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310-Bridget Kendall：新闻与预见 -- 万年看客

但是话又说回来，记者们同样很有理由前往潜在灾难的现场并且准确地告诉世界，尽管紧急情况迫在眉睫，但是只要迅速采取行动就可以避免。2011年，许多援助机构都担心非洲之角地区出现新的粮食紧急情况，这还够不上饥荒，但是他们担心如果得不到迅速援助很快就会发展成饥荒。BBC随即认为这是值得报道的新闻。报道的角度不是发生饥荒的事实，而是展望可能发生饥荒的未来。记者和电视主持人被派往该地区收集材料，这些材料又登上了电视与广播。以下是本.布朗/Ben Brown从肯尼亚北部发回的报告，目的是提高人们对于预测的认识，希望饥荒因此而不至于成真——

布朗（画外音）：这是这些人几周来第一次看到真正的粮食。这些难民刚刚从索马里抵达，一旦他们领取到黄色腕带，就可以立即获得足以维持两周生活的面粉、豆子和食用油。不过他们只是少数幸运儿。在这个难民营之外，东非的整个大片地区现在都在遭受干旱和营养不良的蹂躏。

布朗：这里的人们终于得到了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帮助。计划署预计非洲之角地区还有一千万人将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需要他们的帮助，

布朗（画外音）：那些还没有拿到口粮的人们羡慕地看着，每天都有更多的人到达这里来躲避索马里的干旱和内战……

——这是记者、援助机构和政府之间复杂关系当中的最新发展，是远比以往复杂得多的三方合作新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三方面都毫不掩饰新闻报道的宣传作用，并且希望公众认识到用作宣传并不会减损新闻的价值，，

预见的反面是后见。我觉得任何记者都有一点小小的抱负，希望有朝一日回顾职业生涯时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他们从来没有报道过任何他们想要撤回或者修改的内容。可惜情况并非总是如此。记者们每天都要炮制大量报道，其中难免充满遗憾。这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当属西方主流媒体对于2003年由美国领导的入侵伊拉克战争的准备情况的报道。很多人都批评过2002年和2003年的西方记者在一个关键问题上不假思索地顺应了政府的宣传口径：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究竟有没有隐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些媒体和记者后来承认他们轻信了英国与美国政府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说法，轻信了这些武器确实存在并且威胁到了国际社会。我本人和我的许多同事对于这套说辞始终保持着合理的怀疑，但是我们这些人又落入了另一个方向的陷阱：过于重视过去的证据和逻辑解释。众所周知，萨达姆.侯赛因制定过化学武器研发计划，他曾在两伊战争期间使用化学武器对付伊朗士兵，甚至还对本国人民用过化学武器，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事例就是1988年针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袭击。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联合国武器视察员确实层在伊拉克发现大量化学弹药库存并予以销毁。此后人们还发现他制定了一项大型秘密生物武器计划。尽管到2003年萨达姆声称该计划已被销毁，但是很难确定他说的是真话。鉴于他过去的行为，符合逻辑的假设是萨达姆.侯赛因这样的领导人很可能藏匿非法武器，以便像过去那样将其作为压箱底的手段。因此在2002年派遣更多的联合国武器检查员前去追查任何剩余库存似乎是合理的做法，而萨达姆未能与他们充分合作的事实只会让人们越发觉得他肯定有所隐瞒。

所有这些假设都很合乎道理。但是到了2005年，在美国领导的入侵过去两年之后，我们发现逻辑和历史教训并不总能让你得出正确的结论。在详尽地搜索了被占领伊拉克之后，国际武器检查员的伊拉克调查组最终得出结论：萨达姆.侯赛因不太可能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们认为正如萨达姆所声称的那样，他可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销毁了他的生物武器库存。尽管他可能希望保留在适当时候恢复化学武库的能力，但是在2003年这一点并不能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那么萨达姆为什么不向联合国检查人员完全公开，让他们洗清自己的嫌疑呢？调查小组认为萨达姆希望两全其美。他可能想避免美国入侵，但是同时他也想保持自己身为中东强人的形象，可能是为了震慑他的下属，也可能是为了威吓海湾地区潜在的危险竞争对手。换句话说，关键在于萨达姆希望同时受到尊重与恐惧。因此尽管这样做不符合他的利益，但是他依然无法完全否认自己仍然可以使用生化武器的可能性，因为这种可能性以某种扭曲的方式给他套上了绝对权力的光环。这种疯狂的心态倒也有几分道理，但是我们怎么能预见到呢？这是一个有趣的教训：有时事态结果无法通过逻辑来解释，无法基于经验来确定，也无法通过历史先例来推演。

人类不是理性的动物，他们可能做出完全不合道理的行为和选择。内特.西尔弗的算法固然很好，但是有时依赖数据或者过去的实践也可能使人误入陷阱。例如在美国，报道总统大选的记者们曾经认定要想当选总统就必须首先在党内赢得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然后比尔.克林顿就在1992年打破了这一常识。他没能赢得新罕布什尔州，差点退出竞选，但是他最终还是杀了回来。从那以后这条常识就被废掉了。还有很多其他常识，例如在选举总统时美国人民很少投票给参议员，他们更喜欢已经拥有行政权力的州长。吉米.卡特、罗纳德.里根、比尔.克林顿和乔治.W.布什都都曾担任过州长。事实上直到五年前，唯一一位从参议院直接进入白宫的总统还是1960年的约翰.肯尼迪。但是在2008年，美国人民不仅选出了一位在参议院内投票记录最倾向自由主义的首任参议员担当总统，而且此人还是第一位黑人总统。现在关于参议员与总统的常识也没用了。实际上这并不应该令人惊讶。美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是一个不断自我重塑的国家。美国人本能地受到创新的吸引，而创新也包括新的投票行为。虽然保守主义在美国根基深厚，但是美国的优势之一依然在于热衷开拓新天地，挑战陈规与定型观念。

而且这里还有更广泛的观点：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预见要能够提前看出真正重大、影响深远的变化，看出足以拨转世界的范式转变。记者擅长这方面的预见吗？通常来说不很擅长，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惯于用理性与事实来支持自己的假设。要想看清尚未发生的未来，需要的不止是事实，还需要想象力的飞跃，或者后退一步转换视角的能力。多达对于他如何率先发现安德罗波夫已死的陈述说明了经验丰富的观察者的直觉可以起到怎样的作用。但是有时来自另一个领域的新观察者更能预见到危机即将到来。吉莉安.泰特/Gillian Tett是英国《金融时报》前任美国新闻总编，一位屡获殊荣的专栏作家。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可能没有多少人听说过她；但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她就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她是少数几个早在2006年就预见到全球信贷市场可能发生金融危机的金融城记者之一，并且在《金融时报》的文章里警告人们小心资产定价过高。2006年，她从东京分社回到伦敦，加入金融城记者团队，撰写有关抵押化债务和信贷违约互换的新闻。这是两个高深莫测且技术性极强的领域，她承认她最初并不擅长。但是吉莉安也是一位社会人类学家。也许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听说过她。她在剑桥克莱尔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研究题目是塔吉克村镇的婚姻仪式。事实上1992年我第一次见到她就是在塔吉克斯坦的首都杜尚别。总之她很快意识到人类学是研究银行高管在高级金融世界如何作为的绝佳知识背景，因为人类学家会从人和社会的角度全面审视金融行业文化，而不会关心金融数字，还因为这门学科使她能够从全新的角度分析银行家及其作为。以下是她在皇家人类学协会发表的主题演讲节选，其中她描述了金融从业者行为模式当中令人担忧且十分危险的缺陷——

泰特：我坐在那里听着他们关于信贷衍生产品运作机制的创始神话，我一开始模模糊糊、后来愈发清楚地看到他们所说的内容存在非常大的智识矛盾。我就不细说了，姑且举个例子。关于信贷衍生品的伟大创始神话之一就是银行家正在创造完美的信贷自由市场，任何东西都可以交易，一切都可以根据自由市场原则定价。这是一个伟大的理论。但是在实践当中，当你回顾2005年和2006年的情况时就会发现，他们创造的许多产品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复杂，根本不可能进行交易。因此实际上这些信贷产品根本没有撑起一个新兴自由市场，而是被投入了完全虚构的市场，其中产品定价的根据是计算机模型而不是自由市场价格——因为这些产品太复杂，无法进行交易，所以根本没有市场价格。这就是信贷衍生品最根本的智识矛盾。当时几乎没有人能看到这一点，因为每个人都给自己灌了一肚子迷魂汤，盲目相信自己的意识形态。之所以会这样并非因为他们是坏人——我强调一下，指责银行家是贪婪邪恶的混蛋固然很方便，不过我并不认为他们真是这种人。他们肯定想赚钱，但是我认为他们实际上也真心相信自己告诉自己的神话。人类学家都知道这种现象并不罕见。世界上几乎每个社会都有某种认知地图，某种共同的文化仪式与象征景观，旨在强化社会精英的地位——这是人类学的入门常识——而且此类认知地图往往充满了矛盾，这些矛盾往往又在很大程度上得不到社会成员的认识。面对这些矛盾，社会往往会保持沉默。对于人类学来说，一个社会最值得研究的对象不仅是在这个社会里人人都在谈论的东西。那些谁都不提一句的东西同样值得研究，无论是金融行业还是塔吉克的乡村都一样。所以我的人类学入门常识不仅关键性地帮助我理解了2005年和2006年金融界内部的事态，而且还帮助我提前发现了不少危险。最重要的是，人类学让我发现了银行家和金融界看待问题方式的局限性，这一点绝对至关重要。回想起来，我经常开玩笑说，如果银行高层有几位人类学家，他们可能就不会那么愚蠢了。

——谈到预见时，不妨将数据记者和金融分析师放在一旁，社会人类学才是王道。我很喜欢泰特的这项主张。

所以我的结论是什么？有时候，记者在发现趋势或者转变时可能表现出非凡的远见，而其他人却没有这样做。这可能因为他们带来了新鲜的视角——正如吉莉安.泰特所说——这意味着他们可以看到其他人的假设存在缺陷，因为他们没有喝过迷魂汤；这可能因为他们凭借着多年经验、广泛人脉以及最后关头的洞察力养成了直觉，摆好了最后一块拼图；这可能因为他们胆敢承担其他人不敢承担的危险，只身潜入阿勒颇亲眼目睹叙利亚内战如何展开；这还可能因为数据化新闻与社交媒体等等新工具带来了全新的见解，尽管理性分析以及从远处收集的信息未必能够充分理解人性的变幻莫测。总之作为一项规则，我想说不要指望记者预言未来。记者们的抱负普遍谦虚得多。我希望他们的报道和见解都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配得上“历史的初稿”这句描述他们这一行的评语。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