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政治人物的能力 -- 自以为是

　　探照灯、岗楼、哨兵、瞭望孔、射击孔，尖锐的警铃，惨无人道的酷刑……，这阴森恐怖的地方既不是日本人的炮楼，也不是国民党的渣滓洞集中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居然是20世纪60年代北京的一所学校-----北京六中。

　　当时这是全北京红五类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后来“联动”最重要的据点。借着文革初期的混乱，他们将日常学习读书的地方改造为关押“黑五类”的“劳改所”。十五、六岁正是青春期萌动的时刻，如果这萌动一旦被名、利误导，立刻会滋生出可怕的魔鬼。“保爹”的愿望促使着红五类们不断探讨先辈的战绩，在他们灵魂深处，或许真的有“沿着前辈的足迹走”的良好愿望，可一到具体问题上，他们不自觉地沿着敌人的足迹走起来。六中的大门早就被封死，要想进去只能从他们规定的窗口跳进。一进门，这几个血淋淋的大字就扑面而来----红色恐怖万岁！-----这真的是用人血写成的。

　　在这里，专政对象被无限扩大了，先是“黑五类”，后是“黑七类”，东、西、海纠的成立使他们的气焰更加嚣张，专政对象逐渐扩大到一切不同意“对联”观点的人。他们轻辄打骂同学老师，强索钱财，重则草菅人命，而且手段极其残忍。老工人徐沛田、高二学生王光华先后被西纠成员活活打死，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东西海纠一下子臭遍了街。

　　今天，我们应该回过头来思索这段历史：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未成年的孩子犯下如此滔天大罪？法律精英会脱口而出“目无法纪”，右派精英会大声呼吁“缺乏民主”，他们会各自掉几滴鄂鱼的眼泪表示同情，然后兜售自已的私货。我们已经被他们骗了几十年，不能再上当了。用阶级分析的办法来看，我们会发现事情的真相----阶级斗争！

　　“联动”成立后，更加疯狂地抄家打人制造混乱，甚至有人昼伏夜出杀害对立面的人，引起了社会治安的严重动荡。本来抄家这一行径是有严格组织程序的，一般说只抄书籍日记等文字性东西，而且还要打借条。这是基于“四清”运动中从地主家抄出“子孙万代要报仇”等反动诗而采取的一种强制检查措施。后来检查扩展到“四旧”等生活实物，抄家者也还算守规矩，文革结束后有人从堆积如山的仓库中拣出自家物品就是实例。可这些好的做法到了“联动”这里就统统废除了，他们不但把抄家当成赤裸裸的抢劫，还中饱私囊，尽一切可能搜集自已需要的东西。他们在向“黑五类”们勒索钱财的同时，发现这些人家里有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书籍，不由分说拿了回去，可他们当时没有时间看----都忙着夺权呢！

1966年10月9日，周恩来否定了谭力夫提出的“黑七类”的说法，说“谭力夫讲话是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对谭力夫的观点大加挞伐。10月24日，毛主席亲自出面了。他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

　　犹如三记重拳，一次比一次狠，红五类们顶不住了。

　　1966年11月的一天晚上，一个电话打到谭力夫家，中央文革的关锋、戚本禹约他中南海谈一谈。谭力夫又惊又喜：终于有了一个为血统论辩解的机会了。他要在中央领导面前“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系统阐述血统论的正确性。可当他那滔滔不绝的辩解没进行几分钟，戚本禹就厉声喝问他同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的子女有无瓜葛，关锋则在一旁敲边鼓，不断地追问他们家同林枫、李雪峰的关系。自已的老爹干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能同这些人无关吗！谭力夫终于明白，对方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谈话当然是不欢而散。事隔不久，谭力夫被逮捕投入监狱，中央文革成立了”谭力夫专案小组“，不断追问谭力夫的后台问题，想以此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借以除掉政治对手。可谭力夫毕竟不是普通人，他在狱中清醒地认识到中央文革“打孩子是为了整老子”的企图，学着革命先辈的样，咬紧牙关硬是一句不话，非常投入地表演了一翻。为了证明“血统论”的正确，他还在狱中写下了一首《铁窗歌》：“铁窗孤影对，深夜寒风吹。生当共产党，死作革命鬼。纵死亦含笑，问心无大愧。敬爱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自从被中央文革盯上后，“联动”的日子一直过得很郁闷。先是“中日青年大联欢”筹备工作的领导权被剥夺，继而平民红卫兵崛起，处处抢他们风头。1966年夏季，老对头北航红旗战斗队发出了制造“红海洋”号召，就是以美化市容为名，用红油漆将街道、单位大幅墙体涂成红色，以彰显“革命化”的环境赤风潮。这让“联动”成员们心里很失落：这本应该是他们提出来的才对！可人家先走一步，已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没办法，只好跟在后面吃点浮食。除了到处泼油漆刷街道外，他们还将自已的红袖章进行了精心改良设计：双层绸面，外面红色，里面白色，寓意是：红色恐怖压倒白色恐怖。可惜这个顺风屁还没接热乎，人家北航忽然改口，大加挞伐起“红海洋”来。原因是制造“红海洋”浪费了大量红油漆，引起了毛主席的反感。真是：人要倒楣，连喝口凉水都塞牙！

　　随着“联动”重要据点北京六中劳教所等陆续被爆光，他们在北京市民心目中一下子臭起来，老百姓都拿他们当小流氓，各校新崛起的平民红卫兵也渐渐不买他们的帐。“联动”正式成立后，他们组织了几次对“红三司”的冲击。可人家蒯大富一个电话就召来几千人，吓得哥几个面如土色。不过，此时“红三司”对“联动”还基本处于防御状态，基本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毕竟人家头顶上戴着红帽子呢！

　　谭力夫被逮捕后，整个形势对“联动”越来越不利了，可个别脑子不大灵光的还不知死活，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表现自已，比较典型的是：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章，一手拉住军车窗，另一手挥舞军刺招摇过市。行人侧目，避之唯恐不及，警察可睁大眼看着呢，带着闹事的不容分说被关了进去。

　　这下“联动”没招了。讲理吧，理论权威正在监狱里待着呢；讲打吧，人家蒯大富的“红三司”可是以大学生为主，个个膀大腰圆，还真不是个。“反了，反了，这年头流行儿子打老子”，同阿Q一样，他们也急需一场“精神胜利法”。

　　1825年12月，一群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的俄国贵族军官悍然发动政变，目的是反对沙皇的农奴统治。可惜活没干利索，指挥官临阵脱逃，三千多人还在广场上傻等呢，沙皇的大炮轰来了。围观的百姓和士兵们顿时血流成河，政变就此破产。可贵族毕竟是贵族，碍着朝中老臣的面子，参加政变的军官们除首犯被杀外，大部分只是被罚去西伯利亚做苦力。沙皇本想借西伯利亚的狗熊之口除掉政敌，可万没想到这帮公子哥生命力还挺顽强，愣是在那冰天雪地里活了下来。他们美丽的妻子也拒绝了沙皇要她们改嫁的要求，宁可放弃贵族生活而去西伯利亚与丈夫厮守，真是浪漫的刑期啊！这个故事一向为“联动”的红色贵族成员们所熟悉，同样是贵族，同样是十二月，同样是挑战当局的危险活计，他们很自然地将二者联合起来，自称为“十二月党人”。

　　面对蒯大富、聂元梓代表的平民红卫兵的挑战，红色贵族们出奇地愤怒了。从1966年11月27日起，他们就在北大附中教学楼的一间会议室秘密集会，商讨对付“红三司”的办法，12月5日发表宣言，正式出现了我们在开篇中提出的那份誓词。这篇宣言以诗歌般语调强烈指责当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在保卫“十六条”、保卫毛主席的口号下号召“拉起队伍自已干！”干什么呢？当天夜里，“联动”成员倾巢出动，四处张贴标语和《“联动”宣言》。北京工业大学附中邹建平等人竟爬上了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成了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发出了向中央文革进攻的信号弹。

　　仅仅贴标语、发传单当然满足不了“联动”的愿望，他们发动了对“红三司”一系列的攻势。12月6日，十几个“联动”成员在首领牛皖平的带领下，主动到蒯大富控制的“红三司”司令部，点名要求辩论揪斗老干部的问题。结果还没进大门口就遭到围攻，只得落荒而逃。12月7日，“联动”再次从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等处调集大批红卫兵来到“红三司”所在地寻衅，结果被团团围住，最后是周恩来派秘书周荣鑫来解围才把他们救走。的确，无论从人数还是从体能上比，他们和人家蒯大富都不是一个等级的，更不用说蒯大富后面还有个中央文革呢。

　　12月16日，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北京市中学红卫兵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对“联动”的理论和路线进行了严厉批判，并决定解散各种红卫兵纠察队。这等于斩断了“联动”的各种触角，形势已经将红色贵族们逼到了墙角。

　　12月26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在这次大会里，他们不但高呼“打倒‘红三司’、“反对乱揪老前辈”等口号，还有人胆大包天地喊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刚喊出这句时，台下一片寂静，几千人同时愣住了，继而掌声大作，“联动”红卫兵们发疯似的蹦起来，跳到桌子上、椅子上，拼命鼓掌，大声叫好，鞋子、帽子、头巾、传单等物件抛向空中，在圆形屋顶下飘舞着。不知谁弄来了鞭炮，噼哩啪拉，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在剧场中炸开了。此时他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中央文革才是“红三司”的总后台。

　　“联动”老红卫兵的血液像火一样燃烧着。会后放映苏联电影《区委书记》，当游击队员们举枪宣誓“以血还血、以命抵命”时，全场的联动立即响应，齐声高呼：‘以血还血！以命抵命！’帽子乱飞，口哨乱响，一片疯狂。电影放完已是凌晨四点，大群的联动趁着热血还没凉，一队队蹬着自行车前往公安部去解救落难弟兄。这就是有名的‘联动六冲公安部’的第一冲。

　　在文革期间，各级党政组织包括军警等暴力专政机构，对红卫兵都是相当地忌惮。这当然同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但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支持绝不仅是以新代旧那么简单。要知道，几千年来，国家暴力机构同民众的关系一直是尖锐对立的，它几乎就是群众头顶的一层天。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改天换地的大事，这层天当然也在改革的范畴内，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毛泽东改革的办法就是把对立关系倒过来，暴力机构的活动要始终置于群众的监督下，为此他不惜让“群众运动具在天然合理性”的思潮泛滥。其实任何人都有可能犯错误，但毛泽东相信群众会在运动中“自已解放自已，自已教育自已。”比较起历史上暴力机构对民众的压迫来，他们在群众运动中所受的委屈其实算不了什么，当时中国社会出现的“老猫怕鼠”现象，其实正是我们曾经拥有的大民主。不过，对“联动”这样的组织来说，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可没他们的份。“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也不给，半点也不给！”

　　12月26日，就是“联动”开大会的当天，两名“联动”分子在偷摩托车时被老对头“北航红旗”的人逮个正着，他们不但不认错，还动手打人。可这时“联动”成员都在开会呢，寡不敌众下，被扭送公安部，这就是“联动”一冲公安部所要解救的“落难兄弟”。当晚，他们不但打伤了公安部的工作人员，连一位赶来调解的副部长都挨了打。无奈，公安部只好把闹得最凶的几个人抓起来，但学习过几段语录后立即就放了。可这几个人出来后却反咬一口，大骂公安部乱抓人----一冲。

　　12月28日到29日，“联动”调来几百名暴徒，强占公安部接待室，不断殴打工作人员，并高呼“打倒公安部！”“公安部权力下放”，不但成功地将两名“落难兄弟”抢走，而且将三名公安人员绑到礼堂围攻谩骂，直到周围有群众赶来声援才撤退---二冲；

　　12月31日到1月1日，调集百人再次冲击公安部，打伤二人-----三冲；

　　1967年1月6日到7日，纠集100人公然从公安部大门冲入，撒传单、贴标语，砸烂礼堂，闹腾饿了，就跑进公安部食堂，将那里的四五十斤粉肠和熟猪肉一扫而光，还恬不知耻地到处宣扬“公安部的猪肉真他妈好吃！”。但公安部此次将他们的暴行广播了出去，大批群众前来声援，“联动”一看形势不好，夺路而逃---四冲；，

　　一天以后，他们纠集五六百人带着菜刀、匕首等凶器，一路高呼“打倒‘红三司’！”“打倒江青！”再冲公安部，用装上铁钉的“二踢脚”攻击负责守卫的解放军，造成多人受伤----五冲；

　　1967年1月11日，“联动”再次纠集五六百名暴徒第六次冲击公安部。由于这次自动前来保卫公安部的群众达十万之众，他们没有冲成，只好气势汹汹地向公安部提出了所谓权力下放的“最后通牒”，并高喊“油煎江青！”、“打倒陈伯达！“打倒谢富治！”，最后甚至喊出“打倒周恩来！”的口号。别人倒也罢了，周恩来可是一直在护着他们，只不过不满意他们胡乱打人杀人最近没有明确表示支持而已。“上帝要使人灭亡，必先使人疯狂”，“联动”越疯狂也就越接近死亡。

　　“六冲公安部”非但没有改变他们即将灭亡的命运，反倒火上浇油，惹恼了文革中一位重量级人物-----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并由起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1月17日，谢富治讲话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

　　1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指出：“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

　　同时，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给“三司”红卫兵负责人打电话：“在‘联动’问题上，你们是不是手太软了？连个‘联动’都对付不了，今后还想当左派？”

　　铰杀令一下，“联动”的未日也就到了。

　　先是以首都中学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号召广大中学生同“联动”划清界线，从内部瓦解“联动”组织。接着，由公安局的人领队，“红三司”的人动手，几万人在全市进行了犁庭扫穴式的大围剿。在中学里，新的平民红卫兵组织不断涌现，对他们发动了“中心开花”式的进攻；在大学里，“联动”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在社会上，浪迹街头的“联动”小流氓更是无处藏身。一天之内，“联动”各个据点纷纷被摧毁，大部分头头被抓。“联动”心里这个憋屈呀！想当年在大兴县灭“四类分子”时是警察给他们带队，怎么一转眼全变过来了！他们想骂、想打、想闹，可人家“红三司”跟他们耍的根本就不是一路拳，三四个对一个，像拎小鸡仔一样抓过来丢进囚车。此时他们倒真有几分“十二月党人”的血性：在冰凉的囚车里，稀稀落落地响起了《国际歌》声。

十九、将军们“绑子上殿”

　　当大多数监牢里的“联动”还在做“十二月党人”的美梦时，他们并不知道，此时在他们曾经的老巢里正在举行着揭发他们罪行的展览。展览地点虽各不相同，但主题却是一样的，都把“联动”罪行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系在一起，主题是“让我们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砸烂！”

　　之所以这样联系，是因为从种种揭发材料来看，这些人之所以在文革初期带头造反，同他们老爹的特殊身份是分不开的，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依靠近水楼台的优势，较早摸清了中央高层的意图，于是这些毫无造反动机的人率先造起反来，他们是希望尽早获得“左派”头衔，以便从中渔利。他们成功了。他们中最早的红卫兵组织几乎是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组织前后脚成立的，巨大的历史惯性迅速把他们推向风口浪尖，着实风光了一把，但渣滓终究是渣滓，还不到一年，一个个就原形毕露了。

　　北京六中森严恐怖的“劳教所”；

　　惨无人道的各种法西斯刑法；

　　杀人灭迹，血债累累的暴行；

　　敲诈勒索，无所不为的流氓行径；

　　……

　　这一桩桩一件件，让参观者不由自主地回想起黑暗的旧社会。人们很难理解，怎么解放翻身这么多年，在中国的土地上还会出现这种罪恶。无产阶级既然已经取得了政权，按照某些人的说法，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了，阶级斗争不存在了，国内的主要矛盾也变了，按说该太平了吧，可怎么一转眼旧中国的东西又回潮了？看来他们的生命力还很顽强，顽强到超乎我们的想象。

　　展览获得空前的成功，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参观，这中间包括共和国的一些开国功臣们。当他们看到自已家宝贝在外面干的这些事后，从心底生出阵阵凉气：这不就是国民党吗！这不就是法西斯吗！自已把脑袋别在裤脚带上干了大半辈子革命，不就是为了推翻这些吗？怎么这些东西又从自已儿子身上出现了？大半辈子的辛苦，无数战友流血牺牲换来的红色江山，难道要由这群小兔崽子来执掌？过去是国民党祸害老百姓，难道以后要换成他们来祸害？那自已革命还有什么意义！并不是每个功臣都没有觉悟，更不是谁都护犊子。“爱孩子，是老母鸡都会做的事，可要懂得教育他们，那就是国家大事了。”经过深思熟虑，他们终于做出了正确的决策。在陈士榘将军的带动下，一些将军们纷纷带着自已孩子去自首。

　　毛主席听说这件事后，当即下令：把被抓的“联动”全放了。

二十、政治上彻底清醒了

　　1967年4月22日，关押“联动“的红卫兵监狱中涌动起一阵小小的骚动。几辆大轿车开过来了，一百多名“小政治犯”排队上车，在车上，他们仍在心里猜测未卜的前程。“不会拉出去枪毙吧？”“不会，最多是开批判会！”他们这样互相打着气。

　　没想到汽车却直开人民大会堂，在东大厅的会议室里，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鱼贯走出。“联动”们一下子愣住了，悔恨、愤怒、恐慌、内疚各种感情交织在一起，他们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曾经天天盼望同中央首长见面，可万没想到是在这种情形下，更没想到一下子见这么多。“你们受委屈了”，江青一语出口，下面立起波澜。先是小声抽泣，接着是放声大哭，会场乱做一团。接下来的谈话就不那么顺利了。只要江青一开口，他们就齐声高诵“我失骄杨君失柳……”

　　五十年代，毛主席前妻杨开慧闺中密友李淑一来信索取主席年青时赠送杨开慧的一首词，毛主席说当年那首写得不好，提笔挥就这首《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宵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服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这里的“骄杨”指杨开慧，“柳”指李淑一爱人柳直荀，革命烈士。在这首词里，毛主席对前妻的怀念是无疑的，可并没有对江青否定的内容。有些人总拿这个说事，用意纯在诗词之外，否则的话，为什么他们不编排贺子珍呢？还不是因为当时贺子珍健在，有些谎话容易被戳穿。事实上，毛主席也给江青写过一道：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题为“为李进同志题庐山仙人洞”，“李进”是江青曾用名，“李”指江青原名李云鹤，“进”是进步的意思，加起来表示“李云鹤进步了”）

　　“联动”们人小鬼大，当众这么做无疑是在指着江青鼻子骂：“你是小老婆！”这简直就是面对面的人身攻击。

　　当中央文革其他人讲话时，他们就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毛泽东干吗？直到此时，他们每个人还在做着这样的政治梦：自已遭受的种种“迫害”都是中央文革背着毛主席干的，毛主席早晚有一天会翻然醒悟，将他们和他们老爹的罪行一起赦免……

　　被放出来的“联动”非但没有丝毫悔改，反倒变本加厉起来。毛主席对上海“一月风暴”的支持彻底砸碎了他们的“救爹”梦，此时他们在政治上彻底清醒了。他们成群结队地骑着自行车在天安门狂奔，并高呼“油煎江青！”“刘少奇万岁！”“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后再见！”鉴于没有枪杆就没有一切的教训，他们不但四处搜罗枪枝弹药，还利用大串联时在全国各地撒下的“火种”号召成立“铁血队”“红旗队”“红旗军”等武装力量做他们的保皇派。他们尚未被打倒的叔叔阿姨们更是别有用心地提出“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口号。

　　可历史规律决定了，这一切不过是螳臂当车。经过新一轮的抓、关、放后，他们残存的力量也被消灭殚尽，“联动”做为一个组织正式灭亡了。

这是网上流行的一幅控诉文革血泪的照片，它给我们的直观印象是什么？愚昧、狂热、武斗？可是又有谁真正看懂了它。

　　请大家注意看墙上的标语：“欢呼毛主席关于派军队支持革命左派的伟大号召！”“‘红旗’《铁血队》死保‘联动’反动透顶！”

　　“联动”做为一个组织已经被消灭了，但他的指导思想还在，在党内、军内仍有大批支持者。在“二月逆流”时就有某位党内大佬叫嚣：“‘联动’怎么会是反动组织，十五、六的孩子，能惹什么事！”与此相呼应，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各式各样的保皇组织，名称五花八门，以“铁血队”“红旗军”等最为著名，这当然不是完全响应“联动”的号召，更多的是受冲击的各级党政负责人组织的宪兵队。于是，1967年成为文革史上最为混乱的一年，全国武斗成风。我们今天见到的“红卫兵公墓群”大半形成于那个时期。然而当我细细考证这些公墓群时就会发现：他们大多数是当年的保皇派。怀着对党的忠诚，他们把青春奉献给了他们心目中的“党代表”。可这些人有朝一日翻过身后，却异口同声地指责起两派的无知与狂热，躺在冰凉墓穴中的逝者哟，倘使有来生，你们还是否愿意为他们流尽最后一滴血！

　　一颗嫩芽破土而出，只有雄才大略的人才能及早分清它是鲜花还是毒草，大多数人还只是盲从。毛泽东----文革----动乱，用武断的木桩将似是而非的逻辑串联在一起，把毛泽东敌人的罪恶硬安在他头上，多年来，中国人民就这样被诱骗着一步步走上资本主义这条贼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