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下半场开踢 -- 方平

受好友许寿裳推荐，蔡元培聘请鲁迅为临时政府的教育部部员，这个官不大，相当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央官署中的中级官员——佥事。以前官场环境比较恶劣，在那个时期，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各军团之间互相倾轧，矛盾重重，人事变化频繁，光是教育部总长就在十四年间换了38次，司长也换了24次。当官不好当，好在鲁迅被分配到管理文教一类事务，所以鲁迅刚开始对做官还是蛮感兴趣的。尽管鲁迅未做官之前，从日本回来后在绍兴府中学堂教书，有时嘲笑别人当官，但当他真正被聘请时，还是很高兴的，并且很努力地工作。

1902年，科举制还未被废除，它仍为家境稍微殷实的富家子弟提供进入官场的正途。但鲁迅当年并不是没有考过科举，而且还在会稽县考试中表现不错，但因家道中落，鲁迅便来到南京，走一条非寻常子弟所走的道路。这在当时被乡邻被看不起，因为这是把灵魂卖给洋鬼子。得益于洋务运动，江南水师学堂、江南矿路学堂等等的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在当时它们相当于职业教育，学出来是做工人的，鲁迅就是走了这样的一条路，从而走向了世界。

从南京毕业，再留学日本，当时与鲁迅交往甚密的有两类人，一类是像他一样，被挤到社会边缘的贫寒子弟。一类则是革命进步人士，比如蔡元培、黄兴、孙中山、章太炎这些兴中会成员。光复会浙江籍颇多，鲁迅与秋瑾、陶成章亦来往颇多。后来兴中会和光复会结合组成同盟会，成为辛亥革命的核心团体。其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蔡元培被任命做教育总长，这为鲁迅进入公务员序列提供契机。

浙江有记载，有些国民党党员仅仅因为口袋上插了根钢笔就遭杀害。

浙江等地抓人的标准就是戴眼镜或者胸袋插钢笔、像个知识分子……

30万人被杀这是共产党说的，可能有夸大。但按照《大公报》，也有十几万人被杀。

周作人愤怒地写下《哑巴礼赞》，说我们干脆当哑巴。

其中记载

湖南有十六岁女学生读郭沫若《落叶》被枪毙，真是不可思议。

《落叶》只是一本郭沫若的爱情小说，毫无政治色彩，一个女生读爱情小说，有何罪过？

无非是当时不知道谁是共产党，看你读郭沫若的书，便认为你就是共产分子。

女作家谢冰莹在日本告诉郭沫若，有意思的是郭沫若听了难以置信，连声高问：这是真的吗？完全超出了郭沫若的想象。

1928年4月10日，《中央日报》载《在下层工作同志的伤心惨绝的呼声》写到：

本党不幸，为实际需要所迫而有清党运动之发生，致予贪污豪劣及投机腐化分子以乘机崛起，向革命势力反攻之机会，凡属忠实同志，受其诬陷摧残，几至与共产党同归于尽！而敝县（天台）党务情形，尤其是黑暗反动、层出不穷，言之痛心、闻之发指！现在同志等均在腐化分子一网打尽之中，被殴辱者有之，被劫掠者有之，被杀害者有之，被诬告者有之，被缉拿者有之，被系狱者有之……

窃敝县——天台——党务，向来积极进行，和平发展，便在军阀及其爪牙贪污豪劣极端嫉视之下，即已有多少同志，……在最下层埋下一点本党之潜势力。及至革命军底定浙江之后，……迄今二周岁，诸同志莫不抱绝对牺牲精神，非但未领取分文生活费，而且垫款数千，为党故，竟至债台高筑，在当时毫不计利害，不顾毁誉，如醉如狂为之，及今思之，转觉愚不可及！可怜将身提供于党国，艰难险阻，俱备尝之，几至于父母不得以为子，妻不得以为夫，弟妹不得以为兄，实逼处此，既不肯临阵脱逃，更何说投机而取巧？……

不料清党运动发生以后，贪污豪劣及投机腐化分子，遂得乘机崛起，企图将忠实同志，一概抹杀。而曹国材、金星、王槐、许杰、范守润、叶海琛同志等，遂无可悻免。试问同志等何罪：革命其罪；唤起民众其罪；始终站在党的立场，不肯苟且拆烂污，向反动势力和腐化势力妥协趋承其罪。若提起共产确证，咄咄怪事，只有县党部柱上“打打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一切军阀官僚，一切土豪买办，同志莫忘打”，之“打倒……买办”字样；“平平平，达到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之“达到经济地位平等”字样；及“洪水猛兽都不怕，乱臣贼子也可做，但是千万不要为总理之罪人”之起首二句，便可为豪劣所割取，作为告发材料，成为通缉根原，此诚人世见所未见之怪事，海外闻所未闻之奇谈！况曹国材同志等，言论行动具在，有目共睹，有耳共闻，皆足为非共产之反证，而可不顾一切，任意构陷，一个红顶帽，持之在手，看待时机可加辄加，无可回避，天下事之滑稽、糊涂、莫须有，岂更有甚与此者，实逼处此，亡无日矣！

回溯年来家乡党务情形，倍加痛恨！因诸腐化分子，本是地方上著名豪劣之一二等走狗，向来横行乡曲，为群众所切齿侧目，人人欲德而甘心者，既然以一网打尽忠实同志后，便可挂牌营私，为所欲为，出入衙门，包揽词讼，公开贿赂，鱼肉平民，无罪恶不作，无烂污不拆。党员入党，或想做某种委员者，业缘报酬之费不等；而各乡流氓土棍，素来有胁力，能听指挥者，阿狗阿猫，莫不广为收拢，而以闯祸无妨，有官司代为包打作附带条件，贻笑父老，乡里哗然！以致倚势横行，欺凌弱小。前来质问“党义难道是如此，何不设法制止”者，无时无之。尤以人言之不易取信者，堂皇神圣之县党部内，居然烟具横陈，雀声四起，卖笑临门，极青天白日下之怪现象！致使地方上有“国民党三民主义，业已改作三卯主义（烟赌嫖也）”滑稽新闻，“而梁山派扩充为梁山党”，国民党其名也，梁山党其实也，种种冷嘲热骂之口语，百出而无已时，好事者引为笑谈，有心人思之痛哭！

1928年江苏省党部举办国民党员总登记时，“党员对党灰心，不来登记者占十之三四；存观望登记者十之四五；因受反宣传不登记者十之二三。”[11]同样，广州市登记的国民党员不及全市原有党员的10％。广东全省申请登记者亦不过原有党员总数的35％[12]。在汉口，清党前有党员3万多人，登记时仅5000人[13]。在长沙，清党前号称有党员19万，清党后仅剩下“合格党员”1526人。这1500多名“合格党员”中，“农工两界寥寥无几”[14]。清党前夕，国民党员总数号称100万，清党后，据1929年10月统计，减至65万。[15]

被清除和自动脱党者可能还不止30万。因为在大批农工党员脱党和左派青年被清洗的同时，又有数以万计的“投机分子”涌入国民党内。例如在成都，清党前原有党员仅3000余人，清党后申请登记者多达1万余人。四川全省清党后登记党员数愈10万，是清党前该省党员人数的数倍[16]。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清党工作报告中亦指出，各县“或党员甚多而登记极少，或党员极少而登记太多”。并称后者大半为“投机分子”。另据1929年北平《民国日报》报道：河北“各县市指委中十分之九没入过党，有的是小土劣，有的当过税吏，有的曾做土匪，有的患神经病，其余确系不明白党义的盲从青年。……这次河北党员的数量，竟以不过六千同志的数目而拉到二万七千之多。”[17]

当时国民党内有人评曰：国民党“军事上虽得胜利，政治上却糟得不堪，土豪劣绅、投机分子潜形混入本党，冒充党员藉词诬害忠实同志比比皆是。武汉赤化，固属事实，而宁方腐化亦无可为讳。”“民众对于本党的信仰，在这时间，可算剥蚀尽净！”[18]

清华十校通电如下：“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有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九一八’事变，三日失地万里，吾民岂不知负责者为谁！特以外患当前，不愿与政府歧趋，然政府则利用此种心理，借口划一国策，熬煎逼迫，无所不至，昔可以赤化为口实，今复可以妨碍邦交为罪名，而吾民则一举一动，均有犯罪之机会矣。……北大学生组织反帝国主义座谈会，清华学生组织现代座谈会，此约法所许之权利，而政府则解散之，逮捕之。著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国二十三年焚毁书籍竟达千余种以上，……焚书坑儒之现象，不图复现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