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不太懂国际政治，就是从最近驻法国大使说的话联想到的 -- yg1993

华盛顿和北京的沟通中断应该不会让任何人感到意外。已经闹翻两年了——而这只是美中关系螺旋式下降的症状，而不是原因。

只要白宫的政策仍以不折不扣的外交政策口号为基础，两国关系就可能恶化。如果华盛顿想扭转沟通破裂的局面，就要考虑用北京真正理解的唯一语言：“互惠”来取代关于共存和“护栏”的一厢情愿的言论。

遗憾的是，拜登政府有一些相互冲突的政策，但没有针对中国的政策。有时强硬但通常是缓和的，拜登政府有缺陷的竞争框架混淆了手段和目的，完全回避了定义美国对中国的理想最终状态的艰巨任务。值得注意的是，拜登从没有发表过概述他对美中关系愿景的演讲。相反，他将此外包给了不同的官员——国务卿、商务部长和财政部长等——官员们从自己狭隘的角度来理解和做决定。结果就是政策制定过程支离破碎，最后产生相互矛盾的声明，并往往导致混乱。

例证：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美中技术竞争中寻求“公平”和“公平的竞争环境”，而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则主张使用出口管制来保持对北京“尽可能大的领先优势”。这两个目标隐含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关系：前者是公开竞争，后者是技术遏制。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表示，在美中关系中，国家安全问题应该凌驾于经济考虑之上。耶伦还声称此类限制并非是在为美国提供“竞争性经济优势”，但她的同行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则明确表示并非如此。

当然，拜登政府的竞争扭曲不仅限于半导体和供应链。它们越来越多地被用来应对与安全和主权有关的危机，尤其是涉及台湾的危机。例如，在拜登就美国“保卫台湾”的承诺（或不承诺）以及对其他两岸危机的回应一再失态后，白宫则一再重申华盛顿“寻求竞争，而不是冲突”——这意味着一切，同时又毫无意义。这一信息，以及其他关于台湾的混杂信息，使北京认为华盛顿正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因此，中国大陆开始将其部队部署到离台湾岛越来越近的地方，并实际上缩小了台海以前存在的缓冲区和迂回空间。

没有什么挑战比对今年的气球事件的人为反应更能说明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混乱态度。这些矛盾超越了普遍的信息纪律缺乏，布林肯谴责中国“侵犯我们的 [美国] 主权”，而拜登称其不是“重大违规行为”。有报道称，美国国务院故意阻止其他美国机构对中国目标实施有关制裁或出口管制。一方面认为中国藐视国际法甚至拒绝发出道歉的暗示，另一方面这些（制裁和管制）措施被搁置以避免对双边关系产生不利影响。

更糟糕的是，在气球事件发生后的几个月里，拜登政府多次提议派遣高级代表团访华，或许是希望解决分歧。但提议被北京拒绝，北京的行为一如既往没有发生任何有意义的改变。中国批评美国反应过度，并表示除非美国改变路线，否则“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拜登不连贯的中国战略的致命缺陷并不在于他不惜一切代价寻求避免超级大国危机，也不在于该战略基于空洞的口号。相反，问题在于华盛顿误判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目标。更具体地说，拜登政府假设长期共存符合中国以自己为中心的新世界秩序的愿景，而美国的极端谨慎政策是阻止灾难发生的原因。这两方面说法都不准确。总而言之，拜登政府对护栏的执着导致了今天反常的大国动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态度现在限制了美国的决策。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不可改变的主宰，采取了一种违反直觉的谈判姿态，以适应中国的行为并将其正常化。

同时中国似乎很清楚：为了接触而接触只会延长自由世界秩序的半衰期。撇开拜登政府的主张不谈，当今两个完全不相容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不可能以僵持或共存告终。斗争也不一定会旷日持久。中国似乎越来越有信心地缘政治主导权之争的结果可以在未来几年而不是几十年内决定。中国并没有满足于竞争性共存，也没有冒重蹈苏联覆辙的风险，而是采取措施确保自己很快脱颖而出。即“恰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俄在其中共同推动着这些变化”，这解释了中国热切地将尽可能多的国家拉入其轨道的原因。

考虑到这一点，中国已经开始积极推动另一种国际架构，这种架构避开了普世价值，而且令人担忧的是，它将美国排除在外。这个新兴构想——体现为中国的全球文明、全球发展和全球安全倡议。与“将自己的价值观或模式强加于他人”的国家不同，中国的体制强调尊重每个国家自己的民族价值观和文化传统——这体现在各自的政府身上。这种不干涉的模式，中国通过上海合作组织进行了20年的测试，得到了来自南半球以及印度和土耳其等美国合作伙伴的广泛响应。最终结果将是用反映中国价值观和利益的意识形态联盟来取代联合国条约体系。应该非常清楚的是，中国这些努力构成了对华盛顿影响力的外交消耗战。

同样，中国加快了有目的地与美国脱钩的计划——早在2012年这一战略就公开了。以自力更生的名义，中国国家安全机构被授予前所未有的调查权，中国还切断了对涉及企业注册信息、专利、学术期刊，甚至官方统计年鉴的各种数据库的海外访问。这些措施在中国经济周围筑起了一堵墙。

现在北京要做的是的最低限度的平衡，将只允许在对北京具有重要意义的利基领域进行有限的双边对话，同时拒绝在对华盛顿至关重要的大多数事情上进行接触。中国假设拜登政府执着于缓和双边关系并且似乎迫切希望接触，而将接受中国的条件——而自己不会付出任何代价。在许多方面，中国似乎已经收到了红利。包括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在内的美国官员已开始恳求北京“与我们[美国]相向而行”，但除非华盛顿在对中国近期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做出表示，否则中国无意如此。

说实话，中美不可能一直僵持，两国迟早会再次进行沟通。但是，只要这些无限制的接触与“共存”而非“互惠”的政策相挂钩，它们就越有可能导致拜登政府极力避免的破裂。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影响力，华盛顿必须少与北京交谈，而不是多谈。这意味着停止就中国最关心的问题进行对话，以便有机会迫使中国回到谈判桌上讨论其他所有问题。

克雷格·辛格尔顿 (Craig Singleton)是保卫民主基金会的中国高级研究员，曾任美国外交官。#飞扬军事[超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