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总的说说最近发生的几件事 -- 本嘉明

在台湾海峡两岸不断开放交流幅度的当前，台湾和中国现代史上的许多历史事实和观点，也正不断地被翻搅和思辩。举例而言，关于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功过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的法治现代化以及对日抗战上，恐怕两岸的主流见解便存在着极大的分歧。

对台湾人民而言，自从被中国割让日本，便不断地争取脱离被殖民的地位，台湾自治乃至于独立、或回归中国，都是日据时代台湾社会菁英曾经思考过的方案，台湾光复后，中华民国以君临的姿态在台湾实施准殖民威权统治，使台湾人在前途的自决上，又增加了投身中国共产党革命的选项。然而，当东亚冷战结构随着韩战形成，中国分裂格局随之完成，迁占台湾的中华民国便对台湾人民展开残酷的白色恐怖镇压，断绝了台湾人民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力量进行有效反抗的可能性。而反讽的是，曾经被台湾人民寄以解放台湾厚望的中国共产党，则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不久，即堕落为极权专制的党国，一举摧毁了台湾人民的理想和愿望。此后，“共产党”及与其相关的政治符号，更在国民党政府的意识型态教化灌输下，在台湾成为极端负面的字眼。许许多多当年热血的左翼青年，在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绝望之余，乃转而决心追求台湾人民自决乃至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的道路，而这则逐渐在民间扩散成为台湾人民的集体政治潜意识，而那些曾经被视为台湾人良心的中共地下党人故事，也就被挤压到台湾和中国现代史的底层，一度成为禁忌的话题。

反共的意识型态，使得台湾国家与社会在民主转型后，对于转型正义的追求显得步履蹒跚。国民党一再忸怩作态，深恐民主进步党藉历史清算进行政治斗争，然民进党却也瞻前顾后，担忧反共的意识型态防线就此溃堤。尽管如此，这一段曾经被刻意抹灭的历史，还是在台湾民主化后的自由环境中逐渐被发掘和整理出来，《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赔偿条例》、《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补偿条例》以及《档案法》的制定通过，使得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难者得以平反，中华民国政府必须道歉、回复其名誉和赔偿，国史馆和相关研究者得以从移交和揭密的政府档案中拼凑出历史的原貌。台湾的个案并没有脱离第三波民主的普遍经验，亦即，要将转型正义的实现，寄望于加害的政权，是完全不可能的。民主转型，才是治本之道。

台共主张台湾独立建国

共产主义在台湾的发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下的产物。1927年7月15日，第三共产国际通过《日本决议案》，要求日本共产党援助日本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时在苏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生谢雪红与其同学林木顺，便受命在台湾组织共产党。1928年4月15日，以上大学生谢雪红、林木顺、翁泽生等人为主干的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乃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成立，林木顺出任首任中央委员会书记，人在台湾的上大校友蔡孝干则受任为宣传部长。台共在《政治大纲》中则提出“台湾民族独立”、“建设台湾共和国”、“拥护苏维埃联邦”、“拥护中国革命”等十三项基本主张。4月26日，上海日本警察查抄宣传反日的上海台湾读书会，谢雪红等人被遣送回台，而蔡孝干则逃出台湾，投奔中共。台共骨干多被遣返台湾，台共乃顺势返台发展，而由林日高接任滞留中国大陆的林木顺书记职务。

台共成员积极参与台湾社会运动，台湾文化协会、台湾农民组合及台湾民众党皆因此而左倾，支持台共的社会主义台独主张，然在此同时，翁泽生等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台共党员，则亦返台成立中共台湾支部，于是在台共内部形成民族派和亲中派的竞争。谢雪红主张广泛与中产阶级结合，被亲中派认为是机会主义，亲中派乃组成改革同盟于1931年5月发动党内夺权斗争，在第二届临时大会中改选王万得为书记，开除谢雪红等人党籍，并决议自日共独立而直属共产国际。不服此一决议的谢雪红则向日共提出控诉。而就在台共陷入分裂之际，日本政府对台共展开大逮捕，台共乃嘎然土崩瓦解。

二二八创造中共发展机会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共指派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长的蔡孝干自延安经上海返台进行建党工作。1946年5月，中共华东局正式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蔡孝干获指定为书记，洪幼樵出任宣传部长，张志忠为武装工作部部长，上海对台工作联络站，则由刘晓负责。张志忠先行于4月返台，蔡孝干则于7月始抵达。8月，蔡孝干邀请前台共党员谢雪红、陈福星、简吉、廖瑞发、张明显等人，在台北市永乐町林梁材家中集会，宣布中共指示，正式在台成立组织。而因蔡孝干与谢雪红在台共时期有所闲隙，谢雪红并未被蔡孝干纳入省工委组织系统。初期省工委关于党员之发展，系以前台共党员为主，向青年学生延伸。由上海返台就读于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学生吴克泰被任命为省工委台北市工作委员会学生工作委员会书记。

1947年1月9日，台大学生因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传言受辱于美军，而发起声援沈崇事件的台北“一九学生运动”抗议游行，半世纪后，沈崇本人证实沈崇事件系中共主导演出者，用以激起中国民间对支持国民政府的美国的反感。台大农业经济学系学生李登辉表现积极，在游行队伍中担任前导。“一.九学运”是中共主导全国性学运的一环，但其于台湾的发生，则出于台大学生同情心和爱国心的感染，与中共的领导无关。

由于接收台湾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官员腐败自矜，复又不尊重台湾民情文化，官民冲突终于1947年“二二八事变”中全面爆发，各地民众纷纷武装起义抗暴。中共地下党曾经参与的部份，主要集中在台北、台中和嘉义。

台北方面，3月4日，省工委台北工作委员会书记廖瑞发通过党人前日本军人李中志，联系了台湾学生联盟和国立台湾大学校本部、台大法学院、延平学院等校学生自治会，在延平学院讨论李中志草拟的作战计划，准备组织学生军对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发动武装进攻。学生军总指挥由李中志担任，副总指挥由台大医学系助教郭琇琮担任，以下分为三个大队，第一大队在台北市立建国中学集结，由台大公共行政专修科学生陈炳基带队；第二大队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集结，由台大医学系助教郭琇琮领队；第三大队在台大校本部集结，由李中志和台大工学院学生杨建基领队，延平学生则由叶崇培（纪东）领队，另有士林、圆山工人的第四大队，桃园方面亦有武装大队准备来援。具体计画为3月5日凌晨2点先由第三大队会合乌来乡泰雅族军队攻打景尾军火库，先占领新店，再与第二大队会攻马场町军火库；第一大队则进攻陆军医院军火库和宪兵司令部，取得充分武装后，再分头攻取台北市内的警察大队、军营、宪兵司令部等武装据点，拂晓时会攻长官公署，成立人民政权。然台北学生起义因乌来泰雅族军队未当即答应下山而告取消，等到3月6日乌来同意重新动员时，学生已经四散。

6月，郭琇琮因为在学生运动中的杰出表现，为廖瑞发邀请加入中共地下党，二二八后逃亡上海后又潜返台湾的陈炳基亦向廖瑞发办理入党，9月，省工委直属学生工作委员会成立。

台中方面，谢雪红在3月2日主持市民大会，并在次日组织台中地区治安委员会作战本部，见台中士绅如林献堂等毫无积极作为，遂于6日台中地区时局处理委员会民主防卫队总指挥吴振武弃职后，出而自组二七部队，自任总指挥，计划以二七部队为基础建立台湾人民军与台湾自治联合政府。8日，国民革命军整编第21师刘雨卿部自基隆登陆，一路南下镇压，二七部队于12日被迫退往南投埔里后于16日解散，谢雪红经高雄左营乘军舰逃往厦门，转往上海，在中共的安排下于6月前往香港，成立台湾问题研究会，发行《新台湾丛刊》，为台湾人民发声。谢雪红并于9月加入前国立浙江大学教授廖文毅创立之台湾再解放联盟。10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毛泽东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主张，谢雪红赞同台湾建立民主自治政府参加全中国民主联合政府，与廖文毅关于台湾应由联合国讬管自治，再以公民投票方式决定前途的主张不合，双方宣告决裂，谢雪红乃于11月12日另行组织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嘉义方面，则有张志忠透过嘉义广播电台建立指挥中心，以蔡建东领导之嘉义、北港、新港、朴子、小梅五队，陈复志之三民主义青年团、台南李妈兜、斗六陈篡地民主军等部，组成台湾民主联军嘉南纵队，由张志忠出任司令员，陈篡地任副司令员，简吉任政治委员，下辖八个支队。3月4日，张志忠领导台湾民主联军进占嘉义市主要机关。12日国民革命军南下，始向小梅、竹崎山区撤退，改台湾民主联军嘉南纵队为台湾自治联军，拟与陈篡地及谢雪红会合，共组台湾民主自治联军。然16日二七部队解散，台湾自治联军张荣宗部于古坑遭伏击，乃于接获省工委“停止一切公开活动”指示后，解散游击队，潜入地下。夏天，张志忠一度率军抢夺番路乡菜公店合作社资金及西螺镇警察分局军械。1948年2月，张志忠发展出海山桃园地区组织，并命陈福星领导北部地下党，5月，在南投竹山成立中部武装委员会武装工作队。

二二八事变期间，中共的角色并不明显，主要原因在于在台党员人数不多，仅有70余人，全省只有台北市、台中县两个工委会和台南市、嘉义市、高雄市三个支部，缺乏社会渗透力，而相对地，台湾人民对于中共的认识亦极为有限，所以中共地下党人参与的台北、台中和嘉义的起义，都是以个人身份，而寄讬于各地民间自主力量的集结与汇流。

二二八起义的性质纯然为台湾全民自发的集体行动，没有任何单一的政治力量能有能力加以主导。然中共地下党的发展随着二二八事变和1947年3月国共内战的全面开打，而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大量的青年知识份子和工人农民入党，如直属省工委的台湾省邮电总支部即在1947年夏天成立，台湾省铁路局工人亦组成支部，李登辉与陈炳基等人于10月成立新民主同志会等。地下党党员到1948年春天，则迅速地成长到285人。他们对于共产主义理论或许没有深刻的理解和体会，但寄望结合中国正在崛起的新兴政治力量来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则是这些台湾人们的共同心愿。而随着内战的扩大，也就有更多的中共党人潜赴台湾，为解放台湾而作准备。

大逆转，省工委领导投降叛变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准备召集全中国各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台盟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言拥护五一号召。

中华民国第一届国民大会于此际在南京揭幕，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当选首任总统，五一号召则揭示了中共别立门户、自立中央政府的决心。5至6月，中共华东局于香港召开台湾工作干部会议，台盟、省工委和上海台湾同乡会均派员与会。省工委由蔡孝干领队，率领包括郭琇琮在内的重要干部与会，谢雪红代表台盟，上海台湾同乡会则由理事长李伟光领衔，会议由上海局书记刘晓和上海局文化工商统战委员会书记张执一共同主持。

会中针对二二八事变提出检讨报告，指省工委事前准备不够，对局势判断错误，撤退时一哄而散，未以党的名义提出明确方针，承认地下党在二二八中的工作失败。会议结论整理成《关于台湾工作》一文，认为“台湾人民要获得真正的解放，一定要和中国人站在一道”。

香港会议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扫中国大陆的军威鼓舞下，地下党的工作趋于积极，奉命返台传达中共中央指示的陈泽民出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由苏州派来的徐懋德领导学工委，在台大、师院各校园迅速发展，台大和师院各级学生自治会几乎皆由左倾学生或地下党人所主持，台湾省立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主持之基中支部所出版的《光明报》，其发行网即主要随着地下党青年工作的蓬勃发展而扩大；郭琇琮接掌台北市工委书记，深入基层扎根；北部有张志忠、陈福星和前芦竹乡长林元枝发展组织、南部有陈泽民和台南市工委会李妈兜主持，中部则有洪幼樵、李汉堂等。中共中央指示省工委为因应国民党政府即将撤退来台之计画，应在反政府的广泛基础上，建立两面派的政权及地方武装以配合解放军登陆来台，并已内定华东局社会部部长舒同为台湾第一任省委书记，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刘格平为副书记。

1949年1月12日，由于领导戡乱失利，蒋中正被迫自总统职位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接任，毛泽东则就此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要求废除《中华民国宪法》，追惩战犯和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台盟即于3月迁往北京，为参与中国新政协和新政府而作准备。政府一面寻求与中共和谈，研商隔长江分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亦加强后方的整备。4月6日，新就任的台湾省政府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即以整顿学风为名派军进入台大、师院大肆逮捕学生，学委系统地下党人如台大陈炳基、师院郑鸿溪皆逃往大陆。而当张治中代表政府谈判失败并且率领代表团集体投降后，毛泽东于4月20日命令解放军向全国进军，同日渡江，23日解放军占领首都南京，5月19日攻陷上海，东南各省震动，陈诚乃发布《台湾省戒严令》，全力巩固台湾。20日，何应钦引咎辞去行政院长职，由阎锡山继任。24日，《惩治叛乱条例》经总统公布实施，政府在戒严法制下进一步强化了镇压反政府人士的司法武器。6月，为策应解放军登陆台湾，省工委特别选定台北县石碇乡鹿窟村为北区武装基地，计画成立台湾人民武装保卫队，由前国立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陈本江负责其事。7月，省工委台湾邮电职工总支部针对邮电局外省与本省员工差别待遇之事，发起改班与提高待遇运动，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台湾的首次工潮。8月间，洪幼樵领导台中地区工委会组成台中武装工作委员会，不久，第一个武装基地首先于台中县鸭潭山成立，稍后，白毛山、竹子坑、石岗等基地亦陆续建立。代号密使一号的中共地下党人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吴石则来台就任总统府战略顾问，稍后受命出任国防部参谋次长。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台盟主席谢雪红当选新政协主席团主席，以台湾人民代表的姿态，宣言拥护新中国。

就在中华民国风雨飘摇、危急存亡之秋，由国防部保密局主导对台湾地下党的斗争也就越趋激烈，而此一困兽之斗，竟然逆转了中共在台湾的发展形势。保密局于8月获检举线报逮捕了台大法学院商业专修科毕业生王明德等人，逼其供出发行《光明报》之校园系统，由台北市立成功中学而台大法学院、基中，进而循线破获主持《光明报》出版之基隆市支部，乃一一揭开地下党之组织系统。《光明报》计出版了21期而中止。尽管蔡孝干正指派简吉成立直属省工委的山地工作委员会，竟不知已是强弩之末。10月1日，毛泽东在北平天安门广场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谢雪红、李伟光、陈炳基等应邀观礼，而中国则自此宣告分裂。然而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大陆如摧枯拉朽般痛击追赶中华民国，其在东南沿海的海上战事却陷入胶着，在浙江省舟山群岛和福建省金门均遭败绩，中共华东局乃自香港派遣朱谌之来台联系蔡孝干与吴石。保密局此际破获郭琇琮讬交香港的情报，郭琇琮逃亡宜兰，又发展出兰阳地区工委会。11月，保密局依《光明报》线索在高雄逮捕了陈泽民，在台北逮捕张志忠，陈泽民投降，供出所知地下党资料，政府肃清目标指向蔡孝干。12月，阎锡山率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迁台，从此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台湾海峡相隔两岸分治，而吴石则将中华民国国军台湾防卫部署计画经地下党送交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0年1月29日，蔡孝干于台北市泉州街为国防部保密局逮捕，蔡孝干用计脱逃后，再于4月27日于嘉义竹崎落网，终于向中华民国政府投降自新，供出所有台湾地下党系统，简吉、洪幼樵、郭琇琮等皆先后被捕，吴石则遭曝光而枪决，中共在台湾的革命斗争形势急转直下，在陈泽民、蔡孝干、洪幼樵与民国政府的充分合作下，注定了地下党在台湾的全面覆亡。5月13日，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召开中外记者会，声称省工委瓦解，并公布蔡孝干、陈泽民、洪幼樵、张志忠联名发表《告全省中共党员书》，呼吁中共党员自首，随之，政府发动5月全省大逮捕，甫于2月领导学委的李水井落网，亦供出所知地下党系统，这一波省工委的大崩盘，导致1800名党员和关系人遭到逮捕与扑杀。叛变的蔡孝干则因此受封少将，陈泽民、洪幼樵受封上校。

在蔡孝干领导省工委的时期，组织发展的高峰，系由蔡本人直接领导台湾学生工委会、台北市工委会、台湾省山地工委会、基隆市工委会、台湾邮电职工工委会、兰阳地区工委会、北峰地区工委会等，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泽民则领导南部台南、高雄、屏东等地区工作；宣传部长洪幼樵领导台中、南投等地区工作；武工部长张志忠，领导海山、桃园、新竹等地区工作。他们四大巨头几乎同时被捕，省工委群龙无首，那些追随他们的地下党人，就只有等着被一一肃清的命运了。

省工委的最后挣扎

地下党北部党组负责人陈福星在省工委濒临瓦解之际，则临危受命重组省工委于桃园乌涂窟山区，复命林元枝与台大医学院讲师萧道应以苗栗县山区为据点开辟中部工作。6月25日，韩战爆发，美国深恐东亚全面赤化，致日本成为孤岛，总统杜鲁门乃发表《海峡中立化宣言》，派遣第七舰队巡防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渡海攻台希望断绝，3月1日蒋中正以复行视事名义回任总统重建的中华民国，在台湾之局势乃转危为安，而东亚冷战结构亦就此而定型。民国政府此时乃公布《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10月再公布《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办法》，更彻底扩大肃清地下党。韩战之前同意认罪即减免其刑的承诺，于此后许多皆推翻，李水井即因此被骗处决。惟地下党在新省工委的领导下，至1950年底，又回复一定规模，陈福星则发出《1950年工作总结》，检讨该年的成败。

省工委于1951年春天改组领导机构，进行整风，陈福星发表《向偏向斗争》一文，批判台湾知识份子的偏向，而对象则指向不服领导的前师院学生自治会长周慎源，陈福星并指出地下党的改造道路为在山地乡行政薄弱的地区，运用劳动方式建立新的基地。萧道应则奉命重新开辟南部地区工作。8月，省工委受政府追缉，转进苗栗山区，9月，政府宣布补正《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办法》及《检举匪谍奖励办法》，加强肃清台湾内部地下党的残余势力。

1952年1月，萧道应由南部撤回，省工委召开省籍干部会议，决定集中力量于北部。4月25日，台湾省情报委员会、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台湾省调查处特种联合小组进剿省工委鱼藤坪基地，陈福星、萧道应、曾永贤等一一被捕，省工委领导组织至此完全瓦解。11月，同情山地工委会的原住民族领袖泰雅族台湾省议员林瑞昌、邹族嘉义县吴凤乡乡长高一生、邹族嘉义县参议员汤守仁等以“高山族匪谍案”罪名全遭逮捕。12月13日，在内政部调查局的安排下，蔡孝干陪同曾永贤、陈福星、萧道应等十五人召开记者会，宣布自新。29日，国防部保密局率军警万人夷平鹿窟基地，肃清行动直延续到1953年3月，株连无数无辜鹿窟村民。

1953年4月中旬，由调查局和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合组的肃残工作队，在曾永贤、陈福星的合作下，进入苗栗县头屋乡对苗栗县临时县工委之山区武装工作队进行策反，苗栗工委书记刘云辉为陈福星劝降后，刘云辉与陈福星再于17日共同劝降前台大工学院机械学系学生罗吉月。至此，地下党组织全部肃清，省工委的第二次肃清，则有400余人受难。

1954年2月，嘉义县警察局依线民情报于嘉义市逮捕前台大法学院支部书记张壁坤，乃循供缉捕叶城松、张壁坤、胡沧霖、赖正亮、吴玉成等五位台大学生。2月至4月，高一生、汤守仁、林瑞昌等人逐一被处决，中华民国全面控制原住民地区。12月，前台共总书记林日高于卸任台湾省政府委员职务未久即被捕，罪名为曾经于1949年与省工委有所联系。1955年4月29日，叶城松、张壁坤等五人在台北市马场町枪决。地下党在台湾校园的影响力终结。9月17日，林日高遭枪毙，中华民国藉此恫吓警告台湾人民的意味浓厚。

至于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则在1957年不幸地陷入反右派斗争当中。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中央所谓“引蛇出洞”的阳谋中，谢雪红与陈炳基等进行激烈的斗争，谢雪红主张台湾人无汉奸论，为日据时期投效日本的台湾人开脱，又主张台湾自治论，被曲解为皇民化余毒和台独，乃遭到批斗。台盟经此风波，在台湾人民心中的政治声望尽丧，和所有历经1957年风暴的民主党派一样，自此不再可能与中共分享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政权，民主联合政府成为永远的空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一党独裁的国家，此后中共一连串的倒行逆施，使得期待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台湾的台湾人民和地下党人彻底绝望。

历史的翻转与平反

台湾人民对于日本殖民主义的反抗可以分为左右两条路线，以林献堂为首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采纳了梁启超的爱尔兰模式建议，主张进入日本内地的宪法秩序，通过民权的斗争，制定台湾宪法与建立台湾自治议会，而左派以台共为典型，则更进一步主张联合朝鲜、满洲乃至中国等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弱小民族中的无产阶级，共同通过民族的斗争，争取台湾的独立。中国国民政府或是中共，都曾经对台湾人民争取独立表示过支持，而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才显露出收回台湾的念头。

台湾人民对于回归中国，原是普遍赞同的，除了同文同种的亲近感之外，主要则是建立在台湾人民向日本争取高度民主自治所形成的国家想像基础之上，也就是要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不愿再做殖民者的奴隶。二二八事件使台湾人民意识到国民政府存在党国体制的积习、以及缺乏现代法治观念的官僚体系，使他们并没有能力和意愿鞤助台湾人民实现民主自治的理想。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许许多多的中国大陆人民同样不相信国民政府推动制宪与和平建国的诚意，台湾人民和中国大陆人民曾经在那个历史时刻共同携手反抗暴政，而他们也都把成功的最终凭藉寄讬于中共和解放军的支持。

当美国决心协防台湾，确定两岸分裂，被分隔于台湾海峡两岸的台湾左翼反对运动人士可以说是望断云山秋水，眼睁睁而痛心地看着宝岛故乡重新又陷入了另一个外来政权的殖民统治，更看着台湾人民被卷入中国的内战，成为中华民国国民党政府反攻的工具，但是台湾人民为什么要牺牲自己的自由与人权去成就一个外来政权统一中国的野心？台湾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没有历史仇恨，台湾人民更没有理由与中国大陆人民进行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