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 红四方面军当真兵强马壮吗？ -- 忘情

几乎所有的历史文献和回忆录，都称1935年红1、红4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时，拥有5个军、8万人的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在中文语境里，“兵强马壮”是个相对概念。诚然，和从遵义到夹金山，几个月来绕着黔滇川跑了个“U”字型的红一方面军相比，会师时的红四方面军当得起这四个字。那几个月，红1方面军一直在强行军，以至于总兵力从进占遵义时的3.7万人锐减到1万多，不到两万人。就连几乎从不叫苦，所部以机动见长的林彪，对此也深怀异议，还闹出了写信给彭德怀，要求他出面接管指挥的事情。此事在庐山会议后，又成了一大热点。

不谈红1，书归正传说红4。

十余年前，张国焘所著《我的回忆》在内地公开发行。作为当年红四方面军最高领导人，他却说红四鼎盛时也只有5万人马，所谓8万是在囊括川陕根据地党政工团妇青儿等各级组织脱产人员后的虚数，用于对外扩大红军声势。

这个说法只见于张国焘的回忆。但如果仔细梳理公开史料，并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其实他的说法才更接近于历史事实。

红四方面军脱离鄂豫皖苏区西征时，为4个师2万人。入川时为1.5万人。1933年6月底，反“三路围攻”胜利后，以第10、第12、第11、第73师为基础，每师充实部分地方武装，依次扩编为第4军（王宏坤任军长，周纯全任政治委员，辖第10、第11、第12师）、第9军（何畏任军长，詹才芳任政治委员，辖第25、第27师）、第30军（余天云任军长，李先念任政治委员，辖第88、第89、第90师）、第31军（王树声兼任军长，张广才任政治委员，辖第91、第92、第93师）。宣达战役后，又将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第33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治委员，辖第97、第98、第99师。这时，红四方面军已发展到5个军、11个师、34个团，总兵力共8万余人。

以上是党史，军史中的权威说法。但细琢磨一下，却觉得其中有问题。

5个军8万人，平均1个军1.5万，余下算总部直属队，这个估算是合理的。1933年藤田编队，中革军委要求各地红军从小师小团制向大师大团制过渡。虽说各地红军情况不一，但有条件时，没有不执行决议的道理。长征开始时，红一方面军的师均为3团制，人数在4000至5000人左右。红1军团因为较充实，每师人数在6000至7000人左右，因此3师制的红1军团总人数接近2万人。如果以4000至5000人的平均水平计算，红4方面军平均每军1.5万人，是可以编成3个师9个团的的。但事实是，1933年6月4个师扩编为4个军时，红9军只是2师，4个军总计11个师。宣达战役后，红33军加入红4方面军战斗序列，5个军竟然仍只有11个师。也就是说，红4、红30、红31军分别又裁去了一个师的番号，人员用于充实军辖下的另两个师。这剩下的11个师都是3团制，加上总部直属的妇女独立团，正好是34个团，与党史，军史吻合。

减编的原因很简单，红4方面军在反“六路围攻”中虽取得很大战果，但自身损失也很大。此后广昭战役未达成战役目的，嘉陵江战役虽获胜，但人员补充却有限。因此在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其实红四方面军员额也不充实，只是相对而言比红一方面军强而已。

作为佐证，我们可以从另一些史实中看出端倪。

1935年6月，中央就从红4方面军抽调了3个建制团充实给了一方面军，分别是：4军11师32团、33军98师294团拨给了1军团；30军90师的270团拨给了3军团。张仁初担任团长的294团调到了红1军团之后，缩编为2师4团2营，张仁初担任营长，294团的3个营缩编为2营的3个连。

要知道，红2师在长征之初有6000余人，平均每团有2000余人。但一路上损失很大，到懋功时折损过半是没有疑义的。那么千余人的团下辖3个营，每个营也就300人左右。换句话说，“兵强马壮”时的红4方面军294团，实际人数也就区区3、400人而已。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294团来自红33军，并非红4方面军主力。但4军11师32团、30军90师的270团总该来自红4方面军主力吧（当然并非最精锐、最充实的团，这样的团谁也舍不得调拨给兄弟部队），不也一样被编成红1方面军的营级部队了吗？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会师时，红4方面军仅有5万人马是合理的。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此后百丈关一役，红4方面军伤亡1万人就打不下去了。如果真有8万人马，以红4方面军打仗的韧劲和狠劲，损失12.5%应该还是能咬牙发狠坚持下去的。反“六路围攻”时，红4方面军许多部队损失率可比12.5%大得多，不也一样坚持下来了吗？

如果从后来红4方面军各部队的结局看，会师时只有5万人马也是合理的。西路军由红4方面军总部机关、红5、红9、红30军和妇女独立团组成，共2.15万人。其中红5军系由原红5军团和红33军合编而成，总数3000人。其中两个军原先人马各编成1个师。所以刨去原红1方面军的1500人，西路军中原红4方面军人马应该是2万人。留在河东的红4军为5700人，红31军为5000人。以上总计3.07万人。加上百丈关损失的1万人，应该是4.07万人。这和会师时5万人之间有9300人的差距，应该是三过草地时的损失。这样就合理了。否则如果红4方面军会师时有8万人的话，那么三过草地得损失3.93万人，这也未免太过骇人听闻了。

说完人数，再谈装备。红4方面军在离开鄂豫皖苏区前，常和国民党中央军交手，轻武器装备应该还不错，和中央军的差距主要在重武器方面。但入川之后，与红4方面军交手的却是杨森、邓锡侯、田颂尧、刘湘等四川地方军阀。和中央军相比，这些四川军阀的装备就很一般，有些甚至很糟糕。如川军当时装备较广的机枪是一战时的路易斯机枪。后期才通过走私渠道进口少量美国勃朗宁M1918轻机枪。刘湘部算是川军中装备最好的，不仅大量进口枪械，还设了兵工厂自制枪炮，其中仅启拉利轻机枪就前后自制了6000余挺。只不过启拉利轻机枪连发射击精度很大，大部分时候只能进行连续单发射击，作为半自动步枪使用。只不过因其制造较简单，重量轻，也很容易上手操作，故而刘湘的华兴兵工厂才仿制。中央军也装备过3000挺。但启拉利轻机枪的性能无法与捷克ZB26轻机枪相提并论。

此外，红4方面军的通江兵工厂设备取自缴获的刘传厚兵工厂，号称红军兵工厂中设备最精良，产品质量最好的。但这也不过是矮子里拔高子罢了。刘传厚占地不广，财源不厚，他那兵工厂的设备是无法望汉阳、金陵、巩县、太原等兵工厂项背的。

关于红4方面军装备质量，许多历史资料及诸多回忆录都提到过，张国焘曾对周恩来说：“因为好久没与中央军作战，因此部队缴不到好枪”。许多红4方面军将领的回忆录中，也都谈到希望和中央军打。因为中央军的装备好。当年许世友率部在湖北和汤恩伯部交手时，就缴了不少日本原装进口的三八大盖。而在川陕苏区时，缴获的枪械虽多，但80%为川造，20%左右为汉阳造。川造步枪中，甚至有不少单打一步枪、三响钩步枪，甚至还有产自清末的。因为使用时间太长，以及制造水平低劣，很多川造毛瑟步枪在200米外就打不准。

在红4方面军与红2方面军会师时，人员最充实，战斗力最强，装备最好的是红30军。渡河西征时，该军2师6个团，7000余人，枪32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25发。仅次于红30军的红9军，辖2师6个团，6500余人，枪25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15发。由红5军和红33军合编而成的新红5军辖2师4个团，3000余人，枪10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5发。也就是说，红4方面军此时的主力部队，每团也仅为千余人左右，枪械装备率最高不超过45.7%，低的仅为33.3%左右。

至于因未及渡河西征而保留下来的红4军、红31军，据1936年10月15日朱德、张国焘给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电报中统计：据1936年10月15日朱德、张国焘给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电报中统计称，红4军有5700人，红31军有5000人。后来这两个军改编成八路军129师的2个旅4个团。129师师部率三个团出征山西时，总计9367人，装备有3412支步枪，724支马枪，步马枪弹43012发，平均每支步马枪有10发子弹；539支驳壳枪，2872发驳壳枪弹，平均每枪5发子弹；93支手枪，3支伯格曼冲锋枪，共有6051发子弹；93挺轻机枪，27361发轻机枪弹，平均每挺有294发子弹；29挺重机枪，23222发重机枪弹，平均每挺重机枪有800发子弹；迫击炮6门，迫击炮弹67发。此外，还有55把刺刀和204枚手榴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