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对方平河友和一些河友的意见建议（抛砖引玉） -- sskokqdo

这贴涉及的内容，其实一个名词可以概括：帝王术。所谓帝王术，说白了就是制衡术，是中国几千年统治阶级总结的一种治理经验。其根本目的是统治者在与中下层博弈过程中，通过各种人文技术手段，获取真实指令执行反馈信息。而这些手段中最常用也是效果最好的，莫过于：制衡。

要理解制衡，看人体的肌肉运作就可以很好类比。人如果要用手提起一件重物，全身上下有大量肌肉和神经参与运作，但是这些肌肉和神经并不都是同向操作的，有的甚至是反向的，只有各方协调，才能保证最终输出力量被较为精确地掌控。因此一个简单的提重物操作，其运行复杂程度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机械臂可以轻易模拟的。人体的这套机制，从纯力量角度，是远不及机械臂高效直接，但是从费效比和应变性（力量撤出和变更输出等）上，人体显示出极高的效能。

社会治理对应人体相似的一面就是，统治者社会指令的下达，其实是一个高变量的过程，任何统治者下达政令，都有拍脑袋的成份在内，而施行过程终端及时反馈以期调整政令就是“科学治理”的前提。但是执行链中各种政治团体和个人都会作妖，使得信息传导和反馈都会失真，因此对于统治者来说，如何甄别高保真的还原反馈信息一直就是最关键的点。而终端反馈信息的信息海，又使得任何试图跳过中层，直接从下层获取一手反馈信息的企图，都因为下层信息海的发散性而更加“失真”，这就是蒋公解放战争拼微操和毛公文革管公社失败的根源。因此自古以来，制衡就成为统治者间接掌握高还原度反馈信息最有效的手段，没有之一。也因此，帝王术也基本就是制衡术的代名词。

中国历史上，只要有官场的基础，对于制衡术多少都会了解，但是真要清晰理解制衡的作用，那一般就得进入帝王的圈层才会有大儒帝师向你阐明。中国历史上，平民帝王大致就是三个：刘邦、朱元璋和毛公（权且算吧，别钻牛角尖）。刘邦有萧何、张良，早早理解并捡起了帝王术；朱元璋比较虎，一上来就删改孟子，根本不把帝王术放眼里，等到一番剥皮实草仍旧搞不定治理的问题，才乖乖低下头把太子交给了儒生，捏着鼻子接受了帝王术；而到毛公这，虽然有周公，但是毛公也是压根不尿帝王术这一壶的，这个得从毛公的生平好好说说。

观察毛公的革命史，有个很典型的特征：毛公根本不恋权，对于权力斗争其实也一直不太擅长，每次都是党要陷入绝境了，才由周公等人上赶着把大权交到他手上。因此，毛公本质上一直充当的就是党内最大的“吏”，即事务性官员。按三国吴的设定，毛公就是大都督的定位，而因为党内的孙权们走马观花换了一茬又一茬，才最终由周公这个张昭把毛公扶上了大位。所以毛公其实是被黄袍加身的，但他根本没有赵匡胤的心思，一心都扑在中华复兴和人民公平的大业上，自然对于帝王术也是一向嗤之以鼻的。也正因为大权来得太“容易”，因此建国后毛公丢权也丢得干净利落，党内一大票潜在孙权也早想夺回鸟位。直到文革前夕，毛公才从资治通鉴中自学帝王术，虽然在文革中他用了帝王术，但是骨子里仍旧不接受，因此通过马列接触到西方一神教宗教思维后，转而成为基督教圣徒的践行者，在中国社会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共产一神教大试验。

其实对比西方一神教和东方帝王术，东方的治理能力是一神教蛮族拍马都赶不上的，光人才使用方面，东方对于各种意识形态人才的利用就碾压态势的，也因此，一神教范围内极少有大型国家，没有大型统一的社会，自然对于大型社会的治理经验乏善可陈。即便到了近现代，西方社会骨子里仍旧把“人”的范围尽可能压缩，比如日不落帝国号称全球性帝国，但实质上只控制沿途的港口，对于内陆管理讳莫如深，人口也仅限于7000万。哪怕美国，其实也只开发沿海或交通要道上的关键城市，其他地域的治理就一塌糊涂，而且满打满算，也就4亿不到的人口。由此也可看出，一神教及其传承的今天主流社会治理形态，始终不善于大型社会的治理。

回到东方，邓公终止了毛公的一神教社会实验，回归了传统中国社会形态，党也从东正教型列宁党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转变。从帝王术上的造诣来说，毛公和邓公压根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但是帝王术走到今天也已经显露疲态，那么今上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么？其实关键就是“数字”，前面已经说了，制衡术之所以成为帝王术的核心，就在于他可以有效获取“间接”的“高保真”反馈信息，但是如果今天的数字社会信息全面打通，叠加AI的数字智能处理能力，是否能突破中层的“信息解释权”呢？这个才是今天社会的看点，也是今后一系列博弈的题眼。如果真的可以突破，那就不是500年未有之变局，而是3000年未有之变局了。

PS：加一段毛公的评价：其实毛公手上那个曾经的实事求是的党，向我们展现的，就是“吏治国”的巅峰，事务型官员成为统治者是国家治理最理想的状态，但是奈何吏终究是斗不过玩弄人心的“官”的（俗称摘桃派），如果数字化社会可以让“官”滚粗，那就真的是3000年未有之变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