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下半场开踢 -- 方平

谢辰生

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3/1128/c87423-23687077.html

http://www.ncha.gov.cn/art/2022/5/3/art_1027_174118.html

百岁文保专家谢辰生先生走了，

“回首七十多载的文物事业路，我坚信保护文物就是守护国家”

来源：《文汇报》 日期：2022-05-03 作者：李扬 字号：[ 大 中 小 ]

为中国文物保护事业贡献一生的谢辰生先生（1922-2022）今晨驾鹤西去，享年100岁。

谢辰生先生被誉为“一部活的中国文物保护史”，他曾多次说：“回首自己七十多载的文物事业路，我一直坚信保护文物就是守护国家。”

1967年，他先是起草了《关于保护革命文物和古代文物的倡议书》，之后又受命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自此之后，大规模破坏文物的现象得到了遏制。

北京古观象台的保留，也是谢老至今津津乐道的。1968年，北京准备兴建中国第一条地铁，正好要从一座500年历史的古观象台底下穿过，按计划，施工单位要把观象台拆掉移放到他处保存，谢辰生和罗哲文两人思来想去，最后还是给周总理写了报告，希望这座明清两代进行天文观测的观象台能够原址保护。周总理看后，立即批示“这个天文台不要拆”，还批了一大笔经费，让地铁绕道。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像暴风雨一样席卷全国，像袁隆平这样的“臭老九”，纷纷被关进牛棚，成了“牛鬼蛇神”。 袁隆平的心里陡然紧张了起来，那些“革命小将”能让自己的科研顺利无事地继续下去吗？

“彻底砸烂袁隆平资产阶级的坛坛罐罐！”

“哎呀，不好！”看到学校里的这张大字报，他猛然意识到什么，赶紧跑去看他的实验盆。

果然，学校水池边，60多个钵盆全部被砸烂了，钵盆里的雄性不育株试验秧苗全部被毁坏，弄得满地狼籍，惨不忍睹。

几年的心血就这样被毁，袁隆平气得浑身颤抖，瘫坐在泥水里，两行泪水从这个刚强的汉子眼里淌下来。

围观的人群骚动着，好多大妈大婶抹着泪说：“这年头，好人遭罪，袁老师搞科研是为了我们能吃饱饭才受罪的啊！”。。。。。。那天，袁隆平梦游一般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全身无力。

邓哲抱着只一个多月大的儿子，坚定而柔情地说：

“他们可以砸烂盆钵，却砸不碎你的智慧，你的知识。大不了咱们双双去当农民，我跟你一起去种地，只要不离开土地，秧苗还可以重新培育，杂交水稻总有一天会成功的”。

袁隆平从妻子的劝慰中振作起来了。趁人不注意偷偷摸到水池边，在烂泥和瓦片中，找到了部分残存的秧苗，悄悄地藏进苹果园的臭水沟里。

安江农校特招了一批两年制的“社来社去”的学员，毕业后不参加正式分配，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尹华奇、李必湖就是其中的两个，对袁老师搞的杂交水稻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开始给袁隆平当助手。就在毁苗事件发生后，他俩找到袁隆平：“袁老师，过些时候，我们就要毕业回家务农了，如果您在学校搞不了科研，就到乡下来搞吧，我们养活您。”

1968年的春天到来了，那些藏在臭水沟里大难不死的秧苗，经过袁隆平和李必湖、尹华奇的反复繁育，已经发展为两分地的试验田，顽强地生长着。

气候炎热的云南和海南岛，是一个“天然大温室”。袁隆平琢磨着，要加快育种步伐，不能只局限于安江与长沙，必须南下。

1969年冬，他们来到云南省元江县，租居在农技站的一座无人居住的平房里，还租了农技站的水田作为实验田，把不育材料的珍贵种子浸下了水。

从这次开始，以后每年冬季，他们像候鸟一样，飞向温暖的南方，在南国的水田里繁殖育种，加速实验。

春在长沙，秋在南宁，冬去海南，这样的育种行程，袁隆平他们称之为“南繁”。

随着湖南各地科技人员的加入，袁隆平的队伍逐渐壮大了，最多的时候竟有50多人。他们在火车、轮船、飞机上浸种，甚至把珍贵的种子绑在腰上，利用体温催芽。2190个日日夜夜，这群“候鸟”先后用了1000多个水稻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实验，但最终都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原本就不被看好的“水稻杂交”更是受到了方方面面的反对，而此时的袁隆平，已经进入了不惑之年。

湖南省领导顶着压力，依然把袁隆平请到1970全省农业科技大会的主席台，这样的雪中送炭，让孤独前行的袁隆平团队，在一片阴霾中，感受到了巨大的力量，并迅速调整了研究方案，提出了“把杂交育种材料亲缘关系尽量拉大，用一种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杂交”的新思路。

天道酬勤。1970年11月23日，正在北京查阅资料的袁隆平惊喜地收到两个助手从海南南红农场发来的电报：“找到雄性不育野生稻。”他来不及买车票，连夜挤上火车，直奔海南岛，一到农场，就来到实验田边，看到了那株比金子还要贵重的野生稻。

这株野生稻，正是在袁隆平关于“远缘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杂交”的构想指导下，由李必湖和南红农场的技术员冯克珊发现的。

袁隆平来不及休息，他立即拿出放大镜仔细观察，又采集了稻花样品，放在显微镜下进行检验。最终确认，这确实是一株十分难得的野生稻雄性不育株。鉴于它是一株碘败型花粉败育的野生稻，袁隆平当即高兴地命名为“野败”。

实验证明，“野败”杂交F1已表现出非常优越的雄性不育保持功能，显示出了巨大的优势，正如袁隆平所预想的那样，它为杂交水稻研究，起到了打开突破口的重要作用。

1966年，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席卷而来。偏居湘西一隅的安江农校，原本静谧得有些与世隔绝，这时，却像全国一样陷入了躁动和喧哗。

花花绿绿的大字报贴满校园，各种各样的“檄文”、“宣言书”、“战斗口号”在校园里不断回响，一个又一个的“革命组织”粉墨登场。

“文革”洪流袭来时，安江农校遗传育种教研组教师袁隆平就是一个“预备黑帮”，几乎注定了被批斗的命运。

袁隆平正在悄悄进行的杂交水稻研究，也成了一条罪状。这项研究依据的是西方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在当时被攻击为“资产阶级异端邪说”。

运动一开始，袁隆平就知道自己“躲不过去了”。

一天中午，安江农校“文革”工作组通知袁隆平去谈话。袁隆平琢磨该对自己“宣判”了，惴惴不安地走进了工作组负责人办公室。

没想到，这位负责人客客气气，让他介绍了自己的研究，随后鼓励他“抓革命促生产”，把研究和实验搞好。同时，还把安江农校最好的一块试验田分给了他。

出乎意料的峰回路转让袁隆平摸不着头脑。直到第二年，“文革”风云变幻，那位负责人被赶下了台，谜底才被揭开。

原来，工作组确实准备揪斗袁隆平来着，牛棚里的床位都给他准备好了。但在查阅袁隆平档案准备批斗材料时，意外发现了一封国家科委发来的公函。这封公函责成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要支持袁隆平的研究。

看着北京发来的红头文件，安江农校“文革”工作组不敢自专，带着这个函件去请示原黔阳地委书记孙旭涛。孙旭涛是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老革命，看完公函，他明确答复：“袁隆平当然是保护对象！”

可惜的是，这位拍板保护了袁隆平的领导却没能在“文革”中保护自己，两年后因不堪迫害而自杀。

而那封神秘的“北京公函”，却给“预备黑帮”袁隆平撑起了一把“保护伞”，让他避过了“文革”的疾风骤雨。

这封公函缘自袁隆平发表在中国科学院院刊《科学通报》上的一篇论文。论文的题目是《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这是世界上第一篇论述水稻雄性不孕性的论文，并且指明了这一特性的巨大利用价值和通过杂交培育高产水稻的设想。

论文甫一发表，就被时任国家科委九局局长的赵石英发现，意识到袁隆平所进行研究的重大意义。他向主管国家科委工作的聂荣臻元帅汇报了此事。这才有了国家科委下发的公函。

袁隆平的论文发表在《科学通报》1966年2月第17卷第4期上。这期之后，《科学通报》因“文革”被迫停刊。袁隆平幸运地搭上了“末班车”。

“文革”刚一开始，各种大字报上，袁隆平屡屡被点名批判：“不准贩卖资产阶级反动学说”“打倒白专分子”……

针对袁隆平的“革命”很快由笔头发展到了实际行动。一天，宣传栏上出现了一张大字报：“彻底砸烂袁隆平资产阶级学说的盆盆钵钵！”

袁隆平心里“咯噔”一下。他对波诡云谲的“文化大革命”并不上心，心思全在那些“盆盆钵钵”上。

在安江农校试验园的一个水池边，摆放着袁隆平的60个瓦盆。从1964年找到天然雄性不育株开始，他就在这些瓦盆里开展着水稻雄性不育的研究实验。

袁隆平跑到实验园，眼前的情景让他欲哭无泪：栽种着杂交稻秧苗的瓦盆已经全部被砸碎，试验秧苗也被砸了个稀烂，丢得满地皆是。

几年的研究成果就此付之东流。袁隆平痛心不已却徒呼奈何。可就在这一天的晚上，两个学生悄悄地来到了袁隆平的家，带来了令人惊喜的消息：有三盆实验苗被他们事先藏到了学校果园的一条臭水沟里，躲过了这一劫。

这两个学生，一个是尹华奇，一个是李必湖。两个人平时就常和袁老师一起侍弄那些盆盆钵钵，深知这项研究的意义。

听到造反派要砸烂这些盆盆钵钵的风声，两人提前行动，前一天晚上就偷偷进了实验园。想要保住所有的实验苗是不可能的，造反派一旦发现这些盆盆钵钵不见了，更会下力气寻找，一旦被发现就是灭顶之灾。两个人很有“策略”地只偷出了三盆，而且根据袁老师平时对这项研究的介绍，他们把水稻雄性不育三种类型的实验苗各选了一盆。

随后，国家科委的公函被发现，袁隆平幸运地躲过一劫，而且“因祸得福”。水稻雄性不育研究被湖南省科委列入省级科研项目，每年能得到600元的科研经费。

尹华奇、李必湖两人是“社来社去”的学生，这一年面临毕业。所谓“社来社去”，是安江农校曾经特招的农民学员，他们毕业时要“哪个公社来，回哪个公社去”。而袁隆平看中了这两个在关键时刻保住水稻雄性不育株“血脉”的弟子，留他们做了自己的助手。

一切似乎变得“顺风顺水”了。到1968年，那三盆在臭水沟中躲过一劫的雄性不育秧苗，经过几次繁育，已经发展到可以插满两分试验田了。但就在这时，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却遭到了更为严重的一次打击。

5月19日一早，袁隆平师生三人像往常一样去实验田里观察禾苗长势。然而他们看到的，是一片被践踏得狼藉满地的烂泥塘。昨天傍晚还好端端的实验田，一夜之间，禾苗被拔得精光，不知去向。

李必湖形容当时的心情，就像“五雷轰顶”。这个明显的人为破坏几乎断送了全部的研究成果。他们翻遍了实验田，才找到了5株被掩埋在烂泥中的残存禾苗。

这次秧苗被毁后来被称作“5·18事件”，是杂交水稻研究过程中遭受的最大打击。然而这次事件是何人所为？出于什么目的？至今仍是悬案。（哈哈哈哈）

“5·18事件”疑案未破，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又遭遇到被中断的危险。

6月份，袁隆平接到安江农校委派的新任务，去一百多公里外的一座煤矿“宣传毛泽东思想”，接受劳动锻炼。随后，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小组的科研经费被取消，尹华奇和李必湖的微薄工资被停发，实验实际上被中止了。

尹华奇给记者回忆说，那时候他们两个人真是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调走了袁老师，他们搞不成研究；停发了工资，他们连吃饭都成问题。又委屈又气愤，让这两个人做出了大胆的决定——给国家科委、湖南省科委、农业厅发电报、写信，越级告状。

“我们两个都是贫下中农出身，又年轻气盛，再加上被逼得没办法，什么顾忌也不讲了。”尹华奇说。

不久，国家科委和湖南省科委、农业厅联合派人赶到了安江农校，找尹华奇、李必湖了解情况。

尹华奇说：“当时我们自己吃饭都成问题了，怎么招待上级的领导？我们俩凑了一块钱，买了几个西瓜，可西瓜不能当饭啊。李必湖就一挽袖子，跟我说‘抓田鸡去’。”

好在两个人都是农村长大的，不多时就在田里抓了几十只青蛙，凑了一盘菜。守着一盘炒田鸡，尹华奇和李必湖把满腹的委屈向有关领导说了一夜。

一个多月后，袁隆平被从煤矿调回，带着两个学生借调到湖南省农科院。水稻雄性不育科研课题从安江农校收上来，交给湖南省农科院主管。同时从有关单位抽调业务骨干，充实到科研协作组，以求加快科研进度。

近乎绝境时，杂交水稻研究柳暗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