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345-Steve Jones：上帝是否进化而来？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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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先说声抱歉，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上帝是不是进化而来的，我连上帝是否真的存在都不知道，而且无论祂是否存在我都并不介意。但是我确实对于宗教是不是通过进化而产生有一些想法——宗教显然是存在的，那么我们能否对其进行科学探索？这就是我想谈论的话题。我想讨论是什么因素使得某些人更倾向于信仰宗教，这其中有没有科学依据？是否可以通过生理学或者心理学探索宗教体验？也许最重要的是，在什么情况下才会涌现出这样或者那样的宗教？我认为学术界关于上述主题已经开始达成了某种共识，这甚至使得我们可以做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那就是猜测宗教的未来。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画面上这张图片是爱丁堡大学动物学系主楼梯边上的壁龛里的一座小铜像。我在这个院系读完了本科与博士学位，然后又在那里工作了几年，期间肯定从这玩意旁边走过了几千次，但是却从来没有真正打量过它。几个月前我看到它时，发现了一个变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还在读本科时，这座同乡就只是摆在壁龛里，现在它已经被螺丝固定在里面拿不出来了，这让我觉得社会未必是总是进步的。铜像描绘了一幅相当有说服力的画面：一只黑猩猩坐在一堆书上，带着非常困惑的表情端详着面前的人类头骨。如果你更仔细地看，会发现其中一本书的书脊上写着“达尔文”，在另一本书的打开页面上写着三个神奇的词：Eritis Sicut Deus——头两天我在牛津大学做过这场讲座，当时我说：“这句话我就不翻译了，反正咱们这里的学生平时听课都用拉丁语，肯定看了都懂。”但是台下大多数学生都困惑地看着我，这时我才意识到这些学生不是中国人就是日本人。Eritis Sicut Deus这个短语来自武加大译本拉丁语圣经创世纪第三章，是蛇诱惑夏娃时所说的台词：“你们便将如神一般。”顺便说一下，我的新书就叫做《蛇的承诺》，而蛇这样向夏娃承诺：人类只要吃下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就会变得眼明心亮，“你们便将如神一般能知道善恶/eritis sicut deus , scientes bonum et malum。”——scientes在这里指的是“知识”而非“科学”，科学这个词义直到十八世纪才得到发明。很多人认为科学会告诉我们关于善恶的知识。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科学永远不会告诉你关于善恶的知识，因为善与恶只是人类构想的概念。但是科学却很能告诉你善与恶的概念如何产生，以及试图这些概念强加于人的信仰体系如何很可能随之而生。在某种意义上，科学确实可以提出有关宗教的问题。

这个观念其实由来已久。事实上达尔文本人就在《人类起源》当中随口提到：“人类通过缓慢且断断续续的步骤从卑微的低级状态上升到了目前所达到的知识、道德和宗教等方面的最高标准。”可见达尔文显然认为宗教是进化的一部分，而且我认为我们现在有充分证据证明他的看法是正确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当年之所以引起如此巨大的争议，原因之一在于许多人认为人类与猿类以及其他生物的亲缘关系将人类拉到了动物的水平上，我认为这种看法并不正确。画面左边是维多利亚女王，画面右边是伦敦动物园的红毛猩猩。当年维多利亚女王参观过动物园之后在日记中写道，这只红毛猩猩“如此可怕、痛苦且令人不快地好像人类一般。”“人类”这个词下面还被她添加了下划线以示强调。不过后来她确实为她的孩子们朗读过《物种起源》。显然她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人。许多人担心科学和宗教之间不应有任何关联，他们认为“人类也是进化而来的生物”这一理念在某种程度上贬低了一切宗教。我本人当然完全不这么认为。实际上我的新书《蛇的承诺》试图用科学术语来解释《圣经》当中的各种评论和陈述。其中有些内容非常明显，比如大洪水；另一些内容可能更为微妙，例如利未记当中对于麻风和洁净的迷恋。为什么利未记如此关注麻风？因为这本书是在公元前大约三千五百年时写成的，那时最早的城市刚刚出现，而城市人口流动则是传染疫情得以发生的关键因素。因此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波疫情正是出现在那个时期。这段经文自有其历史背景。

我的新书受到了相当奇特的评论，令我很高兴的是其中有些评论相当积极。《周日太阳报》的评论则没那么客气：“琼斯再一次摇响了达尔文的手摇风琴，上面还顶着吱哇怪叫的无神论猴子。”这是一条极具生动且形象的评论，所以我把它放在了平装书的封底。不过实际上我真正想做的是退后一步，不去关注《圣经》中的具体陈述，而是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宗教本身。我想看看科学视角的宗教观是否向我们传达了任何我们之前不知道的有趣信息。许多人都曾经试图提出这个问题。市面上关于科学和宗教的书籍有很多，其中几乎没有我读过的。《科学与世界宗教》、《大神》、《宗教心理和行为的生物进化》等等之类的书籍层出不穷。但我必须说，很多书中的论断并没有证据支持。如今我们确实开始获取了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证据。

长期以来一直有人尝试用科学方法来检验宗教信仰。现代世界当中第一个这样做的人也许是弗朗西斯.高尔顿，他是查尔斯.达尔文的表兄。正如你们所知，高尔顿是人类遗传学方面的杰出人物，也是优生学运动的创始人。据我们所知，他还是唯一一个绘制过大不列颠美女地图的人。这张图保存在伦敦大学学院，他的遗产被用来建立了这所大学的遗传学系。我们至今仍保留着他当年拿在手里用来计算美女分值的铜质计数器。他曾经穿行在各个英国城市，按照从高到低的吸引力以五分制对当地女性进行打分。全英国得分最低的城市是阿伯丁。我曾在阿伯丁讲过一次课，在课上十分无脑地表示直到今天当地女性还在低分区段徘徊。下课之后我不得不一路小跑逃去火车站。高尔顿还做了一件给他带来大麻烦的事情：他针对祈祷的效果进行了统计测试。具体来说，他想确定那些经常成为祈祷对象的人是否得到了任何好处——最经常成为祈祷对象的人当然是王室成员，例如“天佑女王”。他冷静地收集了97位王室成员的信息，还收集了成百上千名教士、医生、士绅以及军官的信息，并且分析了这些群体的预期寿命，发现王室成员实际上是整个富裕阶层当中人均寿命最短的，因此祈祷显然没有效果。坎特伯雷大主教一点也不喜欢这个结果。

这项研究很有趣，但是可能有点肤浅。还有一些更严肃的科学研究，比如宗教信仰与遗传学的关系——如今什么研究都能与遗传学扯上关系，用不着大惊小怪。我们可以通过问卷来衡量任何人的宗教程度。问题可以包括你是否经常去教堂？你是否相信上帝？你是否相信来世？你是否认为某个比你更伟大的存在正在操控你的生活？违反宗教律法的人是否会下地狱？诸如此类简单问题，全都可以用是或否来回答，通过回答可以推断出受试者的宗教程度。如果你针对共享所有基因的同卵双胞胎进行测试，那么你会发现他们在宗教信仰程度的各个不同方面往往要比仅仅共享一半基因的异卵双胞胎更加相似。当然，将这样的相似性完全归于基因未免有些幼稚，但是测试结果确实强烈暗示宗教倾向的差异背后可能存在遗传变异的因素。

还有一个显而易见并且很奇怪的观察结果，那就是自闭症患者与宗教的关系。自闭症会给患者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带来很大困难。根据美国的统计数据，在一般人群当中基督教的发生率相当高。如果你询问一般人关于他们的信仰，大约40%的美国人说他们是基督徒；不过在自闭症谱系患者当中只有大约15%这么说。研究表明自闭症患者不仅比一般人更可能倾向无神论或者不可知论，而且还更倾向于自行创建宗教——我不确定科学教创始人L.罗恩.哈巴德是否有自闭症，我认为他只是贪心不足而已。但是这确实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可能表明那些性格内向、倾向于分析世界的人比其他人更不倾向于相信某种未知存在控制了他们的生活。如果你想一次性看到大量自闭症谱系障碍群体，随便找一所大学去数学系看看就行，那里从老师到学生个个都想要分析宇宙，几乎全都不信教。还有另一条听起来有点奇怪但却非常明显的宗教遗传学现象：世界各地的女性在宗教问卷的所有衡量标准上都比男性得分更高。女性参与宗教的程度比男性更深，比男性更倾向于相信人格化神灵的存在，等等。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基督徒基因位于X染色体而不是Y染色体上，或者说Y染色体天然携带着无神论基因。

除了上述研究之外，科学还可以解释更具体的宗教体验。宾根的圣希尔德加德/Hildegard of Bingen生活在十二到十三世纪的英格兰，她是一位能见异象的先知以及才华横溢的作曲家，创作了许多早期英国教会音乐，至今仍然可以在广播三台听到。希尔德加德曾经画下了自己所见的异象：“我看见一颗大星，极其辉煌美丽，伴随着无数的流星……突然它们全都遭到殄灭，化为黑炭，栽向深渊。”当然她对这一异象进行了神秘的宗教解释。然而还有许多人——包括我本人在内——也曾体验过类似的异象，并不需要将其归因于上帝的信息。这是一种小型的脑活动异常活跃，学名叫做视盲/scotoma，本质上与偏头痛没有区别，只不过发作时不会令人感到恶心难受并且受不了亮光与响声。视盲发作时看到的景象很难让任何人忘记：一个边缘呈锯齿状的闭合圆圈，常常会旋转，颜色非常鲜艳。希尔德加德将其解释为“上帝之城的城墙”。这些异象就像带有城垛的墙，有时还会遮挡视觉。

许多人都曾体验过视盲，尤其是严重偏头痛的患者。有一位这样的患者职业是牧师，而且此人碰巧还是数学家。他就是《爱丽丝梦游仙境》的作者路易斯.卡罗尔。卡罗尔也在日记里记录过他经历的异象体验：在他的视野当中出现了旋转的亮点，遮挡了他的一部分视野；有一次对面有人对他举手致意，而亮点遮挡了对方的手与大部分头部。事实上，爱丽丝在仙境中经历的许多情节都是典型的偏头痛症状，例如患者会感觉到身体的不同部分遭到拉伸，或者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黑洞——这正是爱丽丝跟随兔子进入兔子洞时的状态，有时他们感觉自己在环游整个宇宙，还有时他们感觉自己的体型变得越来越大，以至于房间显得越来越窄小。或许对于路易斯.卡罗尔综合症的最佳体现就是柴郡猫的形象；爱丽丝看着猫，然后猫消失了，猫脸上的微笑却留了下来。路易斯.卡罗尔专门在日记中提到看到他曾经看见对面来人的大部分头部消失在视盲背后，最后只剩下微笑。这样看来，我们可以基于科学针对宗教体验的各个方面做出相当有说服力的陈述，而且我认为大多数人都会承认这些陈述是真的。很多先知对于自身体验的描述在精神病学家看来都很熟悉。

但是到此为止还只能算是相对浅薄的探索，科学还可以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我想继续讨论的话题如下：宗教或许是随着人类生活环境与人口数量的特定发展变化而进化产生的理念。当初亚当和夏娃犯下了世间第一宗罪孽——或许也是最缺乏原创性的罪孽——他们意识到自己是男性和女性，因此被逐出伊甸园。伊甸园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树上长满了果实供人类采摘，动物们自愿地躺下以便被人类杀死食用。实际上，伊甸园的生活正是狩猎采集者所过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在超过98%的人类历史中我们一直是猎人和采集者。然后亚当和夏娃犯下了自学性知识的罪，“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但是穿围裙并没有阻止他们生育。上帝显然感到恼火，将人类赶出伊甸园并且告诉亚当：“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可以说这就是农业的起源。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亚当与夏娃的一个孩子很快杀死了另一个，原因则在于田产争执。猎人和采集者并没有真正的个人财产，他们生活在小团体里，所有东西都由大家共同拥有。但农民们却拥有财产，于是该隐杀死了亚伯。结果他被驱逐到了“伊甸东边挪得之地”。挪得是个真实存在的地方，就位于农业开始的肥沃新月地带。虽然只是间接证据，但是逐出伊甸园的故事或许承载着某种人类这个物种的集体记忆。人类从狩猎采集者变成了农民，后者的生存方式远远更加艰巨辛苦，生活更劳累，饮食质量更糟，人们的平均健康状况更差。我认为被放逐到挪得的该隐原本以畜牧为生并不是巧合。从示意图上可以看到，多种驯化动物都源自这里。山羊是最早被驯化的，其后是猪、牛和绵羊。至于农作物则源自世界各地的许多其他农业中心，比如美洲南部的玉米和番茄，中国黄河流域的水稻，等等。

可见人类进化史上的某些事件确实暗合了圣经当中的说法。那么圣经本身与进化有什么关系？首先我们要回答究竟什么是进化。许多人认为进化很复杂，然而它实际上非常简单。达尔文用三个单词就定义了它：伴随着变化的传承/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传承是指信息从一代传递到下一代，而变化则是指这一过程并不完美，基因突变导致信息出错，错误又会慢慢积累。自然选择则会清除掉绝大部分失败的错误，只保留一系列成功的错误，这就是进化。进化的基础就是基因变异加上时间，或者说伴随着变化的传承。这则定义涉及了另一个圣经故事，也就是巴别塔。这个故事是对世界上语言种类为何这么多的一种解释。直到不久前，对于人类语言的极大多样性的最常见解释都基于创世论，即这份多样性是被上帝突然变出来的。当时傲慢的人类做了一件蠢事，那就是建造巴别塔，为得是直通天国，通过后门而不是通过珍珠门进入天堂。上帝是个邻避主义者，对此感到非常愤怒：“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上帝心想终止施工，于是“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从那以后所有的砖瓦匠都是波兰人，水管工都是威尔士人，电工都是中国人，等等。工人彼此之间再也无法沟通，因此巴别塔最终没有建成。

讽刺之处在于，语言本身恰恰正是证明了进化过程确实存在的第一个科学证据。这要归功于一位名叫威廉.琼斯的先生。他在十八世纪受过教育。尽管他没有机会享受伊顿公学无与伦比的优势——也就是成为英国的国家领导人——但他确实上了哈罗公学。就像当时所有的伊顿与哈罗公学学生一样，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他还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发现自己是一位相当出色的语言学家，当他20多岁的时候几乎掌握了所有欧洲语言。这时他被派往印度经商，并且趁机开始学习印度语言。然后他惊讶地发现印度语言与欧洲语言之间存在某些相似性。这些相似性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很明显，比如“二”在英文、拉丁文、希腊文与梵文当中分别是two、duo、duo以及dva。梵语是北印度的一种已灭绝语言，但是留下了相当多的文学作品，所以我们知道如何解读。琼斯将梵文称作他所知道的最美丽且最符合逻辑的语言。一眼可见这些词显然有相似之处。琼斯心想这必定意味着这些词彼此有亲缘关系。我们平时说某人与其他人有亲缘关系，意思是他们来自同一个祖先。于是琼斯绘制了全世界第一棵进化树，也就是单词进化树。以“父亲”为例，这个词在罗曼语系当中的形态万变不离其宗。现代欧洲语言当中的“父亲”可以是pater、padre、pere、pai或者pare，全都源自拉丁语“pater”。追溯到2000多年前拉丁语还是欧洲通用语的时期，当时的古典希腊语将父亲拼作pater，梵语的拼法是pitar，后来演变成德语的哥特语则拼作fadar，等等。于是琼斯画了这棵进化树并且进一步推测道，未来的人们或许可以重构出早在拉丁语、希腊语和梵语出现之前就消亡的语言，这种语言现在被称为原始印欧语/Proto-Indo-European。人们已经详细重构了这种语言，甚至可以在学术会议上彼此用这种语言交流。

有一种非常可信的假设主张原始印欧语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农民的语言。如果我们将时间线追溯到大约8000年前，当时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叫做安纳托利亚语，另一种相当古老的语言叫做吐火罗语。接下来是伊朗的印度-伊朗语和德国北部的波罗的-斯拉夫语，最后是整个原始印欧语系当中退化程度最深的语言，也就是我的母语威尔士语，属于凯尔特语族，位于欧洲的最远端。根据上述假设，农业的出现导致了人口大爆炸发生，最早的农民不得不向外扩散，带着他们的语言离开起源地，并且将语言教给孩子们。当然，他们的教授不可能完全准确。人在这一辈子当中就能注意到语言的变化。如今我在伦敦大学学院经常与年轻同事们开玩笑：“不用担心，前43年最糟糕，接下来就好了。”我在伦敦大学学院待了43年，当我在1972年入职时，大多数师生说的英语非常清晰直接，让我这个相对而言来自农村背景的乡下人感到不知所措。如今学生们的口音与措辞全都不一样了，显示了很短时间内语言的显著变化。如果这种情况延续一两百年，到时候我肯定完全不理解学生们在说什么。语言的相关性模式与欧洲及印度的人口迁移模式如此相似并不是巧合。吐火罗语尤其是个有趣的例子，这种语言分布在中国北部沙漠地区，似乎具有欧洲语言的特征。大约二三十年前发现的吐火罗语手稿已经得到了语言学家的解读。“二”的英语拼法是two，吐火罗语拼法则是wu或者wi——从t到w的转变很常见；“四”在吐火罗语当中是stwar或者stwer，在威尔士语里则是pedwar。“五”在吐火罗语当中是pan，在梵语中则是panca。这些相似之处表明原始印欧语当初一直传到了中国。

那么最早的农民究竟是怎样扩散开的呢？如我所言，伴随着农业的起源，总会发生人口大爆炸。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方式不支持大规模人口，他们通常生活在小群体中。实际上，在座各位今天在赶往讲座现场的路上见到的人数全都超过了典型的人类——也就是狩猎采集者——一辈子见过的人数。一个狩猎采集群体通常只有二三十人，而且几乎从来不会遇到另一个群体。但是一旦他们开始从事农业，就会转而以农作物为食。单位土地产出的农作物的总营养价值远比狩猎采集的成果更加丰富，导致人口爆炸，以至于每个个人能分到的平均营养价值反而下降，于是全人口的总体健康水平也随之下降。早期的农民基本上一天三顿六碗粥。检查一下他们的骨骼就会发现，与狩猎采集者相比，他们的身高下降，牙齿变坏，还出现了营养素缺乏的症状。尽管如此，他们的数量依然有增无减，因此农业的发展也势不可挡。苏格兰的农业出现得相对较晚，但是农业一旦到来，马上导致了当地人口上升。从巴黎盆地到德国的莱茵地区，农业全都带来了人口飞跃，随之而来的是向外迁移的人口压力。移民们带着自己的语言上路，导致了语言的进化与扩散。

这与宗教的起源——或者说至少是某种特定宗教的起源——有什么关系呢？詹姆斯.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提出，地中海地区的宗教可能确实有一些共同特征。弗雷泽推测，地中海的信仰——包括基督教这种晚期宗教以及此前出现的各种希腊、罗马和北非宗教——全都起始于与作物有关的丰饶仪式。因为在地中海气候环境里，雨水来临时作物生长，人人欢喜；然后夏天来临，作物枯萎，人们不得不向神祇祈求雨水再次降临。仪式标志着植物和动物在干旱季节的死亡，几个月后的仪式则旨在庆祝雨水的回归，标志着雨水与土地的结合。为了求雨，人们每年都要献祭一位神王化身，他们为这位化身准备最后的晚餐——可能并没有告知他——然后把他打死，甚至可能将他钉在十字架上。之后神王则会以另一个人类的形态回归人间。这显然与基督教的十字架钉刑与复活有某种相似之处。

在某种意义上弗雷泽的推测是对的，但他可能在某些方面是错误的——事实上他在某些方面肯定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现在有证据表明正式宗教的出现远早于地中海文明圈。证据来自富饶新月地区一个名为Göbekli Tepe的地方，位于今天的东土耳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由一位牧羊人发现。他在和他的羊群闲逛时注意到一些方形的石块，随后告知了当地某博物馆。考古学家们于是开始发掘，发现了一座相当非凡的建筑，显然是某种教堂或者庙宇。尽管挖掘尚未完成，但即便在尚未完成的挖掘现场你也能看到七座圆形建筑，墙壁复杂且精致。更详细地观察，你会看到许多装饰性的石块，上面刻有动物的图像，尤其是秃鹰的形象。可能这里是琐罗亚斯德教的文化遗址，该文化具有施行天葬的习俗，也就是让秃鹰吃掉死者的遗体。在这片遗址四周散落着上千具牛羊骨骸，暗示着这里是最早的有组织宗教的中心。我必须指出，这个地方比吉萨金字塔早八千年，也比巨石阵早八千年，而且结构非常复杂。早期的农民或许开始发展这些复杂的宗教，建造复杂且昂贵的建筑，许多人会从数英里外前来这些建筑进行崇拜活动。毫无疑问，为了维护这些建筑，必定会有一个祭司阶层，毫无疑问会有许多仪式来维持秩序。再看看南美这个稍晚一些的农业起源地，也会发现完全相同的情况，那些巨大的阿兹特克城邦也是在农业开始后不久兴起的，因此农业的起源与某种形式的宗教的起源关系密切。

显然，只要读一下关于狩猎采集者的学术著作就会发现，狩猎采集者同样具有某种信仰。但一般来说狩猎采集者倾向于信仰一个能带来雨水或者让作物生长的神，而不是我们如今熟悉的那种严密监视我们的一言一行的全能神祇。我们所熟悉的宗教——比如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基于一个铁腕惩恶的可怕神灵。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神？因为所有早期宗教的形成——包括基督教——都伴随着显著的社会不平等。以亚伯拉罕的出生地乌尔为例，在亚伯拉罕之后的某个时期出了一位所罗门王，他在全盛时期“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六百六十六他连得……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有战车一千四百辆，马兵一万二千名。”有人认为，这些惩罚性的宗教之所以出现，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为了让下层阶级安于现状：“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一个人拥有四万匹马，而其他人连一匹都没有——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现代世界也差不多——为了让下层阶级面对如此不平等依然安于现状，惩罚性的强大神灵应运而生，比如印度教的死神阎魔罗阇或者中国的十殿阎王。基督教当然有审判日，届时义人上天堂，伦敦帝国学院的师生则要面对地狱烈火——我的学生们每次听我这样说都非常开心——甚至佛教也有恶业轮回的概念。这些惩罚机制的用意或许就是强制实施社会不平等。值得注意的是，最早的有城墙的城市和最早的帝国基本上是与早期宗教同步出现的。

上述说法听起来像是猜测，但是事实上现代世界可以看到很多佐证这一说法的证据。康奈尔大学的人类学家调查过采取不同谋生方式的群体，想要看看他们信奉的神灵是不是嫉妒之神——所谓嫉妒之神的典型就是旧约里的耶和华：“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以狩猎采集为生、平日忙着采摘浆果与坚果的社群固然也有神，但是绝大多数此类社群并没有至高神的概念。他们崇拜的神灵就仅仅负责行云布雨而已。少数狩猎采集社群具有执行道德标准的活跃神灵，其职责是监督人们并且向犯罪者施加惩罚，但是一般来说这些道德神并不关心人类，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去打扰那些闷着头采集坚果浆果的人们。如果从采集社群迈进一步，来到畜牧社群——或者说从事该隐当年的老本行的社群——突然间活跃的道德神就占据了主流，不那么活跃的神灵则逐渐式微。畜牧社群是最早出现显著不平等的社群，有些人拥有很多牲畜，其他人的牲畜则很少，这一来就催生了强大的嫉妒神。类似的现象在农业社会也能见到：以自耕小农为主的社会往往没有至高神，但是一旦农业发展到人力集约型的阶段——一位个人拥有大量土地并且雇人种地——强大的至高神又会再度发作，对触犯神明的罪人们施加愠怒。此外还有一个更普遍的现象：社群人口规模与经常怒火中烧的活跃道德神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社群规模越大，就越倾向于信奉活跃道德神。

这一现象背后有什么原理？显然，这种现象不仅仅体现在狩猎采集者的社群——这样的社群如今已经所剩无几了，当前关于狩猎采集社群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大都是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取得的——而且在现代世界中同样得到了反映。事实上针对现代社会的研究确实表明，社会不平等对于有组织的等级制宗教以及祭司群体的出现十分重要。有一个概念我相信你们都听说过，叫做基尼指数，它是一个客观衡量社会的不平等或者平等程度的指标。如果一个拥有一千人的社区的总财富为一百万英镑，而其中一个人拥有所有的钱，那么基尼指数为1；如果每个人都有一千英镑，那么基尼指数为0。所以任何社会越是不平等，基尼指数就越高。可以看到在图表上的这组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基尼指数是最高的，这一点并不意外；我们英国排第二，在欧洲排第一，两年前我们超越了葡萄牙，现在我们是欧洲最不平等的国家。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在下次选举过后我们还可能超过美国。瑞典等国家的不平等程度要小得多，至于巴西或者尼日利亚等地则更加不平等，基尼指数更高。在世界各国，基尼指数与宗教的社会地位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契合关系。在许多社会当中，基尼指数越高，宗教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就越大，更多的人自我认同为宗教信徒或相信上帝，等等。我们在现代社会又一次看到了不平等与宗教之间的契合，就像农业起源时或许发生过的那样。这似乎是某种始终如一的稳固关联。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看这些数字，联合国有一个被称为成功社会指数的指标，这个指标汇集了多种属性，比如男女的预期寿命、教育水平、犯罪率等等，从而定义一个社会是否成功。在发达国家排名当中唯一的显著特例就是美国。美国社会在许多方面——比如医疗保健、犯罪问题等等——都是最不成功的社会。在欧洲、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家组成的群体当中，美国社会也是宗教最盛行的社会。因此事实再次证明社会不平等与宗教关系密切，我认为证据相当充分。

那么这其中的原理是什么？正如我多次提到的，关键在于人口数量。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或许都会错误地认为英国的宗教正在衰退并且因此而沾沾自喜，2008年，自我认同为非宗教信徒的英国人数量首次超过了国教会基督徒的数量。即便在美国，信徒的数量同样正在下降。然而，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人口走势意味着事态并不会继续发展。查尔斯.达尔文在写《物种起源》之前努力尝试理解生物界的规律。他在日记中写道：“有一天我为了消遣而阅读了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这本书一点都不有趣……不过我终于找到了可用的理论。”生物数量以对数形式增长：2，4，8，16，32；而资源显然以算术形式增长：2，4，6，8，10。所以生物总会面临人口压力，有些个体会生存下来，有些则不会，而那些生存能力强的个体将传承他们的遗传基因。我们之前确定了宗教与人口规模的关系：一旦社群人数激增，突然间某些宗教就成功压倒了其他宗教并且扎根下来。根据这样的规律，未来会发生什么？在国家内部与全球范围内的普遍规律是宗教化程度较深的国家通常生育率也较高，生育的后代更多。画面上的图表显示了2007年全球82个国家的平均数据以及德国的女性生育数据。在德国，从不去教堂的女性平均每人生1.39个孩子，在假期和宗教节日去教堂的女性平均每人生1.44个孩子；每周去一次的女性生1.8个孩子，每周不止去一次的女性则生了1.98个孩子。全球多国的平均采样也呈现了相同的模式。尽管这是一个非常有限的样本，许多国家没有出现在这张图上，但模式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值得记住的是，欧洲无法保持其人口数量，唯一还能勉强保持人口不下滑的欧洲国家是英国。我们可能都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多少还能生下足够的孩子来维持数量。至于在欧洲，为了维持人口，或许有必要每周至少去一次教堂。

我们可以推测未来将会发生什么。有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就是北美洲的阿米什人，他们在十八世纪因信仰遭到迫害从欧洲迁移到北美——他们是再洗礼派，不相信婴儿洗礼。长期以来他们的人数不多，但他们生了很多孩子，而且生活方式很不同寻常。你可能在俄亥俄州和北宾夕法尼亚看到他们，他们遵照十八世纪的生活方式，穿着古装，出门坐马车。有些不那么严格的派系被称作黑保险杠阿米什人：他们拥有汽车，不过把保险杠漆成黑色以免招摇。阿米什人很喜欢生孩子数量，从1900年到2000年间，全美国阿米什人的数量从大概四五千人达到了18万。按照这样的增长率，到2100年美国的阿米什人人数将与今天美国的总人口相当。虽然这并不太可能实现，但是这个极端例子确实体现了宗教对于生育率的影响。因此为了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所需做的就是询问世界上哪些地区的人口增长最快。显而易见的答案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此外还有阿富汗。除了这两个地区之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正在经历所谓的人口转型，即从高出生率、婴幼儿高死亡率的状态转变为低出生率且大部分婴幼儿存活的状态。印度已经迅速实现了这一转变，中国则更快。当初中国实行一胎政策时，政府施加了相当大的执行压力，最终确实成功了。非洲则远远没有经历这样的转变。在某些非洲国家，每位母亲的平均生育数量为七到八名子女；在包括塞拉利昂在内的许多非洲国家，这个数字是五到六。有趣的是，只要你像我一样亲身去非洲看一看就会意识到人们对于非洲的主流看法是错的。尽管中非的经济在蓬勃发展，人们仍然认为非洲是一片落后地区，可是实际上并非如此。非洲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形势相当良好。但奇怪的是，即便是那些较为富裕且受过教育的非洲人也依然倾向于多生孩子。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现象会导致怎样的基因效应。如果你从全球的角度看，世界上关于肤色基因的分布在1492年之后发生了变化，当时欧洲人开始迁移到美洲，于是白肤色基因的数量激增，因为欧洲人开始遍布全世界并迅速增加。与此同时非洲人——无论是留在本土还是被掠为奴隶——则极少扩散开来，因此黑肤色基因的数量下降了。但现在这一切经受了完全逆转，因为非洲人口一直在增长。1950年全世界白人数量大约是黑人的两倍，如今白人和黑人的数量大致相同。如果按此趋势推算到2050年，黑人数量可能会是白人的两倍。这与黑肤色的基因特性无关，纯粹是基于人口的现象。我认为这些数据是正确的，我认为这种情况必将发生，而且你可以看到它正在发生。因此你可以根据这一人口增长模式预测黑肤色的频率将会如何变化。你还可以顺带预测宗教信仰的走势将会如何变化。未来人口增长对信仰的影响将会相当显著。根据联合国关于2050年人口增长的陈述，欧洲人口将会减少，而大多数其他地区以大致相同的速度增长，非洲则是个巨大例外，人口将会显著上升。到2050年非洲人可能占到一半世界人口。

那么这对于宗教信仰的未来会有什么影响？你只需问一问哪里的信仰最强烈。画面上是2010年盖洛普公司绘制的世界宗教指数地图，颜色越浅代表宗教化程度越深。可以看到，唯一一个人口增长迅速且高度宗教化的地区就是非洲。非洲有许多人深信宗教，通常是各种形式的基督教。有理由相信未来基督教将继续蓬勃发展，全球范围内的基督教正在兴起。对我来说，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我确实希望科学能够取代宗教，正如许多人徒劳地尝试过的那样，但是事实证明我们做不到。这样的前景确实令人不安。也许这意味着大学未来的培养方向不应该是新一代的科学家和生物学家，而应是新一代的神学家。我就说这么多吧，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