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319-弗朗西斯.福山：我对于历史终结论的一点反思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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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非常感谢长期基金会邀请我来到这里。我原本应该在11月举行一次讲座，但是我骑自行车出了一点小意外。现在我又站起来了。我非常高兴能来到这里。当斯图尔特第一次邀请我参加系列讲座时表示，这哥系列讲座的主题是长期思考，你可以谈论任何话题。我想我的大部分工作针对得都是接下来六个月到两年的政策导向，论及长期思考我可能没什么可说的。然后我忽然想起来，很久以前我写了一本书叫做《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我想：“实际上这个标题倒是确实符合系列讲座的整体框架。而且我自从写了那篇文章以来就一直在持续思考这个问题，已经十七年了。所以也许我们可以谈谈这个。”这就是我今天要和你们谈论的话题。首先因为人们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误解，而我将重新阐述历史的终结是什么。然后我要展示针对历史终结论的四种不同反对意见。多年来有很多人提出过很多反对意见，但是我想着重谈一谈在我看来最有力的那几条——坦率地说，也是我不一定能回答的那几条。据我所知，历史终结论很可能完全是胡说八道，将会被历史证伪。实际上我可以提供几个实证测试来检验这个理论是否正确或者我们能否活着看到这一理论得到确证。我先总结一下这四条反对意见。首先是激进伊斯兰教及其针对现代性的拒绝；其次是国际层面缺乏集体行动意愿与问责制，换句话说就是国际社会无民主；第三条意见在于贫困，即穷国如何登上现代化的自动扶梯；第四条是技术进步。

我首先谈一谈历史的终结究竟意味着什么。大约十天后我将乘飞机去日本进行几次讲座。在大约十天的日本之行后，我将飞往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东部高地省待上几周。日本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基本上代表了当今世界发展光谱的两个极端。在高地社会，有些偏远部落甚至从没见过临近部落的成员，更不用说欧洲人、澳大利亚人、日本人或其他任何人了。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国家的社会，许多高地人仍然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而日本当然是日本。问题在于，在人类历史的某个时期，几乎全世界都像巴布亚新几内亚一样，每个人都生活在50到60人的孤立小团体当中，当时的人类尚未掌握农业生产技术，也没有更高形式的政治组织。今天，世界上越来越多的部分正在变得越来越像日本，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尤其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问题在于，从巴布亚新几内亚到日本的过渡是不是一个连贯的过程？是否有理由认为，将巴布亚新几内亚变成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背后是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历史驱动力？还是说现代化只是一场意外？我们会不会在将来某个时候倒退回高地人的状态？是否有任何特别的理由认为，我们周遭的政治体系具有更深层次的历史意义？

简而言之，历史终结论是一种关于现代化的理论。过去大约一百五十年来，全世界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相信现代化——实际上我认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绝大多数进步派知识分子不仅相信渐进式的现代化将会与人类社会的不断进化相伴相生，而且还相信历史的最终阶段将会是某种形式的共产主义乌托邦。1989年我写下原本那篇文章时做出了一项非常简单的观察：就像所有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我也相信存在某种渐进式的历史趋势，推动社会朝向不同于当前的、更复杂的组织形态不断迈进，但是我们似乎永远不会达到共产主义；无论现代化进程的终点的是什么，在经济层面都应该是某种基于市场的形态，在政治层面都应该是某种自由主义民主制。这实际上是一个相当温和的论点，无非就是比大多数人的预测早一站下了火车。与古往今来关于人类历史的各种思考相比，这个论点并不算特别离谱。但是它确实反映了当时我眼中的重大历史发展。

说到普世历史的观念——马克思主义只是其中的变体之一——历史上有过很多版本，其中大部分都源自基督教。基督教圣经在创世故事与伊甸园当中谈到了历史的开始，也在天国降临的启示录当中谈到了历史的终结。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无非是基督教史观的世俗版本，它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黑格尔的观点：人类的历史过程类似于基督教的圣经故事，只不过以越来越世俗的术语得到了演绎。而且这个故事还可以得到扩充，因为我刚才谈论的人类历史至多存在了大约一万年。几年前，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写了一本名为《非零和时代》的书，试图将全部人类历史安置在生物圈的历史当中。他指出，在数十亿年的长期进化过程中，原核生物进化成了真核生物，学会共存与合作的单细胞生物进化成了多细胞生物，就这样沿着进化链一路向上。我不会深入探讨这方面的内容，但是只要采取足够长的视角——我想本次系列讲座确实应该这样做——我们就可以看到人类以及人类社会的进化确实是更广大的进化故事的一部分，而非人类在这个故事当中同样有份。

对于我这一版历史终结论与现代化论述——存在普世的现代化进程，大多数社会迟早都会到达现代化阶段——提出系统性反对意见的主要人物实际上是我曾经的老师以及一直以来的好朋友塞缪尔.亨廷顿。在《历史的终结》出版几年后，他也写了一本书，名为《文明的冲突》，其中提出了非常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人类社会朝着自由民主的方向发展纯属偶然，文化才是决定社会发展路径的根本因素；全世界总共有七到八种基本不变的主要文化群体，被我视为普世的价值与制度集合实际上只是源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的产物，而且还仅仅只是发生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北欧特定地区的基督教文化分支；没有特别的理由认为，奉行印度教、儒家、东正教或穆斯林文化的社会也一定会发展出类似的政治制度。某种意义上，他认为我们在现代化社会当中经历的所有发展实际上都受到文化的限制。一个社会可以十分现代——比方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完全可以有能力生产半导体和高质量汽车——但是这个社会的统治制度仍然会是尊奉古兰经权威的毛拉体系，因为文化才是社会的最根本定义特征，不会被现代化的整合力量所克服。

我有一套相互关联的系列论点。只要我们退后一步，采取长远视角，就有理由认为历史确实有方向性，而不是仅仅是循环或者单纯的随机。有一个社会现象足以确保历史不会陷入循环或者随机，那就是与现代科学技术相关的知识的积累。艺术、文学甚至特定形式的政府都很容易遭受周期性的散失，人类好奇心以及人类掌握与操纵外部世界的愿望却不会改变，由此驱动了知识的不断累积。不妨将社会设想成一台机器，在这台机器的一头我们可以输入科学技术发展作为驱动力，这股驱动力通过传动轴与经济发展联动，因为给定技术发展水平之下的技术视野与可能性决定了经济发展的上限。煤炭、钢铁与蒸汽机的世界产生某种形态的社会——城市化，产业工人阶级兴起，国家规模变大且政府权力高度集中。这样的世界与微处理器以及互联网出现之后的世界必然非常不同。在后一个世界当中，权力趋于更加分散，对于集中化的权力阶层机构来说，控制信息流、权力流以及资源流要远比从前更加困难。每一个经济时代都会因为技术水平的提升而与前一个时代存在系统性的差异。我认为人们已经广泛接受了工业化的进程模式：首先从资源出口起步，然后发展轻工业，再过渡到重工业，接下来实现完全工业化，最后步入后工业社会。这是一个被发展起步较晚的后来者们反复复制的模式，无论这些后来者的文化起点是什么。

科学技术是这台机器的引擎，引擎的动力驱动了经济，然后还有一套更松散的连接杆将经济与政治联系起来。高水平经济发展与自由民主之间确实存在很强的经验相关性。亨廷顿认为这只是一种偶然现象。他认为基督教西方世界仅仅出于偶然才首先实现了现代化，而财富与民主之间的相关性则是这种文化现象的副产品。但是即便在西方社会之外——包括亚洲国家——我们依然能看到非常有趣的模式：在人均收入达到大约6000美元左右时——这是台湾和韩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达到的水平——除了产业工人阶级的发展与城市化之外，教育水平将会显著提高，全社会将会普遍识字，专业阶级将会兴起，复杂民间社会将会兴起，以财产所有权定义的中产阶级也将会涌现出来。所有这一切与参政诉求的涌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毫无疑问，权威主义也可以迅速实现现代化——韩国、新加坡、中国都做到了这一点——但是社会财富一旦达到特定水平，社会性质似乎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社会成员将会要求政府采取参与度更大、问责性更强的运作方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民主。

所以这台机器的前两部分连接相当紧密，但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的连接却相当不稳定。有些非常富裕的社会——比如新加坡——并不是民主国家，有些相对贫穷的社会——比如哥斯达黎加或者印度——却是民主国家。所以这里的相关性并不完美。至于在这台机器的另一头，各部分之间恐怕根本没有连杆，全靠线绳拴在一起。因为在文化领域我实际上同意亨廷顿的观点，即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紧密。我相信，最终并不会出现一个全球文化同质化的世界——反正我希望文化同质化不会出现——但是如果某个社会想要真正实现现代化，在文化进化的边界上或许确实需要发生某些事情，其中之一可能就是世俗政治，因为显著宗教化的政治或者显著政治化的宗教看上去并不很安全。但是我认为可以肯定，这台机器的另一端并不会产出文化同质化，我们永远不会全都成为亨廷顿所谓的“达沃斯人”——信奉世界主义、支持全球化、终日自鸣得意的现代技术使用者与消费者——这真是谢天谢地。

问题在于，我们在当前这个现代社会见到的各种体制究竟取决于什么。亨廷顿有一点说的没错：这些体制确实最早出现在基督教西方文明当中，原因则涉及了早期现代欧洲发生的一系列特定文化和历史事件。比方说，正如从托克维尔到黑格尔再到尼采等一系列哲学家们指出的那样，民主与普世人权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世俗化的基督教。当代的人权学说归根结底源自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督教教义，之所以人人平等则是因为人生而具备某些神圣属性，例如自由选择的能力。从历史上看，这种联系的存在毋庸置疑。问题在于，一旦这些体制得到发现，它们能否移植进任何其他文明，无论这些文明的文化起点如何？比方说科学方法是由笛卡尔等人在欧洲的某个历史节点发明的，从那之后就成为了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无论非洲人、亚洲人还是拉丁美洲人都能研究科学。那么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以及市场经济是否也是这样？还是说这些体制就像亨廷顿所辩称的那样具有文化局限性？

我相信，即使自从1989年——也就是柏林墙倒塌之际——我写下那篇文章之后发生了许多可怕的政治事件，关于现代化的基本故事仍然还在稳步行进。现在非常流行——也许旧金山这边的风气不同于华盛顿——对一切都持悲观态度。情报机构尤其依靠鼓吹悲观情绪来赚钱，将人们的注意力导向中东恐怖主义。但是过去五年以来，我们一直在经历全球人类历史上最非凡的时期：全世界所有地区都在经历持续增长，最大的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尤其在增长率方面保持领先。显然，我们还面临着全球变暖以及其他各种致使发展不可持续的问题，但史在减少贫困人口方面，过去20到25年已有数亿人受益于现代化在世界许多地方取得的巨大成功。所以我认为人类发展的基本叙事仍然是现代化。问题在于这种现代化是否必然需要自由民主。有两个非常有趣的社会实验正在进行，那就是俄罗斯和中国，因为两国都在经历现代化与经济增长，两国也都奉行威权体制。

我有一个办法可以测试我是否正确：只需再等待二十年即可——希望我还能再活二十年——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初步确定，印度这样较低水平的民主现代化或者欧美日本这样高水平的民主现代化是否在政治上更加稳定且成功，在经济上更加富有成效，又或者威权现代化其实具有某些我们还没看出来的长期优势。反正我打算把宝押在自由主义民主制度这一边，因为我相信现代政治系统必须具备问责性，没有根植于政治体制的反馈循环就没有好政府。随着社会变得日益复杂，随着政府职能日益扩充，维持反馈循环与问责机制也会变得越发困难。假设化工厂向河里排放有毒化学物质，而附近居民却得不到组织抗议的许可，这样的社会恐怕要比存在问责机制的社会更难成功。但是话说回来，一切都要走着瞧。我不是先知，任何实验都有可能产生意料之外的结果。

接下来我想谈谈针对历史终结论的四项反驳。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和俄罗斯的存在本身就是针对历史终结论的反驳，这里我再谈几条别的。首先从伊斯兰教开始——不是作为宗教的伊斯兰教，而是我们自从911事件以来看到的激进伊斯兰意识形态。很多人公开宣称这就是针对历史终结论的反驳。伊斯兰激进派——例如拉登与基地组织——根本不想要任何形式的现代化。他们不仅不想要自由民主，而且还不想要现代消费社会，而是坚定地非得停留在中世纪不可。对此我的答复如下：即使在911之后，我依然觉得这种说法太看得起这些团体与派系了。他们所代表的根本不是世界各地其他人想要效仿的成功发展模式，并非穆斯林文化出身的人们根本没兴趣推广他们这套政治化伊斯兰理念。许多学者还提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否存在足以阻止政治或者经济现代化的永久性文化障碍，以及某个特定文化群体是否代表了特别严重的障碍。我认为这种观点极不可能正确。从伊斯兰教本身来看，完全没有理由认为穆斯林社会不能实现经济现代化。事实上如今已经有了几个相当成功的案例，比如土耳其、马来西亚或者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印尼。我还认为穆斯林社会没有理由一定不能创建并且维持自由民主体制，这方面的案例包括土耳其、马里、塞内加尔以及1997年以来的印尼。

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极端伊斯兰团体针对现代性的激进拒绝究竟受到了什么因素的驱动？我认为这种拒绝并非完全出自伊斯兰教本身，因为伊斯兰教非常注重法律并且深深根植于定义与描述个人身份的地方传统习俗。非常有趣的是，在当代世界倾向于被伊斯兰圣战组织吸引的人们往往并不是传统伊斯兰社会的成员，而是生活在西方社会边缘的穆斯林少数群体，比如撞击世贸大楼南楼的穆罕默德.阿塔，或者杀害荷兰电影导演特奥.梵高的穆罕默德.布耶里，或者伦敦7月7日地铁爆炸案的实施者。有时当现代世界借助互联网与电视等形式将与全球化高度绑定的西方文化灌输到中东地区时也会导致类似的异化。我认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根源在于传统社会与成功的现代化社会之间存在一片文化无人区，置身其中的人们失去了自我身份认同。同样非常有趣的是，像印度和中国这样成功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并没有产生这一类恐怖分子，这些人更多地来自那些接触了现代化但是未能成功融入的阶层。这一点意味着极端伊斯兰教现象并不新鲜，我们以前早就见过。当然，我们不该因此就感到乐观，但是极端伊斯兰教确实很符合针对法西斯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社会起源的经典社会学解释：典型的布尔什维克或者法西斯分子是那些在工业化世界找不到归属感的工人阶级，他们刚刚离开村庄这个紧密联系的社区，来到大城市生活，却没有明确的身份认同。然后希特勒告诉他们：“让我来告诉你，你是谁——你是一个德国人。”我认为拉登在很多方面也在有样学样：“让我来告诉你，你是谁——你是全球穆斯林乌玛的一员，我可以通过以下意识形态非常精确地定义你的身份。”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应对这场政治运动时不会遇到许多棘手的麻烦，但是我不认为这些麻烦足以让这场运动上升到文明挑战的程度。

第二个针对我的理论的主要反对意见是国际层面的民主。如今最常见的民主形式是国家民主，在美国、法国、日本、韩国等等国家都能见到。实际上，经历了几百年的政治发展之后，我们大致知道现代自由主义民主机构应该是什么样。如今我们真正缺乏的是在当代世界强制问责并且确保互助的机制——也就是国际民主的另一个说法。在伊拉克战争我曾环游世界，发现了一件非常引人注目的事：上述状况因为美国在各个层面的压倒性主导而越发加剧。美国今天的军事开支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英国在其帝国巅峰时期试图调整其海军规模，使其至少与第二、第三大海军加起来一样大，而美国则干脆压倒了所有人。在政治层面上也能体现这种霸权——我们可以推翻8000英里外的政权。在经济上美元的持续影响力非常大。在文化上美国也堪称一家独大。这一切都为世界上的大量反美主义奠定了基础。我认为归根结底正是因为这种缺乏——在非美国人看来就是缺乏针对美国的问责机制以及迫使美国与其他国家互惠互利的机制——致使我在过去几年中无数次听到无数非美国人说“我真希望我也能在美国大选中投票，因为你们选出的总统对我的生活影响很大，但是美国总统只对美国选民负责。”顺便说一句，我不相信这种制度问题能够被联合国解决。我认为它将通过多层次重叠国际机构来解决，其中许多机构看起来肯定不像传统国际组织。我相信，作为全球化的后果之一，此类组织必然大行其道，因为全球化确实创造了赢家和输家。如果我们想在国际层面保持世界稳定，问责机制就必须存在。我不知道这项任务能否得到完成，但我认为它迫切需要得到完成。

第三个反对意见涉及了贫困以及如何在一开始如何登上经济上行的自动扶梯。我前面提到了相对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自由民主之间的相关性。我只是个社会科学家，不是自然科学家，但是就社会科学而言，这两件事的联系如此紧密，几乎可以称之为法则。但是无论通过怎样的方式，想要达到人均6000美元的收入对于许多社会来说都很不容易，这里存在鸡与蛋的显著问题。我认为发展的关键实际上不在于资源，也不需要杰弗里.萨克斯所说的外部大推动，而是在于体制。除非一个国家能够履行国家应尽的义务——比如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维护基本法治与国内秩序，防御敌人等等——否则就不可能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当今世界成功发展的区域在各自的前现代时期都具有相对强大的国家体制，然后只要施行正确的政策就能起飞。在很多方面中国的国家体制都比欧洲更为古老，几百年之前就建立了中央集权行政机构、官僚队伍、税收制度以及土地清册调查制度，承担这一切正是国家体制的职责。对于像中国这样相对强大的国家体制来说，只要认识到共产主义作为经济政策并不可行，转而采用听从市场信号的政策来取而代之，很快就能一飞冲天。

但是在世界许多地区——包括我即将去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地区——历史上就没有国家体制的传统。当然，这话并不能放诸全非洲而皆准。但是在发展中世界的许多地区，国家体制都远远赶不上我们刚才提到的任何国家；至于在其他地区，原本的国家体制干脆遭到了殖民主义的严重破坏。我认为这种情况在非洲最糟糕。在欧洲殖民之前，当地本来有各种各样的传统体制，结果悉数遭到了破坏。更糟糕的是，非洲的殖民化发生得非常晚，直到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开始，以至于此时的欧洲人根本没兴趣在殖民地建立哪怕是为殖民统治服务的完善管理体制，因此此时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只剩下了几十年，欧洲国家彼此之间早已虎视眈眈，因此在殖民方面怎么省钱怎么搞。这些殖民者没有像英国在印度那样耗费二百年来打造殖民管理体制并且增强当地精英阶层的权力。相反，非洲的殖民者们一边修改各种当地法律并且削弱传统体制，同时又没有引入任何类似现代国家体制的东西。我认为这是目前全球发展的一大问题。要想根除贫困，让人们登上发展的自动扶梯，达到人均6000美元的水平，就必须首先解决这个先决问题，即拥有能够提供基本服务的政治秩序。

更进一步来说，当前的国际体系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以各种方式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体制软弱。有时我们会通过仁慈杀死一个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大约8%到12%的GDP来自国际捐助。如此大规模的资金转移资金会使国家变得幼稚，因为他们实际上不需要创建自己的体制，只需要依靠非政府组织和外部捐助者。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在很多情况下冻结了地区冲突，这种做法也未必有利于该地区建立国家体制。欧洲在其历史演变过程中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才达到目前的二十世纪现代化阶段。首先是国家形成的血腥时期，欧洲统治者互相斗争以创造连贯的领土空间与政治空间。为了做到这一点，旨在确保当地人口相对同质的种族清洗成了司空见惯的手段——这个过程实际上一直持续到了二十世纪末。第二个阶段是实施自由法治以及限制主权。最后——只有在最后——才是推行民主化。全套过程在法国这样的国家耗费了五百年，我们期望发展中国家在一代人的时间就全盘复制——对不起办不到。这就是贫困仍然存在的原因。

我今天感冒，嗓子可能马上就要哑了。幸运的是我们已经说到了第四点反对意见，也就是技术。正如我所说，历史进程的驱动力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到目前为止，技术一直能够解决它为自己提出的问题，特别是经济生产力问题。但是我们并没有特别的理由认为这一点将永远持续下去。某些技术发展显然有能力结束现代化。我们特别担心的问题是全球变暖，但是还有其他问题，例如军事技术的民主化，尤其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民主化。极其强大的毁灭手段过去只掌握在国家手中，现在个人也有了使用此类技术的潜在可能。通过生物技术以非常微妙的方式塑造人类行为的前景也是我讨论过的问题，谁也不敢说我们的政治制度一定可以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只需看看当前应对全球变暖的集体行动多么缺乏协调就能意识到这一点。关于第四点，我给不出特别保证，我无法预测国际机构的增长能否满足应对这一点的要求。如果满足不了的话，我认为技术本身——一直是我讲述的现代化故事的力量源泉——可能有朝一日会终结现代化。

最后我只想说下面这几句话。一直都有人指控我是某种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历史终结的理念确实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正如我说的，我只不过比马克思主义者提前一站下了火车——但我认为我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很不相同，因为我不相信历史有什么铁律。我不相信我描述的任何力量倾向于创造长期的现代化进程或者锁定普世历史的发展路径。个人的能动性非常重要，如果特定的战斗没有打赢，如果特定的政治家没有当选或没有通过政变上台，那些社会的全部后续历史可能会非常不同。我像鲍勃.赖特一样相信人类社会当中存在某种平衡机制，如果某个发明在一个社会出现然后遭到压制——就好比早期德川时代的日本步枪一样——那么这项发明最终会传播到这个社会之外并且大放光彩，因为它能在不同社会相互竞争的过程当中带来优势。这意味着这些发明无法被长期压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此期间不可能出现其他巨大变化，而这些变化仅仅源自公民、政治家或者政府官员的政治选择。换句话说，尽管我仍然相信历史，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免除个人作为政治参与者的责任，因为我们可以在非常重要的方面继续塑造我们的政治未来。

再继续说下去我的嗓子可能真要哑了，所以我就说到这里吧。接下来我回答几个问题。非常感谢你们的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