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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曦：湘鄂西“大肃反”制造者(图)

来源于：天天新报（原新闻午报）

2012-10-02 09:08:52

　　 “左”倾思想下开始肃反

　　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指示下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亲自控制下，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六届四中全会，组成了以忠实执行国际路线的、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从而，第三次“左”倾路线通过中共中央迅速控制了各个中央分局、各个苏区和红军。在进行肃反的问题上，中共中央进一步指令各个苏区和红军要加紧“为着肃清AB团与一切反革命派而斗争”，同时派张国焘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夏曦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在组织上采取了措施。

　　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的“肃反”，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展开的。贺龙回忆说：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所展开的“肃反”，是中央三令五申后，并且批评湘鄂西中央分局执行不力之后才迅速展开的。不过就湘鄂西情况而言，也有其自身的原因，党内矛盾早已尖锐化了。

　　夏曦作为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的积极拥护者、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春到湘鄂西，下车伊始，就全面否定了原来的党、政、军卓有成效的建树，引起了除两三个领导人之外所有的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的批评，引起了苏区各级领导人的不满。

　　贺龙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夏曦刚进洪湖，九师在朱河成立了。江南失败前，段德昌率九师打周老咀和老新口两个据点，准备把周老咀、老新口、新沟咀连成一片。正当九师节节胜利向前发展之际，夏曦在周老咀把伤兵遣散了。段德昌对夏曦这种做法表示不满意，批评夏曦同志是退却逃跑和悲观失望，并说这种情绪会把苏区搞失败的。水灾发生后，周老咀的堤防垮了，周围一片汪洋，只剩几根堤了，夏曦犯了严重错误，把地方工作人员散伙，把伤病员送回了家。后来，部队没有饭吃了，夏曦才开分局会议，讨论出路问题。于是就决定九师出击。先是夏曦给九师负责同志谈，说九师任务第一是接主力回洪湖，第二是发展襄北，并决定由万涛接任邓中夏为三军政委，以汪洋守周老咀、老新口、新沟咀。德昌打了周家矶又坐船打沙洋（当时周围皆是洪水），进至刘侯集，又接到分局决议。决议内容和谈话不一样了，改变为：九师任务第一是开展襄北工作，第二才是接三军回洪湖。照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两个任务九师是完成了的。接回了红三军，与襄枣宜打通了，还拔除了几个据点。但这时敌人对江南苏区大举进攻。敌人进攻江南苏区时，夏曦没有集中队伍去江南援助，又没有给以正确的指示，自己怕负责，要找一个人开刀。江南苏区失败最后就归罪于段德昌和陈培荫同志。”

　　贺龙接着说道：“再是与我的争论。他说红三军南下回洪湖是一贯的错误。三军回来打钟祥、岳口，并派一个师搞粮食，有什么错误？实际上夏曦是与整个新前委争论。新前委有万涛、刘鸣先、孙德清、段德昌、陈培荫和我，万涛任书记。在竹根滩打了6天仗就争论了6天，会上，党的同志、军事干部都批评夏曦。他回来后就给大家处罚，以省委名义作出决定，取消军部、师部，三军编5个大团，干部降级使用。大团有7000人，小团也有5000人。这样一来，更加引起了干部的不满。”

　　导火线是被俘国民军的供词

　　湘鄂西肃反的具体起因是以“逼供信”办法审讯了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张锡侯。他供出与天汉县军事部和游击队的某些人有勾结，准备在5月18日举行暴动。因此又逮捕被供出的人。再逼供，成为“改组派”的人就供得越来越多了。同时，关向应在红三军军部驻地吴堰岭审讯一个违反群众纪律的红八师特务队长时，供出了“红三军中改组派军事委员会的情况”，招出了红八师参谋长胡慎己等一批师、团、营干部。“肃反”从此在湘鄂西苏区和红军中展开了。

　　身为红三军军长的贺龙见到他的部下不断地因“改组派”名义被捕，而捕人却从不通知他，更不与他商量。有时，正在作战，夏曦从后方派人带一个抓人条子交给在前方的红三军政委关向应，关只能执行，却也不与贺龙商量。

　　为了准确阐明第一次大规模“肃反”的情况，这里引用当时湘鄂西省委书记、“肃反”主要主持人之一杨光华在1932年12月19日所写的给中央的报告。《报告》中写着：分局决定在“肃反”中对红军中的营以上干部，地方政权中的区委书记以上干部是不准“自首”的。也就是他们只要当成“改组派”而被捕，唯一的路就是被处死。这个决定是由夏曦主持制定的，“只中央分局、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和省政治保卫局长、红军政委知道”。对其他人一律保密，其中包括省军委副主席、红三军军长、中央分局委员贺龙在内。

　　《报告》中还写着：“分局和省级党政群领导机关中除了几个高级领导人和少数事务人员外，都是反革命或反革命嫌疑分子；宜昌特委和沔阳、江陵、川阳、天汉、天潜各县县委都是清一色的反革命；江南、潜江、监利各县县委和襄北特委除个别人不是反革命或嫌疑分子外，其全部都是反革命；京山、荆门、云孝县委书记和大部分区委书记、各县保卫局人员都是反革命。差不多每个地方党的支部中都有反革命组织。省军委参谋部的七个科长，红三军的参谋长，红八师师长，三个师的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三个师政治部的组织、宣传科全体人员，大部分的团长、团政委、团参谋长，大部分的营长和一些连长，后方军事部门的大部分负责人，多数县的军事部长、游击队长，也都是反革命……”

　　肃反遭到多位同志反对

　　1933年1月初，贺龙向夏曦建议召开中央分局会议。中央分局委员已被夏曦以“改组派”罪名杀得所剩无几了。这次会议只有夏曦、贺龙、关向应三个人参加。会议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恢复根据地和整顿红军；二是打下一个县城以便休整部队；三是停止“肃反”。

　　贺龙回忆这次会议时说：“夏曦认为洪湖失败的原因是暗藏在党、苏维埃和红军中的大批反革命"改组派"的破坏。所以，他主张在红三军中进行清党，并且继续"肃反"。本来是我不同意的，关向应同意我的意见。夏曦指责关向应是右倾。我还力争说："肃反停一个时期，以后有反革命再说嘛！"夏曦坚决不同意，我很恼火。”

　　会后，贺龙率红三军于1933年1月13日占领了桑植县城。盘踞在湘西多年的“土皇帝”新三十四师师长陈渠珍当年与贺龙共过事，也交过锋打过仗，对贺龙的指挥能力很了解，又慑于红军的声威，为保存实力，他一面加强戒备，一面写信给贺龙，要求红三军不要打他的部下周燮卿旅，并且表示可以让出大庸等几个县，以求互不侵犯。

　　贺龙把信交给夏曦和关向应看。夏曦说陈渠珍是在玩手段，并断然下令向周燮卿的第三旅进攻。结果，敌军反击，桑植县城丢了，红三军又退回鹤峰毛坝大山中。从此，在湘鄂边地区再也没有一块可以稍长时间立足之地了。贺龙说：从此，红三军变成了“流窜”。

　　红三军攻击周燮卿旅失利，夏曦坚持认为仍然是军内暗藏的“改组派”捣鬼。1933年1月下旬，在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夏曦突然提出了解散党、团组织和所谓创造新红军的主张，并且坚持继续进行“肃反”，遭到全体与会同志的强烈反对。

　　贺龙回忆当时的争论情况说：“我讲，解散党，我不同意，我在旧军队时就想参加党，到南昌暴动才加入。我只晓得红军是党领导的，解散党我不同意，别的道理我说不出。段德昌接着也补充发言，说："你把红军搞完了，苏区搞垮了，又要搞垮党，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罪人？你有什么权力解散党组织？中央让你来当分局书记是要你解散党的吗？湘鄂西的党被你解散了，你这个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算什么？"……宋盘铭也讲了，他说："我从小被党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加入党。解散党，我不同意。"

　　第五次肃反“胎死腹中”

　　过了不到两个月，夏曦不顾敌情严重、红三军处境更加艰难，不顾贺龙多次坚决反对，决定进行第三次大规模“肃反”，悍然捕杀了湘鄂西省委委员、省军委主席团委员、洪湖苏区的主要创始人、红九师师长段德昌，湘鄂边特委委员、原独立师师长、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和一批团、营干部。接着在五六月间又进行了第四次“肃反”，逮捕了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红九师政委宋盘铭，捕杀了红七师师长叶光吉和政委盛联均等一批军政干部。这次“肃反”一直延续到1934年春季。

　　3月24日，夏曦不顾贺龙、关向应的反对，还是做出了解散党、团组织和省苏维埃的决定。从此，红三军中就没有了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只剩下一个有夏曦、贺龙、关向应三个党员的湘鄂西中央分局。

　　到了1933年12月，红三军在返回湘鄂边这一年中，主要就是“肃反”，与敌军很难进行有效的战斗，只能在优势敌军攻击下辗转应战，四处流动，没有获得一个可以立足的小块根据地，也因而没有获得短暂的喘息机会，变成了“流窜”。缺粮、缺衣、缺弹、缺药的情况更加严重，加上仍不停止地进行“肃反”，红三军已濒临毁灭的边缘。此后，也由于贺龙等不断地与夏曦进行斗争，夏曦不得不采纳了一些改变具体政策的建议不久，红三军进入黔东地区，流动了一年半之久，终于获得了一块贫穷、不大的立足点，扭转红三军历史的立足点。

　　1934年7月21日，中共中央交通员到达沿河地区，带来了中央5月6日的指示信、中共五中全会决议和全苏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共中央的信中，根据1933年和1934年春对湘鄂西地区了解的情况，对湘鄂西中央分局在“肃反”中的错误给予了严厉的斥责。8月初，湘鄂西中央分局开会通过了《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对夏曦所犯错误进行了初步批评，使夏曦准备进行的第五次“肃反”胎死腹中，红三军中长期存在的人人自危情绪开始减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