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315-Edith Hall：谁在讲述伊索寓言？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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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讲座的主题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位古代作者。我认为伊索可能是古代最著名的作家，但是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是谁。他是古希腊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渗透了我们的语言，以至于我们大多数时候甚至意识不到自己正在引用他。我们都用过“狮子的份额”这个短语，但有多少人意识到了这是伊索寓言《狮子、狐狸和驴子》的寓意？这三只动物一起打猎，事成之后驴子把战利品平分成三堆，结果狮子吃了他，然后让狐狸再次分配猎物。狐狸几乎把所有的猎物都分给了狮子，只留给自己一点点。狮子拿走了狮子的份额，但是至少狐狸保住了一条命。我们还说“一鸟在手胜过双鸟在林”，这句话的原始来源是《鹰与夜莺》，这是公元前八世纪由赫西俄德记载的存世最早的伊索寓言：一只被鹰爪攫住的夜莺请求鹰放它一条生路，理由是如果鹰去捕猎更大的鸟，更能满足自己的胃口。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论点，但是在吃掉夜莺之前，鹰阴沉地反驳说：“如果我为了现在看不到的鸟而放弃手中已有的鸟，那我一定是疯了。”我们语言当中的许多短语都是伊索寓言寓意的缩写。“得寸进里”缩写了《树木与伐木工》的寓意：一个男人带着斧头来到树林，请求树木给他一根小树枝，他需要这根树枝来完成特定的任务。和善的树木们给了他一根树枝。但这个男人却把树枝做成斧头柄，然后抡起斧头砍倒了一棵又一棵树。这时树木们才意识到他们愚蠢地为敌人提供了毁灭自己的手段。他们给了他一寸，他却夺走了一里。

谚语“行为美才是真的美”同样直接来自伊索寓言：一位父亲安慰聪明却长相平凡的女儿，因为她觉得自己赶不上英俊的兄弟。短语“忽冷忽热”现在的含义略有变化，但是仍然源自半人羊和旅行者的寓言。某人在森林里遇到了一个半人羊并与后者成为了朋友。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半人羊看到男人向手指呵气，于是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男人回答说是为了暖手。回到家里，男人准备了两碗粥，放在桌子上热气腾腾。令半人羊大吃一惊的是，男人开始朝着他的粥碗吹气。半人羊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男人说是为了把粥吹凉。半人羊跳起来就往门口走，一边走一边说：“好了伙计，我受够了。一个既能吹热风又能吹冷风的家伙不能和我做朋友。”每当我们说“酸葡萄”时，我们指的都是那些未能得到或者实现渴求目标的人们反过头来批评他们渴望的对象。如果狐狸够不到葡萄，那就需要在心理层面想象那些葡萄反正是酸的。

画面上这张狐狸吃葡萄的精插图来自我最喜欢的伊索寓言版本——沃尔特.克兰/Walter Crane的《宝宝版伊索寓言》，由英国著名的童书出版商弗雷德里克.沃恩出版公司于1887年出版。我之前讲述的三个寓言也搭配了克兰的插图。我将使用克兰版伊索寓言作为起点来探讨这些著名故事的文化历史。伊索是谁？他的寓言是古代奴隶之间相互讲述的故事记录吗？这些寓言在古代是否承载着政治信息？古代的伊索寓言是否像今天一样充当了儿童阅读启蒙书籍？在近代史当中它们是否发挥了文化与政治作用？

克兰不仅仅是一位杰出的平面设计师兼彩色石版画家，还是一位热心的社会主义者，是威廉.莫里斯和爱德华.伯恩-琼斯的密友，也是工会的支持者。他在土耳其度过童年，从父亲那里学会了绘画，总是喜欢描绘动物。他的父亲发现了他的天赋，并于1859年将他送到著名木刻师W.J.林顿/ W.J.Linton的工作室。克兰为一系列名为《玩具书》的书籍提供插图，由此声名鹊起。这些书籍包含了童谣和童话故事。他喜欢这些故事，因为它们提供了在奇异环境中描绘野兽的机会，这些野兽经常像人类一样思考和说话，比如《美女与野兽》的精美图片或者《小红帽和狼》。1873年他和妻子住在牧羊丛，期间与美学运动的人物多有来往。此时的他非常同情激进事业，因为他敬爱的师傅W.J.林顿的政治观点影响了他，也因为他对1871年巴黎公社抱有极大热情。他成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艺术家，设计过海报、工会旗帜、漫画和报头，根据社会主义主题改编了画作当中的象征性人物。画面上是他为1891年五一劳动节绘制的《劳动的胜利》，收录在了他的《为了事业的漫画》画集当中。他绘制了文艺复兴风格的凯旋游行，以木雕的粗粝纹理呈现了健硕的工人、结实的牛车以及飞扬的横幅。莫里斯说这是克兰笔下最好的作品。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他同样非常积极地参与艺术政治。他和他的妻子玛丽都喜欢打扮。为了庆祝儿子莱昂内尔的二十一岁生日，夫妻二人在牧羊从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化妆派对，邀请了七百位穿着奇装异服的宾客。克兰装扮成一只鹤，玛丽装扮成一朵巨大的向日葵。克兰的《宝宝版伊索寓言》使用了短韵律的五行打油诗格式来讲述这位古希腊故事家的著名寓言。他在前言当中告诉我们，他参考林顿借给他的手稿绘制了他的版本，不过“我在这里那里添加了一点”。这本书的标题页自豪地宣称：“这些押韵的寓言带有简单易懂的道德寓意。”这些寓意通常以大写字母印在围绕韵律的留白当中，而韵文本身则嵌入在页面的图片中。由于林顿和克兰都是社会主义者，许多寓意都带有显而易见的政治潜台词。

伊索寓言的许多版本，包括古代与中世纪手抄版本，都带有明确的寓意，从而确保读者或者听众理解要点。随着寓言在不同的手稿和印刷版本之间流传，寓意也随之变化。有些变化非常显著。例如《公鸡和珍珠》，一只在谷仓里觅食的公鸡发现了一颗珍珠，它看了看就扔掉了。在许多版本当中，公鸡得到了道德家的赞扬，因为珠宝是虚荣的装饰，根本毫无用处，特别是在你需要粮食果腹的时候。但是在一个古老的版本当中，名为费德鲁斯/Phaedrus的拉丁语寓言作家改编了伊索的寓言以适应他自己的时代。此人批评公鸡有眼不识宝物，而那些不喜欢他的寓言的读者就像不能识别珍珠价值的公鸡一样。对于克兰来说，这个寓言的寓意则是要用粮食喂饱饥饿的穷人。如果穷人乞求面包，那就不该给他石头。克兰的寓意非常尖锐，以他的版本当中的第十二个寓言《青蛙国王》为例。一群青蛙请求宙斯赐给他们一个国王，宙斯给了他们一根原木，对于青蛙的日常生活很有用，因为他们可以趴在水面的原木上休憩。但是青蛙们说他们想要一个活的国王，于是宙斯给了他们一只吃青蛙的鹳，以此教训他们小心所求。克兰的插图展示了宙斯斜倚在画面上方，头上没有戴皇冠，看起来更像智者而非君王。然而鹳却戴着精致的皇冠，挂着一串沉重的饰链。围绕着他的青蛙表现出不同的态度，有的兴奋，有的绝望。五行打油诗写道：“青蛙向宙斯祈求/要活国王不要死木头/宙斯送来一只鹳/拿着青蛙当美餐/这国王真是有派头。”这个寓言所强调的寓意显然很有共和主义色彩。至于克兰版的《农夫的宝藏》更是浸染了马克思主义的底色。临终的农夫叫来儿子们，告诫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卖掉家里祖传的田地，因为地里埋藏了财宝，一定要不遗余力地挖出来。父亲去世后，儿子们在田地里奋力挖掘了三遍，挖遍了每一尺土地，什么宝物都没找到。直到秋收之际，他们才意识到父亲口中的财宝指得是丰收的庄稼。克兰的寓意使用了将寓言与时代政治相关联的词汇：“生产劳动是唯一的财富源泉。”

自从十五世纪中叶印刷机发明以来，足有成千种伊索寓言版本问世。每年全世界几乎每种语言都会出版数十个新版本。伊索已经渗透了所有文化类型和媒体。动物主题吸引了从托马斯.比克/Thomas Bick到米洛.温特/Milo Winter等伟大艺术家，后者在1919年为麦克纳利公司的版本制作了华丽的插图，其中许多作品都堪称设计经典。那么这些伊索寓言书籍当中记载的寓言又来自哪里？大多数书籍无非简单改编了已有的印刷版本，或者委托新作者与插画家进行二创，极少追溯到古希腊源头。不过另一方面，关于伊索寓言的中世纪手稿却相当繁多，几乎每一份手稿都选取了一批不同的寓言，并且几乎全都来自拜占庭帝国。在古典研究领域，伊索研究的头号人物是一位名叫本杰明.佩里/Benjamin Perry的教授，他于1924年至1960年间在伊利诺伊大学任教。此人尽可能地收集了超过700个古代寓言，这些寓言最早可证实的出处全都是古代文献。他完成了一项划时代的巨作。这些寓言来自各种古代作者，包括拉丁语和希腊语作者。还有一些寓言来自其他古代近东语言，比如巴比伦语。佩里给每个寓言分配了一个编号，这就是所谓的佩里索引。例如《鹰与狐狸》是第一号，《狐狸与葡萄》是第十五号。1952年他出版了一项大型里程碑式研究《伊索寓言大全/Aesopica》，这将永远是任何学者研究伊索的起点。他收集了一系列与伊索有关，或者被归于他名下，或者与承载伊索之名的文学传统紧密相连的文本——其中一部分从东方语言当中收集而来——并且加以批判性编辑与评论。他还编辑了古代晚期伊索寓言的平行版本，例如希腊语寓言家巴布里奥斯/Babrius和拉丁语预言家费德鲁斯/Phaedrus的作品。

此外我还要推荐劳埃德.W.戴利/Lloyd Daly1961年的《没有寓言的伊索/ESOP Without Morals》，其中包含了我即将讲述的古代伊索传记的译文。对于成人读者来说，儿童书籍以外了解伊索的最佳起点是劳拉.吉布斯/Laura Gibbs于2002年出版的牛津世界经典丛书《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那么佩里的主要来源是什么？现存最古老的以伊索之名收集的寓言手稿是一份名为《奥古斯塔纳集/Collectio Augustana》的手稿。它非常古老，写于十一世纪，收藏在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包含了231个寓言。另一部影响力较大的作品集由拜占庭学者马克斯.普兰努迪斯/Maximus Planudes在十三世纪末的君士坦丁堡——也就是现在的伊斯坦布尔——整理结集，包含了127个寓言，于1474年在米兰出版，就在英国第一位出版商威廉.卡克斯顿的印刷厂成立前十年。

但是我们实际上对真正的伊索了解多少？这位作者在书籍和全球文化的历史中投下了如此深远的影子。你可以在戴利的《没有寓言的伊索》中读到一部古老的传记，它存在于几个不同版本的手稿中，包含了在不同程度上对伊索抱有同情的视觉肖像。接下来我将为大家总结1687年在伦敦出版的《伊索生平》。这套名作包括英文、法文和拉丁文三重版本，由弗朗西斯.巴洛/Francis Barlow精心插图。伊索出生在弗里吉亚——现在的土耳其西北部——的奴隶家庭，他面貌丑陋，身材畸矮，背驼头尖，大腹便便，皮肤黝黑。他头脑聪明但是口齿不清，几乎到了完全哑巴的程度。这一切都意味着他只适合务农。有一次他的两位奴隶同伴偷吃了他们主人的珍贵无花果，然后试图把责任推到伊索身上。但是伊索比其他奴隶更聪明，他请求主人给他们所有人喝温水，然后用手指刺激自己的喉咙。他自己只吐出了清澈的液体，其他奴隶则吐出了尚未消化的无花果，因此他们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伊索则躲过一劫。这个故事开启了伊索在半喜剧式情节当中与其他奴隶或者自由人斗智斗勇的漫长职业生涯。这些情节总是强调了仅仅因为别人地位低下或者相貌奇怪就慢待他们可能招致怎样的危险。

接下来，伊索善待了两位阿尔忒弥斯的游历祭司，由此获得了神赐的流利口舌。一位名叫赞图斯/Xanthus的哲学家购买了他，然后他多次智胜主人——包括与哲学家的妻子有了肌肤之亲——最终操纵这位哲学家在萨摩斯岛解放了他。接下来他成为了萨摩斯人的首席发言人，因为他非常聪明，帮助他们回应了吕底亚国王克罗伊索斯，后者试图剥夺岛民的自由并且索要贡品。伊索自愿前往克罗伊索斯的宫廷为岛民斡旋。克罗伊索斯对他的智慧和勇气印象深刻，不仅授予萨摩斯人免受帝国干涉的自由，还赐予伊索一大笔财富作为奖励。萨摩斯人反过来让伊索成为了自由民。此后伊索周游世界，与著名哲学家辩论。他拜访了巴比伦的莱瑟鲁斯国王，在那里经历了几次冒险，期间他的聪明才智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然后他又去拜访了埃及的纳克塔纳博国王——我认为伊索游历东方的情节属于虚构，但是希腊人知道埃及人、巴比伦人和吕底亚人也有类似寓言，这应该就是他们对于这一事实的解释——埃及国王想出了一个难题，自以为就算伊索也无法解决：他要求建造一座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塔楼。伊索训练老鹰抓着大篮子飞翔，篮子里装着建造玩具塔的小孩子，从而巧妙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伊索回到巴比伦，成功解决了来自赫利奥波利斯的最聪明的人提出的谜题。再然后他决定去希腊，在那里他赢得了无与伦比的智慧声誉。很自然的是，接下来他想去德尔斐，因为那里有据说从不说谎的著名阿波罗神谕。但是德尔斐人很不乐意见到他的出现，将他视为打擂台的竞争者。他们陷害他偷了金杯并且判处他死刑，将他扔下了悬崖。神灵随即对德尔斐人降下瘟疫，迫使他们不得不竖立伊索的雕像以此赎罪——这座雕像在古代确实存在过——其他希腊地区的领导人以及一群希腊智者也针对德尔斐发动了军事攻击作为报复。

不管伊索的神奇生平当中有多少事实多少虚构，它都很可能反映了古代奴隶向彼此讲述的故事：主人公是奴隶，仅凭他的智慧不屈不挠地攀爬到了富有且受人尊敬的自由民的地位，被国王和哲学家们奉为座上宾。伊索是希腊文学中第一个真正的下层英雄，而希腊文学通常更喜欢出身高贵的典范。在他之后下一个底层英雄将会是希腊新约当中的耶稣基督。伊索生平的前半部分至少在背景上是彻头彻尾的底层文学，他的幽默则往往涉及下三路或者屎尿屁。这一点能否告诉我们古典时期是谁在欣赏并且讲述伊索寓言？这些人来自哪里？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寓言显然与受教育程度很低的人们有关。无论是奴隶还是自由民，在正式的晚宴上都会被告诫不得提及伊索。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黄蜂》中，生活在雅典的下层阶级父亲养育了向上爬的儿子。儿子教育父亲要举止优雅，比方说在宴请宾客时千万不要讲伊索寓言里的段子。

关于伊索寓言在古代的意识形态含义，学者们还没有达成任何共识。更广泛的原因是，许多寓言都与权力问题有关。诗人埃里克.奥姆斯比/Erik Ormsby指出，儿童书籍具有巨大的文化影响力。他在2008年的书评《从伊索到哈利.波特：儿童文学读者的历史》当中写道，“通过书籍塑造年轻人的思想等同于针对未来行使权力。”伊索寓言——或许是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儿童书籍——显然与权力息息相关。大部分我们最熟悉的伊索寓言直接涉及权力不平等的实体之间的关系——权力不平等的体现或许是力气有大有小，又或许是智力有高有低。从伊索寓言当中可以得出的主导寓意有以下五条。首先，不可抗力是不可避免的，老鹰就是比夜莺更大更强。这是《狼与小羊》、《猎狗与野兔》以及《鹰与寒鸦》的基本含义：在自然界中大而强的动物打败小而弱的动物是天经地义的法则。第二类寓意与第一类密切相关，即渴望那些本不属于你的东西纯属徒劳——例如《蚂蚁与蚱蜢》、《狐狸与葡萄》——对于你已经拥有的东西心存感恩要比试图增加你的财产更加明智，例如《狗与影子》。第三类寓意承认有些实体天生比其他实体更强大，不过狡猾和智慧依然有助于制衡前者的强力，最著名的例子是《龟兔赛跑》。第四种处理权力不平等的寓意是互惠对双方都有利，例如《狮子与老鼠》或者《蝙蝠与鼬鼠》。但是这条寓意还有一则推论，如同《牛虻与牛》所示：小实体可能认为他们正在与大实体建立互惠关系，但是实际上大实体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们。第五类也是最后一类尤其令人不安寓意强调不同群体天生不可调和，《乌鸦与鸽子》就是例子。其他寓言则主张群众的集体行动力赶不上个体领导者，比方说《老鼠开会》。老鼠们决定给猫戴上铃铛，但是他们没法决定应该由谁来执行这项行动。可以理解的是，谁都不愿充当志愿者。

所有这些寓意在我看来似乎很能与古代地中海社会由富人与穷人、自由民与奴隶构成的世界观相互兼容。学者们一致认为，这些寓言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它们起源于低层大众文化，这些口头故事可能由古代的奴隶和下层阶级创作与传播。这一论点可以追溯到例如柏拉图这样的古希腊作家。但是说到这些寓言的意识形态究竟多么进步乃至是否真正具有颠覆性，学者们的意见分歧很大。许多人认为伊索寓言是弱者的文学，具有健康的叛逆与颠覆性内容，所有的乌龟最终都能打败兔子。但是佩奇.杜波依斯/Paige Dubois则雄辩地主张，这些寓言在古代的作用相当反动。她认为，通过将人类社会的不平等与动物种类之间固有的自然差异相比较，这些寓言使得人类不平等看似成为了不可挑战、不可改变的铁律。我本人则认为这些寓言实际上起到了双向作用。它们确实表达了可怕的阶级和权力紧张，这一点正是支撑着等级深重的奴隶社会的基础；但是反过来说，它们也以同样响亮的声音向权力鸿沟两边的人表达了同样的紧张。一个奴隶父亲可以通过伊索寓言告诫他的儿子要安分守己，不要总想着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一个国王也可以通过伊索寓言告诫他的儿子要谨慎行使权力，以免遭到蒙蔽与利用。

这些寓言的政治暧昧性致使它们日后遭到了斗争双方的轻易挪用，而这些挪用又进一步凸显了这种政治暧昧性。许多针对伊索寓言的解读方式都堪称保守乃至立足于精英主义立场，例如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文人就取材伊索寓言创作过一系列讽刺作品。另一个例子是恐怖的纳粹儿童文学，例如艾尔维拉.鲍尔/Elvira Bauer的《不要相信狐狸或者犹太人的承诺/Trau keinem Fuchs auf grüner Heid’ und Keinem Jud bei seinem Eid!》，该书售出了七万册，内容暴虐得令人毛骨悚然。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因为伊索和他的罗马模仿者费德鲁斯声称自己是奴隶，伊索寓言对于更现代的激进分子以及革命者同样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包括沃尔特.克兰——讲座结束时我还要谈到他——以及匈牙利裔美国激进主义石版画家雨果.盖尔特/Hugo Gellert，此人在大萧条时期的1934年为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创作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醒目插图，后来又在1936年出版了伊索寓言的时事更新版本《伊索如是说/Aesop Said So》。网上有这本书的免费版，其中的插图非常美丽，行文洋溢着热情的民权思想。

绝大多数面向儿童的伊索寓言通常以会说话的动物为主角。但是许多古代伊索寓言的抄本都以人为主角。通常为儿童出版物选择的寓言数量在十到三十篇之间，而传世的伊索寓言总共有七百多篇。童书作家萨莉.格林迪/Sally Grindley——如果你家里有小孩子，很可能读到过她的畅销书《嘘！》——于1999年编纂的英语版伊索寓言《龟兔赛跑》就颇为典型，其中包含了十八个寓言，包括任何选集都不会遗漏的核心作品——《龟兔赛跑》、《狐狸与葡萄》、《狮子与老鼠》、《蚂蚁与蚱蜢》和《老鼠开会》。有些对于伊索寓言集的现代介绍声称它们专为古代儿童设计，所以阅读它们的现代儿童其实是参与了古代阅读传统的最新世代。但是主张伊索是古代儿童作者的证据并非全无争议。伊索寓言确实与识字教育的历史紧密相连，但是识字并不总是或者说并不一定被视为仅限于童年时期的行为。有人主张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在婴儿期就会开始阅读伊索的作品，这种说法背后的基础或许是哲学家斐罗斯特拉图撰写的《阿波罗尼乌斯本纪》当中一则重要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寓言艺术是由掌管言辞与交流的神祇赫尔墨斯赋予伊索的。当初赫尔墨斯还是个婴孩的时候，时序女神荷莱就给祂讲了一个关于牛的寓言。赫尔墨斯赐福给伊索的时候宣称：“你要保留我学到的第一项技艺。”

然而令人沮丧的是，我们无法证明伊索是古代低龄儿童课程的一部分，只能肯定年龄较大的孩子们会阅读伊索。到了这时，阶级地位、闲暇时间与受教育机会都会开始干扰我们对于历史画面的解读——在这一历史时期，社会总人口识字率只有15%到20%。创作寓言肯定是中上层阶级男性修辞学学生首先尝试的练习手段。此外我们还能确定，在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的埃及境内，希腊语社区确实将伊索当成了高等学校教育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元前四五世纪的古典希腊，伊索确实有可能被用来教授小孩子阅读。例如在雅典，所有公民都需要至少能够解读基本的公民文件，但是我们缺乏决定性的证据表明雅典公民男孩借助书面寓言集来学习阅读。我们甚至不知道在公元前五世纪雅典黄金时代是否存在实体寓言集——画面上这个精美的陶盘就来自这一时期，上面描绘了头大脖子粗的伊索与一条狗相谈甚欢。我确实想知道古希腊人是否会专门为儿童制作陶器，如果会的话，那么这个盘子十有八九是儿童用品。

希腊文学中最早的伊索寓言指涉是赫西俄德的诗歌中提到的《鹰与夜莺》，但是这些诗歌的创作日期至少比伊索据说生活的时期早一个世纪。第一部已知的伊索寓言集是由雅典的德米特里乌斯在马其顿征服之后于公元前317年至公元前307年之间编纂，可能是为演讲者设计的寓言汇编。正如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指出的那样，寓言在面对大众宣讲的时候往往能收到奇效。那么阅读伊索寓言究竟体现了儿童与成人之间的区别，还是社会文化地位之间的差异？这完全取决于我们如何解读柏拉图的《斐多篇》当中的一句话：苏格拉底在监狱中告诉卡比斯，他一直在通过创作诗歌来打发时间，首先为众神创作了一首赞美诗，然后又把“他能接触到”的伊索寓言改编成了诗歌。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这里的希腊语是否意味着他在监狱里搞到了一本寓言集——就像摩门教酒店客房里总要放一本圣经一样——还是说他能够背诵伊索寓言，因此仅凭记忆就能加以改编。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我认为这可能意味着大多数雅典男性都熟知伊索寓言，因为他们在幼儿时期就学会了。阿里斯托芬的《鸟》当中有一段台词或许也能支持这一论点。那个去了云中布谷城的人抱怨说，鸟儿真的很愚蠢，教育程度如此之低，以至于他们甚至没有读过伊索寓言。

至于伊索寓言在印刷术发明后是否应该被视为儿童文学，这个问题在学术上同样很有争议。在十五世纪七八十年代，当伊索寓言集首次以精美的插图出版时——在英国由卡克斯顿公司出版，德国和法国也出版了各自的版本——有一批寓言集确实一看就知道是为了学校作业而设计的。在1512年至1514年之间，温金.德.沃德/Wynkyn de Worde在威斯敏斯特印刷了一批拉丁语伊索寓言，标题是《Aesopus. Fabule Esope cum Comento》。标题页的木刻显示了一个校长正在教导三个青年。青年们坐在学校长椅上，手里拿着书。不过这些学生并不是小孩子，而且他们学习的不是英语，而是拉丁语。其他早期印刷的伊索寓言的预期读者群更加难以用现代人的语言加以定义，因为任何年龄段的人们都有可能学习阅读——特别是在成人文盲率很高的文化当中——最终养成的功能性阅读水平也会相差甚远。因此说到不同人们接触伊索寓言的程度，与之相关的年龄和社会分界在后世经常遭到混淆。比方说画面上这张菲利普.艾尔斯/Philip Ayres于1689年出版的《三百年伊索寓言英文集成：伊索、斐德罗、卡梅拉留斯以及其他重要作者围绕这一题材的作品集》的精美扉页版画。这幅图像描绘了一片田园风光，背景中有伊索式的动物在观望，画面中央是半人马喀戎正在教导年轻的阿喀琉斯。画家显然暗示上课内容是伊索寓言。版画下面有两行拉丁铭文：“这是正直的喀戎，所有云中生物中最正直的一位，也是伟大的阿喀琉斯的老师。”但是版画中的阿基里斯远非小男孩，更不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他的身高、外貌和衣着都非常精致，像一个年轻的贵族。

自从第一版印刷的伊索寓言以来，它们经常出现在自学成才的名人们的自传当中。这些人往往在成年之后才学会阅读，由此摆脱了贫穷和默默无闻。法国洛林某农场的一个名叫瓦伦丁.朱梅拉-杜瓦尔/Valentin Jamerey-Duval的少年，从小不识字，直到他偶然发现一本插图版的伊索寓言集。他对书中的视觉图像如此着迷，于是要求他的牧羊同伴向他解释故事并且教他阅读这本书。结果他在成年之后对于阅读产生了无法满足的渴望，最终成为了洛林公爵的图书管理员，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不过伊索寓言在社会阶梯的另一端同样随处可见。未来的爱德华六世在七岁时开始阅读拉丁语伊索寓言，1552年圣诞节期间，宫廷还为他专门排演了一出名为《伊索的乌鸦》的演剧逗他开心。在十七世纪末的英格兰，伊索甚至被用来教导皇家公主们学习适合她们的性别与阶级地位的语言，也就是法语。1677年，皮埃尔.迪兰/Pierre de Lainé为未来的玛丽女王和她的妹妹安妮出版了一本生动的文集，标题为《教授法语的王室方式》，其中包括了一系列文本，标题为《以王室方式教授法语》。其中有来自转写成对话形式的圣经摘录，对于法语语法的更广泛解释，还有伊索寓言的滑稽法语版本。最后这几个例子强调了一个问题：在历史上，童书或者说儿童文学未必从来都是公认的或者可辨识的文学门类，至少在十八世纪之前我们并不能合情合理地这样认为。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伊索寓言从未占据过儿童文学史的中心地位，因为自从儿童文学于十八世纪兴起之后，伊索寓言确实占据了这一地位。1693年，约翰.洛克发表了《关于教育的一些思考》。这位哲学家认为每个孩子都需要“一些简单愉快的书籍……他在其中找到的娱乐可能会吸引他自发阅读。”而伊索寓言则是“最好的选择，这些故事不仅适合娱乐孩子，或许还能为成年人提供有用的反思。”洛克在这里似乎批准了伊索理直气壮地为幼童们提供道德指导，但是他很快又出版了一本伊索寓言选集作为自学拉丁语的理想教材，名叫《英语与拉丁语对照版伊索寓言，专供意欲学习双语之一却苦无名师指点之辈》。所以对于洛克来说，伊索寓言不仅适合教育孩子——因为它们可以作为传达寓意的载体——也适合辅助任何年龄的人们学习第二语言。

但是在洛克版伊索寓言问世之后不到一个世纪，学术界公认的第一本完全现代意义上的童书——即旨在吸引儿童想象力并刺激他或她的视觉能力的书籍——就问世了，而伊索寓言构成了这本书的主体内容。这本著名童书是威廉.戈德温的《伊索寓言：古代和现代，适应3至8岁儿童使用》，初版于1805年，编者使用了爱德华.鲍德温这一笔名。戈德温的出版事业，特别是他的《伊索寓言》，将关于儿童应该阅读什么的讨论向前推进了几大步。洛克的经典文学批评理念认为童书需要令人愉悦（hēdu, dulce）并且富有教益（ōphelimon, utile）。戈德温则在洛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全新的革命性理念：与吸引成人的作品相比，儿童文学可能需要具备不同的叙事节奏。更具创新性的是他的创作目标：一本为儿童创作的书必须刺激儿童的反思和想象力。“寓言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几行简短的文字，而是应该用适合儿童理解的语言加以扩展。如果我们想让儿童受益，我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儿童，我们必须掰开揉碎地讲话，我们必须着力引申某些观点，我们必须引入出人意料的转折——这些转折即使在成人看来不算机智，也依然能磨炼孩子们的机智。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叙述必须有画面感，使我们讨论的对象在学习者的想象力当中栩栩如生。” 扩展重写古代寓言的做法曾经激发了浪漫主义文学当中的 “幻想”理念。通过思考这种做法，戈德温发展了他的新风格与表达方式。他的童书作品与威廉.摩尔.里迪/William Moore Reedy精美的插图完美地相辅相成。

以《狗占马槽》为例。戈德温的叙述节奏悠闲轻松，让读者清楚地看到角色如何丰满起来。寓言的寓意由角色本身通过他们的言行来传达，而不是什么宛如神灵的严厉旁白来强行规定。小男孩说：“傻狗，如果我像你一样淘气，不让马儿吃草，那我也可以什么都不给你吃。那边有你的一盘肉。记住，只有淘气的狗和不听话的男孩女孩才会霸占别人有用自己没用的东西。”此外，戈德温的角色在心理层面上要比任何先前版本更加完善，比方说他改编的《狗占马槽》当中的狗最终因为肚子饿而灰溜溜地爬出了马槽。在他之前的最受欢迎的伊索寓言版本是塞缪尔.克罗克/Samuel Crock的1722年版本，其中并未想象狗最后要怎么下台：“那只嫉妒、凶恶的劣犬站起来对他咆哮，不让他碰它。”在他的前言中，戈德温解释说他费了很大力气来改写原始材料，使其适合儿童的情感和认知需求： “我想象自己一边写一边把孩子抱在膝盖上，用我笔下风格的语言来逗乐孩子，让我想表达的内容吸引他的注意力。”戈德温与他的第二任妻子玛丽.简.克莱蒙组成的家庭中有五个小孩，所以在他工作的时候找个小孩放在他的膝盖上或许并不难。不过我喜欢想象，在另一条时间线上，这些改编版伊索寓言的作者其实是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而她的预期读者则是她的女儿玛丽.雪莱。

一些评论家针对戈德温的改编提出了异议，认为他的改动程度太大，而且夹杂了所谓的反基督教含义。但是戈德温的作品在1821年之前都非常畅销，一共发行了九版。改写伊索寓言的经历从根本上转变了他对于儿童文学的看法。1808年，也就是他的改编版伊索寓言初版发行三年后，戈德温委托查尔斯和玛丽.兰姆姐弟/Charles and Mary Lamb改编并出版了《奥德修斯的冒险》。这是第一本专门为儿童改写的《奥德赛》，也是詹姆斯.乔伊斯读过的第一本《奥德赛》。事实上，《伊索寓言》和《奥德赛》随后被改编成儿童书籍的次数远远超过了任何其他古代文本，它们也是最容易被改编为其他媒体的两部古代文本。到1950年，伊索寓言和奥德修斯神话已经改编成了电视动画片、有声读物以及各种剧院剧目，登上了扑克牌、瓷器和邮票。不过说老实话，就文化熟悉程度、普遍性和深度而言——我已经计算了各种版本的发行情况——无论根据任何评估标准，伊索寓言在国际范围内的流行程度都远远超过了荷马的《奥德赛》。伊索已经获得了堪比护身符的地位，甚至可以被翻译成已经死去的语言，例如1987年就有一群德国学者将其翻译成了古阿兹特克语。

通常的刻板印象认为伊索寓言不过是哄小孩子的故事。但是一系列著名思想家都曾高度重视伊索寓言，其中包括赫西俄德、德谟克利特和苏格拉底；马丁.路德认为好的新教徒应该能够用母语阅读伊索寓言和圣经，他还曾计划将全部寓言都翻译成通俗德语；马尔科姆.X在查尔斯顿州监狱里阅读了伊索寓言并推荐给他的追随者。改写伊索的作家包括十二世纪诗人玛丽.德.法兰西/Marie de France、阿芙拉.贝恩/Aphra Behn、亨利.菲尔丁、塞缪尔.理查森。其他钦佩伊索的人们包括理查德.本特利/Richard Bentley、威廉.康格里夫、约翰.范布勒、夏洛特.勃朗特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他在自传中自豪地宣称，小时候他读懂的第一个希腊作者就是伊索。

在讲座结尾，我们再来看看伊索通过沃尔特.克兰对于英国工运组织产生的意外影响。克兰经常为劳工运动当中的激进派系提供图像设计，因此他的《幼儿版伊索寓言》不仅得到了维多利亚晚期与爱德华时代的英国儿童的广泛阅读，而且还成了工会组织者和工人阅读小组的心头好。例如他为《农夫与蛇》的插图搭配的寓意是人们应该小心，不要将叛徒请进家门并且信任他们。1892年这张插图被改编成了利物浦出口码头工人的横幅，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含义。在克兰笔下，这张寓言插图搭配了传达社会主义思想的潜台词：插图里的主角头戴红色无檐帽，这是古代自由民身份的象征，与现代革命者之间的关系不言而喻。在原本的寓言当中，主角是一位无名的父亲。在这张登上利物浦码头工人横幅的插画当中，主人公则被塑造成了肌肉发达的赫拉克勒斯，扼杀了象征资本主义的双蛇——一条是贫穷，另一条是卖淫——而不是充满妒意的神后朱诺派出的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