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黑龙会”是个什么组织? -- 大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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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日本志士的野望

以前看日本老电影里,一代豪杰织田信长摆弄着西方入口的地球仪,对手下说,日本应该从朝鲜登陆,征服中国,一直南下到印度,建立一个广大的帝国(大意如此)。我当时的感觉是很滑稽,他竟然领会不到中国有多大,日本有多小,尽管地球仪中对此可以一目了然。历史上有据可查说过此话的是信长的继承者丰城秀吉。

【“君欲赏臣功,愿以朝鲜为请。臣乃用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庶几倚君灵威,席卷明国,合三国为一,是臣之宿志也。”(赖山阳:《校刻日本外史》第15卷)】此为秀吉向信长所请。

1590年(天正十八年)冬,已成日本实际统治者的丰臣秀吉致书朝鲜国王,

【长驱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400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史料日本》近世编,吉川弘文馆1964年版)】

秀吉将这个想法付诸实践。但是,农业时期的日本毕竟太小,资源远远不足以支撑秀吉的想象。秀吉日本对朝鲜的征服以完全失败告终。尽管如此,这段历史为丰臣的后人依然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

【“我帝国开辟以来,堂堂六师境外从事征讨,自上古神功皇帝征服三韩以后,迄于天智天皇在位,前后460余年间,凡30余次,然征讨三韩之地,即今之所谓朝鲜半岛者,更深入中国本土与之交兵”。“文录、庆长间,出兵朝鲜前后两次,为时达七年之久,二十万貔貅蹂躏八道之野,几番与明韩联军鏖杀,耀日军威武之辉于异域,永绝邻邦觊觎之念,扬国威,张国权,功莫大焉。是丰太阁(秀吉)雄才伟略所致,流泽后世之民多矣……温故知新……以此鼓舞振作国民敌忾之气。” - 坪谷水哉《丰公朝鲜军记》】

德川幕府尽管实行锁国政策,但是国内的思想家从传统和儒家中获取教诲,幕府初期学者山鹿素行(1622-1685)的汉字历史书《中朝事实》成为后世日本人心理的基础。此书的“中朝”不是中国和朝鲜,而是日本本土。中国被他认为是“外朝”。“外朝”多次被夷狄征服(指中国被北方来的游牧文化影响),已失去文明;且“外朝”自春秋时代以来多次因篡位弑君而改朝换代,不守君臣之义,已失去了“礼”,故不配称“中国”。而日本则不曾受夷狄侵略,且有二百万年以来万世一系的皇统,守礼守义,可称“中华”。山鹿素行批判朱熹对儒学的发展,指出要向周公和孔子学习儒家的本意,他这说法不但早于明末清初中国学者黄李顾王等对儒学的反思,而且中国学者对儒学的反思在社会效果上是完全失败的。

江户幕府中期,日本国学(民间以日本古史为研究对象的学问)的集大成者本居宣长(1730—1801)反对幕府主导的儒家和西学,宣扬以“大和心”(日本精神)取代“唐心”(中国儒家精神)和“佛心”(佛教精神),宣扬国粹主义,发掘日本古史,力主清除中华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江户幕府后期,由于西方诸国资本主义势力对远东的压制,日本儒学家、国学家和洋学家从不同角度竞相探讨挽救民族危机的方略,其共同意向是:精神上推尊日本至上、天皇至尊,方法上超越岛国局限,仿效西洋列强向外侵略。首次提出完整扩张计划的是“经世家”(经济学者)佐藤信渊(1769—1850)。他1823年(文政六年)撰《宇内混同秘策》,首句称:“皇大御国(指日本)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故若能经纬其根本,则全世界悉为其郡县,万国君长,皆为臣仆。……安抚万国之苍生,自始便是皇国君主之要务”(《混同秘策》,泷本诚一:《佐藤信渊家学全集》)。他在书中说:“以此神州(指日本)之雄威征彼蠢尔蛮夷,混同世界,统一万国,何难之有哉!”“皇国征伐支那,如节制得宜,五至七年彼国必土崩瓦解”。他还具体拟定进攻中国的实施计划:在东京、关西、中州、筑紫、陆奥等八地域实行“富国强兵”,得雄兵20万人,然后由天皇渡海亲征,先锋直扑江南,以南京为临时皇宫之所在,录用支那人才,征服支那之后,再图东南亚、印度。他在世期间,这篇胡说八道的文字不为人理睬。但是在二战前,受到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大力赞扬,被认为是大东亚共荣理论的先驱。

江户幕府末年,日本面临西方列强欺凌,陷入半殖民地危境,各藩志士竞相提出挽救方略,主流意见为:仿效西方,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对外关系上,顺从列强,榨取朝鲜、中国等邻邦,跻身侵略弱国的列强行列。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奉行的国策,类似于19世纪兴起于西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如今日网上许多中国人声调一样,“恃强凌弱",就是帝国主义。

1862年(文久二年),幕府派官船“千岁丸”首航上海,维新志士高杉晋作等数十名藩士随行,他们在上海目睹清朝的衰朽,其“中国观”发生重大变更:由先前对“文化母国”的景仰,变为对一个庞大弱邻的鄙视,并生出侵凌之念。参加此行的藩士峰洁在《清国上海见闻录》中写道:“洁现在上海军营看到,兵卒敝衣、垢面、徒跣、露头、无力,皆乞食,没有一个有英勇气概可见。像这样的士兵,我一人可敌五名。若给我一万骑,率之征战,可纵横清国。”(小岛晋治监修:《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在上海看到清军的颓败之状,激发起高杉晋作等人的日本武士道精神,高杉在上海撰诗《晓步西门外》云:“自许皇国刀锋锐,五大洲中可独行。”

对近代日本国家政策影响最深远的是福泽谕吉(1835—1901)的脱亚入欧论:

【“我日本国土虽位居亚细亚的东边,但其国民的精神已脱去亚细亚的痼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不幸的是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一个叫朝鲜。……如今支那朝鲜对我日本没有丝毫的助益,……与其坐等邻国开明而共兴亚洲,毋宁不与他们为伍,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与支那朝鲜接触时,也不必因为他们是邻国就特别客气,而以西洋人的方式处理即可。与恶人交友就难免恶名,我们要从内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

玄洋社与黑龙会的指导思想,与以上学者的理论不会有大的区别。他们所实行的向往的,是一个以日本为中心,中国朝鲜满蒙东南亚等跟随其后的大亚细亚,能够与西方抗衡。他们对孙文等诸国革命者的支持是真诚的,是从本国的利益出发的。

其实想想中国核心地域从陕西一块土地开始的扩张同化过程,直到农业社会生产力能够到达的自然边界,中间多少血泪。日本人也想如此,只他们太地少人微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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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多来自此文日本侵华战略的历史文化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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