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旧的国家军事体制向新的国家军事体制过渡 -- nobodyknowsI

严格来说，战争年代，自底而上的自发组织力才更强；和平年代就反过来了，自顶而下的官方组织力，一定是在试图把每个人都变成原子化的个体——所以，笔杆子取代了枪杆子。

1. 自顶向下的组织方式，和社会原子化的前提。

如题，言语执政力只能接受自上而下的组织，和鱿鱼一样将所有人原子化这一点是他们是完全一致的。

不论是西方的马恩派，还是中国的儒家，还是西方鱿鱼，本身都是想瓦解底层自发的组织力，这样他们在能在与底层博弈中无限套利。

2. 近代中国的组织方式，融合了自底向上和自顶向下

这一点上，中国的儒家和西方的进步神教没有任何区别，即使在近代从半殖民地向殖民地滑落的时候，像常凯申一样给英美当刽子手主要镇压南中国的农民暴动，这些才是中国几大儒家流派的主流——宗族地主、商贸地主、海贸地主。

毛出身的富农、新发户子、靠湘军劫掠江南发财的，本身也是这么反动的，这一点从毛在前三十年的各种迷之操作中得到印证。

但不论是毛，还是孙中山，都不愿意向西方低头，这才是他们成为本土派的最根本的原因，所以他们才能和中国最底层的农民联合。

【中国的本土组织力在土地革命时期不是列宁主义的对手】中国本土派内部流派太多、内部矛盾太多，从鸡毛蒜皮的小事，到南中国土客矛盾这种你死我活的矛盾——所以西化的进步学生，成为了中国本土各派一个中立的仲裁者，这才是学生-农民联盟成立的基础。

中国本土派自发的组织力有两个缺陷：一个是缺乏作为中高层领导者的知识分子；另一个是因为南中国的土客矛盾，首先会形成两个极端对立的组织自己杀起来。

换句话说，本土派自底而上的组织方式，有着自发的、多头的优点，但必然也有缺乏中心、矛盾对立、不能合并的缺点。

同样道理，中共中央这种挟洋自重的派系，有着单中心的优点，就必然有残酷内斗的缺点；有着挟洋自重的这种速成的优点，就必然有着各自认爹然后让他们的爹比大小的缺点。

最终，只有结合了底层自底而上的优点，和结合了中共中央自顶而下的优点，以毛为首的本土派才成为了中国革命的真正领导者。

但因为学生-农民联盟的干部都来自学生，来自中共中央的学运路线，毛他们只是训练干部的时候做了一道加工手续，这些学生的权力来源是上级，再往前追溯来自中共中央，所以就给了中共中央和毛的争权的底气。

同时这也是建国后，马恩派脱产缘由——学生本来就是临时脱产者，毛的干部筛选本身就是有缺陷，失去了常凯申这个反面教员之后，毛当然得不到当初那些敢闹革命的有着极强实践能力的干部，只能得到源源不断地没有任何社会实践的脱产者。

3. 关于中东，我之前在知乎上写过一段。

现在虽然抵抗之弧接近崩盘，但那是因为伊朗的原因，抵抗之弧几个参与方可是特别能打的。

4.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每一个文化圈，一定是以内部矛盾为主、外部矛盾为次的，一定存在着两种极度对立但又存在合并可能的自底而上的组织方式。

中国最典型的是儒道之争。以农民为主的组织方式，是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属于道家一派。

以村霸、乡贤为主的自底而上的组织方式，是湘军淮军、民团、小保长，属于儒家一派。

土地革命是以道家为基层、儒家为中高层的两派势力的联合，毛本身就是儒家出身，直到十六岁为止都是童生——作为农民，我们从来没信任过中共中央这种挟洋自重的派别，我们总以为毛这样的本土派更可信一些，即使他出自儒家。

但历史教训了我们，底层农民和村霸乡贤之间的矛盾，才是农民面对的最根本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所以，在后续的一切社会变动中，只要是反对村霸乡贤的、只要比村霸乡贤更好的，农民都会承认。后续不论是什么派别，只要你不是毛派，就一定会得到农民的默许，这是毛用前三十年教会我们的——毛派才是中国农民的最大敌人。

5. 最大的结论：只要外部矛盾一缓解，本土派的内部矛盾一定会被引爆，因为这是你死我活的矛盾。

大多数时候，农民会对毛这样的领导者心存期待，希望他们能够调和这种你死我活的矛盾。

但六千八百年的历史，不过一次又一次证明，任何一个中间阶层的脱产者都配不上这份信任，哪怕他是毛——历朝历代，出身最底层和最顶层的开国之君，都会承认这种矛盾然后经历弥合这种矛盾。

但出身中间阶层的开国之君就反过来了，他们不承认这种矛盾，他们掩耳盗铃，他们装作问题不存在，他们既不站队最底层，也不站队最顶层，他们站队的是那些热爱欺上瞒下的中间阶层。

这也是历史的结论：底层和顶层永远是天然的盟友，真正的顶层人数是特别有限的，所以两者合力来限制中间阶层脱产者的无限扩张。

相对地，所有中间阶层彼此之间也都是天然的盟友，他们联合推动了中间阶层脱产者的无限扩张——明白了这一点，你就能明白，国产的粉红鱿鱼和西方的美白鱿鱼，为什么特别相像了，他们都是欺上瞒下之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