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张老三为啥一会儿要求贺龙坚持江南，一会儿又催着他北上 -- 忘情

作者：忘情

发生在1935年9月9日晚的“草原分兵”一大后果，便是中央大功率电台及与红2、6军团联络的密码本，随朱德、刘伯承留在了左路军。张老三藉此于9月29日，和尚在湘鄂川黔的红2、6军团取得了直接联系。

当时，张老三对红2、6军团绝口不提他与中央的分岐，只是含糊地电告贺龙、任弼时、夏曦、关向应、萧克、王震，自红一、红四方面军于6月在懋功会师后，自己已被任命为红军总政委。此后，张老三在发给红2、6军团的电报中，皆在文末署名“朱张”。他这么做的目的，是拉着红军总司令朱德为自己“背书”。以朱老总在红四方面军的艰难处境，他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发言权，更被排斥在核心决策圈之外。

在张老三与红2、6军团取得电讯联络后的半年时间里，他发给红2、6军团的电报，虽说措辞用的是商量的口吻，但中心意思却是希望这两个军团继续留在长江以南坚持。当红2、6军团被迫于1935年11月19日告别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长征后，张老三仍然希望他们继续在江南牵制敌军，并在电报中明确写有“反对继续逃跑”这样扎眼的字样。

1936年3月，贺龙率领红2、6军团绝处逢生，取得乌蒙山回旋战的胜利后，进入了南北盘江的广大地区，拥有了就地创造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当时，这一地区的蒋军部队总数，已经从此前的120个团左右，锐减为50个团上下。而且川军、黔军已退出“追剿”，李觉、郭汝栋纵队也嚷嚷着要回湖南。樊嵩甫、郝梦龄纵队被红军远远甩开，距红2、6军团距离最近的滇军孙渡纵队兵力单薄，不敢单独冒进。反观红2、6军团，不仅仍具有与从桑植出发时相当的实力，而且部队战斗力在数月外线转战中得到了极大锻炼，部队干气旺盛。南北盘江之间回旋余地大，反动统治比较薄弱，且物产较为丰富，很适宜创建新的根据地。

不仅就地创建新根据地的各方面条件均具备，而且从战略角度看，在长江以南保存一支红军主力，可与位于川康边界一带的红四方面军、以及陕北的红一方面军形成遥相呼应之势，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张老三于1935年3月23日给红2、6军团发电，要求他们赶在农历3月涨水之前，迅速向西渡过金沙江。

贺龙召集红2、6军团主要领导人开会研究后，仍强烈倾向于在南北盘江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但出于地方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而且也担心自己在对全局不够了解的情况下“一叶障目“他们在回电中称“最近国际和国内事变新发展情况，我们不甚明了，及在整个战略上我军是否应即北进，及一、四方面军将来大举北进后，我军在长江南岸活动是否孤立和困难，均难明确估计。因此，我军究应以此时北进与主力会合，抑或应留在滇黔川边活动之问题，请军委决定，并望在一、二天内电告。”

3月30日，红2、6军团收到了署名“朱张”的回电，内称“依据国际国内情况，民族革命高潮在生长，苏维埃运动有所发展，但不能过分估计。蒋敌虽削弱，亦不能计算他何时崩溃。最好你们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处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亦可先以到达滇西为目的， 当尽力策应。在困难条件下可在滇黔川广大地区活动，但须准备较长期运动战。究应如何请按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

在这封电报里，张老三虽称“按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但要求红2、6军团前来会合的意图表达得非常强烈。因此红2、6军团再次开会研究后，决定放弃就地创建新根据地的既定方针，全军前往川康边界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为何张老三此前要求红2、6军团继续在长江以南就地坚持，而当该部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取得较为有利的创建新根据地局面时，张老三的主张却又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呢？站在张老三个人角度，他切断党中央与红2、6军团的联系，就是企图将这2个军团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所以他给红2、6军团的指示都是以他的需要为出发点。正如朱德后来说所的那样：“他（指张老三）在没有决定北上之前，是想叫二方面军在江南配合他。他好在甘孜呆下来，保存实力。他的伪中央就搞成了。当他迫于形势压力，不得不北上时，才希望二方面军北上。”

至于朱德本人对此事的态度，可以从后来他与贺龙的谈话中窥知一二：“要你们过江并不是中央指示。我和伯承同志的意思，是你们过来也好。不然我们很孤立。你们过了江，我们的主张就更理直气壮了，北上就更有把握了。”

应该说，贺龙最终决定率红2、6军团渡江，是出于服从命令、服从大局、服从全国革命总的形势需求之举。不可否认，当时这2个军团在南北盘江一带创建新根据地，以及日久坚持江南斗争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在江南留下这样一支主力红军，对抗战也是有意义的。贺龙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渡江，这是有命令才走的。一部分同志不愿过，理由只有一个：革命，南边也要放一下。你讲二、六军团（在金沙江以南）能否有发展？我看利用军阀矛盾，利用川、湘、黔、鄂广大地区，大有可为。”

不过，归根到底，红2、6军团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北上，终究是当时的大势所趋。最后的结果也充分证明，这个行动对团结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完成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起到了积极而又重要的作用，符合当时党和红军的战略意图，是适应当时全国正蓬勃兴起的抗日救国运动新形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