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研究文革和毛主席的几个原则，第一，毛主席永远正确，有问题 -- 真离

乌尔里希·德梅齐埃

播报

乌尔里希·德梅齐埃（Ulrich de Maizière，1912年2月24日——2006年8月26日），西德军人。1966年至1972年担任第4任联邦德国国防军总监。

中文名乌尔里希·德梅齐埃

外文名Ulrich de Maizière

国 籍德国

出生日期1912年2月24日

逝世日期2006年8月26日

职 业军人

主要成就1966年至1972年担任第4任联邦德国国防军总监

目录

1服役时期

2退役后

服役时期

播报

编辑

德梅齐埃家族是法国流亡的胡格诺派教徒贵族家庭的后代。乌尔里希·德梅齐埃1930年参军条件合格后，被分配到第5步兵连为士官候补生，1933年被任命少尉。1937年转到第50步兵连。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以上尉连队副官随军进攻波兰。1940年任C集团军威廉·冯·里布上将的参谋。1941年1月任18步兵师战备部长（副参谋），参与列宁格勒作战。1942年1月，调职陆军总司令部，以少校军衔从事新师团的编制事务。期间，与后来成为首任联邦军队总监及作战部长的阿道夫·豪辛格少将（Adolf Heusinger）相识。

1943年2月再次调职东部战线，晋升中校，任新编制的第10装甲掷弾兵师主任参谋。同年夏参加库尔斯克会战，后被反坦克炮弹碎片击中受伤。1945年2月调回陆军总司令部任作战部主任参谋。5月8日德国投降，被英国军队俘虏。

1947年被释放，在一家乐器销售公司销售图书及乐器。不久德国重新建军，1950年12月，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授权前纳粹陆军中尉布兰克秘密进行重整军备事宜。德梅齐埃也受到召集信件。1951年2月，德梅齐埃以军事顾问的身份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欧洲防御共同体的有关协商会议。1955年5月，西德国防军正式组建，1956年12月德梅齐埃晋升少将，1958年担任第1掷弾兵师A1战斗群（后为第2装甲旅）司令官，1959年4月任改名为第1装甲掷弾兵师代理师长。1962年4月担任汉堡的德国联邦国防军指挥学院（Führungsakademie der Bundeswehr，缩写FüAkBw）院长，1964年晋升为中将，10月担任陆军总监。1966年8月国防军总监海因茨·特莱特纳辞职，德梅齐埃接任，直至1972年3月退役。

退役后

退役后，德梅齐埃居住于波恩，1973年至1994年任国防部的《联邦军成立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长等职。

乌尔里希·德梅齐埃的兄弟克莱门·德梅齐埃（Clemens de Maizière）是东德基民盟创始成员之一，他的侄子洛塔尔·德梅齐埃是民主德国最后一任总理。乌尔里希1944年结婚，生有二男二女，次子托马斯·德梅齐埃2009—2011年担任德国内政部长，2011—2013年任国防部长，2013年12月17日再次任内政部长。

托马斯·德迈齐埃

德国内政部长

同义词托马斯·德梅齐埃（托马斯·德梅齐埃）一般指托马斯·德迈齐埃

托马斯·德迈齐埃，德国政治人物，生于1954年1月，2009年10月起任德国政府内政部长，2011年转任德国国防部长，2013年再次出任德国内政部长。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是默克尔最亲信的幕僚之一。

中文名托马斯·德迈齐埃

外文名Thomas de Maizière

国 籍德国

出生日期1954年1月

德国总理默克尔2011年3月2日在柏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名他接替辞职的古滕贝格，转任国防部长。德国各界相信，他能完成联邦国防军目前艰难的改革任务。 [1]德国总统武尔夫3月3日任命原内政部长托马斯·德迈齐埃接替卡尔-特奥多尔·楚·古滕贝格，担任联邦政府的新一任国防部长。2013年回任德国内政部长，被视为总理“接班人”。

“我永远都是一个东部政治家”

“默克尔比我年轻20岁。我始终无法摆脱东德，我永远都将是一个东部政治家，这就是我们之间20岁年龄差距造成的不同。我无法摆脱掉过去的经历，这会让其他人感到失望，因为这样一来，我就必须说，自己人生的一切都是错的。我受过不少指责。但我的感觉是，那一阶段交给你的任务已经解除了，现在我终于可以回去过自己的生活。”

丘吉尔有句名言：“历史是胜利者写的。” 　提起德国统一，多数人只会联想到科尔、戈尔巴乔夫等昔日风云人物。事实上，自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下，到1990年10月3日东西德正式合并期间，有一个东德人也为统一进程扮演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他就是东德的最后一任总理洛塔尔·德梅齐埃（Lothar de Maizière）。

你可以说德梅齐埃算是个失败者，因为他只当了半年差10天的总理，他统治的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便从地球上消失了；他的主要历史使命，就是为东德“料理后事”。

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胜利者，因为他如愿地看到德国的统一；他早在1956年就加入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成为统一后的第一个执政党；当年在他手下担任政府副发言人的安格拉·默克尔，现已成为德国总理。

德梅齐埃身上有不少有意思的地方：他是个在图林根州出生的德国人，却有一个法国名字；他原本是科班出身的音乐演奏家，柏林交响乐园的第一提琴手，后来因为从政而身份显赫，如今又摇身变成一个执业律师。

赎买统一:西德发给东德每人百元

佚名 2016-07-27 11:24

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曾受过良好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训练，认识到共产主义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并顺应而行。他注意到生活惩罚那些迟到太久的人，正如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所说，历史从不对任何宪法宣誓效忠,这与卡尔•马克思、罗莎•卢森堡以及其他人的经典论述十分契合，他们认为，政治家的作用可能减轻新体制诞生的剧痛，但永远无法逆转历史潮流。

克里姆林宫肯定很早就猜测过，历史正在计划重新统一德国，因为1989年春已经谣传，苏联可能会就此做出让步。美国新闻界拾起这些传言，接着就展开了关于重新统一的广泛讨论，大多数全国性报刊都参与了这一场讨论。当说到戈尔巴乔夫打算恢复斯大林曾在1952年开始过的尝试，并作出关于重新统一的提议时，曾提到过拉姆斯多夫(德国自民党的领导成员)1987年5月的言论。所有这些皆被官方否认，戈尔巴乔夫表示这将属于历史的进程，便抛开了该话题。在欧安会的赫尔辛基大会上，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预言，柏林墙将矗立100年。然而，从上所述可见，尽管共产党领导人否认，但是他们正在做准备，当时间接近时，去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

东欧革命和德国统一完成得难以置信的轻松，个中原因部分缘于根深蒂固的历史宿命论，以及共产党人对革命进程彻底的几乎是虔诚的尊敬。卡达尔、雅鲁泽尔斯基、胡萨克、日夫科夫和昂纳克的政权不流血地垮台，并为民主政府所替代，倘使那些干部们自己未曾受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彻底训练，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当革命大众走上街头，领导者们意识到人民运动是完全反对他们的，逆历史潮流而动便显得毫无意义。在那个“星期一示威”过程中，从未有过的迫切呐喊“我们就是人民”，在莱比锡城上空回荡，震撼了共产党领导阶层乃至其核心。

莱比锡没有发生枪击，因为共产党反对昂纳克似乎准备接受的流血。追随取代昂纳克的埃贡•克伦茨的人们宣称，他们当时是一支温和的力量，俄军指挥官当然拒绝使用武力。在大多数其它东欧国家发生的一切没有区别。谁会相信共产党统治者会如此轻易地放下武器。

虽然，中国和罗马尼亚是普遍模式的重要例外，但是，他们还只是例外。令人奇怪的是，在许多国家革命者和统治者之间，没有发生暴力和残忍的冲突。尊重历史进程的宿命论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源于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坚定信仰，也可能是确保这些革命者没有流血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德国统一政策是这种宿命论的受益者之一。当政策制定者敲响克里姆林宫大门时，他们发现它们已然打开——事实上，比唐宁街10号和爱丽舍宫的大门更为开放。的确，苏联作出让步的程度超过了最乐观的估计，无论是两国政府间解冻的速度，还是达成“2+4”条约的条件。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尽管德国外长曾公开要求成为北约的一个受到限制的成员，苏联竟同意让统一的德国成为北约一个不受限制的成员。

十分明显，苏联愿意作出让步，这就使得德国外交取得了极大成功。然而，在对谢瓦尔德纳泽的外交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人看来，这样的让步应归咎于苏方的无能，如此就显得幼稚了。其实应该是他们对“铁的经济法则”的必然性，作出了相当明智的反应。

论证共产主义宿命论促进了革命，并不意味着这是根本原因。是那些被剥夺了权利和被判贫穷的人民自己，最终将共产主义扫地出门。在民主德国，他们施加压力始于莱比锡的1989年9月4日“星期一示威”，随后迅速扩散到其它许多城市和乡镇。最后，甚至谨慎的柏林人也示威了。开始是成百，然后是数十万，最终是上百万的人，为了他们的权利而示威。一周接着一周，他们平静但坚定地走上街头，他们的口号变得愈来愈迫切、愈来愈自信。一开始，示威者是游街；接着，发展为攻击政府和国家安全部；最后，要求重新统一。“我们就是人民”变成“我们是一个民族”。

东德人民反抗的原因，基于极权统治下的政治压制，加上其体制下的经济落后。当政府放松了传媒政策，当人们能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他们的西德亲戚们富裕的生活水平之后，不满情绪剧增。如果共产党政府能够灌输给人们一种克己的、可能使他们抵御物质繁荣诱惑的理想主义，那种由于生活水平差异引起的问题，可能不会那么严重。然而，恰恰相反，它不停地断言共产主义体制在物质商品生产上的最终优越性。东德政府采用极其投机和有问题的资料，表明工人的生活水平在许多方面等同甚至优于西德工人。十分明显的不足之处就是，东德提到的所谓劳动生产力的高增长率。它所宣称的这些，很快掩盖了其不足。（关于这些增长率非常具误导性这一点从未提及，因为产品质量的微小变化被任意转换为过分高估的数量变化。）随着他们的注意力继续指向生活的物质方面，最终甚至最坚定的共产党人，也不会看不到在生活水平方面的的确确存在着巨大差异。1989年，东德的平均实际收入最多是西德的三分之一。

抵消反抗的最后办法，是加强对去其它东欧集团国家旅游的限制。东德政府被迫施加更严格的限制，因为某些这类国家愈来愈被当作通往西方的跳板。在1989年内，数以万计的人以这种方式成功地逃离，甚至在柏林墙推倒之前，东德当局似乎就对这种情况渐渐失控。没有语言障碍意味着，东德人总有着强烈的动机移民去西德。 从1949年东德建立到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兴建期间，总共有270万人移民。在后来的28年间，那道铁幕有效地将移民数量降至60万人。然而，当1989年5月匈牙利在铁幕上打开第一个缺口之后，对偷渡者便失去了控制。铁幕上缺口遍布，人们开始大批离去，甚至比柏林墙建立之前还多。

对那些假扮成旅客并设法取道匈牙利逃往西德的东德人，紧缩签证条件和加强边境控制，收效都甚微。逃亡者的反应是成群涌向联邦德国在布拉格和华沙的大使馆,其数量令当局除了驱散他们外别无选择。东德政府封锁逃亡路线，取得了部分成功，但是该成功引发了“星期一示威”。这些示威迫使政府在1989年11月9日开放通往西德的边境。

决定开放边境大概是希望，允许人们拥有自由旅游的权利会稳定共产党体制。但是，这种希望被证实是错误的。与稳定相反，它导致更大批的人离去。很早以前当蒂伯特(1956)和其他人启发他们说，人们会用他们的脚来投票表决，东德体制中原本就存在的自信心缺失进一步加剧。在边境开放后的几个月，数以千计的东德人跑到西德去了。

来自东德的移民没有给西德造成实际问题。尽管普遍流传着相反的意见，但是，每年他们的数量从未超过来自其它东欧国家的德国人。（见图1.1）自1987年以来，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政策使来自东欧集团国家的移民潮陡增，迫使西德政府建立住房计划和其它服务以照顾到这些人的需求。众所周知，有超过200万的潜在移民正住在苏联。这些人被官方划分为德国人，他们的祖先被斯大林驱逐到西伯利亚，其中部分来自“伏尔加德意志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其余则来自其它苏维埃共和国内德国人的飞地。人们也知道，根据西德移民法，还有成百上千的人可算做德国人，他们正住在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联邦德国当局很清楚地意识到，戈尔巴乔夫将苏联移民政策自由化可能导致移民潮，并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这一点为以下事实所证实，即西德特别强调来自东德的难民潮，以此加速“2+4”谈判。

然而，边境的开放对于东德而言，是一场大灾难。首先，它加剧了经济问题。在公共服务和工业领域内许多关键职位突然变空了，而且短期内没有机会填补这些空缺。其次，共产党国家一下子失去了其起初赖以控制人民的镇压手段。当有麻烦时，东德人民现在可以选择逃往西德。于是，他们对当局的威胁变得具有免疫力，而且他们不再惧怕因反抗所导致的那种结局。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以下一个事实，成百万自己不愿迁往西德的人们利用了新的旅游机会，带着对物质商品增强的欲望返家。 西德政府免费赠送每个人100西德马克，使他们尝到了西德消费社会的甜头，并且亲眼看见他们曾经在电视里看到的西德并非海市蜃楼。那种想分享一个富裕国家赐福的欲望增强了，并且证实与东德持续存在的现实格格不入。

当边境第一次开放时，大多数人都没能预料到未来发展的走向和速度。几乎没有什么人想到重新统一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发生得如此之快。（“统一”一词尚未被使用过。）然而，许多人推测是否（用维利•勃兰特的话）“同根生”可能发展为“共成长”。

当东德的新任总理汉斯•莫德罗在1989年11月13日的政策讲演中，建议在两国之间推行一种“条约共同体”时，就已经向统一迈出了第一步。然而，真正引向重新统一政策的是“十点建议”，这是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在1989年11月28日向吃惊的联邦议院提交的。该计划采纳了莫德罗关于“条约共同体”的建议，但是更为深入，谈到了 “联盟结构”以及在德国的两部分之间建立 “联邦”。尽管用词选择谨慎，“十点建议”被证明是在德国及许多其它国家内广泛讨论重新统一的标志。数月里，这个话题成为政治层面、学术顾问以及媒体的主要讨论内容。第一个采纳“十点建议”的是联邦德国经济部顾问委员会。12月16日，它建议 “在一个共同的政治框架下”统一德国的两部分。

“十点计划”的发表是一个聪明而大胆的政治举动。科尔事先并未与英国和法国政府协商。他是想避免他们影响该计划的内容，并想绕过玛格丽特•撒切尔和弗朗索瓦•密特朗在各种发言中所预示的拖延战术。科尔的这一举动是聪明的，因为它意味着欧洲联盟最终只能抱怨该计划的形式，而不是其内容。其内容与人们口头上经常支持的德国重新统一思想十分契合，它也与关于德国的各种条约和协议里的声明相契合——例如1952年的德国条约，1954年西方大国考虑德国进入北约时做出的宣告，以及1956年欧洲共同体罗马条约。德国条约还特别包括了把德国的重新统一作为一个政治目标。

在这些情况下，法国和英国不可能不同意德国统一，尽管这与他们真正的心意相违背——尤其是密特朗，他直到最后一分钟还在极力寻求有效的反统一政策，还拜访了东德领导人和戈尔巴乔夫。在短暂的拖延之后，英国和法国政府同意西德关于开会的建议，在该会中两德和四个占领国（英国、法国、美国和苏联）将谈判废除那些仍然保留的占领法。他们继续支持这个目标，直到它得到1990年9月12日的“2+4”条约的认可为止。

关于统一，美国没有这种保留意见。对德国革命的巨大热情之潮迅速地波及美国的大部分地区，在某种程度上归功于以下事实，即大约有6000万美国人乃是直接由德国移民繁衍而来的。现在大量德国人正致力于从独裁政权中争取自由的斗争，许多德国血统的美国人又一次高兴地承认了他们的祖先，尽管在此之前他们都对此事选择了保持沉默。学语言的学生成群涌入歌德学院，而且现在经常出现在电视上的德国国旗，又变得十分值得尊重。除了那些纳粹时期的逃亡者对此事可以理解地有所保留以外，有证据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强烈赞成德国统一。美国政府尽其全力依照美国人民的意愿而行，并有力地支持德国的政策。

在发表“十点建议”和达成共同体条约之后，德国事态迅速发展。东德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改革，不顾一切地挽救行将崩溃的国家。现在，允许东德公民拥有私有的生产数据，也允许与西德办合资公司，而且西德银行可以在东德建立分支机构。属于国家的生产资料被移交给新成立的归还信托机构，托管局, 它的正式任务是维持、重组和私有化东德产业。尤其重要的是，决定举行东德历史上的第一次自由的议会选举——随后于1990年3月18日举行。

屈于环境的压力，东德政府尽其所能挽救自己，但是，政府朝改革方向迈出的每一步，仅仅增加了人们的期待，而并没有丝毫地增加政府已然微弱的幸存机会。有一阵子人们似乎满足于被允许观看西德电视，接着他们似乎满意于国内改革，此后他们希望与西德建立邦联。最后，当形势看似接近时，目标转向完全的统一。同样地，人们的同情心迅速地从一个政治集团转向另一个。一开始，效忠的对象是那些参与建立“90同盟”的作家和神学家，旋即转向社会民主党，最终指向东德基督教民主联盟。1990年年初，民意测验还显示社民党处于领先，但是在选举中，压倒一切的多数选票跑到了那个劝服人们相信最有可能使经济好转的党派。1990年4月12日，基民盟的东德主席洛塔尔•德梅齐埃组阁了东德第一个自由选举的政府。

社民党的联邦议员英格丽德•马特乌斯•迈尔曾一直要求建立一个货币联盟，并且采用西德马克作为东德官方的交易手段。科尔很快采纳了这一建议，并承诺尽早使之实现，这成了基民盟在选举中获胜的决定性因素。尽管各个议会党团和联邦银行强烈反对，科尔还是成功地履行了他的承诺，于7月2日有效地将“东马克”转换为东德人想要的“西马克”。

货币联盟的条件表述在两德之间所谓的“第一个国家条约”里。该条约亦推行“经济和社会联盟”。东德实行西德的社会保险体系（尽管不是其社会福利的水平）和大多数经济法。允许两德自由贸易，东德的大多数价格还在条约生效前就已放开，并取消了奢侈税和价格补贴。

迈向统一决定性的最后一步是第二个国家条约，即“统一条约”。该条约于8月31日签字，10月3日生效。

最初的想法是，该条约可利用西德基本法第146条所提供的可能性进行草拟，并结合两国机构的积极要素形成一个全新的国家。然而，这种办法可能需要一个复杂的谈判过程和统一之后的一个长期实验阶段，而在此期间多数现存的法律可能会被修改。因时间的压力，预先排除了使用该战略。而是决定利用基本法第23条作为统一的基础。该条款给予东德及其任何地区如下权利，即如果它接受西德制定的条件，有权利以平等的伙伴地位加入西德。以23条方式统一减少了谈判成本，即只要做出过渡性的安排，以使共产国家体制适应西德法律体系。几乎没有什么例外，会不加改变地接受西德现存的法律，而这些目前正在前东德的领土上实行。扩张后的领土叫作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统一之前西德使用的名字一模一样。

统一条约中最重要的转型法是有关国有经济转为私有。德梅齐埃政府曾经赞成给那些被剥夺了财产的所有者予以经济赔偿，因为它想促进新的投资，并为东德人民保留尽可能多的国有企业的价值。然而，受外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强烈影响的联邦政府决定要求“实物归还”（即把物质财产还给它原来的主人）。引进自由贸易之后，东德经济崩溃，加之已经有人怀疑德梅齐埃曾与国家安全部合作，这一切降低了东德讨价还价的能力，以致于无法抵抗西德的压力。

只有苏联有足够的讨价还价的威力，以保证它的愿望能够实现。它自愿签订了从属于以下协议的2+4条约，即在1949年东德建立前被它剥夺的财产不再退还原主。于是，实物归还仅仅适用于1949年后被共产党人剥夺的财产。（美国后来成功地推进了一步，认为1933年到1945年期间被纳粹剥夺的财产亦应归还。）

除了关于剥夺财产的让步外，二战的战胜国还要求了一系列更进一步的让步。其中包括负担将被遣返回国的苏联军队的住房经费、限制德国武装部队为37万人，最重要的是，德国最终放弃它在奥得-尼斯河以东的领土。

统一后不久德国正式放弃了它对东部领土的要求，与波兰的边境条约正式完成，并且在《统一条约》中声明德国统一将“在该条约生效之日完成”。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东勃兰登堡和东普鲁士的大部分——尼古劳斯•哥白尼和伊曼纽尔•康德的故乡——不再属于德国法律意义下的德国。事实上，当二战期间及其后不久约1000万至1200万德国人从东部领土被驱逐时，夺回该地区的现实机会就已经消失了。然而，没有和平条约意味着，德国先前不必正式放弃它的领土主张，即使是在勃兰特政府于1972年与波兰签署放弃武力的协议时亦如此。 德国正式放弃东部领土是不得不为统一付出的代价。许多德国人宁愿选择一个真正的战前德国的重新统一；但是，这被证实是不可能的，而且从德国历史看来这也许是一桩好事。

本文作者为格琳德-辛恩，代表作为《冰冷的启动：从国民经济视角看德国统一》，上海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