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天崩地解：明清易代的历史大变局》节选 -- 碧血汗青

2.2 卢象升、杨嗣昌的战和生死斗

文/碧血汗青

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清军大举入塞，直犯北京。

此次入侵，根据《东华录》说，入关两路清军先会师于通州河西，由北边过燕京，自涿州分兵八道，一沿山下，一沿运河，于山河中间纵兵前进，燕京迤西千里之内六府俱被蹂躏，至山西界而还。复至临清州，渡运河，攻破山东济南府，回至京南天津卫，共破城三十六，降六，败明军十七阵，俘获人畜二十五万七千多口，俘虏明亲王一、郡王一，杀郡王五。《清太宗实录》则说俘获人口是二十万四千四百二十三人，另外夺得黄金四千零三十九两，白银九十七万四百零六两。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清军退回关外。

明朝在这次战役中损失了大将名臣孙承宗、卢象升，两人双双殉国。

孙承宗，字稚绳。高阳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第二名。他虽然是个书生，但却长得极是雄壮，《明史》曰其“貌奇伟，须髯戟张。与人言，声殷墙壁”，《明季北略》、《烈皇小识》等又说他“铁面剑眉”。

根据《明史》记载，孙承宗成年后就喜欢行走边关并随时和老兵谈话：“始为县学生，授经边郡。往来飞狐、拒马间，直走白登，又从纥干、清波故道南下。喜从材官老兵究问险要厄塞，用是晓畅边事”，以获取和边镇有关的全部资料。无独有偶，袁崇焕也有这个习惯：“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厄塞情形”，也许袁崇焕这个习惯，就是在孙承宗帐下时从他那里学来的。

孙承宗是明朝的抗清名将，也是赫赫有名的关宁铁骑奠基人之一。他经营辽东时帐下名将如云，袁崇焕、祖大寿、赵率教、满桂、马世龙等人均为其所用。不过四年时间，就拓地四百多里，修复大城九座、堡四十五座，前后练兵十一万，设立十二车营、五水营、二火器营，八前锋后劲营，又造甲胄、器械、弓矢、大炮等军器数百万件，开良田五千余顷，岁入达十五万两，招抚的流、移民更有百万之多，实可谓功盖当时，名震天下。

若非当时魏忠贤和一群只知道党争不知道卫国的的廷臣们阻挠甚至陷害，清一朝很可能在孙承宗手上就被迫降了。说到此处，顺带提一笔，东林党人也都不是什么光彩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和他们的对手并无什么二致，因为他们一样是对党争和争权夺利的兴趣远大于保国。

而魏忠贤则对孙承宗甚至害怕到听说他入关，就以为要来清君侧了，大半夜地跑到皇宫里绕着龙榻大哭不已，以至皇帝只好半夜起来大开禁门召兵部尚书入见，连夜颁下诏书不准孙承宗入朝。

后来，魏忠贤才知道孙承宗只一人一车带了一床被子，另带随行参谋人员一名，在各处巡视边镇而已。

辽军之能用，实肇基自孙承宗，成则在袁崇焕。

后来崇祯二年祖大寿反出关外，也是仰仗袁督师手书及孙承宗以旧帅之谊相感，并为之设计救袁督师，才能招关宁军复卫北京，之后孙承宗率领大军逐清军，复关内，后又击败了朵颜束不的部的反叛。

崇祯十一年十月十九日，清军围高阳，孙承宗时年七十六岁，正在家颐养天年。闻讯率领家人以及乡里上城死守。奈何土城矮薄，又无援军，最后失陷。他叱喝家人各自逃生，欲以身殉国，自杀不及，被俘。入清营后，以苇席铺地望厥叩头，自缢死。其子举人鉁，尚宝丞钥，官生铈，生员鋡、镐，侄子炼，及孙之沆、之滂、之澋、之洁、之氵宪，从孙之澈、之氵美、之泳、之泽、之涣、之瀚，子孙合计十七人，尽于此役力战身亡，满门无一降者。

孙承宗雄才大略，先因不附魏忠贤而遭抑，后又因朝中党争被杨嗣昌、薛国观等辈所忌，终不能尽展韬略。其人仅在辽东经营四年，便已气象如此，如任以专命由其放手作为，则其功不可测也。

但他脾气过于耿直，以至于其一门大小战死后，还依然为杨、薛等辈宵小嫉恨，连抚恤之事也要从中阻挠，因此终崇祯一朝亦不得追封，一直到南明时，才被追谥，号为“文忠”。

孙承宗又著有《车营扣答合编》一书，这是他和军中赞画鹿继善等参谋、将领一起编著完成的一部军事论著。全书分为《车营总说》、《车营百八扣》、《车营百八答》和《车营百八说》四篇，完善了自戚继光以来的火器、车营等部队编制，初步形成了具有现代军事色彩的步、骑、炮等各兵种协同作战的军事理论雏形，并明确了火器为主的军事主导思想，这些对明军，尤其是辽军在此后的战术和作战编制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时在冷兵器和火器更替的军事思想发展史上，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清人著史，独写孙承宗事迹为一传，评其功曰：“国是如此，求无危，安可得也”，论其才之际遇则曰：“度彼之才，恢复固未易言，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而廷论纷呶，亟行翦除”，又自诩本朝曰：“盖天眷有德，气运将更，有莫之为而为者夫”，其言皆颇为是，读之使人无可奈何甚矣，呜呼，复又为之一叹。

此次明军抗清主帅卢象升的事迹，也是经纬分明，其间没什么疑惑，是以并无其他可解释者。但其陨身之惨烈以及身后所遭的委屈，却几和袁崇焕袁督师一般无二，为明季所罕见。因此只是将其生平叙述一番，也可少使吾辈愧对先贤，故在此复述纪之。

象升字建斗，宜兴人，是天启二年的进士。崇祯三年，他一手组建了大名、广平、顺德三府的“天雄军”。卢象升虽然是文士出身，但却是明季文人中一位罕见的武艺娴熟、气力过人之战将。《明史》云：

象升白皙而臞，膊独骨，负殊力。……善射，娴将略，能治军。……象升每临阵，身先士卒，与贼格斗，刃及鞍勿顾，失马即步战，……象升提刀战益疾。贼骇走，相戒曰：“卢廉使遇即死，不可犯。”……暇即角射，箭衔花，五十步外，发必中。

他建成“天雄军”后，就一直与高迎祥、李自成等农民军作战，高、李屡为所破，连连遭受其重创，所以对他极为忌惮。后来京师戒严，诏其入卫北京，高、李得以松了一口气，《明史》对他的调动，有这样的评论：“（卢象升）既行，贼遂大逞，骎骁乎不可复制矣。”可见他和所率部队对李自成农民军的威胁之大。

之后卢象升迁兵部左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他在宣、大屯田，谷熟，不多时便积谷二十余万，于是崇祯下谕，命九边皆以宣、大为本而习之。

崇祯十一年九月，清兵自墙子岭、青口山入关，蓟辽保定总督吴阿衡酒醉不能起，被杀。

崇祯第三次赐与卢象升尚方剑，让他总督天下援兵，并召宣、大、山西三总兵杨国柱、王朴、虎大威入卫。当时卢象升因为还未服完父丧，便以麻衣草履和他的天雄军一起誓师出军。

此时北京城外，清军正四处蹂躏，京畿州县，清军一至则陷，因此崇祯十分恼火，群臣纷纷献计献策。这其中还出了一档子事，听上去好象匪夷所思，但却是千真万确的。

当时有位兵部主事，姓沈名迅字宙泉，上书陈说边务，内里有一条道：“以天下僧人，配天下尼姑，编入里甲，三丁抽一，朝夕训练，可得精兵数十万。”当时的首辅大臣杨嗣昌见书，对其所陈各项建议极为赞赏，以为“（沈）迅言之可用，非止一端”，特别推荐。不一刻，崇祯的圣旨下，旨曰：“沈迅作改兵科给事中，作速到任管事！”于是这沈迅立时走马上任去了（4）。

余见此记载后，尝遍索诸书，可惜终未能获其后来的政绩记载，以至于不能考据出此人到任后，到底将天下的僧人尼姑们怎么样了，此实为余生平一大憾事云。

不过此人的想象能力虽然出众到一塌糊涂，但却是个不怕死的，称得上是条好汉子，他的弟弟还是个武林高手，在马上能舞一柄百多斤重的大铁锤。甲申年北京陷落之后，这兄弟二人在家乡率乡人先和农民军大战获胜，后来在与入关清军的激战中，满门战死。

且再说朝廷之中，有内阁大臣杨嗣昌、太监高起潜或明或暗地提出与清军议和，于是当卢象升在崇祯召对，问他对当前形势有什么看法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臣主战。”

此话一出，使得一向死要面子的崇祯顿时面色大变。因为卢象升这么一说等于直指崇祯想与清军议和。在中国历史上，主战、主和两派历来水火不容，而但凡主和的大都是昏君奸臣，最有名的便是宋高宗和秦桧了，崇祯又怎会愿意担上这个罪名。因此崇祯在沉默了好一会之后，先否认自己有这个意思，推说只是外廷有这个建议，随即便叫卢象升出去和杨嗣昌、高起潜商议军情，再也不和他说什么了。

议和之事既然败露，那么三人商量的结果，当然就只有和清军一战了。根据当时明军获得的情报，清军此次南下是分三路而来，所以卢象升打算先据守保定，然后诸将分路出击，在庆都会合后与清军展开决战。只是诸多事情却为一心想议和的杨嗣昌、高起潜两人所掣肘，最后的结果，仅宣、大、山西三总兵归卢象升统率，而关宁铁骑和其他部队则属高起潜指挥。

这么一来，卢象升名为总督天下援兵，实际手下还不到二万人。等后来新任的兵部尚书陈新甲赶到昌平，卢象升只好再次分出部分兵马去，这一来，他的部队就更少了。

杨嗣昌，字文弱，武陵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父亲杨鹤，是陕西总督。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reic E.Wakeman,Jr.）在其《洪业——清朝开国史》一书中说“杨嗣昌，即1619年在辽东遭到惨败的杨镐之子”，这是个明显的错误。

《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七的《杨镐列传》道：“杨镐，商丘人。万历八年进士。……御史杨鹤疏劾之，不报。无何，开原、铁岭又相继失。言官交章劾镐，逮下诏狱，论死。崇祯二年伏法。”

列传第一百四十八的《杨鹤列传》则曰：“杨鹤，字修龄，武陵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杨镐四路师败，鹤荐熊廷弼、张鹤鸣、李长庚、薛国用、袁应泰，……将假他事逐之，乃引疾去。……七年秋，子嗣昌擢宣大山西总督，疏辞，言：‘臣父鹤以总督蒙谴已三年，臣何心复居此职。’”

据此可见杨镐、杨鹤两人事颇明，杨鹤是杨嗣昌的父亲，且杨镐、杨鹤在政治和权利斗争中还是死对头，魏斐德先生在这里把两个人给搞混了。

杨嗣昌应该说是有一定才干的。他曾经以“四正六隅”、“十面张网”法，于崇祯十年到十一年期间成功地压制了各地农民军，使农民军活动进入惨淡的低潮期：张献忠惨败于左良玉之手，迫于明军的强大压力受招抚；罗汝才、马进忠、惠登相、王光恩等亦相继投降；李自成也接连败北，只带了少数随从转入商雒山潜伏。同时为了压制农民军，他又提出不能同时开辟两条战线的主张，所以试图和清廷议和，想等剿灭农民军后，再回过头来收拾关外清军。从战略上来看，他的这个想法和袁督师在一定层面上是不谋而合的，应该说不失为一个权宜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