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商榷】从起诉莫言看民粹主义对社会的反噬 -- wo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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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改开以来的文艺要追根溯源到改开之前的“伤痕文学”

刚刚刷到老孙兄的“伤痕文学”确实得名于《伤痕》,但到后来文化人的“伤痕”才是,只不过我对《伤痕》不是“伤痕”有不同的看法:

1978年8月11日,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在《文汇报》发表,造成社会轰动,也引发了新时期第一波势头强劲的文学思潮,它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初,贯穿于后来的所谓“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之中,并弥散开去,为电影、美术等其他艺术门类提供了素材和动力。而这股控诉文革创伤的文学思潮正是以《伤痕》的名字来命名的。“伤痕”书写影响如此深远,它几乎笼罩了整个八十年代的文艺创作,以至于有人说,八十年代唯一的文学主题就是文革,即使是很多寻根文学甚至先锋文学,仍然不过是对“伤痕”主题的变奏。

现在来看,开启了“伤痕”文艺思潮的《伤痕》实在是内容单薄、文笔单一。即使是处在当时的主流文艺界来看,它在思想性或艺术性上也没有什么新颖独到的地方。它享受了开启改开以来的文学荣誉肯定不是因为起了一个颇有感染力的名字,其实“伤痕文学”的命名在开始并非褒义词而是带有贬义,也并非因为出现得最早,是所谓的“率先发出了控诉文革创伤的第一声”,因为事实上早从1970年代初开始也就是九一三事件之后,就已不断地涌现“文革创伤”的写作,其中就有不少思想性艺术性远超《伤痕》的作品如《波动》《公开的情书》等,即使在所谓“粉碎四人帮”实为怀仁堂政变之后的正式发表作品中,也出现了广受关注的刘心武的《班主任》,且发表时间更早,引起的反响也更大。

因为,在一定意义上,《伤痕》的真正作者并不是卢新华而是历史行程,是陡然到来的“历史转折点”如后宫选秀一样选中了《伤痕》,并把它带入政治漩涡中。围绕着《伤痕》的修改、发表和争论,进行着一场关于历史创伤的命名、定义和结论。

“文艺争论其实是不同的政治力量通过文学展开的关于历史和未来道路的博弈。这场关于文本意义的争夺与命名,反映的是在新的时代关节点上,体制力量内部的矛盾和分裂。随着这场意义博弈的尘埃落定,新的思想文化体制也正式确立,其实,新体制正是在引导《伤痕》的意义生产中慢慢成形的。这种对意义的争夺和再生产过程,也是去除杂质或异质性,消除文本内部暧昧空间的过程。最终,随着新体制的确立,文本所指也中止了滑动,意义被锚定。”

1978年是“开天辟地”的转折一年,“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传递了国家大政方针转向的信号。会议举行期间,11月14日,北京市委为“四五”事件平反。12月18日,接着召开了影响深远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申并确立了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从而成为历史转折的正式标志”。它也标志着走资路线正式得以“平反”且是如新娘出嫁般敲锣打鼓地公开面世。

但这个“伟大转折”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经历了1976年以来的复杂残酷的政治斗争才实现的,除了从怀仁堂政变之后持续的政治布局和人事组织安排,“两头真”的走资派在文艺舆论领域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更是功不可没,它为争取全社会的支持准备了条件。经过一年左右的人事调整,很多“在文革中受到严重迫害”的知识分子很多重回文化管理岗位再掌文艺大权,又重新成为文艺创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在《伤痕》发表前后的文艺宣传是这样的: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8年5月27日,中国文联召开第三届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宣布中国文联正式恢复工作;1978年9月2日,才复刊不久的《文艺报》召开座谈会,讨论《班主任》和《伤痕》,此后“伤痕文学”开始广受关注。之后的1979年1月,中宣部和社科院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胡代宗在会上发表讲话,继续批判“两个凡是”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错误;1979年10月,第四次文代会召开。

1977--1978年上半年,整个党的裂隙在扩大,但走资派在各方面都开始占上风,全社会也酝酿着一股强大的情感势能,既有愤怒的不满,又有变革的冲动,还有困顿的疑惑。走资派很成功地把这股势能引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让自己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同时也为把“继续革命”变成“走向改革”的新主流的意识形态铺平了道路。它开始带起全社会对文革的普遍不满,通过否定文革而确立改开的合法性。走资派一直都没有闲着晒太阳而是一直在等待着一个对“历史创伤”的正确的讲述方式和恰当的定义时机以伺机而动。

九一三事件后,在知青群体中已经开始广泛地发出了对文革甚至是建国以来的这段历史的强烈质疑的表达,之后出现了思想分化,有的是转向了西方现代思想,比如陈尔晋因为对修正主义的失望以及干部特权问题而尖锐地提出了“政党轮值”;有的是转向反秩序的西方自由思想和在求索一切中看空一切的虚无主义思想及包括托洛茨基主义在内的“大杂烩思想”,杨帆等人都提到过他们包括一些高干子弟爱看的书包括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安娜·露易斯·斯特朗《斯大林时代》和托洛茨斯《被背叛了的革命:苏联的现状与未来》等“灰皮书”。但不论是哪一种,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并不要求彻底否定文革,而是反对文革的具体实践。

所以,早发表一年的《班主任》虽然从“正统”的角度肯定了恢复现实秩序的合理性,却没有暗示“从继续革命走向改革开放”的正当性,这是它根本的缺陷。因此,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技术上,《班主任》都无法达成引导人们从“历史创伤”转向否定文革、支持改革意识形态的目的。

而《伤痕》就不一样了。它有一个“光明”的结尾这正是改开的意识形态的需要,这是否定文革迎接改开应有的“正确姿态”。这样的结尾也让《伤痕》和《枫》这一类的知青写作划开了界限。而且它还刻意淡化了“知青”是文革参加者的身份。这就避免了与文革的政治复杂性有所牵涉,避免引申出深层次的政治议题。正如许子东所言,

“小说中的真正受害者,或受害最深重的群体其实是上一代人,即‘母亲’们,他们也是具有充分“民事责任能力”的历史主体,而‘知青’不过是这个‘革命干部家庭’的出走与归来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右派’一代的归来者,作为体制修复者和后来的改革者,才是真正的主角(他们当初被子一代命名为修正主义者或‘走资派’)。‘母亲’一代承受了最大的牺牲,以英雄般的受难,为王晓华们的未来铺平了道路。当然,他们也原谅了子一代的愚昧和错误,象征了修复后的体制对造反者的宽恕”。

所以,从《伤痕》到《人民的名义》再到《杜鹃花落》,虽然创作时间不同,但在某种意义上都属于“伤痕文学”,它们还是要由“历史的归来者”也就是当年的走资派、后来的统治者(包括权贵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来通过他们的笔杆子来书写。这样的“伤痕文学”在他们手中达到他们所需要的话语,也将在他们手中走向终结,因为人民群众是他们妄想永远进行欺骗愚弄的对象,但人民群众终归会撕下他们丑陋发臭的画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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