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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彭真谈话的前后，国内又先后发生了一系列大案。大案频发，社会治安环境差，老百姓没有安全感。1981年的中共中央文件指出：“目前群众意见很大，认为我们打击不力。”来自百姓的压力，使执政者不得不想办法重拳打击犯罪。



本文摘自：《中老年时报》2013年12月6日7版，作者：杨津涛，原题为：《“严打”出台始末》

1979年9月9日下午，在上海市控江路，一名交警制止某青年抢夺小贩时，因方法不当，引发群众围观，一些不法分子趁机闹事，他们攻击警察、拦截轿车、抢劫行人，肆意凌辱妇女。上海出动大批警力直到当天午夜才告平息。因此案被逮捕的不法分子有31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布仅仅两个月后，就发生了“控江路事件”这样的恶性案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极大反响。1980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在上海首次谈到“从重从快”的方针。当年5月，彭真主持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和武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时说，对于凶杀、强奸、抢劫、放火、爆炸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现行刑事犯，目前应该继续依法从重、从快处理。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青年犯罪案件频发是有社会历史原因的。1980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宣布要结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陆续返城。他们面对的社会环境与当初全然不同，私营经济的兴起、邓丽君的流行、女生开始穿裙子，这些社会新兴事物无不挑动着青年人的欲望。以加里森敢死队为榜样建立起来的唐山菜刀帮、湖南斧头帮等猖獗一时，在街上公然抢劫、凌辱妇女。

“文革”结束后，农民也获得了进城务工的自由，城市中的待业人口越聚越多，一度超过两千万。这些失业青年成长于“文革”时期，一些人没有任何法律观念，对抄家、武斗习以为常。

在彭真谈话的前后，国内又先后发生了一系列大案。大案频发，社会治安环境差，老百姓没有安全感。1981年的中共中央文件指出：“目前群众意见很大，认为我们打击不力。”来自百姓的压力，使执政者不得不想办法重拳打击犯罪。

1983年2月8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中顾委主任的邓小平到无锡视察工作，曾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汇报说：“现在社会治安情况很不好,城市里女工晚上不敢上班，好人怕坏人，这样下去不得了！这件事情，只有你老人家下决心才行。”邓小平问江渭清怎么办，他回答：“调查研究，半年准备，打几个战役，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还有的押送边疆改造。”江渭清的话说完没几天，1983年2月12日，东北“二王”在沈阳持枪行凶。5月5日，中国民航296号三叉戟客机被卓长仁等6人劫持迫降韩国。

这一年的7月19日，邓小平对彭真和公安部部长刘复之说：“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一次战役打击他一大批，我们说过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这本身对人民是教育，同时能挽救很多青年。”

1983年8月， 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强调了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方针；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

1983年的“严打”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犯罪。此后在1996年、2001年和2010年，公安系统又组织了三次“严打”。 （据《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