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253-Edith Hall：历史上最伟大的演讲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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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atest Speech of all Time: Pericles' Funeral Oration

纪念战争中的死者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惯例。英军作战人员在战斗当中牺牲之后，他们的遗体将会被运回国内，国家会动用公款为他们举行葬礼，还会永远维护他们的墓碑。自从一战结束以来，集体悼念就成为了英国国民心理的一部分，乔治五世国王率先开启了这一传统。从此以后，每年11月11日我们都会纪念战死沙场的将士。这种纪念仪式不仅在英国举行，也在英联邦国家以及世界许多其他国家举行。仪式举办地点通常在悼亡碑/cenotaph面前——cenotaph是希腊语单词，意为“空坟”，其造型很类似雕塑家埃德温.鲁琴斯（Edwin Lutyens）在1920年11月11日揭幕的白厅纪念碑。

在某些英联邦国家，演讲也是年度悼念活动的一部分。对于澳大利亚人来说，每年4月25日的澳新军团纪念日（Anzac Day），尤其是在堪培拉悼亡碑面前举行的纪念日，恐怕在情绪上更加意义重大。不过在每年的纪念日（Remembrance Day），总会有一位饱受尊敬的澳大利亚公众人物发表一场年度演讲。这其中最重要的一场演讲当属1993年澳大利亚前工党总理保罗.基廷的演讲。这份演讲经常得到引用与研究，塑造了澳大利亚人的国民身份、国民心态与民主文化。

但是从中世纪到十九世纪中期，阵亡的军人们根本不可能指望此等待遇。他们的遗体会遭到忽视与侮辱，往往会被留在战场上腐烂。直到1871年5月10日，标志着法普战争结束的《法兰克福条约》得到签署，此等做法才开始得到扭转。根据条约第16条之规定，法德两国政府均同意将双方战死者的遗体送回各自国土安葬。

在条约之前几百年间战死者遗体蒙受的屈辱对待肯定会让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大多数人深为惊骇。罗马军团总会尽量体面且光荣地安葬死者。公元15年，日耳曼尼库斯为了安葬死者不惜中断了一场危险的作战行动。此前在公元9年的条顿堡战役当中，众多罗马军团士兵死于日耳曼部落之手。日耳曼尼库斯尽可能多地收集了这些人的遗骸，让他们入土为安。上溯三个世纪，发生在公元前338年的喀罗尼亚战役奠定了马其顿的腓力二世国王在希腊南部的统治地位。战争结束后，交战双方都按照由宗教传统塑造的严格规则一丝不苟地埋葬了各自的死者。底比斯人还在埋葬死者的坟头安置了一座巨大的石狮子。1880年发现这座坟冢时，人们在其中挖掘出了超过二百具遗骨。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战役之后，雅典人也向为了保卫希腊与雅典而捐躯的192名阵亡者致以了崇高的荣誉，为他们树立了巨大的纪念碑与坟冢，让他们得以在战死之地安眠并接受英雄应有的荣誉。

但是古代以至于所有时代最著名的演讲发生在这一战之后59年，即公元前431年。当时伯利克里在被称为凯拉米克斯/Kerameikos的古典雅典墓地发表了葬礼演说。这段演说对于后世的公共演讲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自从修昔底德收录的演说文稿于1502年首次得到完整出版以来，它已经被翻译成了多种现代语言。本次讲座当中我要讨论这篇演说的时机、场所与文本，最后还要讨论伯利克里对于林肯总统的葛底斯堡演说的深远影响。

先说时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人每年都会聚集在城市的公墓安葬各个部落的死者并且倾听赞美死者的演讲。这一传统或许直到公元前四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才得以确立，但是就像希腊悲剧一样，一经确立就成为了公共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民主体制密不可分。这一仪式的重要性在于由国家主持，所有战死者都被安葬在一起，无论社会地位高低，以免富有的家庭利用家庭葬礼的机会在穷困的遗属家庭面前炫耀自己的财富。仪式由负责军事的国家行政长官即Polemarch出面组织。雅典葬礼当中最著名的演讲由雅典政治家伯利克里发表的，时间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一年的冬天。

人们对于演讲的重视不亚于丧礼仪式本身。修昔底德笔下的伯利克里一开始首先评论道，正式的葬礼演讲——epitaphios logos——这一体制历来得到演讲人的称颂。我要阅读一段关于这场演讲的描述，因为写得非常美丽，作者是十九世纪美国政治家爱德华.艾弗里特。这段描述截取于他本人的演讲开端，这场演讲发表于1863年11月19日的葛底斯堡战场阵亡将士国家纪念仪式上。1863年7月的葛底斯堡战役是美国内战期间最血腥的一战，双方共有7000人阵亡，一万人被俘或失踪。艾弗里特是林肯总统登台之前的上一位发言人，接下来林肯就发表了远远更加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我将要在讲座结束之前着重讨论林肯的演说。此时的埃弗里特是个老人，也是一位古典文化专家，原本是哈佛大学的希腊语教授，后来转而从政，担任过国务卿与参议员，退休后成为了林肯最忠实的支持者之一。他的演讲开头化用了当年修昔底德记述的雅典城邦葬礼悼词内容：

“站在这宁静的天空下，展望着经历了年终劳作之后正在休憩的无边原野，雄伟的阿勒格尼山脉朦胧地耸立在我们面前，我们兄弟的坟茔在我们脚下。我着实不情愿在此时此地抬高我那可怜的嗓音，打破上帝与自然的宁静。但是我必须履行你们强加于我的责任，如果你们愿意包涵与同情我的话。”

“雅典法律规定，战死士兵的葬礼必须以最为崇高的方式公开举行并且由公费支付。要从焚化他们遗体的火葬堆上小心收集他们的遗骨并且带回城市。在葬礼前三天要进行遗体告别，接受朋友与亲戚的供奉——鲜花、武器、珍宝、彩绘陶罐以及艺术珍品——这些贡品在两千年后装点了现代欧洲的许多博物馆。这是生者对于死者的最后纪念。十口柏木棺材得到了光荣的安葬，每一口代表一个城市部落。第十一口棺材则献给那些无名烈士——他们的荣誉并不因此而稍减——以及那些遗骸无法被运回的烈士。到了第四天，人们组成了悼念的长队。母亲、妻子、姐妹、女儿走在队伍的最前列。根据古代的朴素礼仪，她们可以大声念诵献给逝去心爱之人的悼词。她们后面跟着死者的男性亲属与朋友。最后面是城里的公民以及外国访客。一行人就这样走上了著名的安息之所凯拉米克斯，雅典城最美丽的郊区。米提亚德的儿子客蒙当年用心装点了此地，修建了步道、喷泉和立柱，绿荫掩映之下布满了祭坛、圣坛与庙宇。这里的花园依靠附近山上清泉的灌溉而四季长青，片片绿荫都是密涅瓦女神的圣树，栽种于城市奠基的时代。道路两旁布满了著名死者的纪念碑，全都是曾经向大理石赋予生机的巨匠们的最完美作品。在高耸的梧桐树下，在一座专门搭建的高台上，一位雅典公民将按照要求在这里面向汇聚而来的大众进行葬礼演讲。”这就是埃弗里特为林肯演讲垫场的方式。

接下来看看场合。凯拉米克斯位于雅典城中心的西北部，距离日后柏拉图即将兴建的学院并不很远。这个词原本用来描述一片横跨雅典城墙的地区。但是在伯利克里的时代这个名字通常表示公共墓地/demosion sema。凯拉米克斯这个名字的词源是“陶工”/kerameis，因为这片地区是许多陶工的居住与工作地点，流经此地的艾瑞丹诺斯河为他们提供了优质的粘土。这里是雅典郊区最美丽的地区，有着繁华的夜生活。此外这里还具有宗教意义，因为这里是厄琉西斯圣路的起点，游行队伍每年都会沿着这条道路完成厄琉西斯秘仪。这一地区在公元前1200年就开始用作墓地，但是在490到479年的波斯战争之后才整修成今天我们依然能看到的样子。公元前478年雅典新城墙落成，墙上纳入了葬礼雕塑，还修建了两座巨大的城门。一座是圣门，另一座是Dipylon或者说双扇门。包括克里斯提尼和伯利克里在内的重要雅典公民在下葬时都要走这道门。此外，节日期间尊奉雅典娜的游行队伍/pompai也要从这里出发。城门附近还是预备烤牛肉盛宴的地方，后世的考古人员在这座门附近确实发现了大量牛骨。凯拉米克斯于1863年4月被发现——正好与葛底斯堡演讲同年——当时有一位希腊工人挖出了一块刻字墓碑。可以想象，这一事件肯定吸引了爱德华.埃弗雷特与亚伯拉罕.林肯这两位美国人的关注。从那以后，希腊与德国考古学家都在这个非凡地点开展了大量工作，为博物馆装满了非凡的发现。如果你有机会访问雅典的话，千万不要错过。

再来看看发言人。伯利克里本人生在公元前495年。在演讲之际他年逾六旬，是雅典最受尊重的政治家。他身为演说家的美名无与伦比，他语速很快，但是清晰明了，同代人都说他的音色之优美让其他竞争者望尘莫及。他的民主资质也无懈可击：他与创建了雅典民主制的克里斯提尼家族同出一门，他的父亲还是波斯战争的英雄。从公元前461年开始，他主导雅典城政治长达三十年，并且多次当选为十将军之一。他的政策让雅典人始终能够其他盟友那里获取财政或者战略方面的好处，而这些盟友也越发被雅典人视为纳税称臣的附庸。他发起了并且经常领导希腊北部的成功作战行动，从让雅典人成功殖民了色雷斯；他镇压了萨摩斯岛和拜占庭两地的反雅典叛乱；他扩展了雅典人在黑海的活动范围。但是他所取得的最长久成功是在公元前447年提出的计划，即动用雅典人通过帝国聚敛的一部分财富全面翻修雅典卫城，也就是雅典城的神殿与金库所在地。在公元前480年的入侵当中，波斯军队将卫城夷为平地。直到伯利克里之前，这些神殿尚未重建。

在公元前432年，也就是演讲的前一年，华丽的新巴特农神庙——也就是雅典娜的神殿——修建完工，多立克立柱、横楣浮雕和三角壁面雕塑一应俱全。横楣浮雕原本围绕神殿内部整整一圈，直到一千多年之后被埃尔金勋爵（Lord Elgin）带回英国为止。这些浮雕展现了一系列场景，旨在尊崇供奉在此的女神——浩大的游行队伍，骏马与骑士，战车，手拿乐器水罐与盘子的人们，用作祭祀牺牲的动物，一组十位或许是英雄的重要人物，还有神灵和仪式。巴特农神庙竣工之后，访问者要想造访神庙首先得穿过山门（Propylaea），一片拱卫卫城西面入口的创新建筑群。要想进入山门则只能攀爬一系列宽阔的石阶。此番设计自然是为了使得一路跋涉的访客滋生敬畏之心。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怎么打起来的？公元前432年，斯巴达人在游说之下召集了一个伯罗奔尼撒联盟会议，听取其他城邦针对雅典的抱怨。会上提出的动议主张雅典人已经打破了脆弱的和平协议，实际上等同于宣战，斯巴达人支持这一动议。于是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二世发动入侵并且占据了雅典周边的农田。尽管斯巴达人一次只待几个星期，但是他们带来的威胁依然迫使许多雅典农民按照伯利克里的政策拖家带口甚至带着家具远离了祖先传下来的农场，搬到雅典城墙里躲避战火——这些城墙从城市一直延伸到比雷埃夫斯港。像这样背井离乡的迁徙造成了很严重的情感问题，很多难民必须在墙下搭建临时住所，这些人也是伯利克里的演讲对象。

到了仲夏，斯巴达人正在距离雅典仅仅几英里的阿卡奈地区劫掠土地耀武扬威。年轻人已经受够了伯利克里用城墙保护雅典的政策。夏天之后，随着斯巴达人回国过冬，伯利克里终于率领一支大军攻击了斯巴达的盟友墨伽拉。此时雅典人自信高涨。修昔底德写道：“毫无疑问，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雅典军队。城邦正处于巅峰时期，而且还没有受到瘟疫的光顾。一万名重装步兵走上战场，全都是雅典公民。抵达波提狄亚之前又增加了三千名。居住在当地并且加入此次攻击的的外国人数量至少也有三千人，此外还有众多的轻装部队。”这其中很多人在本次葬礼之前不久刚刚战死。

同样也是修昔底德让我们知道了伯利克里在葬礼上说了什么。在希罗多德之后，修昔底德用古希腊语写了第二伟大的历史学著作，即《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他在葬礼演说几年后作为一名将军参加了这场战争，后来他在公元前423年遭到流放并且归乡隐居，在此期间撰写了本书的大部分内容。他大概于公元前411年去世，因为这一年也是书中叙事中断的年份。修昔底德非常善于分析历史的原因和后果。他倚靠人性和人类决策来解释一切历史事件，对于神灵的干预不屑一顾。他最伟大的遗产是他的作品的悲剧笔调。他坦率地记录了战争双方都有能力犯下的暴行以及现实政治，他很老实地觉得希腊城邦总是出于自我利益的驱动而便宜行事；他认为强大富有的城邦总是想要保持强大富有；他不打算美化他自己同情与支持的一方，也就是雅典。所以尼采才会如此敬佩他：“接受古典教育的年轻人都会遭遇对于希腊人的无耻可鄙的美化，他们又难免将这些弊病代入现实生活，以此作为他们完成高中教育的回报。对于这一点最根本的治疗良药就是修昔底德的作品。修昔底德集中彰显了强壮、严苛、强硬的现实主义，这一点是更为古老的希腊人的本能做法。”

那么修昔底德对于这场演讲的记述与伯利克里的实际言辞有没有共通之处？在史书的开篇部分，修昔底德承认他记录演讲的惯例是借助演讲人之口说出他认为特定场合应该说的话。但是这一次我认为他或许真得拿到了文稿。他强调了演讲场合的非凡意义以及非同寻常的听众规模。讲台是为了让尽可能多的人都能听到演讲而特意搭建的，在场听众有常住的外国人，也有丧子的本地公民，更不用说女性了——的确，公共葬礼是雅典政治家直接向公民女性发表讲话的难得机会。修昔底德很可能当时就在现场，此时他还是一位充满抱负的年轻政治家与军人，也是伯利克里的崇拜者。此外当时是冬天，不能发动军事行动。最后，修昔底德的措辞是“伯利克里这样说”，而不是“伯利克里说了类似如下的内容”。

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文本。演讲本身分成六部分，其中第三部分，即对于雅典本身的赞颂，是最长且最重要的部分。

首先，伯利克里讨论了年度演讲传统本身。

其次，他解释了本次演讲的大纲，表示自己不会沉湎于雅典过去胜利的荣光，就像大多数公共葬礼演讲者所做的那样。但是他会关注那些让这个城市值得为之而战的行为原则、制度和生活方式。

第三，在演讲的核心部分，他充满号召力地呼吁人们关注民主体制与文化的美德。关键在于说明雅典为什么值得为之而战，而且还值得为之而死。

第四，他讨论了战死者的原则与勇气。

第五，他直接对听众发言。首先是父母，然后是儿子与兄弟，再然后简要地提到了寡妇。他并没有安慰他们，而是鼓励他们效仿死者的榜样。

第六，他非常简短地进行了总结收尾。

这片演讲已经得到了学者、历史学家，政治科学家、修辞家以及政客们的反复分析。要是我们能在这里完整读一遍一定很不错——实际上我曾想过这样做而不是进行讲座，但不幸的是时间不允许我们如此胡来。因此接下来我将会厚着脸皮节选几段特别打动我本人的文本，它们要么讲述了某些关于伯利克里与雅典的特别重要的事项，要么在我听起来特别励志。

伯利克里以一段相当奇特的绪言来开场。他一上来就承认了在如此严肃的场合找到正确的话语多么具有挑战性。他讨论了听众可能的情感反应，并且建议他们采用正确的心态来听取他的话语。他说死者的亲属可能嫌他的感情不够充沛，其他人可能嫉妒他赋予死者的荣誉，或者感到自己在死者面前相形见绌。他试图与全体听众建立信任的纽带，他要找到中间道路，以免疏远上述团体中的任何一个，并又含蓄地要求他们理解他这样做的理由。由于我们的祖先“已经为（葬礼演说）这一做法加盖了他们的认可……我必须服从，并且尽我所能地努力满足所有听众的愿望和信念”。

在第二部分，他解释了他为什么不打算颂扬先前世代为雅典作战而死的人们——这就好像在英国上院演讲却不讨论克里米亚战争、一战或者二战。这是显著背离惯例的做法。我们确实掌握其他古代葬礼的演讲词，这些文本通常会重述公元前六世纪晚期雅典人推翻暴君的光荣世纪，以及赢得波斯战争的荣耀——包括马拉松、萨拉米斯和普拉塔亚的胜利。其他葬礼演讲者还会讨论与其他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或者更遥远时代的传说战争，例如传说当中雅典人对抗亚马逊女战士的胜利——她们入侵了阿提卡并且试图建立自己的政府。但是伯利克里表示他更关心今天的人们，他们依然继续着捍卫雅典这项伟大的工作。他严格定义了他究竟想讨论哪些内容来代替对于过去的追忆：“我想指明我们凭借什么行为原则获得权力？究竟是什么体制，什么生活方式使得我们的帝国如此伟大？我认为这种想法很适合这样的场合，各种各样的公民与外乡人听一下都很有好处。”

接下来的第三部分也是最长的部分，其核心在于陈述民主体制的美好之处。伯利克里宣称雅典是所有其他城邦的典范。雅典被称作民主，因为“我们的行政掌握在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手里”——我认为有些些工党宣传人员借鉴过这句话——“在私人诉讼当中，正义属于各方所有人；在公共生活当中，出人头地的标准在于才能，贫困不能阻碍人们担任公职”——这话从来只是说说而已——“与获得公众认可；在私人生活当中充满宽容，每个人都可以自行其是，没有人会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其他人不同而遭到而遭到评判”——我认为这句话他倒是没说错——“但是在公共生活当中，我们我们展现出了真正的尊崇、团结与谦虚，对国家当局和法律的尊重约束着所有人的行为，尤其保护着那些受到伤害或损害的人们。每一位雅典人的行为都要尊重我们所谓的不成文法律——保护雅典公民家庭成员不受彼此虐待的基本禁忌与要求，对于誓言以及死者权利的尊重。”要记得，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女主安提戈涅正是因为不顾禁令为兄长收尸才遭到处死，伯利克里在撰写演讲词时大概也想到了这一幕。

伯利克里接下来歌颂了雅典的生活方式。“这里有丰富的娱乐、赛会与祭祀活动。在我们的家庭中，我们有华丽而风雅的设备，每天怡娱心目。”这里日常生活充满欢乐。在这座美好的城市——刚刚由他负责兴建的卫城就是明证——大家可以想象身边愉快的日常生活“有助于驱逐悲伤”。此外，这座城市以其开放性而自豪。外国人从未被驱逐，生活以透明的方式进行，不用担心外国人会接触到秘密。伯利克里的骄傲很有理由，即便是最坚定的批评家也要赞赏雅典的大都会气氛。一位被称为“老寡头”的反民主宣传册的作者指注意到，正是因为雅典的海军力量才使得雅典享有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奢侈品，无论来自西西里、塞浦路斯、埃及，利比亚或者黑海，他抱怨说，雅典人“与不同民族打交道”的本能，甚至使得他们的言论成为了不同元素的大杂烩。其他希腊人更倾向于使用他们自己的方言、生活方式和服饰类型，但是雅典人却学习所有希腊人与野蛮人的语言，可以说是大都会的典范。

伯利克里接下来讨论了雅典的教育与军事训练体系。这些体系非常高效，但雅典人的生活却要比生活在斯巴达这样的军事城邦的希腊人轻松得多。“最大的好处之一在于我们并不刻意关注死亡，而是强调如何享受和平与娱乐”——我认为有一则关于丘吉尔的轶事很类似这段内容的思想。有人问丘吉尔能不能削减艺术资金来支持战争努力，他说：“那我们还要为了什么而作战呢？”

雅典的美育包括艺术、戏剧以及智识发展，雅典人就像注重军事训练一样注重这些方面。这使得雅典人拥有了非同寻常的勇气。在伯利克里看来，开放的头脑要比一味军训更能增长勇气。他将雅典人的先进审美以及对于艺术以及知识的热爱与他们捍卫帝国的能力紧密关联在了一起。“我们的品味热爱美丽。在我们看来，我们的力量不在于商议和讨论，而在于行动之前的讨论赋予我们的知识。我们不仅擅长行动，也擅长三思而后行。其他人因为无知而勇敢，却又因为反思而犹豫。有些人对于生活中的痛苦和快乐有最清楚的认识，不会因此而在危险面前退缩。他们无疑是最勇敢的人。”受教育最好的公民也是最勇敢的公民。

雅典人善于交际，喜欢赠送礼物而不是接受礼物。伯利克里认为“雅典是全希腊的学校，每一个雅典人都有能力通过最多样和最优雅的形式适应各种各样的行为。”他在这里定义了雅典的文化个性，希望他的听众当中的每个人都能向往这种个性。他还声称自己的主张具有永久的证据——他说这话时肯定想到了他亲自经营的建筑项目。他骄傲地宣称“我们的权力具有强大的纪念碑，将会让我们成为这个时代以及日后时代的奇观。我们不需要荷马或者其他诗人的赞颂，他们的诗歌只能暂时取悦我们，他们对事实的表述经不起天光的考验。”接下来他用一段激昂的宣言结束了自己的赞颂：“雅典就是这样一座城市，这些人正是为了这座城市而高贵地作战且战死，因为他们无法想象她被夺走的可能性。今天在场的每一位活人都应当为了她而努力奋发。”人们普遍认为这段主张启发了约翰.肯尼迪的就职演讲——他的班子里显然有一位熟读经典的写手——“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

第四部分，他转向了死者作出的牺牲。“我说了这么多来讨论我们的城邦，因为我要清楚说明，与其他那些并不享有我们的特权的人们相比，我们正在争取的目标要远大得多；还因为我想用昭昭彰显的实证来更清楚地宣扬我对阵亡将士们的歌颂。我已经表达了对他们最崇高的颂扬，因为通过颂扬他们的城市，我也颂扬了他们。我们的城市之所以荣光万丈，正是因为他们这些人的德行。”

然后他转向了更为传统的主题——如果从公民与个人两个角度同时考量，死亡未必没有好处。为了这样的祖国奋战而死能使得死者的价值得到永世不变的认可。就算他此前有过种种错误，只要在死亡面前展现出此等勇气，也足以将过去的过世一笔勾销。就算你曾经是个坏小子，只要死在战场上就无所谓：“他们用善行抹去了曾经的邪恶。就算他们的私人行为曾经损害过这个国家，他们在公共活动当中为国家带来的好处也足以弥补。”无论贫富的死者都得到了同等的荣誉，因为他们“认为敌人遭受的惩罚甜蜜无比，而且他们也想不出更高贵的事业值得让他们捐躯。他们坚信自己的丧生将会得到光荣的复仇。他们将不可知的成败交付给希望，面对死亡他们独力承担。一旦大限到来，他们拼死抵抗，不肯逃跑保命。他们听到卑劣的言辞就避之不及，但是在战场上他们却双脚坚定。在命运的最高点，他们转身离场，留在身后的并不是恐惧而是光荣。”这番话描绘了一幅战死亲人临终时刻的壮美画面。

宣扬了死者伴随荣光离开人世的理念之后，伯利克里最后又将话头转向了遗属。这些人最大的慰藉不应该来自对于死去亲人的勇气的关注，而是应该来自雅典本身：“……瞩目凝视雅典的伟大，直到你们心中充满对她的爱。当你们被她的万丈荣光所震撼时，要记得这个帝国的缔造者是无数尽忠职守充满勇气的人们，在危急关头他们唯一的恐惧就是蒙受耻辱。就算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遭遇失利，他们也不会允许自己在国家面前丧失德行，只会毫无挂碍地为国家捐躯，将生命当成最美好的供奉呈现给国家的盛宴。”

伯利克里婉转且高明地承认了一部分阵亡者死于失利而非胜利的战斗。然后他突然脱离了实打实的现实环境——直到目前为止演讲都在这样的环境里展开。他躲开了一切玄学内容——既没有宣称死者将会在仙境享受往生，也没有取悦地方神灵，哪怕是雅典娜——而是又抛出了一系列激动人心的比喻来激发永恒名声的抽象理念。战死者们已经实现了某种形式的永生，“他们获得了永不衰颓的赞美，获得了最高贵的坟墓——我指的不是他们的埋骨之处，而是说他们的荣光将会永远留在人们心中，每到适当的时机总会激动后人的言论或者行动。整个地球都是伟人的纪念碑；他们不仅被本国的纪念碑与纪念柱所纪念，就算是在异国他乡也树立着他们的纪念碑。他们的英名已经生根在人们的心中，而不是凿刻在有形的石头上。”与其在远离战场的生活当中承接命运的打击，倒还不如“在预料之外的时刻、在充满勇气并且因希望而充满活力的时刻迎接死亡。”

接下来伯利克里面向所有遗属发言。他将遗属分成了三类并且分别给出建议。首先他承认战死者的父母必然十分痛苦，尤其是在他们看到其他父母的儿子依然健在的时候。但是这样的痛苦并非不能化解，至少对于那些依然年轻、还能生育的父母来说确实如此——下面这番话对于二十一世纪的听众们来说恐怕十分刺耳——“今后降生的儿子不仅会让他们忘记自己曾经承受的损失，而且城市也能得到双重的收益。战死的儿子保卫了城邦不被践踏，新生的儿子则会使她会更加安全。”但是就连那些已过壮年的父母也能找到慰藉——这段话听起来甚至比刚才更加野蛮——“你们应当自我祝贺，你们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很幸福，而你们的悲哀余生不会持续很久，期间还有战死者带来的光荣为你们提供慰藉。因为只有对光荣的热爱——而不是财富——才能让人永葆年轻。当人衰老无用之时，只有荣誉才是他唯一的快乐之源。

对于死者的儿子与兄弟，他承认模仿死者的功绩将会非常艰苦。但是死亡的好处——如果死得光荣的话——就是免于批判以及对头的分心。对于死者的遗孀，他尤其直率并且缺乏同情：“如果我要总结那些寡妇的女性德行，我只有一句话说——女性只要免于流露出更甚于天然性别的软弱，就是最大的荣誉。她们要尽量不被男人提到，无论是赞扬还是贬低。”换句话说，身为女性就应当闭嘴。

为什么伯利克里认为有必要说这些话呢？雅典的寡妇究竟多么喜欢抱怨自己的苦境？莫非二十年后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利西翠妲》所描写的性别大战并非夸张？他莫非只是在提醒安静顺良的女性群体继续保持安静顺良？又或者他不得不提到女性，因为他遇到了激进、怨愤并且吵闹的哀悼者——愤怒的母亲、妻子、姐妹与女儿？莫非她们当真有能量给主战派政客的生活找麻烦？我们已经不可能知道了。但是显而易见，国葬意味着葬礼当中的主导角色已经从家庭——尤其是女性——转向了国家以及主导国家的男性代表。公共仪式拉开了遗属们与死者之间的距离，他们被剥夺了与死者亲密接触并哀悼的权利。过去几百年一直是由遗属亲手清洗死者的遗体并且抹上油膏，剪掉自己的头发，撕掉自己的衣服，捶胸顿足，抓伤自己的脸颊直到流血，用双拳捶地并且并且发出声质骇人的挽歌。通过《伊利亚特》与古希腊悲剧，我们很熟悉此类歌曲。

实际上，公元前六世纪的雅典立法早已约束了过度自残以及其他女性表达悲痛的方式，大概是为了预防贵族家庭相互攀比葬礼开支——实际上如果舍得花钱的话，你完全可以专门聘请一队女性哀悼者来声嘶力竭地哭丧。但是到了公元前431年，就连遗体告别仪式也不再发生在私人家庭当中，而是转移到了公共场合，尤其大概会在市场举行。或许能让寡妇门得到宽慰的是，伯利克里的总结陈词总算确定了战死父亲的子女长大之前的开销将由公款支付。尽管如此大力颂扬民主与爱国主义，但是伯利克里葬礼演讲结尾直接向死者遗属致辞的内容依然强硬地提醒我们，雅典是一个军事城邦以及野蛮的帝国主义父权社会。

伯利克里登上特别营造的平台之后，发表了在西方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演讲。这场演讲赞颂了民主价值，那一年的阵亡者正是为这份价值而付出了生命。这份赞颂又启发了后世无数的其他著名演讲，当然也包括亚伯拉罕.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当林肯计划葛底斯堡演讲时——他在准备阶段肯定读过预定在他之前登台的艾弗雷特的讲稿——他遵从了伯利克里的先例。他并不歌颂战死者本身，而是歌颂了全部战死者为之奋战而亡的那个美国理应奉为立国之本的原则，这样一来他就将战争双方的死者全都包括了进来。在一本非常精彩的历史作品当中，历史学家加里.维尔斯（Garry Wills）认为林肯的演讲堪称“思想的革命”，因为林肯主张杰佛逊起草的《独立宣言》的地位要高于美国宪法，前者才应当是美国政府的至高表述。他主张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由单一民族组成的单一国家，而不是各州组成的联盟，

艾弗雷特和林肯演讲的时刻也具有同样的历史意义，哪怕他们刚刚经历的这场战争以战死者数量而言规模远超伯罗奔尼撒战争。葛底斯堡这个宾夕法尼亚州的小镇出乎意料地堆满了上千具腐烂的尸体。林肯遵照了伯利克里的榜样，虽然并非字句不差地照搬了前人话语，但是却像伯利克利那样抓住了历史机会来构建自己对于整个社群的愿景以及这个社群的价值观，并且鼓励听众们与依照这一愿景共同创造未来。林肯遵循着伯利克里的经典结构，首先讨论死者，其次讨论生者——幸存者以及遗属——然后构建他们的未来。林肯的演讲激励了大部分后来的美国总统，从奥巴马到肯尼迪的就职演讲都受到了林肯的影响。

可悲的是，尽管雅典人对于自己的城邦以及帝国抱有如此高昂的骄傲之情——这份感情在修昔底德记述的伯利克里演讲当中得到了最为流利的呈现——但是雅典人即将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挑战之一。第二年春天，斯巴达再次入侵阿提卡，而雅典人却开始因为瘟疫而大量死亡。瘟疫的来源是他们的供水系统。战争迫使人们从农村纷纷搬入城内并且密集生活在一起，极大地加剧了疫情。医生与祈祷都无济于事，伯利克里和他的儿子都死于这场瘟疫。对于后世来说非常幸运的是，修昔底德为我们保留了这段演说的讲稿，虽然他本人也染上了瘟疫并且描述了令人痛苦的病情细节。他活了下来并且为我们纪录了伯利克里对于雅典人士气的最后一次重大贡献。很多听过那场演讲的人都没能挺过这场瘟疫。1994年到1995年，人们准备在凯拉米克斯修建地铁。施工之前的挖掘找到了一座万人冢，其日期与疫情时期大致吻合。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九十具骨骸，其中十具属于儿童。他们埋葬得全都非常草率，其中很多人想必在一两年之前听过伯利克里的葬礼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