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闽海锄奸记——从对岸观点看66年1月9日海峡空战 -- 唯有天使生双翼

1966年1月8日至9日，在海峡两岸剑拔弩张对峙的国共双方之间爆发了一场不寻常的战斗。这场战斗以3名败类杀害战友劫船逃往国民党控制的马祖岛开始，以他们和一批护送他们去台湾的国民党军官们一同葬身鱼腹告终，前后仅短短的16个小时。这个惊险刺激的锄奸战斗相信许多读者已经耳熟能详了，但今天我们将从海峡对岸的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这段往事。

1966年1月8日深夜，福建前线驻霞浦守备第7师下辖的闽北船运队第2中队的4艘美制50吨LCM型登陆艇，奉命从福州马尾港装运一批物资前往宁德地区霞浦县古镇，登陆艇编队以10节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行驶。当艇队行驶到国民党军控制的马祖附近海域时，为了防止遭到守军炮火的射击，编队按照航行计划实行灯火管制，摸黑航行。行驶在最后的是F131号登陆艇，该艇共有人员10名，分别是艇长甘久郎，信号班长魏献美和水手陈振秋、张正广、许忠义、施林岳、杨保，以及吴文献，吴珍加及吴春富。领航员吴文献，轮机员吴珍加及高机射手吴春富等3人都是福建省莆田埭头镇人，不但是同乡，而且一起在1964年参军，关系很密切。

3人中文化程度最高（初中毕业）的吴文献年纪虽小（19岁），但花花肠子最多。他在服役期间，多次利用部队的收音机偷听对岸的心战广播，逐渐对大陆的制度和现实产生不满，且又被广播中许诺的高额叛逃奖励所迷惑，最终他决心叛逃，他先后拉同乡吴珍加（20岁，初二肄业）和吴春富（21岁，小学一年级，共青团员）下水。3人在经过数月的精心策划后，决定利用这次机会实施武装劫船叛逃。在灯火管制后不久，3人先杀害了在驾驶台操纵登陆艇的艇长甘久郎，并利用艇长的钥匙取出武器，随后趁着其他人都在船舱内毫无防备之际，突然使用手枪和冲锋枪向他们扫射，将另外6人全部杀害。

与叛逃的F131艇同型号的50吨级美制LCM型登陆艇

其后，F131艇由吴珍加驾驶，以最快速度驶向马祖。在这艘小型登陆艇靠近马祖半洋礁附近时，时间已是9日凌晨0时30分。早在0时15分马祖驻军的雷达监视员就已经发现了F131艇的行踪，随后观测到这个海上小目标正在向本岛接近，距离约3000码（约2743米），雷达员立刻向值日官报告，马祖防卫司令部（以下简称为马防部）随后发出了紧急战斗警报，并且令海侦第3组派炮艇1艘、船舶连派出LCM登陆艇2艘、5411部队橡皮艇2艘、两栖侦察队橡皮艇1艘加以监视。

凌晨2时左右，F131艇接近马祖的铁板、津沙南侧海面约1200码处，这里是马祖海岸马祖澳的警戒线，该艇随即减速，低速进入雷达死角区。此时马祖南竿、北竿、高登的所有明碉暗堡都已经接到紧急戒备的命令，轻重火炮、各型机枪的射手已经按照指示进入战斗状态，监视着海面的动静。凌晨2时30分，南竿岛上2具探照灯照向F131艇，在灯光照射下马祖的艇队已经对F131艇形成了包围之势，国民党军官兵发现该艇打开了照明灯，而且在桅杆上升起了一条白床单。因此推断该艇并无敌意，随即接近该艇并引导该艇驶向马祖岛。3时左右，国民党官兵接近登陆艇装备登艇搜查时，看见船舷黑板上写着：“起义投诚，望君接应”8个大字，登艇后三个穿着解放军制服的年轻人走到甲板上迎接他们，几个叛徒神情略显紧张，其中一个人手里还拿着手枪。

F131登陆艇舱内情景

在随后的搜查中，国民党官兵方面发现舱内一片狼藉，处处都是弹痕和飞溅的血迹，5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横卧在舱内，而另外2具尸体则不知去向。清点出艇上的各种武器和物资共计：54式高射机枪2挺、备用枪管2支、柴油54桶、军用海图44张、56式冲锋枪4支、54式手枪1支、51式信号枪1支、冲锋枪子弹832发，铁箱装高机子弹20箱，每箱500发，木箱装高机子弹2箱，每箱180发，手榴弹2箱以及一批被服。

登陆艇近影，马祖守军正在对其进行检查

艇上的部分武器弹药

吴文献等人最终于1月9日凌晨登岸，台湾政战部门先把他们安顿到“复兴招待所”接待，后来考虑到要保密，又急忙将他们转移到专门接待叛逃人员的所谓“义民接待站”临时安顿下来。艇上的5具尸体则在当天予以草草掩埋，没有立碑。（注：在台湾方面的记录中吴文献等人并未详细供述另外2人的下落，因此有两种猜测，一种是2人在与叛徒的搏斗中落海牺牲，一种是2人见势不妙跳入海中想游回大陆但不幸牺牲）同时迅速派人清洗船上的血迹并修补船只的损伤处，同时严加看守，不准闲杂人员登船。将登陆艇上形形色色的文件、物品等装满了七大麻袋，交反情报队专责处理。

马祖方面随即对吴文献等3人进行了简单的询问，在初步了解了这几个“义士”和“起义”的情况后，马防部立即火速将情况电告台北。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可是“中共海军”首次向国军投诚！在长达10多年的两岸的对峙中，台湾方面的战绩一直乏善可陈，而这次事件可是一个值得大肆吹嘘的“泼天的功劳”。国民党各方迅速上演了一场“多方争功”的大戏。

首先跳出来的自然是马防部。1964年底才刚刚走马上任的马防部中将司令官的雷开瑄就认为，F131的“起义”与他主导“收复”亮岛有直接关联。亮岛原名浪岛，是福建沿海靠近马祖海域的一个无人荒岛，也是黄鱼、鲳鱼和虾皮产区。在1965年2月前，亮岛一直是双方实控区域的空白点，两岸的渔船都有在该岛附近作业。雷开瑄认为该岛位于东引和马祖之间，海军的北巡支队如果由马祖启程前往东引岛巡弋须绕过该岛，不但要多耗1小时航程，而且从防御上说也很不利，因此他强力主导“收复”这个无人岛，以便让马祖周边的各岛连成一气，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他的方案上报台北后得到了批复，于是在2艘阳字级驱逐舰支援下，由马祖守备区少将副指挥官范仲，率1个加强连“收复”了这个无人岛，“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稍后，雷开瑄又向上峰建议强化该岛的防御，包括在岛上兴建雷达站、至少派驻1个155毫米榴弹炮连、修建码头、修筑坑道以储备兵员物资等。蒋介石亲自批复了他的建议，除了将兴建雷达站交国防部再研究外，另三项都批准了。

雷开瑄在自己的邀功报告里沾沾自喜地称“中共沿海运补皆在我方监控下，亦不敢再至亮岛海域入渔作业。夜间运补行经北竿、亮岛间，船队均熄灯通过。亮岛归我方控有不到一年，殿后的F131就趁灯火管制毅然举事的主因。”云云。

政战部则是第二个跳出来抢功的，因为按照吴文献等3人的供述，他们是因为收听了台湾的心战广播才最终决心叛变的，因此政战部认为自己才应该分得头份大功。而且政战部的头头脑脑认为光是3名“义士”夺艇“起义”还不够“震撼”，于是秉承上意的笔杆子们大笔一挥，将7名死难者中除3名党员干部外的其余4人也划入了“义士”的行列。就这样虚构出了一个众“义士”奋起夺艇，格毙“匪干”的狗血神话。在这个神话中，既有“杀身成仁”，与“匪”同归于尽的“烈士”，又有继承“烈士遗愿”并成功“起义”的“义士”。但在马防部提交给台北的正式报告中，7位死者都编列于《被击毙匪官兵名册》中，最终我方就是根据内线提供的这份资料，追认7人为革命烈士。（另外马祖方面只是草草地掩埋了5个死者的尸体，并未立碑一事也给了大陆方面一个旁证，推定出其他人都是被叛徒杀害的）

马祖守军正为3个叛徒理发

台湾空军本来和此事没有一分钱的的关系，但是台湾空军利用高层急于将几个叛徒接运到台湾以进行宣传造势的心理，也加入了争功的行列。按照马防部最初的想法，是让三人参加欢迎大会后，由马防部海军副司令陈安华于1月9日晚间安排北巡支队，让“义士”们乘坐阳字级驱逐舰返回基隆。实事求是地说，这应该是当时最稳妥安全的方法了，如果真按照这个计划执行，那么我方的锄奸行动就很难成功了。但是台湾上下争功心切，迫不及待地命令空军派出飞机立即将3人接到台北。

1月9日凌晨6时30分，台湾“国防部”迫不及待地通过台北广播电台向外界播出了这一天大的“喜讯”，至此拉开了海峡两岸斗智斗勇的一出大戏。

1月10日和11日是台湾新闻界和媒体的创意高潮，为了给1月9日3个叛徒和10多名国民党高级军官被我军击毙的事实“冲喜”，他们集体挖空心思地创作了一系列文章拔高和美化这次 “起义”

台湾空军总部在接到上峰命令后立即指示驻台北松山机场的空军行政专机队的待命机出发去马祖执行接运任务。于是这架编号为49648的C-47运输机便仓促上阵，被拖出了机库准备出发。可由于事出突然，而且1月9日当天是星期天，机组人员根本没想到会临时出任务，只能到处找人，松山基地指挥部大队长张麟德与专机中队长苏骧在上级的一再催促下，四处打电话急召轮值正驾驶周永隆、副驾驶张明海、领航员李孔修、通信员刘明德、机工长屠治华等人马上赶到松山基地，其他人都先后到齐，但是周永隆却不知去向，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最后只能临时抽调另外一名飞行员韩克和替补。“国防部”的3名代表随机同行，“总统府侍卫长”胡炘亲自到机场为他们送行，并且亲手交给上校徐芳栌一封他写给雷开瑄的亲笔信，主要内容就是让马祖方面马上安排3个叛徒乘坐这架飞机返回台北。

台湾“总统府侍卫长”胡炘写给马防部中将司令雷开瑄的亲笔信

C-47起飞前，“政战部”主任唐守治和执行官王升曾都电询空军总部“返航有无空中掩护？”空军作战司令毛瀛初答复：“台海24小时均有高空巡逻，可以保证安全”，但其实台湾空军并未采取特别措施保证接运的安全。

上午8时37分，C-47飞抵马祖。驾驶员韩克和虽然技术不错，但他毕竟是临时被抓差的，人不在状态；二来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心理压力极大；三来机组人员不熟悉，相互配合不好；另外马祖的北竿机场是由蜂窝钢板铺设的简易跑道，长度为1200米、宽约 50米，正常情况下供C-47起降问题不大，但当天天气不好，风力强劲，结果飞机在着陆时，由于操纵失误，造成一侧轮胎爆胎，起落架折断，机翼尖擦地，差点失控冲出跑道坠入大海，虽然最终有惊无险地刹住了飞机，但该机已无法执行任务了。

49648号C-47降落时爆胎导致起落架折断，翼尖着地，险些冲出跑道坠海

1月9日上午9时30分，马防部先后接到台北“国防部”作战参谋室及情报参谋室电报，转知台北已经再次派出专机。这次派出的是一架PBY-5A“卡塔琳娜”型水上飞机，一方面运送维修C-47的器材和人员，另一方面运送台湾“中央社”记者去抢消息。降落马祖后，维修人员检查C-47后，认为一时难以修复。此时，有人提议用这架水上飞机将吴文献等人送往台湾，不过意见被立即否决。因为除去机组人员外，PBY-5A型的最大载客量仅为8人，无法一次运送叛徒和其他人员。马防部，政战部，情报部门的陪同人员不能同行，而各部门都不肯等待，生怕自己部门的大功被其他人抢走。

台湾的PBY-5A“卡塔琳娜”水上飞机

万般无奈之下，台军只得从驻嘉义的空军第4联队的“海鸥救护机中队”抽出一架编号为1021的HU-16（也称SA-16）型“信天翁”水上飞机去执行接运任务。该机可从陆地跑道起降，也可在浪高1.5米以下，风速不超过24千米/小时的条件下进行水面滑行起降。机上有两台莱特公司R-1820-76星型活塞式发动机，单台功率1425马力，最大飞行速度379千米/小时，最大装载量22 人，航程4589千米。这种飞机低空低速性能非常好，喷气式战斗机很难瞄准攻击，去执行这种任务可谓万无一失了。

台湾空军第4联队“海鸥救护机中队”的1024号HU-16“信天翁”水上飞机从陆地机场起飞的情景，图中的飞机起飞时使用了火箭助推器加速以减少起飞的滑跑时间和距离

救护机中队的机组人员是采取“待命组”与“预备组”交互轮替待命出勤的。当天虽然为了保密没有立刻通知待命的人员，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机组人员从上午10时30分就开饭这点推断当天肯定有重要任务。10时50分刚过，突然警铃大作，大家顿时丢掉饭碗如饿虎扑食一般争先恐后地直奔飞机！最终是“预备组”的机长陈秉锐少校和副驾驶廖运棪上尉、“待命组”的领航员杨文正上尉、通信员唐隆刚上尉、机械师高正等人先行一步抢上了飞机，“待命组”的医护员文济时上士为了抢功劳，竟硬生生地将资浅较浅的另外一人强行拖下来，这个倒霉的衰人只能愤愤不平地冲着地面吐了口痰表示不满——不过数个小时后，他就要跪下来感恩自己的祖坟冒青烟。。。

这是1021号HU-16“信天翁”1月9日当天出航的6名机组人员，上排左起分别是通信官唐隆刚上尉，领航官杨文正上尉，副驾驶廖运棪上尉（此3人死后追晋少校），机长陈秉锐少校（死后追晋中校），下排左起医护员文济时上士，机械师高正士官长（此2人死后追晋少尉）

嘉义距离马祖的飞行距离约205公里，该机于12时11分顺利降落在马祖沿海。在“信天翁”降落后不久，台湾军方即开始实施频繁的无线电佯动，企图迷惑解放军，并且试探我方的反应。

HU-16（1021/11021）停泊在马祖岛马港天后宫左前方、储水水库下方的海边，正在等待接运准备飞往台湾的3名叛徒和随行的人员。

此时海峡对岸的解放军现在正在做什么呢？1月9日清晨，天还未亮，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就突然打电话给正在值班的军区空军副参谋长曾幼诚，向其通报了刚刚发生的叛逃事件，皮定均要求军区所有的沿海雷达站和观测所严密监视马祖敌军的一举一动，随时向他本人报告情况。皮司令员则亲自在福州军区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拟定锄奸计划并上报中央军委请求批准。

福空指挥部迅速命令各雷达站调整雷达天线方位，全部指向马祖方向。并准确地向皮司令员报告了先后有3架飞机先后降落在马祖的情报。

福空虽然不知道C-47运输机受损的情况，但是由于马祖有2架水上飞机，因此福空将监控水上飞机作为了重中之重。水上飞机的飞行高度较低，而我沿海雷达站往往设在山上，有一个盲区，很难发现贴着海面低飞的飞机，福空指挥部决定将距离马祖岛最近的平潭岛君山雷达站作为监控敌军动向和指挥作战行动的专用雷达，下令雷达站全天只盯着马祖岛，并命令把雷达天线角度从仰角调成俯角，这样，马祖方面的飞机一起飞，雷达就能发现。由于当时平潭岛和福空指挥所之间并无直线电话通信线路，福空立即与地方电信部门协调，将福建省通往平潭岛的两条线路之一划做指挥专线以保障战斗。

福州军区考虑到敌军也在通过雷达，观察所和无线电监听监视我方的一举一动，因此严令部队保持无线电静默。可是如何在无线电静默的情况下进行地空联络，下达有关航向等命令呢？福空参考了当年朝鲜战场的经验，利用无线电报话机上的通信按钮，通过对它的轻轻敲击，发出不同的电信号，借用电信号的长短组合（类似摩尔斯电码）来代替话音通信。不知情的对方很难注意到这种看似无意识的敲击，即便注意到，也很难在短时间内破译内容。

经过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到当天中午12时，福州军区已经做好了一切装备。驻福州义序机场空军航空兵第24师的2个机组，空24师70团副大队长李纯光、副中队长胡英法的歼-5战斗机双机，副中队长沈学礼、杨才兴的歼-6战斗机双机已经进入临战状态，在机场起飞线待命，各类战勤人员全都处于一级战备状态。福空指挥所调派指挥所最好的领航员，携带所获得的所有目标信息以及机型种类的情报，包括飞机形状、速度、飞行状态等，及时地将有关资料信息提供给参战飞行员。

李纯光（左）和胡英法（右）在机场研究空战战法

在歼-5座舱内的李纯光和机械师周寿和在交流

中央军委经过仔细考虑后，批准了福州军区上报的锄奸作战方案。周恩来总理亲自发来指示“有把握、有利就打掉它，没有把握也不是非打不可，总之不要吃亏”。现在解放军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此时马祖正与台湾通过无线电进行各种欺骗和佯动，马祖先是在无线电中使用明语问：“我们已准备好，何时起飞？”台北回复道：“按原计划行动。”过了一段时间，国民党军未发现福州方向的解放军有异动，随后马祖方面再次使用明语向台北喊话：”刚才飞机发生故障，无法按时起飞，现在故障已排除完毕，拟准时起飞。”

为了迷惑我军，马祖方面让运送修理器材的PBY水上飞机在13时30分左右先行起飞返台，以试探解放军的反应。这架飞机刚一起飞，君山雷达站立即向福空指挥所报告：“有飞机起飞了！”福空指挥马上下达了“一等战备！”的命令，早就坐在飞机机翼下待命出击的几位飞行员立即坐进座舱，启动发动机，等候起飞的信号。但是，曾幼诚参谋长却迟迟没有下达起飞的命令，他只是死死地盯着雷达屏幕，根据雷达回波显示这架飞机在起飞后即迅速爬高，他觉得这架飞机飞行高度过高，高的甚至有些过分，招摇过市，摆出一副唯恐天下人不知的架势，很像是个诱饵，应该不是目标。但在当时谁也不能保证他的判断是正确的，而一旦错过战机，这些叛徒就很可能会逃之夭夭。虽然正值隆冬时节，但指挥所里所有的人都紧张的汗流浃背，大气都不敢出。

好在过了一段时间后，从我各个观测所对马祖的监视情况来看，敌军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放松状态，依旧如临大敌，而且还在不断进行无线电佯动，这说明我方的判断是准确。

福州义序机场我空24师的地勤人员在为歼-5装填炮弹

在接下来的2个多小时里，马祖方面除了无线电佯动，始终再未有飞机起飞。14时30分，台“政战总部”终于沉不住气了，来电催促“义士”们及早登机赴台，不必与记者们见面了。马祖方面随后进入了长时间无线电静默。在此期间从台湾又飞来了1架水上飞机，这架飞机是台湾新闻媒体的包机，当年的台湾记者为了抢新闻一点也不比今天的香港记者跑得慢。当天早上驻马祖的“中央社”记者已经将抢来的第一手新闻以“号外”的形式发回台湾，引起了一阵“洛阳纸贵”式的轰动。羡慕嫉妒恨的其他媒体也纷纷大显神通，台湾《中央日报》、《中华时报》、《台湾新生报》及《青年战士》等四家媒体索性合租了1架华航的PBY水上飞机，飞往马祖去抢新闻。

14时50分，在华航的水上飞机在海面着陆后不久，刚好遇到3个“义士”在10多名国民党军官的簇拥下登上HU-16，兴奋的记者们立刻向“义士”们挥手喊话致意。同时记者们也没忘记自己的使命，各种照相机和摄像机对着几个叛徒前后拍个不停。

叛徒们有的满脸喜气，有的则略带紧张，还有对未来“新生活”的一点期望，他们换上了新衣服，批上了“驾艇起义英雄”红绶带的3个叛徒在国民党官兵的簇拥下走向等候着他们的水上飞机，踏上一条不归路。

叛徒与国民党军官携手共赴黄泉

叛徒钻进飞机舱门，也进了鬼门关

吴文献等一行人登机后，HU-16并未立即起飞，接下来又是长时间的无线电静默。此时海峡上空的天色已经开始转暗，海面的风力也越来越大，停在岸边的水上飞机在汹涌的海浪中上下起伏，机组人员、“义士”和军官们都有点吃不消了，而且台北据说已经聚集了“数万”民众和大批中外记者欢迎“义士”，来自台北的催命电是一份接着一份，马祖最终受不了了。15时30分，HU-16水上飞机的发动机开始启动暖机。5分钟后，该机起飞。

记者郭惠煜用当年最新式的长焦镜头拍下了水上飞机关门、破浪滑行和起飞的最后身影。HU16起飞时，岸上一名赵参谋抓起电话大喊“起飞了！”

解放军平潭君山雷达站早就发现了1021号HU-16水上飞机的动向，从飞机一开始发动，就立即发出了警报。在其起飞前2分钟，福空指挥部再次下达了“一等战备”的命令。义序机场待命的4名飞行员再次坐进了座舱，关闭了座舱盖，启动了发动机。

这是台湾记者拍下的1021号HU-16水上飞机从马祖起飞的照片，不到半小时，该机就被我军击落

15时38分，雷达站发现HU16已经起飞，其位置在马祖东南约7000米处，高度2-300米，方向120度，正以每小时240千米的航速直飞台北。雷达站迅速报告福空指挥所“第二架又起飞了，从荧光屏上连水花都能看得见！”

15时41分，随着一颗绿色信号弹升起，义序机场上的两组四架歼击机先后起飞，歼-5双机为第一梯队，歼-6双机为第二梯队兼掩护。当时的计划，若第一梯队的歼-5双机未能击落HU-16时，第三梯队的歼-5就再进入攻击，两组飞机间隔5至10千米。歼-5双机起飞后按照沿预定航线从福州的闽江口到马尾港，由低空直扑台湾海峡。而担任掩护的歼-6双机则迅速爬升，吸引台空军的注意力。果然专门为此次运输任务担任护航的国民党空军第4大队第22中队（驻嘉义基地）的2架F-100A“超级佩刀”战斗机，在15时50分左右被解放军在高空的沈学礼、杨才兴歼-6双机吸引，偏离了HU16的航线。

当李纯光和胡英法双机编队飞出闽江口时，HU-16已经飞出了约40公里，距离台湾还有约100公里。地面领航员开始向长机李纯光指示其航向，领航员将送话器的通话按钮一按，发出一个电信号，提醒李纯光注意接听信号。接着，李纯光听到一个非常轻微的声音发出的一个两位数字“拐洞”（70），他没有作声，而是按照约定按了一下飞机座舱内的通话按钮，并把航向转向70度。指挥所的领航员便明白飞行员已经收到航向指示了。接着，君山雷达站的领航员接过了指挥权。在那里看得更清楚，从荧光屏上就能看到双方飞机的航向和位置，所以直接向李纯光指示航向“勾洞”（90），进一步修正了航向。

当天海峡上空天气不佳，能见度极低，海面上云底高只有400米，风急浪高浪，HU-16的飞行高度只有300米，已经很低了，但李纯光和胡英法凭借着更加精湛的飞行技术，竟然驾驶歼-5以200多米的高度高速接敌！

15时51分15秒，僚机胡英法率先在马祖的白犬列岛附近空域发现目标，他随即打破了无线电静默，说了三个字：“看见了！”按照战前规定的“谁发现，谁开火”原则，李纯光立即回答道：“你上！”，让胡英法投入攻击，自己则在一旁掩护。胡英法随即将歼-5减速至时速400公里，在距离HU-16尾部700至800米处开炮，第一次攻击因为距离太远打偏了。胡英法随后接近到516米时第二次开炮，这次击伤了对方的尾部，此时他与HU-16的距离已经缩小到仅剩下140米，他不得不转向脱离。这时，李纯光也根据胡英法射击的曳光弹的弹道方向发现了HU-16，他看到胡英法已经冲到了HU-16的前方，于是便驾机投入攻击，他也减速至时速400公里，高度降至200米后，在距离水上飞机360米处开炮，但没有命中。他随即修正角度进行了第二次射击，击中了HU-16的左发动机，发动机随即冒出白烟。

HU-16没有装备武器，因此在遭到攻击时无法还击，只能用明语通过无线电向台湾呼救：“我遭到共军数架飞机围攻，情况危急，请赶快救援！”但这时台湾空军的护航战斗机已被我歼-6双机以“调虎离山”之计诱走，再掉头回救HU-16已经来不及了。

HU-16的机组在只剩下一个发动机的情况下仍拼命控制飞机，并不断降低速度和高度，这一方面是为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实施海面迫降，另一方面，也企图诱使我方战斗机随其一同降低速度和高度，希望造成我机射击时失速自行坠毁。李纯光识破了对方的意图，在两机相距130米时果断地向右一拐，同时压了个坡度，进行小角度俯冲，这样他还仍然能看见HU-16，随后他再一拉机头，将两机的间隔拉开，再一转回来，相当于在HU-16的后面飞了一个S型的航线，但还是保持在HU-16的后方，他再次将其套入瞄准环，在这个距离上，李纯光已经能够清晰看到HU-16上的敌空军机徽了，此时他的座机的速度也掉到了240公里/小时，要知道歼-5的失速速度是220公里/小时，已经到了失速边缘。李纯光一边瞄准，一边在射击前把速度往上推，紧接着射击，终于准确击中了目标，HU-16一头栽进了大海。由于双方距离太近，HU-16坠落时发动机桨叶卷起的浪花甚至打到了李纯光座机的风挡上。李纯光兴奋地向指挥所报告“打中了，打中了！”，福空指挥所随即命令“继续打，打到完全落海为止！”

随后李纯光再次进入欲再攻击时，发现HU-16的残骸已被海水吞没。在确认了海面没有任何浮起的目标后，李纯光、胡英法双机胜利返航。3名叛徒妄图投奔“自由世界”的美梦仅仅16个小时就破灭了。与他们一同葬身鱼腹的除了水上飞机的6名机组人员外，还有台湾“国防部”联二上校程梦赓、国防部联三中校傅鸿文、马防部政四上校科长谷正光、马防部三处中校副处长陈开荣、马防部副官组中校组长鲍志澄、马防部副官组少校参谋黄子英、宪兵张瑞征及吴前燕，总计17人。

台北方面在收到HU-16的报丧电后，紧急出动多架F-104G与F-86F在不同空域搜寻，同时新竹和嘉义共派出4架HU-16低空盘旋，海军也出动多艘舰艇展开搜寻，但搜索一直持续到深夜，最终无功而返。仍不死心的台湾方面在1月10日上午恢复搜索，直至10日中午12时20分，仍未发现踪迹，最终不得不垂头丧气地命令开展搜索的各部撤回基地。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消息“九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在华东地区上空，击落了窜入我沿海骚扰破坏的美制蒋机一架。敌机残骸坠入海中。

空战胜利结束后，空24师配合锄奸战斗的歼-6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合影，他们荣立集体三等功

1966年1月12日，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亲自飞抵福州，并在机场看望了全体参战官兵。1月13日下午15时，盛大的祝捷大会在省人大礼堂召开，福州军区领导韩先楚、皮定均、刘培善等人，福建省和福州市领导均出席大会。大会首先由韩先楚司令员宣读中央军委的嘉奖令，刘培善政委宣读了福州军区的嘉奖令，同时为参战立功人员授奖，李纯光、胡英法各记一等功一次。十几天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罗瑞卿等在北京亲切接见了参加锄奸战斗的李纯光、胡英法等人，并给予他们高度评价。

2001年10月4日国庆假日期间，李纯光在参观博物馆时，站在当年自己的歼5座机前与其合影，注意2579号座机舱盖下的红星击落标志

而在台湾方面，HU16的坠海使得之前的“多方争功”瞬间变成了“甩锅大战”，马防部中将司令雷开瑄声称自己刚接任不到半年的时间，对情况还不熟悉。而且投诚事件发生后，他认为不要公布，宜低调处理。但政战人员为了争功，认为是敌后工作的成功，要大势宣传，结果出事了。台湾“政战总部”则将责任完全推给了雷开瑄，同时指责空军护航不利。台湾空军则反咬马防部没有积极配合空军，并且责怪“政战总部”沉不住气催着要让“义士”赶快返回台湾，导致最终飞机被击落。

最终这出葫芦案不得不由蒋介石亲自出面裁决，蒋介石先是批示：以后类似事件尊重前线指挥官意见。但雷开瑄因“未安全处置义士”，仍遭申诫一次；空军作战司令毛瀛初护航不力，同年四月一日去职，空军总司令徐焕升难辞其咎，免去其空军总司令，调任“华航”总裁一职。

一个多月后，HU-16上一名宪兵的尸骸漂抵苏澳附近，被台湾渔民发现，通过检视其皮带上的部队番号而确认身分，但另外16具尸体则就再也没能找到。至此这出闽海锄奸大戏才算是最终落下了帷幕。沉没在台湾海峡深处的HU-16残骸和3名葬身大海的叛徒的下场清楚地告诉世人：妄图用自己同志的鲜血染红前程的叛徒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本来这个故事到此就结束了，但在大约30年后，此事又因一桩“义士家属索金事件”被重新翻了出来。1995年，被击毙的吴文献等3名叛徒的家属借着海峡两岸关系缓和之际，写信给台湾当局，要求领取当年所谓的每人120两黄金的“奖励”。压根就没打算支付这笔黄金的台湾当局随即以“不能确认是否是义士本人家属申领”等理由，驳回了他们的要求，不过毕竟当时台湾当局还没有打出赤裸裸的“台独”旗号，因此还是给这些财迷心窍的家属留了个念想“待大陆光复后，政府查清情况，再向义士家属支付”。这起小小的“索金”案最终为这场大戏画上了一个令人捧腹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