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一家注李，千家注杜看官僚 -- 真离

杨贵谈他后红旗渠时代的故事之一：关于“林县人民的红太阳”

2023-01-25 10:18

杨贵回林县

1998年10月21日上午、22日下午笔者和同事在北京方庄杨贵家中调访，他在谈了修建红旗渠的情况后，重点谈了红旗渠建成后他在政治运动中的沉浮，其中不乏鲜为人知的情况，现发给条友们分享。

笔者和同事调访时与杨贵和夫人的合影

一、关于“林县人民的红太阳”

1966年7、8月份河南各地开始搞“文化大革命”。9月份火就烧到林县了。9月20号晚，地委100多人到林县造我的反。当时，红旗渠的配套工程也已经开始，林县人民劲头正足，真是有毛主席形容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劲头，县委指向哪里群众就干到哪里。地委来林县的100多人要造我的反，如果他们到县委机关去造我的反，可能不会发生大的问题。可他们偏偏敲锣打鼓到县城周围的村里高喊：“我们是来抓杨贵的！杨贵在林县搞资本主义，是走资派！”这个说法群众就接受不了。21日凌晨，县城周围被群众围得水泄不通，把这100多人围了起来。群众与他们讲道理，辩论：“你们说林县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说杨贵是走资派，有什么道理？”林县的工人、农民参与包围的大约有一、二万人。我怕他们动手打人，就把带人去造反的地委副书记焦祖涵接到县委机关里。

21日午饭过后，群众还围着，我们劝说群众走。这时人群中有人说：“地委真不像话！修红旗渠时他们反对，现在修成了又来造反，太不像话了”。本来群众不知道地委反对修红旗渠的事，这么一嚷，这事就传开了，汽车上就被贴上标语，说造反派来林县打我们搞社会主义的人。那时在我的思想上，认为从地委来的人，从组织上说是上级，无论如何要尊重。我没有造反思想。当时有人对我说；“老杨，这些人是故意找事干，咱们应该起来造他们的反”。以后有同志还批我：“你这个人哪，就没有一点造反精神，你要是起来造地委的反，咱们就没事”。

我们把去林县造反的人送到了安阳，他们倒打一耙，说我镇压他们了。大肆宣传说杨贵镇压地委造反派，说造反派到林县造杨贵的反，杨贵组织群众镇压他们。当时外地到林县的人多，学生也大串联。这些去林县参观的人也跟着说我镇压造反派。这些群众组织不服气，他们组织人到郑州向省委告状，要撤我的职。中央知道后，9月21日，周总理让谭振林打电话，要我去参加国庆观礼，通知了省委，省委也通知了地委，但地委压下了通知，大约同通知了两、三次。这个事当时我不知道。记得有一个管电话的人曾偷偷地告诉我：“老杨，你放心，群众知道你，中央也知道你，周总理让你去参加国庆观礼，他们就不通知你，他们压着不让你去”。一个工人这样说，我就不很相信，只点点头。因为那时乱传的东西很多。

后来被抢到北京后碰到了张成国，他问我的情况怎样？我说到：刚开始让我检讨，我睡不着觉，认为自己的工作出了差错。后来看都是造谣，我就睡得很好。说到造谣，我给他举例:“比如说谭振林是我的后台，谁不知道豫北会议谭振林要撤我的职?”这时张成国说：“谭振林保你倒是真的。一次文敏生到北京汇报工作，谭振林点着文敏生的名：“文敏生，你为什么不让杨贵来参加国庆观礼？中央通知杨贵来北京，你为什么不让来？”文敏生对谭振林说明情况：“不是省委不让来，你通知后，我就让王维群给安阳打电话，安阳地委说杨贵镇压了造反派，不让他来。”

谭振林拍着桌子：“打他几个才好哩，为什么去造杨贵的反？”张成国这样说，我才相信中央让我去参加国庆观礼的事。当时是要保我的，这都是以后知道的。

9月21日通知我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没去成。11月，造反派逼着地委书记崔光华出面找我，他们知道崔光华和我关系不错。他们逼着崔光华到林县的目的就是能够把我骗到安阳，因为在林县，他们没法批我，来多少人也无法揪我。崔光华和省委农村工作部长到林县解决问题。一天，崔光华对我说，咱们这里不好解决，是不是到任村？任村是红旗渠边上的一个村庄。结果到那里就开了半天会，他又说到安阳去解决，到安阳又把我弄到安阳地委。骗我到安阳，是崔光华搞的。我就说他：“崔光华同志，你可是干了件不光彩的事情”。

把我骗到安阳以后，地委一帮子人很不讲道理。我那时是地委副书记兼林县县委书记。他们把我弄到一间房子里，晚上轮番组织人在外喊叫：“打倒杨贵！”几天后，又召开五、六万人的大会批判我，宣布撤销掉我的职务，解散林县县委。当时人们都比较正统。地委一宣布，马上就法办了林县的组织部部长陆加林（即豫北会议上被撤职的），派去了一个新县委，把老班自子接了。就这样撤了杨贵的职，赶走了县委，法办了陆加林。然后雷清祥和林作新两人组织了一个战斗队。地委看他们起来造反，就支持他们成立了造反司令部，开始肃杨贵的流毒。

林县群众分成了两派，贫下中农起来保我，是“保守派”，机关里边一部分起来造反是“造反派”，高中学生有个“104”也跟着反我，也是造反派。林县群众组织不支持新县委，他们批判新任县委书记韩鸿绪。保我的群众也称自己是造反派，他们反新县委也批我，不批我怕戴上保守派的名，那时都不愿意被人称为保守派。造反派是只批我不批新县委。

把我弄到地委后，林县的群众就到地委造反。造反派批判我，让我“坐飞机”，那时年轻，38岁，被斗得很厉害。以后也把崔光华也拉去批斗。整个安阳就分为“崔杨派和焦李（焦祖涵和他的妻子李艳）派”。崔杨派是保守派，焦李派是造反派。焦祖涵也亲自写大字报，说杨贵是刘少奇，邓小平在林县培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地委也有人保我。一天，去厕所，天麻麻亮，有人塞给我一张纸条：“老杨，要保重身体，地委开会决定到林县发动群众批判，只要是反对杨贵的都是革命派，你要经受起这个考验。看后要撕毁”。

在林县肃杨贵流毒，林县有群众说：我们喜欢要杨贵点流毒。杨贵领导我们修了红旗渠，这是事实。要说红旗渠是杨贵的流毒，我们倒喜欢多要。有的群众浇地时还戏谑地说“多给我们点杨贵的流毒吧”。

批判我，在林县谁要保杨贵就把谁抓起来。谁说一句杨贵好话，就要把人抓起来。群众敢怒不敢言。李顺昌被抓起来了。豫剧三团的名演员只是说了一句不同意抓我的话，就也被抓起来了。有的人造谣说林县人不知道有个毛主席，只知道有个杨贵，林县到处写着杨贵万岁，还说群众家里都挂有杨贵的像，和毛主席的并列。说杨贵在林县搞个人崇拜。那时林县群众说我的好话还是有的，但像这样的事根本就没有。斗争我最厉害的就是这一条。

上海“一月风暴”以后，县委副书记李英武、宣传部长郭凤臣、农村工作部长王参苏三人定为革命领导干部，参加三结合了。李英武能说会道。他说杨贵确确实实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在他面前是红人，红的发紫，我全清楚他的情况，他反毛主席，在林县搞包工包产到户”。他还把招待所的沙发说成是我用的床，说我腐化堕落。还要把沙发拉到北京来展览。李英武列了我许多罪状，说我在河南保吴芝圃，保文、赵、杨。可以说省委对我，不论是潘、杨、王，还是吴芝圃、史向生对我都不错，工作上都支持。李英武后来到邓县县委当第二书记，他是王大海要让他走的，王大海在我之前是林县县委书记。

一直到1967年春，他们认为在林县把杨贵的流毒没有肃清了，又把我拉回到林县批。林县群众还保我，偷偷送给我鸡蛋、烙饼。一天晚上批判我到12点了，许多人就走了，有个老太太走到我跟前“人家批你你怎么不说话？”一边说一边往我穿着的大衣兜里塞东西。当时我也没在意。一会觉得胸口热乎乎的，一摸兜里有张烙饼。原来老太太是以批我为幌子，送我一张烙饼。

还有一次，群众已经集中起来，把我弄台上“坐飞机”，李英武、郭凤臣、王参苏批我。刚开个头，有群众就喊：“李英武又在这里造谣，打他狗日的！”李英武他们赶紧跑了，批我的会也没开成。后来经常发生群众保我的事情。

有一天中午，有个批斗我很积极的年轻人把我拉到他家里，拉到最里边的一间屋里，给我煮了20多个鸡蛋让我吃，他妈妈在外边站岗。那时生活很苦，鸡蛋是最好的食品。

“坐飞机”是很受罪的，把胳膊拧几个圈，弄弯曲了。我的胳膊因“坐飞机”后来还动过手术。因为有群众的保护，后来“坐飞机”就好多了，群众不舍得拧，就不难受。

和我关在一个小屋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中学教员安之仁，原来当过国民党的县党部书记，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另外一个是北京市的一个教委主任，他俩人对我照顾的很好。

批我一直到1967年6月10日。中午正睡觉，突然十几个人进屋抓住我，要我跟他们走，我以为又是去批我，就穿上鞋子，拿上大衣（五、六月份我也穿上大衣，因为随便关到什么地方，什么东西也没有，无法躺下，一件大衣既能当衣服又能当被子）。出去一看，操场上停了几十辆汽车，我很吃惊，以前没有这种情况。

抢我的人是工人，他们一下子把我拉上汽车，几十辆车就分几个方向开跑了。当时我也不知道是开向哪里，也不好问人家。一口气把我拉了一百多里地。他们停车休息时，我看到是红旗渠的方向，是朝山西长治的地方去。后来他们把我拉到山西省襄垣岭后村的一户姓王的人家，汽车停住，留下四、五个人。他们给我改名叫杨云。又教我说：“如果有人问是干啥的，就说到山西来买点土特产”。

这户王姓人家是从林县逃荒逃到那里的，家里也经常有林县人来，儿媳妇也是林县人。他知道杨贵被批斗的事，他就向我们打听杨贵被批斗的事：“听说杨书记挨批的很厉害，现在怎样？”我们就说：“还是挨批吧”。他就说了些不满意的话：“杨书记是好人，为什么要批判？”很关心我的处境。因为阴雨，就在他家住了两、三天。这家的媳妇从娘家回来，一见到我们就愣住了：“唉，杨书记你怎么到我们家了？”这一问把她家人都问愣了。老王问：“哪个是杨书记？”媳妇指着我：“这就是我们林县的杨书记。”从那以后这家人对我就更好了。在林县困难时逃到山西长治、襄垣、平顺、潞城的人特别多，他们也就对我特别关心。这家人给大队党支部报告后，支部书记跟我说：“在这里你不要怕，他们不敢来我们这里抓你，好好在这儿休息。”他们派人站岗保护我。

几天后，支书把我送到太原，然后又把我送到北京，当时，群众组织与北京也有联系。当时，林县传说我已死了。到北京后，李厚接待了我，对我很好，专门给我腾了个房间，用热水敷胳膊，三个月以后就好了。

后来，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解放军画报等单位的记者，知道了我的事情，就来看我，为我鸣不平。他们说“把你搞成走资派，那么河南还有没有不是走资派的？”河南省委原第二书记何伟也受到批斗，他也说过：你们把杨贵整为走资派，那河南谁不是走资派？后来得知，这些记者给总理写了封信。说把杨贵打成走资派他是冤枉的。总理批示：怎么能说林县是走资本主义呢？杨贵怎么是走资派呢?

当时，刘建勋、纪登奎已回河南了，成立了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总理要求他们保障我的安全。

有人知道我住在李厚家，要抢我，于是他们就把我送到李厚的姐姐家里，后来又把我送到倪志福那个工厂的招待所。总理的批示可能转给了刘建勋。1967年8月中旬，刘建勋给吴德打电话，说杨贵现在在北京，总理对他有个批示，叫杨贵马上回来。吴德派人找了两天，也没有找到我。吴德给刘建勋打电话说找不到人。刘建勋说：你派人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据我所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的同志都是支持杨贵同志的。吴德派人到新华社了解情况。李厚的爱人陈静明让他小孩给我送了个纸条，上面写的是：现在北京市委吴德派人找你，说是河南要你回去，你见不见？你要见的话，我们给你联系。我一看不是群众组织找我，就给她写了个纸条，说可以。

这样，我来到北京市委办公楼3楼，在那里休息。有一个人在那里陪我。晚上，北京市革委会办事组组长杨寿山给我谈话，把中央有关对我的指示给我说了。说总理有批示，河南让我回去。还问我：明天走怎么样？我说可以。他说：刘建勋说不让你坐火车回去，那样容易出问题。他还让你坐飞机回去。他们给我买了两张票。第二天一早，我们就上了飞机。飞机上只有我们两个人。飞机到了郑州。一下飞机，刘建勋秘书王书庆去接我。这时，遇见林县的两位学生，他们认得我。他们问我：杨书记你怎么在这里？我对他们说，先不要告诉别人我到郑州了。

中午，我住在空军13师，就在飞机场旁边。周总理有批示，安阳驻军一军一师师长胡云涛，带了一个参谋去那里和我谈话。他说：我们支左支错了，让你受罪了。根据领导指示，你到我们那里去住，这样，我就到了安阳。

到了安阳一师驻地，我还换上了军装，恢复了兼任的武装部政委职务，那时，我住在安阳县许家沟一师三团驻地。

当时我受批一年多时间。我老伴也被批斗了，叫人家抢走后，在一个老贫农家住了几个月。我的大孩子送到了山西陈永贵那里。我老母亲带着我的6岁的小儿子被送到李顺达那里。有人问时，李顺达就说是他的表姑姑。后来，李顺达被批斗，我母亲又把孩子送到石家庄白求恩烈士陵园管理处。那里的革命委会主任是我的亲戚。我到了许家都沟后，他们被陆续送到那里，全家才团聚。那时，孩子们一口山西话。

当时，林县两派斗得很厉害。省委决定支持我和反对我的（也就是支持李英武的）两派都派出几个干部。安阳支持崔光华和支持焦祖涵的各派几个代表，到郑州谈判，解决林县、安阳问题。两派一见面就吵。一下子弄了两、三个月。李英武不敢和我见面，他住在铁路局唐岐山那里。我到林县工作时，李英武开始是县法院的副院长，后提升县委副书记。他对我的情况很清楚。心虚，不敢见我。结果他们那一派只有群众代表，没有当权派，焦祖涵也没有去，只有他的老婆在。后来，他们那里去了个红旗渠指挥部的老马当他们的代表。这人是保我的，是他们逼他当代表，没多长时间，他就跑掉了。他给刘建勋、纪登奎写了封信，说：他们打我，让我当他们的代表，反杨贵。我不当他们的代表，1968年10月28日，林县把李英武揪了回去，三结合时没让他参加，我当了县革委主任。

1968年7月，回到林县后，我整顿领导班子，重新布置红旗渠配套工程，就又继续进行干起来了。1969年7月，红旗渠全部竣工。红旗渠竣工后，9月，我到省里参加三级干部会议，这时候是省革委副主任王新主持工作，他给我扣上不突出政治的帽子，说林县山上都写着“农业大学寨”，而没有突出政治的气氛。虽然我现在进了革委会，但是我是“穿新鞋走老路”，就是说我对造反派没有感情。有人说我在林县搞个人崇拜。说“杨贵是林县人民的红太阳”“杨贵万岁”，其实说我好的有，但说我是红太阳的，没那么回事。这样，省委就准备把我调到洛阳去。

当时调离我，我也想离开林县，这里没法工作了。调个新地方，就没有那么大的派性。正准备调离我时，又出了个问题。1969年10月，林县出了个传单，意思是杨贵是我们的好领导，是我们的带头人，不能让他离开林县。传单上提了12条意见，讲了我的好话，不让我走。署名是“原工农商学兵”（原支持我的一派）。刘建勋看了传单，发火了，说把杨贵叫来。当时我正准备去找他。我到了省委，刘建勋把传单递给我，对我说：“你看看！你是林县人民的带头人，那么毛主席是啥？他才是人民群众的带头人。也许红太阳一事给他留下了印象。他认为我在林县树立个人威信，不树立毛主席的威信。其实，林县学毛著是很积极的。当时，在林县大家很少都叫我杨书记，见了面都叫我老杨。

我见到刘建勋，他对我大发脾气。我就说：建勋同志，你不要发脾气。派人去调查一下，看这传单到底是谁写的，是支持我的人还是反对我的人写的。不排除反对我的人写的这种可能。那些人反我走资本主义道路反不倒，就采取这个办法搞我。刘建勋说那好，就让王书庆通知安阳驻军一师领导同志来，要他们去调查。一调查，果然是反对我的雷庆祥和李贵祥（安阳一个造反派头）搞的，在邮电局打印的。这样省委又把我调往洛阳。这时，又出了个事情。安阳有人散布谣言，说我参加过国民党，说是河北涉县群众讲的。王庭栋找我谈话，问我你在涉县工作过没有？我说我15岁参加工作，以前连汲县县城也没有去过，根本没到过涉县。涉县有个杨贵，这个人参加过国民党，但这个人已经死了，不是我。这一切都搞清楚后，我才调到了洛阳。

我到洛阳后，担任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当时，部队的司令员都是地委书记，原来的地委书记都变成了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我一到那里就下乡，一直在下边跑。1969年---1972年秋，我跑了200多个公社，当时洛阳地区共有300多公社。

后来，林县往洛阳转材料。1971年批陈整风，批判了我几次。有一次是省军管会转去的材料。林县有一个小队长乱搞男女关系，与情妇在一起把情妇的丈夫谋杀了，这个小队长被判了死刑。王新、李中顺在这个材料上批道：请将此材料转林县人民的红太阳杨贵同志，看看他在林县工作期间，林县都出些什么事情。我在林县工作，林县出了这么个问题。这算我的什么问题？洛阳当时是军分区领导在那里当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办事组、政工组都是他们负责的。他们把材料给我看，批判我。这样，我就从农村回来了。批完后，我就又下乡了，做些实际工作。我在洛阳工作两、三年时间。洛阳的同志清楚，只要不开会，我一般都下乡。

1972年秋，大概是9、10月份，我正坐车到汝阳去，走到洛阳小店镇，有人截住我，说省委通知我赶快返回洛阳。到了地委之后，地委说省委通知让你天黑前赶到省委报道。我赶到郑州，省委办公厅通知，省委常委中只留王维群在家主持工作，其他人都到北京开会去了。让我到北京开会。这次会议，张钦礼也参加了，我和他不是一块儿走的。这次会议是1972年10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河南省委常委、省军区党委常委都参加了，主要是解决河南问题，也就是批王新问题。1971年发生了“九一三”事件，林彪叛逃死亡。事件发生后，全国开展了批林整风。

这两年我一直在洛阳，对省里的事情不太清楚。李先念主持了会议。他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纪登奎参加了会议，李德生有时也参加。第一次开会时，李先念握着我的手说：杨贵同志，他们把你整得好苦啊！康克清同志和华山给中央写的信，政治局委员都看了，总理看了两遍。

原来，1972年6、7月份，康克清到河南，有人给她反映了我的事情，特别是林县同志反映非常强烈，说把杨贵同志调走，还一直批他，给他加了很多罪名。作家华山在林县住了很长时间。他写了一个材料，反映林县怎么批我的事儿。康克清回京后，给中央写了个材料，后附有华山的材料。这样，总理看了两遍，说要让我来参加会议。河南来京参加会议的人都看了这封信，我也看到了。信写的很具体。

第二次开会时，李先念说：我来时，总理叫我给王新捎个信。总理也要专门问你（王新），为什么整杨贵？为什么要砍林县和兰考两面红旗？必须要讲清楚，讲不清楚过不了关。又一次开会时，李先念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每天会，每天发简报，大家都给王新提了很多意见。会议结束时，总理让先念给我讲，要把我调回安阳，任地委书记兼林县县委第一书记。刘建勋身体不好，李先念让张体学给我讲。

中央开这个会解决王新问题。中央政治局接见河南代表，总理也参加了。刘建勋把河南来京参加会议的同志一一作了介绍。当介绍到我时，总理握着我的手，问道：你今年多大了？他没松手，接着又问王新(他正站在我旁边)：王新，你为什么整杨贵？你给我说清楚！中央宣传红旗渠，树立林县为典型，你偏要反对，你这不是与中央唱对台戏吗？你为什么砍两面红旗？王新说，我没有砍。整风时，我把他调到洛阳，把他升为地区革会副主任。总理气坏了，说道：你的鬼点子太多了！你这是明升暗降！毛主席培养的干部，你为什么整他呢？

当王新说杨贵是林县人民的红太阳时，周总理问道，你听谁说杨贵是林县人民的红太阳？你自己捏造的。王新曾说：林县修了一个小小的红旗渠，有什么了不起？这时总理问他，小小的红旗渠，你修了几个？总理很生气，对王新说：你把帽子摘下来，你不配当人民解放军！总理掉泪了，几分钟没有说话。这时，江青连忙叫服务员拿来毛巾，她递给总理。总理还说，王新你是富农出身，本质没变。后来，还讲到社旗、兰考、灵宝的事情。会议从晚上9点钟一直开到早上2点钟。刘建勋说：还没见到总理发这么大的火。

1972年11、12月确定让我解决林县、安阳问题。会议结束后，我直接去了林县，没有回洛阳。又过了两个月，中央通知我调任省委常委，抓生产指挥部工作。1973年4、5月份，新乡几个工厂都停产了，发生武斗。我和东传钧(时任省委副书记)去解决问题。可能有人反映我们解决的不错，没有派性。7月，李先念从南方视察回来路过河南，住了一天时间。第二天中午，刘建勋把他送走。之后，刘建勋找到我说：先念同志对我说，总理不让你抓生产指挥工作了，让你到省委办公厅协助我工作。

“文革”中极力反对修建红旗渠，将杨贵和县委多数领导往死里整的另一派群众组织头目雷xx、靳xx、刘xx偷出一本小册子，并立即报告中央和“敬爱的邓付主席”，中央有人将此事定性为“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责令河南省委严肃处理。

王德政

雷庆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