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从参商到猎户(一) -- 100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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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Scorpius&Orion

“荧惑守心”指的是荧惑(火星)在心宿(其中的心宿二即天蝎座α为红色的亮星,故古代又称“火”、“大火”)发生由顺行(自西向东)转为逆行(自东向西)或由逆行转为顺行,且停留在心宿一段时间的现象----其更确切的表述是火星在天球上的视运动在以心宿为坐标的天球区域发生顺逆变化。

   此现象在星占学上被赋予了“大人易政,主去其宫”的含义,认为对国君或帝王不利,在历史上往往被附会成君王崩等事件的征兆,或成为因禳解而要求大臣自杀的理由。

   本文试图从文化的角度,对“荧惑守心”星占含义本源作一些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火星是太阳的第4个行星(按照运行轨道与太阳的远近),它的公转轨道在地球的外侧,属于外行星,这一点使得火星在视运动上能在天球上做周天运行,同时因为地球在内侧轨道绕行太阳的速度比较快,干上火星的时候,火星看似在天空作倒退的回路,此即所谓逆行;另一方面由于其轨道比地球公转轨道为大,其运行周期要比地球运行周期(年)来得长,使地球上的观测者必须积累相对日、月和恒星而言更长时间的观测经验才能对其规律有一定的掌握,依照现代天文科学对火星“见复”周期(即相邻两次“冲”之间的时间)的测量为779.94天,与木星398.87天的“见复”周期和土星378.09天的“见复”周期相比,这一周期无法与古人其他天文观念中既有的成数(比如木星的12,土星的28)相符合。[cchere.com 西西河 云横居士]

   其在天上的运行路线最为复杂多变,行踪也最让人捉摸不定,;另外它荧荧如火、亮度变化的火红光芒也让人不安,因此中西方都把它看成是战争、死亡的象征,在西方,其名称就是神话中的“战神”(MARS)。正因为其如《淮南子-天文训》所说的“出入无常,辩变其色,时见时逆”,所以给它起名叫作“荧惑”。

   心宿(特别是天蝎座α)的文化意义就更为深湛了,曹植《与吴季重书》所谓“面有逸景之速,别有参商之阔”、杜诗所谓“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就是以参星(猎户座 )与商星(心宿)在天空中不同时出现的现象来比喻人世的别离,其天文学上的意义是因为这两星不能被同时观测到――值得一提的是,在希腊神话中,天蝎(Scorpius/The Scorpion)也是蛰猎户座(Orion/The Hunter)的蝎子。

   《左传》(昭公元年)子产对叔向所说的关于阏伯和实沈的相关神话是对“动如参与商”的一种人文化的解释,其中隐含了一个深刻的含义,即“辰为商星”,亦即商代(或者可以更广意义称为商人,包括商的先民甚至后代中的一些)把心宿(大火)作为主要的测时依据;《左传》(襄公九年)所谓“商主大火”“祀大火,而火纪时焉”则是相对理性化的表述。这在甲骨卜辞中有相当多的记载。今人庞朴更根据记载考证出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火历”(《火历初探》、《火历续探》、《火历三探》,载《稂莠集――中国文化和哲学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一版)。大火因之成为商人的“族星”,在后世也可能逐渐与商人的首领和王对应起来,成为其在天上的象征。[cchere.com 西西河 云横居士]

   于是,“荧惑守心”便具有了相关族群的首脑面临战争或死亡威胁的含义。我们还注意到,见于史料的最早一次“荧惑守心”的记载是春秋宋景公年间,《吕氏春秋-制乐》、《史记-宋微子世家第八》、《淮南子-道应篇》、《新序-杂事第四》、《论衡-变虚篇》都有相关记载,其中唯有《史记-宋微子世家第八》明确将时间确定为宋景公三十七年,并解释道“心,宋之分野也”。宋是周封微子的封国,其文化传统必然保有商人的遗风,根据《左传》(襄公九年)士弱回答晋侯的话语(商人阅其祸败之??,必始于火),大火也确实对应了春秋时代作为殷商后裔的宋国,“荧惑守心”的背景被置于宋,而且在该记载中司星子韦有成套的有系统的禳解之术(“可移于相”、“可移于民”、“可移于岁”),可见此种观念在当时的宋已经根深蒂固。

   后世随着时代的推移,“荧惑守心”中的“心”取得了代表其他君王的含义,《史记-天官书》记载“心为明堂,大星天王,前后星子属”;而《索隐》引《鸿范五行传》曰“心之大星,天王也,前星,太子;后星,庶子。”而“荧惑”的固有含义也逐渐定型化,《史记-天官书》记载“荧惑为勃乱、残贼、疾、丧、饥、兵。”“荧惑守心”的星占意义为众人所逐渐认同,但后世也出现了大量的附会,根据台湾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的研究,历史上23次“荧惑守心”的记载中有17次经推算不曾发生。[cchere.com 西西河 云横居士]

   这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经黄一农教授推算宋景公三十七年的“荧惑守心”也并未真正发生,只有宋景公二十三年发生过“荧惑守心”,前面提及的记载可能出于附会,这对本文的立论基础构成了威胁;对此的解释是:宋景公的故事因为其仁德感天和民胞物与的精神被人传诵或编造,用以诠释“天高听卑”,但不能简单以一个“骗局”视之,把即使是编造的“荧惑守心”的故事背景置于宋国,其中折射出的信息就是宋作为殷商的后裔保有将大火作为君王象征的传统,而对“荧惑守心”观念的接受有一个逐渐扩大的过程,在春秋时它后世的含义可能仅局限于宋及有商人传统的人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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