的陈康就更差，只当了个游击训练营的教员。

按照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后将领级别降低，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叶道志等三人也被降低的有点过分了，时间长了他们三人对工作安排有了意见，于是在1938年7月31日，三人以勘查地形为名离开新四军。

他们决定重新回到八路军，找之前的老战友老搭档，可是事情报告到叶挺那里之后，叶挺坚决认为他们三人是叛变投敌，副军长项英和参谋长周子昆都认为只是内部矛盾，劝叶挺按内部矛盾解决。

可是叶挺根本不听，派兵去追击他们三人，在追击过程中击毙了徐长胜，抓住了叶道志，只有陈康一人回到了八路军，后来陈康证明他们只是为了回到八路军，而不是投敌叛变，可惜叶道志也被枪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