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260- BobbyBroccoli：伪造克隆人的人 -- 万年看客

十三，激愤

在韩国有三件事对黄禹锡有利：媒体、文化和政客。先从媒体说起。《制片人笔记》捅出捐卵内幕之后，公众反应分裂成了两个阵营。有些人因为黄禹锡让韩国蒙羞而感到愤怒，也有些人认为卵子问题是小题大做，无非是西方国家企图将自己那套伦理强加在韩国人头上。这样一来，倾向于进步立场的反建制媒体与比较保守的民族主义媒体之间就出现了分歧。《制作人笔记》节目所在的MBC电视台历来倾向进步，总裁与许多制作人都是政治活动家，这些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时代都曾参加过抗议威权政府的示威。保守派媒体抛出大量MBC使用胁迫性采访手段的报道，谴责MBC针对黄禹锡的攻击抱有政治动机，无异于恨国行径。

其他倾向进步的媒体，例如《韩民族日报》（HANKYOREH）以及《京乡新闻》（Kyunghyang Shinmun）则为MBC辩护并发表文章批评黄禹锡周身环绕的“扭曲爱国主义”，还主张“文化差异不是借口”。但是势力更大的建制派媒体站在黄禹锡这边，淹没了他们的声音。诸如KBS、SBS、《中央日报》（Joong Ang Daily）与朝鲜日报（Chosun Ilbo）等媒体为黄禹锡的工作辩护，并且辩称这些指控损害了韩国的国家品牌。KBS记者洪沙云（Hong Sa-hoon）的可笑言论很好地总结了主流媒体的反应：“国家利益高于事实真相。”韩国主要保守派媒体东亚日报（Dong-A Ilbo）发表了社论：《韩国人民情感与西方道德标准的碰撞》。社论认为，这场丑闻出自妒忌的西方势力的一手策划，试图败坏韩国的学术明星。即使黄禹锡当真做出了被指控的行为，公众也应该“再给黄禹锡一次机会”，“研究必须继续”，“我们需要鼓励而不是批评”。社论引用了一位匿名教授的观点：西方人不理解“我国特有的家庭式实验室文化”。正如一位佛教徒所说，“我们被卷进了一场道德争论，并非基于我国的规矩，而是基于以美国为中心的外国规矩。”

话说到这里，再来看看文化方面。宗教是到目前为止影响正在美国展开的干细胞辩论的最大因素。小布什总统本人援引他自己的信仰，从而获取保守派宗教团体的支持。大约60％的美国人口属于某个基督教教派。不过在韩国情况则有所不同。大约有一半韩国人自认为是非宗教人士，20%的人自认为是佛教徒，只有大约30%的人信奉新教或者天主教。黄禹锡本人则将他的佛教信仰与科研工作捆绑在一起，他声称克隆是自然界的死亡和重生循环的一部分。在韩国确实有些基督教活动团体反对过黄禹锡的工作，不过黄禹锡曾经指出他自己的团队中有一半成员以基督徒自居。

黄禹锡丑闻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发生在12月6日，一百名女性举行了一场仪式，她们共同代表了超过一千名女性，其中每个人都在类似“我爱黄禹锡”之类的网站上表态自愿将她们的卵子捐献给黄禹锡的研究。她们来到黄禹锡的实验室，在大门口用鲜花铺出一条小径，通向黄禹锡的办公室。花朵是杜鹃花——常被用来象征女性的爱慕——与木槿——韩国的国花。“我们想你黄禹锡教授！”用其中一位示威者的话来说：“我终于做出决定，捐出我的卵子，因为我的妹妹患了白血病 我希望有很多人参与卵子捐赠，因为这将有助于拯救其他人的生命。”从表面上来看，人们很容易感到震惊，居然有这么多人还在支持黄禹锡，甚至在他的所作所为曝光之后依然不改初衷。但是从上述发言可以看出，与其说韩国公众是在支持黄禹锡，倒不如说他们是在支持黄禹锡所代表的未来和希望。通过捐赠卵子，她们可以帮助拯救自己的家人——这正是黄禹锡向她们兜售的谎言。

还需要指出另一个额外因素：许多志愿捐卵的女性年龄都在三四十岁左右。遗憾的是，对于黄禹锡的干细胞研究来说，她们的卵子已经太老了。此外她们这个年龄段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往往遭到鄙视，因为社会认为她们的最佳生育年龄已经过去了。许多给黄禹锡写信的女性的文笔都流露着自我贬低的倾向，她们的常用表述包括“尽管我如此微不足道……”引用一条关于黄禹锡丑闻的评论：“韩国社会的生活方式围绕核心家庭展开，因此对于妻子不孕不育的容忍度非常低。不孕不育并不被视为一般性的差异，而是被视为异常乃至反常，不孕不育的妇女经常被全社会羞辱并被称作残疾人。”由此可见有些女性可能认为捐赠卵子可以弥补自己不能生育的事实。不能生育的事实。显然，厌女情绪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媒体报道这部分故事的方式将这一点彰显无余。流行广播节目《一百分钟》举行了一场嘉宾辩论，一位嘉宾主张捐赠卵子的做法应该被合法化，但前提是未婚女性要得到父母同意，已婚妇女要得到丈夫同意。

到了此时，来自黄禹锡实验室内部的两个捐卵者的身份已经遭到了公开，两人也都遭到了骚扰。顾嘉敏坚持认为她的决定没有错，并且很高兴她的卵子有可能挽救生命。至于朴玉顺自从沙腾与黄禹锡割席以来就已经退出了公众视线。后来她申请成为了一名美国的永久居民。韩国公众开始辩称，任何女性接受别人花钱购买她们的卵子都是不光彩的，并不比妓女强多少：

“那些BZ想卖掉自己的卵子就像想要做皮肉生意赚钱一样。这是他们的选择，那么到底为什么要责怪我们的黄禹锡教授？为什么她们卖掉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之后还要无事生非？”——乌山市某男性受访者

最后别忘了还有政客。12月6日，四十三位来自多个党派的政客一起发声表示将继续支持黄禹锡，还声称只要能让黄禹锡的工作继续进行下去他们什么都愿意做。“荒谬的是，记者们居然试图重新审视黄禹锡教授的工作。这就好比我这样的立法者打算重新审视他的工作一样。”“世界著名科学家黄禹锡的论文得到了世界著名期刊《科学》的证实与发表。既然该期刊已经接受了论文谁还敢再去证实他的工作呢？”执政党和反对党都呼吁韩国广播委员会调查《制片人笔记》违反新闻伦理的采访行为。两位女性政客甚至表示她们有意捐献卵子用于黄禹锡的研究。民选官员中唯一的例外是左翼民主工党，然而他们在立法机构占比相当小，在三百个国会席位当中只有十个席位。

卢武铉总统本人也投入了争议，并为《制片人笔记》进行了温和的辩护。“我也觉得MBC的节目很烦人，但是当我看到MBC的全部节目都遭到抨击的时候，我觉得心情沉重……记者需要履行自己的职分。承认和尊重记者的社会才算得上是民主社会。”但是后来到了5号，他的办公室发布了以下声明：“我们将继续支持黄禹锡教授。为了身体不便的人们与公众着想，我们希望他能尽快回到研究实验室。”

总而言之，黄禹锡得到了政坛各界的一致支持。我们先把话说清楚，韩国政坛绝非铁板一块。事实上有很多组织都公开批评过黄禹锡的研究，甚至还早在捐卵指控曝光之前。韩国的生物伦理学委员会、民主与科学中心、若干女权团体、多名独立网络记者甚至还有少数几位壮着胆子的科学家们都曾经反对过黄禹锡。但是普通韩国人几乎肯定不会聆听任何批评的声音，因为他们被淹没在了媒体巨头们日复一日的赞誉当中。

黄禹锡的许多批评者常常觉得表达他们的关切会招致危险。一位活动家这样描述了他的经历：“第二篇论文问世前后，社会情绪如此严肃，我觉得我很可能因为我的活动而受到攻击。不只是网络辱骂或者抗议电话，还有实体袭击，例如被人扔石头。”如果针对黄禹锡的唯一指控只有非法收购卵子，很可能他就平安落地了。《制片人笔记》仅仅播出了一集就被叫停，没能公布涉及欺诈行为的指控。貌似这个传奇故事要以他们的一败涂地收场。

但是在12月5日上午5时28分，一个匿名帖子被发到了网上，标题是“节目必须继续播出”。

十四，返场

BRIC论坛的通常作用是为生物学毕业生找工作，但是12月5日这天，所有人都在谈论黄禹锡。早上五点发出来的这个帖子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重复出现的图片。原本应该完全不相关的干细胞系却使用了相同的照片。原本应该来自不同细胞系的细胞却出现在了彼此照片的角落里。有些照片是简单的复制粘贴，有些是原片的放大，有些是原片的拉伸，但是无疑是同一张照片。

韩国和外国媒体都开始在12月6日报道这些重复的照片。据说黄禹锡在4号向《科学》发送了更正声明，换句话说他很可能意识到了重复，并且惊慌失措地企图补救，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针对他的指控终于突破了临界。12月7日，黄禹锡决定住院，理由是压力过大、过度劳累。不过他的体质显然还承受得起电视摄制组的近距离拍摄，他的凌乱胡须在镜头前一览无余。各路政客纷纷来到他的病床边上探望，包括首尔市长以及两位未来的韩国总统李明博与朴槿惠——这两位后来都被判定犯有受贿、挪用公款和权钱交易。此举标志着局势的转折，许多黄禹锡的支持者认为这些访问不过是为了拍照，这种举止的政客气味太重。黄禹锡的形象应该是一个讲逻辑的科学家，结果事到临头却闹起了情绪。为什么不用证据与数据说服他的批评者？为什么躺在床上？他对于民族主义言论的过度使用终于变味了。

8号，三十名新晋教授联名签署了一封给首尔大学的公开信，要求调查黄禹锡。9号，《科学》正式改变立场，要求黄禹锡与沙腾接受第三方对他们的成果进行核实。12号，黄禹锡出院。当天首尔大学组成了九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眼看着反对势力步步紧逼，罗圣依在十五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声泪俱下地指责黄禹锡捏造了十一个干细胞系当中的九个，并且声称自己全不知情。这些猛料抖落出来之后，公众情绪立刻来了个原地掉头。见此情形，MBC也豁了出去，当天就恢复了《制作人笔记》的播出，将第二集安排在晚上十点。那位匿名网友的观点完全正确：节目必须继续下去。第二集节目播出了金成钟令人震惊的忏悔。这一集的收视率比起第一集翻了一番还多。第二天也就是16号，黄禹锡召开新闻发布会，声称他已经创造了十一个干细胞系，但是霉菌污染意外地杀死了其中的九个。所以他才要求金成钟复制了照片。他并没有彻底认罪，他仍然声称自己确实创造了干细胞。但是这项表态依然被视为对于他的可信度的巨大打击。到了这一步，就连一直支持他的强硬派媒体也开始以更加批判的口吻来报道他。

直到此时，所有的欺诈指控都针对年的论文，但是首尔大学的调查发现年的论文同样有猫腻。具体来说，通过一位捐卵者培育而成的胚胎被错误标记为来自另一个捐卵者。除了这个错误之外，这个细胞系的DNA测试也是伪造的。此外这个细胞系的照片在最后的论文中被替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细胞系的画质更好的照片，测试结果也被修改，使其看上去更漂亮。2006年1月10号，首尔大学的调查结束了。他们宣布两篇论文都是弄虚作假。《科学》随即无条件地撤掉了这两篇论文。黄禹锡纪念邮票立刻被停止流通，他的最高科学家头衔也遭到撤销。接下来朴基英辞去了总统科学顾问的职务，她碰巧也是2004年论文的共同作者之一。日后将会有多名政客承认黄禹锡曾向他们的政治活动捐款。

同样在这一天，《制片人笔记》来了个乘胜追击，播出了黄禹锡调查的第三集。这一集的调查对象是黄禹锡早年间克隆牛与克隆老虎的成果。他们的发现令人生疑：实验过程缺少记录，实验结果没有DNA测试，实验样本丢失，还有证人指控几头天然奶牛被错误地标记为克隆体，几头代孕老虎甚至没怀孕。没有足够的证据来彻底否认黄禹锡的成果，但足以让人有理由保持怀疑。莫非黄禹锡的职业生涯全都是欺世盗名不成？也不见得。首尔大学调查证实，世界上第一只克隆狗Snappy的确如假包换。

1月12日，黄禹锡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他拒不承认自己有罪，而是指责他的团队成员撒谎并企图破坏他的工作。他乞求再给他六个月来一劳永逸地证明他可以克隆人类干细胞。但是这番挣扎对他来说太晚了。政府检察官当天突袭了他家收集证据，因为他仍然拒绝认罪。他最铁杆的粉丝继续抗议，有些抗议者还殴打了首尔大学的研究主任。最糟糕的是，一名卡车司机在抗议期间当众自焚。黄禹锡的支持者日渐稀少，其中最狂热的那些人一口咬定黄禹锡是某种精心阴谋的受害者，阴谋的目的是抹黑他的名声，从而窃取属于韩国的干细胞技术。根据版本不同，有些阴谋论反日，有些反美，还有大量针对沙腾的反犹言论。考虑到黄禹锡最亲密的美国合作者继续与他割席，而且黄禹锡团队当中的许多人后来都调动到了匹兹堡，很容易看出为什么反美阴谋论特别受欢迎。如果当前的故事看上去眼熟，不要忘了先前的李辉昭的故事，一个成功的韩国科学家，被美利坚帝国“打翻在地”。美国对韩国的所作所为诚然一言难尽，但是黄禹锡的堕落着实与美国无关。

最终事态终于平静了下来。3月6日，黄禹锡公开承认他命令两名研究人员在2005年的论文中伪造数据，他的干细胞研究执业许可证当月晚些时候被吊销，他在20日被解除了教授职务。到了五月，事态已经超出了首尔大学的范畴。5月12日，黄禹锡被正式起诉，罪名是诈骗罪、贪污罪以及违反生物伦理法，审判将会历经漫长的三年零四个月，涉及四十三次听证会，六十名证人和两万页文件。

十五，后果

很多很多人在调查期间遭到指控，但是最终只有少数人被定罪。虽然罗圣依购买了卵子用于黄禹锡的实验，但是调查发现所有付费卵子都是在2005年1月1日之前交付的，也就是《生物伦理学》法案生效的那一天。MizMedi医院在这一天之后就停止了一切非法卵子付费。涉及黄禹锡指控的非法付费卵子来自于另一家完全不同的医院。唯一一位被定罪售卖卵子的人是一位汉娜女性诊所的产科医生。

下一个是朴基英，她最初接受调查是因为未能及时提交某些文件，以及滥用研究补助金的嫌疑。但是调查最终并没有发现她做出过任何具体非法行为。黄禹锡手下的两名研究人员朴正浩和权大治（Kwon Dae Gi）被指控在黄禹锡的指示下故意向杰拉德.沙腾发送错误的照片，但是检方拒绝追究他们的责任，因为没有任何法律先例规定论文造假这一行为本身构成刑事犯罪。金成钟被指控毁坏证据和妨碍首尔大学的正常运作，销毁证据这条罪名使得他的案子与其他两人相比做成了铁案。不过检察长指出，作为一个初级雇员，他不可能对自己接到的要求完全负责。检察长指责“严格的韩国实验室文化”致使初级研究人员无力拒绝实验室领导违反伦理的要求。基于这一点，他被判处两年缓刑。换句话说，只要接下来两年他老老实实做人，就不用进监狱。其他三名被告人尹贤洙（Yoon Hyun Soo）、李秉春和孔善坤是黄禹锡在首尔大学与汉阳大学的同事。他们被指控挪用国家资金和补助金，后两人被定罪并分别被处以两万四千美元和八千美元罚款，如果你挪用了本应用来研究如何拯救生命的国家资金，而受到的罚款仅仅相当于一辆丰田卡罗拉的售价，这项惩罚并不算多么重。

在回到黄禹锡那边之前，还有一个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关键人物不得不提，不过此人身处在另一个大洲。杰拉德.沙腾在匹兹堡医学院遭到了严格审查，旨在确定他在黄禹锡实践当中扮演的角色。2006年2月10日，他被洗清了研究渎职的罪名，但是又被指控研究行为不当。他的履历上留下了尴尬的污点，但是这项罪名并未带来任何具体惩罚。调查发现了几个例子表明沙腾显示出极差的判断力，本应对黄禹锡团队报以更加批判的态度，但是因为黄禹锡研究的一切实验结果与数据都并非来自匹兹堡，沙腾终究还是躲过了一劫。调查人员确实谴责他“不老实”，“翻来覆去地纠结于‘写作’和‘资深作者’的定义。”要么他参与了足够的实验来证明这一称号，要么他在刻意夸大自己的作用来获取影响力——两边总得占一边。

最后再来看看这个故事的主角。在等待审判的时候，黄禹锡继续扮演他以前的公众形象：一个谦逊虔诚的人。他在一家寺院里呆了五个月。一位僧人宣布，三名慷慨的施主已经筹集了六千五百万美元好让黄禹锡继续他的研究，即使刑事审判迫在眉睫，仍然有死硬派愿意向他投钱。2008年，黄禹锡甚至厚着脸皮向韩国政府提出恳请，想要继续研究。政府的答复一言以蔽之：“滚，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尽管金钱并不是将黄禹锡拉下马的最初争议的一部分，但是他的刑事审判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钱的问题展开。原来他一直在积极地洗钱。這就像帽子戏法，添加了白领犯罪的元素。黄禹锡曾收到数百万美元的公共补助与私人捐款，两个来源的钱都混在他的个人银行账户。他为什么要把这两笔钱混在一起？因为政府拨款在法律上要接受生物伦理学审查，而私人赠款则不必。他经常从他的资金账户中提取现金并将其存入其他账户，数目最多达到了六十三个。所有这些账户的开户人姓名都是他的雇员或家庭成员的名字.为了打掩护，他伪造了税务报表，说他用这些钱来购买猪和牛，甚至在全面调查过后，总计2260万美元的捐款当中依然有280万美元下落不明。在丑闻后期，黄禹锡还进行了几十笔可疑的付款。他向杰拉德.沙腾支付了好几万美元，为自己的妻子买了一辆两万美元的汽车，给各路政客捐款总计55000美元，给企业高管捐款14000美元，他还在2005年亲自向二十五名捐卵者支付了三万美元，此时这一行为已经被法律取缔。

虽说黄禹锡同时被判处挪用公款罪和违法购买卵子罪，但是却并未被判处欺诈罪。确切地说，这里涉及欺诈一词的两个不同定义。学术欺诈指的是伪造数据；财务欺诈指的是基于虚假伪装吸收投资。金融欺诈指控涉及两笔来自私营公司的捐款。最终他没有被定罪，因为即使黄禹锡没有伪造研究结果，这两家公司也会给他捐款，因为他们并不期望直接受益。

黄禹锡恳求宽大处理，声称他愿意“倾注我最后的热情”来继续研究。他不仅想逃避牢狱之灾，还积极乞求当局允许他继续做那件让他一开始陷入这种困境的事情。真荒唐，至少听起来很荒唐。但是依然有人同情黄禹锡，其中就包括法官。他们认为，黄禹锡已经对自己的行为表现出了悔意，而且他挪用资金也是用于科学目的，不是出于个人原因——并非如此，他确实为他的妻子买了一辆车，也确实曾经向政客和企业高管捐款，但是也许法官对于科学目的定义更宽泛一些。法官判决道，只要他三年内没有再犯，就能免于牢狱之灾。后来黄禹锡提出上诉，将缓刑期从三年缩减到了一年半。唯一真正持久的惩罚是他暂时被被禁止接受公共拨款并且失去了人类干细胞研究许可证。他预先为自己积累了大量防御手段，最终使他免于入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