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下半场开踢 -- 方平

并非和您抬杠，只是想写一下自己的想法，言语之间如有冒犯得罪之处还请见谅！

1.

您的这个说法让我想起了温铁军对土改和大下岗的见解。既然你您提到了苏联的情况，那我想提一句文革之前的中苏论战并不是只为了“打口水战”，它也从理论上开始了对修正主义的批驳，时间在文革之前，操刀者除了康生还有邓天尊。

至于轻重工业的发展比例问题，其实早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毛主席就指出“过去安排是重、轻、农，重轻农的关系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并说“农轻重问题，把重放到第三位”，“重工业要为轻、农服务”。邓天尊在1963年在工业决定起草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也明确说“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从长远看会发展得好一些、快一些”。

2.

毛主席、张春桥等人都从来没有想过“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都知道毛主席说过的“七八年来一次”可见他从来都没有想过所谓“一劳永逸”，原因就是阶级斗争从来都是无比尖锐的、非常复杂的，张春桥曾说：“有些本来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人，在革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之后，思想却仍然停留在民主革命的阶段。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没有精神准备，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缺乏认识，对于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就会一步步地抵触甚至反对。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要限制他们所喜欢的那个资产阶级法权，同他们留恋的那些孔孟之道、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博爱之类的旧传统观念决裂，使他们很反感。他们总是喜欢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按照地主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他们十分害怕社会主义革命到他们的头上，打碎他们的那一套坛坛罐罐，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使他们失掉什么。正因为他们背着这这么多沉重的包袱，因此，在革命中总是摇摇摆摆，容易接受修正主义，不相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相信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他们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就脱离了党，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立面。现在有些刚刚站出来工作的老干部，迫不及待地要算文革的帐，翻文革的案，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走资派形成的历史原因是多方面的，不是一句自由主义者的“人性论”就能概括的。所以才有“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则要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铲除滋生资本主义保护资产阶级的土壤，为最终消灭阶级和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要搞这样的革命，就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这样的论断。

至于群众监督，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复杂国情的国家来说当然不可能100%的解决所有问题，但群众监督是当时国情下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最佳办法了，试想不靠群众监督难道要靠官僚监督吗？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不应该否定群众监督而是应该在群众监督的基础上去探索在群众路线中更好的解决方式。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要走的必然是群众路线而不是官僚路线。

3.

可能在一些人眼中我属于“赞赏文革”的人，但我认为文革不是二维码不需要去费心赢得谁的赞赏，我们后来人需要做的不是对它评头论足是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包括对改开也是应该有更多历史性的思考而非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而经济基础是不能等同于物质基础的，它的定义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个方面（包括了所有制形式、交换形式、分配形式）的总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是有互相关系的，二者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能独立存在更不可能隔空补位缝合。

至于邓天尊“顺应时代发展生产力确实是大势所趋”的问题，恕我直言这种叙事方式不免落入了毛主席批判的“唯生产力论”的窠臼，更何况生产力一旦真正发展起来落后的生产关系也是要得到改变的。

若是要我回答是否“真的愿意回去吗”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愿意，而且是非常愿意。

我之前在河里简单说过自己的情况，可能在一些人看来现在我也算个所谓的“成功人士”，从事着自己还算喜欢的工作，生活也算安稳自在。我在这栋楼里谈过我的母亲——一个在大下岗中被抛弃了的优秀工人，所以如果身在一共不出意外的话我可能也会成为像她一样“能顶半边天”的普通女工，和一个工人或农民或战士组建家庭，那样的话我的生活会比现在要“单调平淡”（是的，我是一个女儿身）。如果我不知道一共时期的工农曾经做过中华大地的主人，那我也许只会是“叶公好龙”的一员，但在我了解一共这个共和国的光辉时代再对比二共之后的工农现状之后，我就发自内心地对一共致以崇敬之情。

但我不会沉迷在一味怀旧的低迷情绪中，我会带着对一共的这份情感继续前行，因为我相信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群众一定能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去亲手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时代，比一共还要美好的时代。也许，我、我们看不到这一天的到来，但我对这一天的到来从来都没有怀疑过，哪怕是丝毫的怀疑都没有。我想，只要能为这一天的到来能够尽自己那微不足道的一小份力也就无愧我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