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三中猜想 -- 达闻奇

不知不觉，三中全会召开了。不知不觉，三中全会快要闭幕了。

此次三中全会令人瞩目之处，不仅在于“千呼万唤始出来”，也在于当下这个时间节点面临的诸多关键性问题。

而这次三中全会也确实呈现了与以往诸多的不同之处。比如整个过程非常平静，没有什么消息传出。

这有两种可能，一是会议的过程非常平淡，平淡到没有什么消息。

还有一种就是实际过程非常复杂，非常激烈。

到底是哪一种？从河里来看，也是一片静悄悄，大多数热度都被大洋彼岸最近的变化吸引过去了。

本人对于国家的未来当然是关心的，因此尽管才疏学浅，也不自量力来做一些分析和推导。

总体上，本人认为这次三中全面以及以后中央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稻派和反稻派都别急着血压上升。这个说法虽然是沿用之前领导人的，但只是一个巧合。

大家都知道，1987年十三大上确立了我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到目前为止，这个基本路线都没有变化。

路线不变，但面对的问题一直在变。目前面临的问题，是经济建设仍然为中心，但过去单纯的以刷GDP为纲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以及，我们现在正在面临的重大变化，愈演愈烈的全球经济总危机。

既然是总危机，那么就是无可避让，只能应对。因此，接下来一段时间的问题中心，就是应对经济危机，以及以此展开的一系列思想观念的转变和实际操作的变化，这就是一个中心。

至于“两个基本点”，就是以俄乌战争为代表的新时代的中国与全球，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新型关系问题，以及在新冠疫情之后，面临的全新的内政民生问题，一个对外，一个对内。

无需讳言，两个基本点的问题依然是从“一个中心”，即经济危机问题延伸出来的。

这里略微展开一下，无论是俄乌战争，还是新冠疫情，都是全球性问题，而各国对此的各种举措，也依然是经济危机问题的衍生。

在中国，这个情况稍微复杂一点。我们知道，四十多年前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在那之后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任何发展模式都不可能一劳永逸。新冠疫情，以及之后的俄乌危机改变了所有人的想法和生活方式。

我们常说一个词叫“既得利益者”，贬义居多。其实，无论得利多少，大多数人的本能反应都是不会放弃到手的利益。

这在河里也体现的非常充分。由新冠和俄乌而引发的种种争论、矛盾、冲突、攻讦、谩骂、站队等等，大多是因为这种不愿意放弃既有利益和思维方式、不愿意自己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而引起的。但世界大势不会因为个人的意愿而改变。

所以问题始终是要面对的。

从十多年前开始，便有所谓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争论，这个争论也基本贯穿了此后十余年网络键政的大多数内容。

时至今日，这个情况仍没有大的改变。我以前总结过，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从最初的全面以苏联为师，建立以中央官僚为核心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探索阶段，再到改革开放后，转向欧美，融入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经济体系。

这里，体现出一个清晰的“苏俄——中——美”的钟摆式模型。大多数以二元对立思维为主的网络键政，会纠缠在一个“苏——美”的对立架构里，不是往南，就是往北，而忽视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历程中，并不是简单的前后三十年对立，而是在两极之间，有一个不断探索独立自主路线的过程。无论前后三十年，这个独立自主路线的“主旋律”没有变过。

事实上，当初正是毛主导了“苏俄——中”的第一次经济转轨过程，无论是大跃进，还是三线，包括文革，以及后来的中美建交，包括毛身后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转型，都是毛亲手推动并打下基础的。

因此，那个“毛——稻”的二元对立模型，本身并不完全准确。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毛邓都是“去苏化”路线的推动者和执行者。

另外，也不要简单地把“苏俄——中——美”简化成意识形态领域的“左——中——右”，某种程度上，苏俄，尤其是在公开语境中变成“苏修”以后，同样是“右”的代表。

在经过前后六七十年的探索后，推动并形成自己的发展模式，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不过，世事变化，这里有几个容易为人所忽视的波澜，正在影响当下格局的发展。

一个是新冠疫情。这是兰小欢在最近演讲中所说的“大的不可预计因素”，两个要素，一个是大，大到所有人都受影响，另一个是不可预计，没有人能预料到事情的到来，以及到底会有多大影响。

既然大到不可预计，那么我们所有的精心计算、未雨绸缪或者运筹帷幄不就是无用功吗？并不是如此，大的趋势也是要与历史格局共同发生作用的。

新冠疫情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更重要的是，它促使我们去思考过去一根筋的发展模式，以主动应对经济危机和转型问题。

而俄乌战争则从另一个方面产生了影响。一是改变了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功能和格局。二是推动中国从内部改变原来的经济发展方式和方向。

这里最突出的就是一个从原来的走向欧美化，与去欧美化。由于在某些意识形态语境里，俄乌战争被认为是俄罗斯“带头反抗以美西方为代表的世界旧秩序”，因此这里呈现了清晰的意识形态分野与政治阵营的划分意识。

另一方面，以拜登为代表的美国政府，也延续了上一届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和技术、经济围堵、脱钩政策。这无疑从另一方面影响着中国上上下下的发展思路。

因此，原先那个“苏俄——中——美”的钟摆，在经历了四十年的向一侧摆动后，终于呈现了向另一侧摆动的趋势。

我们知道，不同的经济基础对应不一样的上层建筑，每一种发展方略也有各自的拥趸和利益群体。苏俄派既然占据了曾经的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流，当然也有庞大的利益群体。当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力量，也花了好大的力气才将其打压下去。

但借用自媒体上的一句话，苏俄派只是被打压了，并不是死了。在经历将近六七十年的蛰伏后，在美西方阵营或主动或被动的开启与中国疏离的进程时，苏俄派无疑看到了久违的曙光。

另一方面，三年新冠疫情，以及放开之后这一年艰难的经济恢复和转型过程，从另一方面加强了苏俄派“夺回”中国经济权柄的希望。

之前已经说了，既得利益无论厚薄，都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利益和生活思维方式，除非一些特殊原因。新冠疫情无疑是这样的重大原因。

因为原有的“经济发展”、“阶层跃升”愿景一下转到了“生存”上，使得上上下下，无论是体制还是市场，官员还是工农兵学商医，都改变了原有的观念。这种利益让渡和思想松动无疑有利于变革的推动，但具体导向则是另一回事。

这有些类似于本世纪初期，美国小布什借助“911”对美国老百姓和全世界的巨大冲击，改变了原有的内政和外交路线，比如借助《爱国者法案》来让美国老百姓心甘情愿的让渡一部分利益，以打击恐怖主义和维护国家安全（不管是不是名义上的）。

同样，新冠疫情也让中国老百姓在三年中心甘情愿让渡了一部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比如空间和自由，以及发展可能性和经济利益等等，以维护社会秩序，抗击疫情。放开之后，这种惯性也一定程度保存了下来。

这就给领导层的政治实践和实际操作以难得的空间。不过，此后的进展告诉大家，事情并不会一帆风顺，问题是复杂的，任务是艰巨的。

而三中的一个重要任务，个人认为就是对这种未来可能性做出分析和判断，以及决定今后的路该怎么走。

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中国发展方向的钟摆虽然在“掉头”，但并不是像不少人认为的一样，简单地往另一侧摆动。

比如有些人认为的，美西方不行了，所以要抛弃市场经济，建立计划经济。这是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并且似乎与脱钩和俄乌战争的大背景暗合。

而事实上，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中”式的发展模式，而不是简单地在计划和市场之间来回横跳。邓的那句“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的判断依然有效。

认为实现计划经济，就能有效应对现有的经济危机，以及实现社会公平和高速发展，这是另一种幻想，是一种简单化的思维。

首先，在国际上，中国一直强调的是要维护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和经济秩序，而美西方的贸易战、围堵、打压、脱钩等策略，都是反市场经济的，也就是说，在世界上，中国才是目前全球化和市场经济体系的引领者和维护者。

其次，在国内，因为过去一年艰难的经济转型过程，很多人对如何继续推动发展，转型升级已经产生了某种失望甚至绝望情绪。而体制内某些人，尤其是部分既得利益，在大形势下不得不面临利益缩水和盘整，则有了另外的想法。

这些想法就是，既然市场有问题，就消灭市场，借用体制力量直接将原有的利益格局固化下来。

这样一来，虽然盘子继续做大的可能性不大，但至少自己的一块是少不了的。当然，原教旨主义苏俄派会认为“计划经济=左=社会主义”，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要求重建计划经济体系，但事实上这些人的诉求大都并不在体制内那部分人的考虑范围之内。

而另一方面，这些诉求从某种程度上是很诱人的。因为官僚体系的一部分是计划体制的直接受益者，政策的倾斜当然会得到这部分人的拥护。

而推动经济社会转型无疑需要大多数人，当然也包括官僚体系和上下既得利益的人的拥护，因此这种置换和让渡似乎也是可能性的一种。

所以，现实的情况就在于我们想实现什么，我们已经有了什么，以及愿意付出什么。领导层的决策必然是一个综合的、复杂的、反复博弈的过程，最终的结果也不会是简单思维方式的某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