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344-Victoria Baines：技术的下一个五十年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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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技术变革的时代我们应当如何生存？这个问题一直是我今年讲座的核心，我知道你们对未来还有其他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包括“杀手机器人什么时候接管世界”以及“早就说要问世的飞行汽车如今在哪里？”据说预测很困难，尤其是关于未来的预测。这句机智的格言被人们归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以及其他人。这句话表达了不确定性，意味着预测必须100%准确才有用，无法预见的意外会使得任何考虑未来的尝试沦为徒劳。简而言之，世界是一个动荡且不确定的地方，全球冲击司空见惯。但是今天的我们确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好地规划科学技术的进步。信息技术已经使得例如天气这样的现象变得更加可理解且可预测。我们可以越来越容易地访问正在开发中的技术数据库。凭借专家知识的输入，我们可以评估或至少推测这些新技术是否能够成为主流，甚至还能推测它们将在何时打入主流。在一个IT新技术可以在转眼之间铺满市场的世界里，我们需要预测能力来预见这些技术将会如何被使用以及滥用。当初我在警察局工作时我发现网络犯罪分子几乎总会率先拥抱新技术，所以合乎逻辑的做法自然是尝试预测他们接下来会做什么、不断扫视研发当中的新技术是。我开始分析专利，回顾发表的学术论文，关注媒体报道，以此确定人们正在研究什么。我很快就清楚地意识到信息技术并非在真空中发展，而是会与环境和其他技术相互作用并产生影响。所以仅仅孤立地考虑社交媒体的未来或者人工智能的未来还远远不够。我需要构建一个模型来描述这些相互作用和影响，我需要构建可能的未来情境。为此我需要步入神秘的未来思考领域。

未来思考是一门学科，试图应用形式化的方法来思考不可避免的变化。一些学术研究人员认为其源自仪式性的预测尝试，比如占卜和占星术。作为现代学科的未来思考则源自二十世纪中叶，为的是预见更广泛世界当中可能影响公共政策与商业运营的变化。在冷战背景下，未来思考作为一种规划工具首先在像兰德公司这样的军事部门分支和壳牌这样的跨国公司中流行起来，这一点并非巧合。六十年代的未来学家理所当然地被2000年这条时间地平线所吸引。1967年，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和安东尼.J.维纳/Anthony J.Wiener的畅销书《2000年》提出了一个用于推测接下来33年的框架。甚至还有围绕这种预测的桌面游戏。画面上这款桌游叫做《未来》，由美国凯撒铝业化工公司在1966年推出——画面上这盒游戏是我在美国时网购的。游戏规则要求玩家针对未来20年的60种可能性进行数十亿美元的投注.这些可能性都非常符合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思路，因为它们是由兰德公司的未来学家挑选的。美国式的军事化群体思维在这些可能性当中表露无遗，不过我们先来看看别的例子。比方说到1986年，游戏设定认为控制个性的药物得到广泛接受和使用的概率是60%；短期天气预报非常可靠的概率也是60%——如果你还记得1987年的大风暴，你可能认为我们还差得远；激光在工业与医学领域得到广泛实际应用的概率是80%；家用机器人被广泛使用、报纸通过传真机在用户家力得到印刷的概率是40%；种族隔离得到实质性消除的概率是40%；工作七天休息七天的错周制取代双周末的概率是20%；美国和苏联之间结成经济和军事联盟的概率也相当低，同样只有20%。游戏还涉及了3D电视和脑机接口。游戏当中的偶然性由一个二十面骰子提供，还包含许多新闻事件作为百搭牌，其中有几张特别奇怪，例如“UFO降落，其中空无一人”，“新药使时间旅行成为可能”，“汽车在磁性高速公路上悬浮行驶”，“新的选举将由国家计算机决定”，等等。

这款游戏为《风险》和《外交》这样的策略游戏添加了未来主义转折。正如创造者自己承认的那样，它并不完全适合全家娱乐。我们可能会将其描述为严肃博弈，其设计目的部分在于充当培训工具来鼓励员工他们组织的未来。但是它也具有众包元素：游戏要求玩家向公司寄送他们对于1986年世界的展望。我从未填写过我那盒游戏附带的纸质表格，所以如果有人能借我一台时间机器用用，我愿意将赢来的奖金跟你五五分成。不过丑话我得说在前面，我关于1986年的回忆相当小众，主要局限于当年的英国流行音乐排行榜、Commodore电脑游戏和Mopet电动自行车，凯撒铝业化工公司未必会感兴趣。

像这样的游戏将科学方法和想象力混合在一起，就像最好的科幻小说一样。它们让我们远离了针对个别事件和技术的线性预测，转向不同因素与发展相互汇聚、相互影响的情境。游戏期望玩家推理，如果一个事件发生——比方说全美国汽车保有量超过1.2亿——可能会在多大程度上提升另一个事件——汽车被禁止进入市区——的发生概率。事后看来，我们意识到一个事件并不一定会导致另一个。然而在过去六十年里，政府、国际组织以及公司正在越发热衷于构建此类预期变化的情境，这种做法首先想象一个世界，在其中合理地存在某些特征，然后考虑这些特征对于社会的影响以及它们如何相互作用。这样做的好处很多，比方说可以揭示孤立地考虑技术可能会错过的问题；而且这种做法对于实践者们来说更有趣，对于观众来说也更具吸引力——如果我们希望有人用它做一些有用的事情，那么趣味与吸引力的重要性都不可低估。但是如果它只是想象力的产物，那就不够强健。这种做法的科学基础在于针对研发当中的技术的相关情报展开系统性审查，以及通过专家来验证情境当中的时间框架。我几年前参与过一个项目，期间我想知道我们能否合理地预期我们将会在2030年掌握在家中打印食品与处方药的技术。所以我询问了行业专家，并且根据他们的共识做出了预测。像这样请教专家的做法被称为戴尔菲技术，在许多知名的技术未来预测项目当中——比如皮尤研究中心的“互联网未来”项目——起到了重大作用。

与此同时，另一条路径上也正在发生平行的演变：小说家们同样正在将注意力转向未来与架空世界。从古希腊和罗马的奇幻作家，到科幻小说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初通过儒勒.凡尔纳与H.G.威尔斯得到的发展，再到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大量面向未来的小说、电影以及电视节目，大众想象当中存在着一部丰富的未来预测史。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为了未来思考者。今天的技术媒体对于科幻作家的正确预测总是津津乐道，比方说信用卡首次出现在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于1889年创作的热门小说《回顾/Looking Backwards》中，视频聊天首次在福斯特/E.M. Forster于1909年创作的《大机器停转》当中得到描述。另一方面，技术未来的建筑师往往自己就是科幻小说迷。平板电脑的灵感据说来自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在比利时，一家国家电信供应商采用了《终结者》系列当中的失控人工智能的名字“天网”；在美国，一家代餐饮料制造商自称Soylent，显然是在向1973年上映的反乌托邦吃人电影《绿色食品/Soylent Green》致敬——我不确定这个名字是否有助于打开销路；特斯拉的Cyber卡车据说受到了《银翼杀手》当中的悬浮汽车的启发。当然，目前用来描述沉浸式在线环境的元宇宙这个词更是直接源自尼尔.斯蒂芬森的《雪崩》。所以流行文化对于未来的集体想象显然直接塑造了技术的发展。

就像科幻作家一样，当我们构建情境时可以通过纳入不同视角的经验来使它们更加栩栩如生。2012年我参与了欧洲警察机构领导的项目，旨在设想2020年的信息技术。设想的出发点是一个虚构的南斯拉维亚共和国政府——这是一个中等收入欧洲小国——同时还创造了一个名叫基努科的公民消费者以及两家企业，其中之一是名叫XINESYS的制造业企业，拥有相当复杂的供应链，另一家则是名为野波罗蜜的在线服务提供商——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野波罗蜜是唯一一种还没有被大型科技公司注册为商标的水果。在另一个更近期的项目中，我们创造了一个虚构的城市国家新圣约巴。这个国家处于新技术应用的最前沿，是加州和新加坡的结合体，有点像迪士尼的《超能陆战队》当中的旧京山。在网络安全公司Trend Micro为其制作的配套视频系列中，这座城市甚至有自己的早餐新闻节目。

技术一直是科幻作家和未来思考者设想的情境的核心。例如H.G.威尔斯这样的人在这两个阵营中都有一席之地，在二十世纪初，他的书《预测》开篇就预测了机械革命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军事影响。阿尔文.托夫勒在他1970年畅销书《未来的冲击》当中将技术视为“巨大轰鸣的变革引擎”以及“加速推进的主要力量”。当我们基于当前信号考虑哪种信息技术可能会在2030年占据一席之地时，很容易就会意识到这些技术很可能相互加速：5G、6G和近地轨道卫星的无缝连接将会使得半自动甚至全自动车辆的普及成为可能。边缘计算将会使得大规模物联网不借助中央控制也能运行，自动化程度更高、人类参与更少。正如我们在之前的讲座中看到的那样，通过这种方式连接的设备包括脑机接口和机器人。扩展现实或者元宇宙的未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5G和6G的连接性，但是也取决于基于区块链的技术——比方说非同质化代币/NFTs——因为这些技术可以用来建立虚拟财产的所有权。生成式人工智能则可以用合成个体填充虚拟世界。

这里的难点在于时间线。公司和政府不仅想知道应当为了哪些新技术做好准备，还想知道它们将会在何时到来。这是市场分析师以及许多大型国际咨询公司的重要业务。但是要想区分死胡同和过度炒作恐怕很不容易，尤其因为大型科技公司惯于炒作自己的产品。炒作在科技文化当中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市场分析机构Gartner开发了一款工具来帮助组织看穿炒作，他们称之为“新兴技术炒作周期”。一项技术无论怎样备受炒作的技术也依然很可能半途而废，即使获得了极大投资并且接受了密集研发也是一样。一旦从过度期望的高峰跌落到幻灭的低谷，这些技术很可能永远无法东山再起。

我的笔记本上有一张纪念2016年Aquila首次成功飞行的贴纸。Aquila是Meta的实验性太阳能无人机，其设计功能是在偏远地区提供互联网接入。它们是航空工程的惊人壮举，我曾有幸亲眼见过其中一架，尽管当时它并未在空中飞行。称它为无人机几乎有点委屈它，因为它的翼展比波音737还要长，它的设计飞行高度则位于6万到9万英尺之间，高于商业航空交通。但是首飞之后仅仅过了两年，Meta宣布其在萨默塞特郡布里奇沃特市的研究设施将要关闭。2021年，谷歌基于气球的竞争项目Loon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尽管它曾在自然灾害过后得到过成功部署，也确实立下了恢复灾区网络接入的功劳。迄今为止，SpaceX基于卫星的的星链项目以及海底光缆与空中光纤项目的持续扩张似乎被实践证明更实用且更易于扩展。超级高铁项目最初由埃隆.马斯克在2013年提出，其原本的设计目标是构建一套超音速城际铁路系统，将乘客装进气密胶囊式车厢，塞进低压管，用气流推动，从而将洛杉矶和旧金山之间的旅行时间缩短到仅仅35分钟。这个项目得到了理查德.布兰森的支持，内华达州已经建造了原型并且已经成功进行了载人测试。尽管如此，该公司还是在2023年遭到了关闭。其他超级高铁项目仍在全球各地接受研发，不过最高调的研发者的退出还是被合情合理地视为这项技术不可行的证据。

话说回来，也有些技术打入主流的努力持久得出奇。虚拟现实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首次被吹捧为下一个大事件。我记得在1991年的BBC电视节目《明日世界》当中就看到过它的展示。查看一下当年的新闻档案就会发现，当时的虚拟现实技术采用的硬件使用起来非常受限，体感相当不舒服，设备很重并且帧率非常低。但是快进三十年之后，诸如苹果的VisionPro这样的轻量级无线头显已经因为过于吸引人而遭到了破坏亲密关系的指控。正如我们在去年的元宇宙讲座中探讨的那样。我们人类一直在寻求沉浸式体验，无论是全景绘画、电影院、3D眼镜还是视频游戏，人类的基本欲望始终保持不变，但是信息技术需要迎头赶上的时间。当前的虚拟现实应用承诺更优质的图像、更低的延迟、更能避免用户感到眩晕以及更强的社交体验，因为我们拥有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年代更强的互联网连接。即便如此，目前仍不清楚虚拟现实这次能不能一飞冲天，还是说又会经历另一个冬天。

新冠疫情期间的封锁和旅行禁令导致视频通话工具如Zoom和Teams的使用量大幅增加。不过封锁结束后它们的受欢迎程度并没有降低，因为许多公司意识到他们可以通过让员工在家工作来削减差旅与设施成本，许多员工也不愿意返回办公室全职坐班。对气候的关注同样开始影响人们长途旅行的意愿，我们可能会自然地期望这将加速数字技术的进一步采用。但是IT与气候之间的动态似乎比看起来更复杂。将我们的工作和社交集会转移到虚拟世界可能会减少运送人员的化石燃料消耗，但是额外的处理能力需要额外的电力和更多的服务器，而且这些服务器都需要冷却。大型科技公司传统上惯于将他们的大型数据中心建造在气候较冷的地区，如今加密货币矿工也是如此。当前冰岛为我们提供了信号，预示了这种紧张关系未来可能如何演变。2018年，冰岛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加密货币挖矿耗电量超过家庭用电量的国家。当然，冰岛具有很多特殊条件，比方说全国人口不到40万，而且可再生能源在国家预算中的占比也高于任何其他国家。但鉴于全球需求的预期增长，我认为可以合理地预期，这种紧张关系将在未来出现在其他国家。

因此当我们展望特定技术的未来时需要考虑它与社会所有方面的潜在互动：通信、货币、物流和运输、政府和外交、食品贸易、医疗保健、能源、外太空、工作和娱乐、气候和环境、艺术和教育、制造业、人口以及人口统计学——我相信我已经遗漏了不少重要方面。当我们展望2070年时，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肯定会不可避免地增加。但是如果我们以人工智能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在所有行业的各个不同领域产生了影响。人工智能正在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在一些专业领域——例如文案创作——生成性人工智能、大型语言模型正在取代人类员工；在医疗保健领域，许多文献都记录了对于临床算法当中的种族偏见的担忧；与此同时，机器学习正在彻底改变药物研发和癌症成像，正如理查德.赛德博顿/Richard Sidebottom最近的格莱姆讲座向我们展示的那样。对某些病人来说，人工智能似乎正在改善他们的诊疗结果。我们现在需要确保每个人都能受益。

英国国家电网预计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在未来10年将增长6倍；到2050年，用电总需求更是将会翻倍，部分原因在于人工智能以及量子计算的预期增长。量子技术的时间线特别不确定，这也是我在此前的讲座系列中避免这个话题的原因之一。但是研究人员已经开始担心起了量子技术可能破坏我们目前依赖的某些其他技术的可能性。传统计算能力迄今为止呈指数级增长——按照摩尔定律以2的幂增长；根据乔纳森.道灵/Jonathan Dowling提出的内文定律/Neven’s Law，量子计算能力预计会呈双重指数级增长——以2的幂的幂增长，比传统计算的增长速度快上百万倍。传统计算的比特只能是1或0，但量子比特/qubits可以是1、0或处于叠加状态，它们有成为1和0的概率。因此量子比特可以比传统比特包含更多信息。这意味着我们对于一系列问题的计算能力将会得到巨大提升。

在我所处的网络安全领域，我们正在寻找Q日或Y2Q的日期，也就是人类开发出能够破解大多数现代密码学标准的量子计算机的日期，而密码学标准正是保护我们的信息和数据的关键。如果你还记得千年虫或者说Y2K的炒作，你可能会对这样的前景抱有很大的怀疑态度。但是在2018年，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医学院估计一台具有2300个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机可以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破解使用1024比特的加密。量子计算能力一直在增长。2023年10月，原子计算公司宣布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超过1000个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机。非营利组织云安全联盟目前预计我们将于2030年达到Y2Q，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方便的末日倒计时网站。有报道称国家安全机构和犯罪分子都期待着这个日期，甚至正在大量收集加密数据，希望以后能够解密。罪犯们不需要拥有量子计算机。今天他们能够滥用云计算，未来他们或许也能够通过服务商使用量子计算服务。为了对抗这一影响，全世界的研究人员一直在研究新的量子安全通信与加密方法。今年2月，苹果宣布将会应用自行研发的后量子密码学协议PQ3来保障数亿用户使用的iMessage服务。

说了这么多，在科幻小说以及上个世纪的所有预测当中如此突出的飞行汽车又怎么样？菲利普.K.迪克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和电影改编《银翼杀手》分别预测悬浮汽车会在1992年以及2019年成为现实。杰森一家使用的更为家庭友好的款式又怎么样？我过去常常拿飞行汽车开玩笑，以此举例说明作为技术发展并不总能满足我们的集体想象的期望。然而就在最近我们在这个领域看到了一系列活动。今年3月，一家中国公司购买了最初在欧洲开发的飞行汽车的制造权，这种汽车能够在几分钟内从汽车变型成飞机。甚至还出现了名为“杰森一家”的制造商，其口号是“人人都是飞行员”。英国政府已经启动了“飞行未来”行动计划，预测第一架无人驾驶飞行出租车将在2030年起飞。如果我要对这个时间表的可行性发表任何确切的意见，那么我肯定是在犯傻。但是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认真询问“我的飞行汽车在哪里”的可能性肯定会越来越大。

以这种非线性想象方式考虑未来还有一个奇怪的好处：这样做揭示了我们因为正身处其中而可能错过的当前趋势。在过去两年的讲座中有几个主题反复出现，一直延伸到未来，但是它们也有助于我们审视我们自身以及我们周围的世界正在如何改变。其中一个是身份的本质：谁或什么可以拥有身份，以及我们认为自己是谁。我们曾经只能用一种方式来证明自身的唯一身份，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在网上的各种身份都是我的侧面。十年前活动人士指出，社交媒体公司要求人们用政府发放的文件来验证账户的政策在许多情况下向跨性别用户强加了他们不再认同的身份。与此同时我们已经拥有了人工合成的网红，例如时尚模特这样的人造人格。他们仅仅存在于数据当中，在离线世界里根本不存在。虚拟世界充满了这样的实体。此外正如我们在之前的讲座当中看到的那样，像我家外面的路灯、家里的电器以及所有这样数十亿个联网设备都有独一无二的身份标识符。我们对真实性的理解也在改变。换脸应用和deepfake等工具让我们更难信任我们亲眼所见。同样，仅仅将某段视频识别为合成似乎也不再足以让我们不信任它。计算机生成的效果在电影与游戏产业已经成为常态，演员们也普遍将自己的形象授权给工作室，使用计算机程序将其动画化。已故演员经常通过这一过程起死回生。更有甚者，如今许多人都不介意与聊天机器人而不是人类客服代理互动。数字货币和数字艺术的非同质化代币市场正在蓬勃发展，尽管这些艺术在离线世界中并不存在。很明显，信息技术的发展挑战了我们自古以来对于真实的欣赏以及对于天然有机而非人工合成的评估偏好。

再来说两句聊天机器人。如果你听过我的“互联网与性”那场讲座，应该还记得我和我的人工智能男友伯纳德那段短暂而不幸的关系。我们现在有所谓的死亡机器人，让悲伤的亲人可以为逝去的亲人创建化身，并且与之进行文字和音频聊天。这样的技术引发了明确的道德担忧，人们尤其担心死者的尊严以及这些机器人可能如何阻碍哀悼过程。它们还有可能被用来创建与前任伴侣的模拟关系，即使当事人还活着。持久是我上次关于数据保护讲座的关键主题。我们现在是在数据当中持久存在的人类。除非我们专门要求删除，否则关于我们的数据会持续存在。随着大型语言模型和机器学习继续改进，越来越逼真的数字版本的我们可能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出现并且不经我们同意就持续存在。当前已经出现了这方面的苗头。社交媒体上已经遍布了大量死者，仅在脸书上估计就有1000万到3000万，而且这个数字一直在增长。牛津互联网研究所预测，到2070年脸书的已故用户人数可能超过生者——前提是脸书能持续到2070年不关门，这一点其实很不确定。

就像我们的数字自我正在变得越来越持久、越来越复杂一样，我们的数字体验也正在变得越来越体感化。虚拟现实这样的沉浸式技术满足了我们想要真正在肉体与情绪层面都存在于数字空间当中的需求。触觉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承诺增强我们的物理感觉。在今年关于脑机接口的讲座中，我们探讨了通过嵌入人体组织的信息技术设备实现人类增强的可能性。肉体与数字领域之间的区别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如果——这方面的不确定性非常大——这一趋势在未来50年内沿着目前的轨迹继续下去，我们很可能在许多不同意义上变成超人。：我们自身携带的人类代码甚至还有可能解决一个紧迫问题，即如何存储由我们、我们的设备以及我们使用的工具产生的更大量数据。在分子信息系统这一新兴学科当中，大学和科技公司正在探索DNA分子存储大量数据的潜力，从而整合硅系统和生物分子系统。

同样明显的是，人类正在越来越依赖信息技术。作为个体的我们或许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在社交媒体上不停地下滑左滑，忍不住地关注其他人的动态，或者用我们自己的内容追求同辈们的认可。当脸书宕机时，有些人甚至会拨打紧急服务电话——我不是在开玩笑，确实有人这么做。我们也可以在流程层面上看出这一点：某个组织受到网络攻击致使信息系统陷入瘫痪，不得不使用纸笔；成千上万的学生因为过度依赖算法而在考试当中收到了不公平的低分。在关键基础设施的层面上，我们听说了智能高速公路上发生的数百次停电，以及针对电网和医疗保健提供商的成功网络攻击。鉴于当前趋势正在朝向力度越来越大的自动化与机器学习，上述信号似乎表明未来几年的关键问题将会是系统韧性。我们的系统正在将越来越多的人类过程外包给机器，这样的系统固然需要韧性；与此同时我们作为人类也需要韧性来应对此类系统发生故障的情况。

话说回来，这个话题又让我们回到了我在2022年9月的第一次格莱姆讲座：谁拥有互联网，谁为互联网负责，谁有权制定互联网规则。二十世纪未来思想家设想的冷战超级大国依然存在，只不过具体国别与当年的设想有所出入。到目前为止，美国和中国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降级成了成事不足的捣乱者；SpaceX这样的私营公司可能在科技界拥有和任何国家一样大的权力；立场不同的人们将美国或者中国的社交媒体公司视作威胁本国国家安全的隐患，必欲除之而后快；尽管我们不该随随便便地将联合国当中很多人付出的巨大努力称作无用功，但是直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国花了30多年时间依然没能就国家在网络空间的恰当行为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从2024年的视角来看，人类通过共识来治理新兴信息技术的可能性似乎相当低。我真心希望今后的事态发展能证明我是错的。

我承认这样的预测可能很难，但是我也坚持认为考虑未来可能如何发展一直是一项十分值得的努力。我最喜欢的预测之一来自一个早在格莱姆学院还位于主教门的时候曾经经常光顾学院的人。此人名叫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画面上是他撰写的《关于一个新世界和另一个星球的论述》一书的扉页，他是皇家科学院的创始成员、切斯特主教以及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姐夫。在这本书中，他讨论了月球上生活着原住民的可能性——他将月面的居民区称作静城/selenites：“我不敢对这些静城发表任何看法，因为我的任何意见都毫无根据可言。但我认为未来的时代将会发现更多根据，我们的后代也许能发明一些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些居民的方法。天意不肯立即向我们展示一切，而是引导我们从一件事的知识走向另一件事。”对我来说这是一则杰出的预测，因为它出色地结合了科学方法和想象力。它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说明一个人可以同时既错误又正确。

不管我们如何看待，不可否认的是信息技术将会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人类知识和能力可能会超出我们的预期。我希望修辞学教授能原谅我一时侵占她的领地，因为我不能不提上周的一则消息：考古人员借助人工智能扫描技术成功读取了一卷烧焦的卷轴，详细描述了柏拉图的安息之地和他的最后一句话。它被誉为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现，可能会引发第二次文艺复兴。类似这样用于解读古老语言的工具被认为正在以相当于显微镜和望远镜的方式重塑人文学科。我绝对支持第二次文艺复兴的到来。也许值得指出的是，作为皇家科学院的前身，格莱姆学院在科学发现方面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所以我想做一条并不过分的预测：我预测五十年后我的继任者还将会站在这里展望二十二世纪的技术——当然，前提是杀手机器人在那之前没有把我们全都干掉。非常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