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讨论】秦刚这事算是正式出锅了 -- 别看我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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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甚至可以大包干啊,当然,大包干你不敢闯,可以接受

但是可以组织生产啊,数量不多也罢了,也不至于拿逃荒证作为突破的依据和光荣啊。

难道李克强之前的书籍没开逃荒证吗?如果有阻止,小岗村怎么逃荒的?如果没阻止逃荒,你李克强又光荣个啥?

扯啥黄泛区,扯啥人性?嘿嘿。

为了更好的感受红色精神带来的洗礼,学习弘扬小岗精神,二零二三年七月一日,滁州学院赴凤阳县小岗村“红色理论政策宣讲团”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来到了“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小岗村。1978年12月的一个寒夜,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按下红手印,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如今我们通过重走红色足迹、追随红色记忆,感受革命先辈们留下的历史余温,传承并弘扬小岗村敢为人先,不断创新的红色文化。

小岗村位于凤阳县东部约28公里的地方,是安徽省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1978年前的小岗村,是远近出名的“三靠村”,即吃粮靠供应、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以逃荒要饭“闻名”。生活的极端窘迫使村民们不得不冒着巨大风险探寻出路。

只有二十户人家的小岗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原小岗生产队队长严俊昌回忆:

没有人干,在家里一般是女同志,男同志要饭去了,她们在家弄小孩,吃不上饭,哪还有力气做活呢。

一九七九年秋收,小岗生产队迎来了从未有过的大丰收,小岗人把他们的粮食产量由原来3万斤一下子提高到12万斤。短短一年就取得了大丰收,原因在哪里?原凤阳县委书记王昌太一语道破。

根本问题在解放以后的三十年间,有两个禁区没有被冲破。第一个禁区就是一个包字,一讲到包字就害怕。另一个禁区就是所有制。这两个禁区直到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之后,才被冲破。

1978年,39岁的严宏昌被村民们选为队长,带头签下“生死状”。

在村民眼里,严宏昌是队上的能人,常年在外揽工干活,收入高。村民们眼红他,希望严宏昌带领队员们一起致富。

严宏昌对队长这个职务没有兴趣,他从1973年就利用农闲出外打工,在铁路上干活修路,搞建筑等,赚到的钱比当队长要高得多。在村上当队长,别说赚钱,吃饱饭都是问题,每年冬休季节,家家户户都要出门讨饭。

严宏昌知道出门讨饭不容易,自己当年也是讨饭过来的,也就是运气好找了个干建筑的活。他虽然不再回来干队上的农活,但要每年上交几十块钱。当村民一致要求他回来做队长的时候,他只有答应了。要不然,村民们说要开除他的村籍。

“宏昌啊,我的要求也不高,只要每天两顿你能喝上稀饭,不用每年再出门讨饭,也就满足了!我就是想吃上一碗干饭,两年了我也没舍得吃。”60岁的老社员老关,在选严宏昌为队长后,拍着他的肩膀说道。

严宏昌对队上的情形还是相当了解的,能吃上干饭的,几乎没有。全村20户,一百多口人,都处于温饱未解决的状态。村里的粮仓,没有半颗余粮;牛圈里,只有几头瘦骨嶙峋的黄牛。

队上的记工员关正景回忆起当年讨饭的情景:“我到冬天就要出去讨饭。扒煤车到了上海,经常被人骂:“年纪轻轻,有手有脚,还出来讨饭,真不要脸。”不去不行啊,家里没米吃不上饭。”

毕竟是在外打工,见过世面,严宏昌想到了干建筑时包干的做法。他在建筑队时,都是说好一个活多少钱,如果提前超量完成,还有额外奖励。

但是,在农村这是不行的,当时全国都是集体劳动,平均分配,多干少干一个样。个人不能私自种植作物,也不能私自养殖家畜。凡是超出生产队集体劳动之外的东西,全都是“资本主义的尾巴”,犯了错的人不但要被批斗,还极有可能当上“走资派”。

严宏昌决定先摸摸大家心里有什么想法。他先来到堂哥严学昌家中,了解严学昌的心思。

“如果分田到户单干,你愿不愿意?”

“这个好,这样大家有责任心。”严学昌说道。

严宏昌又对全村20户人一一做了摸底调查,结果是几乎都支持,但大家对其中的风险也心知肚明。

严学昌决定,全村十八户户主一起开个集体会议,商讨方案的可行性。

逃荒归来的小岗村村民

1978年12月冬天傍晚,严宏昌挨家挨户通知户主到村民严立华的家里开会。

“天黑了再去,要分开走,不要和家人讲。”

晚上,十八户村民集体来到了严立华的家里。但大家都不敢谈分田单干的事,只敢交流这个冬天到哪里讨饭比较好。有的人说要往东去上海,有的人说要往南边江西。

严宏昌等人来齐之后,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他说道:“这个想法是我提出来的,我来担责任。想法很简单,就是把田地、生产工具平均分给每一个人,大家分开单干。目的很简单:完成国家的任务,留够集体的,剩多剩少都是自己的。”

分田到户的想法得到了大家一致拥护,十八位村民在“分田到户”的生死状上按下了手印。有些人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就由严宏昌代写。

县委书记陈庭元来到小岗村给村民撑腰。

严宏昌意想不到陈庭元亲自来视察,他不敢承认是单干,只好回避这个字眼,说道:“也不是把地分了,而是让每户村民负责一块地。这样,可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我有信心肯定能弄好。干一年,保证下一年不吃国家粮食,不用国家救济。”

陈庭元看着这个淳朴的农民,说道:“你只要保证大家再也不用出门讨饭,就很了不起了。”他想起了村民因为吃不上饭,好些人饿死的景象。

他对公社干部说道:“小岗村这么干,也是想吃饱饭的问题嘛!就算错了,对全局没有多大影响。让他们先干再看一看。”

公社还是害怕,要求陈庭元下个文件表示同意。陈庭元哈哈一笑,说道:“这种事情,干就是了,怎么能下文呢!”

在县里的默认下,小岗村终于领到了化肥、农药、种子。

到了秋天,小岗村小麦、水稻一共打了13万斤粮食,还有3.5万斤花生,超过任务的80倍,第一次上交了国家6万斤粮食,还首次归还了国家贷款800元。当年一算,人均收入达到了400元,一下子解决了温饱问题。

省委书记万里来视察,肯定了小岗村的做法;邓公一锤定音。

为了老百姓,陈庭元认了,自己承担着巨大的风险。他要求县里不要报道,也不要宣传扩大。他和下面的人说道:“也不要怕,这个事情我是知道的。有什么事情我先担责。”他为了保护村民的积极性,把分田到户称之为“大包干”,回避了“单干”的字眼。

在小岗村的带头下,旁边的村子看到小岗村尝到了甜头,纷纷按照小岗村的模式开始了“大包干”分田到户。

嗅觉灵敏的媒体闻到了气息,很快当地的“分田单干”就传得沸沸扬扬了。这时,社会上出现了反对声音:“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坚决刹住安徽的分田单干之风”;“这是陈旧落后的小农意识。”一时之间,两派不同的意见吵得不可开交。

在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要求下,陈庭元提交了一个报告。万里一口气看完报告,对报告上写的“大包干”前后的变化很是惊诧。他马上放下手上的工作,和工作人员直奔小岗村。

“大包干,就是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仓库。”

万里听完陈庭元的汇报,很是满意。当他听到“吃陈粮、烧陈草,国家还要盖仓库”的时候,高兴得拍起手来说道:“好好,我批准你们搞个三五年”。

万里回到省里后,专门向邓公写了报告,详细汇报了小岗村的“大包干”。邓公听说后,很是高兴。针对大家担心的问题,邓公说道:“我看,大包干不会影响集体经济,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话说,这事前后有没有一毛钱逻辑性啊,这就能作为改开学习的榜样文章吗?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SB6AAJ80552Q621.html

我也是奇怪了!!!

李克强在大庙大队当了两年支书,就前往北大读书。他离开后,马建英夫妇每年仍继续逃荒,一直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被“包产到组”所取代。体制的变革令他们的生活开始好转,乞讨的梦魇宣告结束。

在集市上,马建英有时会遇到一个绰号叫“张发财”的老人,他从外地到这里———安徽凤阳县大庙镇大庙村讨饭已经有四五年了。

曾经,宋广林夫妇也是流落他乡的讨饭者。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在冬春挨饿时节,他们背领着几岁大的孩子,前往60公里外的五河县挨户乞讨。当地人管这叫“逃春荒”。

新华网转载媒体报道,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全国政协经济、农业界别联组会上,提及“改革确实是最大的红利”时,曾回忆自己在凤阳插队和当大队支书的经历:当时他每天起得很早、睡得很晚,生产队每个人的生产任务,这个人插秧、那个人挑担子,都安排得无一遗漏。但即便如此,村里人还是吃不饱,生产队缺粮严重的时候,他甚至需要拿大队的公章,给村里的妇女儿童开“逃春荒”的证明。

李家秀第一次逃荒时,肚里怀着7个月的女儿。那是1976年春节过后,家里还有5岁和3岁的儿子,两个老人,实在没有东西吃了,她和丈夫商议着出去“逃春荒”。

马建英是李家秀的邻居,她成了李家秀逃荒的带路人。大庙大队有7个生产队,其中小卢生产队有二十几户人家,近200人,粮食不足的时候,也有人在附近村落乞讨,早出晚归,而真正跨县乞讨的可能只有马建英和李家秀两家了。马建英有一个舅舅在五河县农村,那里的境况比凤阳好很多,这两个因素决定了她们的去向。

那年李家秀“逃春荒”回家之后,大庙大队来了新支书。新支书李克强21岁,是安徽定远县人。1974年3月他以知青身份来到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6年5月入党,而后被任命为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

在李克强到凤阳县插队之前,这个以花鼓表演闻名的地方,同样以逃荒著称。1972年4月26日,安徽省军区政委宋佩璋在凤阳视察时,曾特别就“逃春荒”问题发表指示:“外流人口一定要搞回来。定、凤、嘉生产搞不上去,每年外出,你们这个地方要饭是有办法的,到上海讲是定、凤、嘉的,影响不好。

1976年2月12日凤阳县革委会在《关于灾区口粮供应和退库粮指标的报告》中承认征收了“过头粮”,报告提供的数据是:1975年粮食总产32302万斤,比1974年减产941万斤,但征购却多出220万斤,加上农业人口比上年增加10445人,因而全年缺粮1556万斤。

距离大庙大队不远的燃灯公社大杨大队陶家生产队,有一个叫陶世良的逃荒社员,在1973年12月17日却如此被官方文件描述:“(他)带着怀孕临产的老婆外流,在淮南市,他老婆肚子疼了,硬拉她上街,结果小孩生在马路上。他苦苦向行人哀求,老婆孩子被接送医院。由于他假装可怜,医院工作人员送给他鸡蛋、挂面、红糖和小孩衣服等。3天后,医院捐款50多元,动员他们回家生产,但他换了地方,又以老婆刚生小孩才3天、生产发生困难等‘理由’,向工厂工人、机关干部要求救济。每到一个新地方,总是继续撒谎,骗取同情,大捞油水,这样一直混了两三个月,所以外流中的同道者称他是‘老三天’。”

这份题为《关于燃灯公社大杨大队外流情况的调查报告》的官方文件称,外流的原因“不是因为家中缺粮,手中无钱”。根本原因是“阶级敌人的煽动;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严重;领导班子路线不正”。

马建英有时秋收结束交完征购粮后,就立即出去讨饭,一年要在外面三四个月。她并不知道还有“逃春荒证明”可开———据说这可以抵御流入地的收容遣送。但1976年任大庙大队生产队长的孙桂雨认为,“开不开证明,逃荒都一样。(在流入地)报名是哪的之后,灾民所都会给你收容送回家。那时候制度比现在严。”

而在官方档案中,还有村干部———黄湾公社蒋集大队生产队会计王培义因“多次出具‘证明’,支持人口外流”,在1977年底受到撤销职务处分。

李克强在大庙大队当了两年支书,就前往北大读书。他离开后,马建英夫妇每年仍继续逃荒,一直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被“包产到组”所取代。体制的变革令他们的生活开始好转,乞讨的梦魇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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