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黑白汤恩伯 (上) -- 萨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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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文摘】汪精卫病入膏肓。

那个汪精卫倒算是给做了实验了
?来自重庆的情报人员,全力在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汪精卫在日本治疗的真相。

但是他们失望了。唯一所知道的是,汪精卫是住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第

四病院。这还是因为这个病院附近,突然戒备森严,以及名古屋闹区出现了若干一

望而知新近才到日本的中国人,加以研判而推断出来的结果。至于汪精卫治疗的经

过,病情是好是坏,全无所知;连汪政府的许多要员,亦不明了。因为汪精卫全家,

还有亲信,都到了日本;陈璧君严密封锁消息,滴水不漏;有时陈公博、周佛海亦

密电去问,也是模棱两可,含含糊糊的答复。

但终于找到了一条意想不到的线索。有一个久居上海的德国外科医生,名叫诺

尔,他由担任汪精卫的医药顾问,而结成至交。当汪精卫为了两广的政治恩怨而被

刺时,诺尔恰好趁秋高气爽,到西安去打猎;得到消息赶到南京,已在一星期之后。

汪精卫当时是住在鼓楼医院,只动了一次手术,取出左腮中的碎骨与弹片;因

为流血过多,身体虚弱不敢再动第二次手术,只好将左颊及背部的两枚子弹,仍旧

留在那里。诺尔仔细诊察以后,认为左颊那枚子弹不赶紧拿掉,眼旁的高度红肿不

会消退,将有失明之虞;因而冒险又开了一次刀。伤势仍然非常严重,极力主张移

到医疗条件最好的上海去治疗。

到了上海,汪精卫住在他的岳家,沪西安和寺路上的一座大宅。由于背部的子

弹挟住在肋骨之间,所以开刀要请骨科医生;当时上海中西闻名的骨科权威是牛氏

兄弟。替汪精卫动手术的是,老大牛惠霖。

牛老大见过的要人极多,并没有将汪精卫当做一个了不起的病人看待;加以"艺

高人胆大",看了X光片子以后,认为一刀下去,就可以把子弹箝出来,因而越加不

当回事。

开刀的地点就在汪精卫岳家的小客厅中。因为陈璧君的蛮不讲理是有名的;如

果将汪精卫移到他的设备完善的上海骨科医院,陈璧君会干预医生、护士的职务,

势必搞得很不愉快;既然是小手术,哪里开刀都一样。

牛老大的想法没有错;错在开刀时间定在下午,时间又晚了一点。牛老大的酒

瘾极大;不到下午5点钟就要弄半杯白兰地在手里,边晃边饮。这天要开刀,容不得

他捧杯徐饮,倒了一大杯喝干,坐上汽车由枫林桥到安和寺路中;由于喝得太急,

已颇有几分酒意。

一有了酒意,事情看得更轻;而自信却又更甚,但他的一双手已不大听大脑的

指挥。结果手术失败,而汪精卫吃尽了苦头,气得陈璧君几乎连"丢那妈"都快骂出

口了。

子弹仍旧留在背部,不幸地原已渐次痊可的糖尿病,却又复发。于是接纳了诺

尔的建议,出国疗养;目的地是德国,因为邻近奥国的嘉士伯的矿泉水,对汪精卫

的糖尿病很有用处。糖尿病人动外科手术,往往不容易收口:所以汪精卫要动第三

次手术取出背部的子弹,治好糖尿病是个先决条件。

没有多久,发生震动全世界的"西安事变"。从北伐以来,汪精卫几度出国;而

回国的原因,总是为了政局关系,陈璧君认为"少不得要汪先生出来收拾",兼程赶

回国来"观变"。

接着,抗战爆发,政府西迁;无论时间上、设备上,都不容许他动第三次手术。

迁延日久,潜伏在汪精卫身上的那一小块顽铁,终于因为生锈而作怪。

作怪是在三十二年8月间,忍受了三个多月的疼痛,终于在这年耶诞以前,由南

京日本陆军病院,将这颗子弹从汪精卫身体内排除。住院两个星期,医生认为情况

良好,出院回归私邸,那天是三十三年元旦;不过新年假期刚刚完毕,头一天到院

办公,就觉得身体不舒服。考虑下来,决定还是求教于诺尔。

诺尔从上海奉召而至,诊察的过程,出乎意外地慎重;听了又听、看了又看,

汪精卫的妻儿已感觉到情况不妙。最后诺尔请汪精卫起床,走几步路给他看。这一

看,诺尔竟致痛哭失声。

据说,病虽初发,情势严重;且有癌症的迹象。陈璧君不相信;只以为诺尔的

一哭,大部分是感情作用。可是,症状毕竟一天坏似一天;腰部以下,渐渐麻痹,

高烧不断,请了中日名医会诊,判断不是癌症;那么是什么病呢?不知道!

这一下,陈璧君急得胃病复发,来势亦岂不轻。当时看胃病最出名的是个日本

人,名叫黑川利雄,任职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特别派飞机把他接了来,为陈璧君

看胃病的同时,顺便替汪精卫也看一看。他的结论是:汪夫人的病不要紧,他有把

握;汪先生的病,已到危险阶段,倘不立即施行手术,旦夕可以生变。

于是陈璧君同意,委托黑川向日本政府接洽。日本政府当然不致于见死不救;

但是所谓"绝对国防圈",已濒临崩溃的边缘,盟军空袭,日甚一日,对于汪精卫的

安全问题,不能不作慎重考虑。

几经策划,日本政府选定了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作为汪精卫的治疗之地。

于是这年——民国33年3月3日,一架专机载了汪精卫全家,到了日本,以名古

屋帝大医院4楼的全部及3楼的一部分,拨归汪家专用。名古屋师团负责警戒;同时

严密封锁消息,连日本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许多外科、内科、整形科、

放射线科的名医,忽然到名古屋"旅行"去了。

这些名医组成了一个"医团",为汪精卫的代名"梅号"展开了一连串精细的医疗

作业。但这时的日本可怜得很,连橡皮手套亦很难买到;因此,这个医团的负责人

斋藤真教授,动辄大发雷霆。

斋藤是名古屋帝大的教授,是日本神经系外科的权威;经由黑川的推荐,膺此

重任,经他主持会诊的结果,断定汪精卫所患的是,由弹伤所诱发的"多发性的骨髓

肿症"。此病极其罕见;许多开业多年的医生,连这种毛病的名称都没有听说过。

到达日本的第一天诊断确实,连夜准备;第二天傍晚动手术。斋藤真在两名主

要助手的协助之下操刀,所施行的手术,名为"椎弓切除术"。局部麻醉后,由汪精

卫的背部切开,深入前胸,切除了第四至第七排胸骨;手术很顺利,只一个多小时。

当时汪精卫的腿部就有感觉,而且能作极轻度的活动。

手术的第一阶段算是成功了,但是往后的工作仍然不乐观,这是个大手术,一

刀开下去容易,汪精卫身体的复原,则大费周章;日军的败退,使得物质极缺,日

本方面虽然有心帮汪精卫治好身体,无奈医疗用品来源有限,不易筹措,加上医院

四周,日军严密布防,如临大敌,弄得陈璧君心里很不是味道。

"梅号"医团的大夫都是被征召而来,多为各地好手,因为风云日亟,这些名医

虽身在名古屋,但是多记惦着家中的老小,日常工作之间,也是神不守舍,上上下

下的人都愁眉不展,那种际况真是可想而知,汪精卫看在眼里,真是欲哭无泪,心

也不禁跟着沉了下去,想想自己的前途,颇有"英雄末路"之叹!

日本号称军国主义,一切唯国家至上,这些医务人员受命行事,敢有不效忠之

理,但是他们的心情因战局影响而萎靡,却也属人情之常,汪精卫和陈璧君想起当

年日人前来谈判,大言倡倡,涂抹出一幅"大东亚共荣圈"的幻梦蓝图,真也成了此

一时彼一时了。

重庆方面因为局势的扭转,工作上也更加激奋,但是陈璧君的紧密封锁,却也

真是很难"做"到确切的消息。

情况就这样僵持了颇有一段时日,只是等待,别无他法。

医院方面的人员进出,也是要严密搜身调查,很难冒充混入。倒是汪精卫可以

稍动了,这个"进展",辗转传了出来。

传出这个消息来的人,就是诺尔;来自重庆的国际情报人员,循线追踪,终于

获知详情。据说"医团"中特设一名"联络官",名叫太田元次;原是那座医院中的外

科住院医师,本来已决定派他到塞班岛的"玉碎部队";正如"神风特攻队"一样,顾

名思义,便知有出无还。那知他命不该绝,汪精卫一行第一天到医院时,即由他照

料;细心体贴,能言善道,大得汪精卫夫妇的好感,便向院方要求,希望能得到他

的经常服务。院方转报军部,特准缓役;在医团中担任联络官的任务,当手术完成

后,喜孜孜地向在别室等候消息的汪氏家属,及东京派来的军部代表,报告治疗经

过。

"汪主席阁下,当手术进行中,足部即恢复温暖的感觉。手术历时一小时又三十

八分完成;汪主席向全体医疗人员致谢,表示一旦康复,将益愈为'大东亚和平'而

努力。由汪主席体内切除的骨片,连同血液,已作了详细的检查;确定是'多发性骨

髓肿症'。"

"愈后如何?"军部代表中的一名大佐问。

"应该是可以乐观的。"

在此后三四天,情况确可乐观:包括7位名医;4名助手的"医团",一天3次为汪

精卫诊察,然后由太田发布的医疗消息,一直是"病况持续进步中"。

可惜好景不常,有一天,太田元次不再春风满面了;他说,汪精卫4夜有大量的

盗汗。而且从这天以后,也不再公开汪精卫的病情。

日本的局势,亦跟汪精卫的病一样,已入膏肓,无可救药。

4月间,天皇裕仁的胞弟三笠宫,向军部暗示,应该考虑宣布京都和奈良是不设

防都市。但是军部并无反应;因为他们还没有工夫来研究本土的防卫问题,正以全

力在对付美国向日本"绝对国防圈"边缘各岛屿的攻势。新任陆军参谋长后宫淳大将

表示:到了6月间,局势将更困难。

这个夏天,对日本军阀来说,真如一个噩梦,关岛、提尼安岛与塞班岛,一起

都落入美军手中。塞班岛陷落的恶耗到达东京,军令部长永野修身说:"日本将面临

崩溃的边缘。"6月19日爆发菲律宾海战,历时两天结束:马利安纳群岛失陷,陆军

军务局长武藤章向他的副官喟然长叹:"日本败了!"

病榻上的汪精卫也跟日本的国民一样,许多战败,败得凄惨无比的消息,是无

法从报上看得到的。陈璧君所知亦不多;就是知道也不敢告诉他。不过从医生与护

士那种忧郁的神色,以及供应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中,他也可以猜想得出,战局正在

迅速恶化。只是恶化到如何程度,却不明白。

他渴望得到真实的消息;但在医院中是无法办得到的。因此,当7月间,林柏生

冒着溽暑来探病时,他决定不放松这个得以了解真相的机会。

到了10月里,汪精卫自知为日无多,决定留下一篇最后的文章;但已无法书写,

只能口述,由陈璧君纪录。

就在这时候,小矶国昭突然来探病,事实上是来"送终"。汪精卫觉得这个机会

必须把握;他要把他最大的一个心愿,向这个已在求和的日本首相作最后的"奋斗"。

"首相先生,"他说:"关于中国东北及内蒙的地位问题,日本必须重新考虑。如

果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满足中国人的愿望,中日之间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你

们现在所作的努力,完全是白费气力。"

小矶听了这话,闭上眼作了有两三分钟的考虑,然后睁开眼来,以郑重的语气

答说:"我可以负责奉告主席阁下,这个问题,并非不能解决;中国东北及内蒙的地

位,应该有变更的余地。但是变到什么样子,完全视乎在谈判时,对于解决中日共

同利害问题的谈判而定。此刻,我无法作任何预测。"

小矶等于来替汪精卫打了一剂强心针。从"满洲国"成立以来,日本的军部也好,

内阁也好,在这个问题上,从没有让过步,即使是9月17日的"御前会议",对于对华

谈和的条件,仍然坚持"满洲国"的"现状不得变更"。可是终于有"改变的余地"了!

纵或小矶的话中暗示"改变的余地"极其有限,或者需要中国在另一方面作极大的牺

牲,以为交换;但毕竟是一项原则的打破,有了一个起点,就能站住脚,逐步推进,

不难达到恢复原状的终极目标。

因此,汪精卫便有了一段比较能自我鼓舞的《最后之心情》。他在题记中说:

兆铭来日疗医,已逾八月,连日发热甚剧,六二之龄,或

有不测。念铭一生随国父奔走革命,不遑宁处;晚年

目睹巨变,自谓操危虑深。今国事演变不可知;东西局

势亦难逆睹,口授此文,并由冰如誉正,交专人妥为保

存,于国事适当时间,或兆铭没后二十年发表。

所谓"适当时间"是何时,汪精卫自己都说不上来。但《最后之心情》显然已与

离开重庆时所抱的失败主义大不相同;一开头就说:"兆铭于民国二十七年离渝,迄

今六载。当时国际情形,今已大变;我由孤立无援而与英美结为同一阵线,中国前

途,忽有一线曙光,此兆铭数年来所切望而虑其不能实现者。"

"回忆民国二十七年时,欧战局势,一蹶千里,远东成日本独霸之局,各国袖手,

以陈旧飞机助我者唯一苏俄。推求其故,无非欲我苦撑糜烂到底,以解东方日本之

威胁,隐以弱我国本。为苏俄计,实计之得!为中国计,讵能供人牺牲至此,而不

自图保存保全之道?舍忍痛言和莫若!"

不但心情改变,立场亦已不同,隐隐然赞成与英美同盟而抗战了。接下来正好

谈到发起和平运动的原始动机。

开头一段话是表明他的反共立场。不但他也承认,"脱渝主和"是"与虎谋皮",

目的是"为沦陷区中人民获得若干生存条件之保障。"又说。"即将来战事敉起,兆铭

等负责将陷区交还政府,亦当胜于日本直接卵翼之组织或维持会之伦。"

这是指"维新政府"、"临时政府"而言,在后面还有一段解说;蒋委员长"守土有

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用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

为谣诼,以促使国府解组混乱,国将不国,非兆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非

深入陷区,无以保存起因战争失陷之大部土地;既入陷区,则必外与日人交涉,而

内与旧军阀政客,及敌人卵翼下之各政权交涉。

即国府过去所打倒者如吴佩孚,所斥如安福余孽梁鸿志、王揖唐辈,以及日人

特殊之鹰犬、东北亡国十余年之叛将,铭亦必尽量假以词色,以期对日交涉之无梗。

"

这又是反共的进一步引申,如果蒋委员长一有言和的表示,延安的共产党,立

即就会展开猛烈地攻击,"非兆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虽是表功之语,多

少也是实情。

汪精卫也知道,他的"脱渝主和"是"行险侥倖"或者"不为一时一地之国人所谅",

不过他是这样想:国际情势演变,已至千钧一发的局面,此时不赶紧想办法,将来

"内外夹攻",更艰险,更不忍见的局势发生,也许想要"自为之谋而不可得"。所谓

"内外夹攻"是指延安的共产党将于战争中扩大。在那个时候来说,也许高估了延安,

但不能不说他也是一种看法。

接下来,汪精卫说他近年来的主张是:"说老实话,负责任。"他的"老实话"是

"今日中国,由于寇入愈深,经济濒破产,仍为国父所云次殖民地位。而战事蔓延,

生民痛熬痛苦,亦濒于无可忍受之一境。侈言自大自强,徒可励民起于一时,不能

救战事扩大未来惨痛之遭遇。如尽早能作结束,我或能苟全于世界变局之外,多树

与国,暂谋小康,只要国人认识现状,风气改变,凡事实事求是,切忌虚骄,日本

亦不能便亡中国。三五十年,吾国仍有翻身之一日。"

所谓"负责任",是说他从民国21年,就任行政院长,十几年来以"跳火坑"自誓;

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瞻望前途,今日中国之情形,固犹胜于戊戌瓜分之局,亦仍

胜于袁氏二十一条之厄。清末不亡,袁氏时亦不亡,今日亦必不亡。兆铭即死,亦

何所憾!"

这两段话,说得少气没力,还不如不说。但以下有段话,却很动听:"国父于民

国六年欧战之际,著中国存亡问题,以为中国未来,当于中日美三国之联盟求出路。

盖以日人品狭而重意气,然国父革命,实有赖于当年日本之若干志士,苟其秉国钧

者能有远大眼光,知两国辅车相依之利,对我国之建设加以谅解,东亚前途,尚有

可为。美国对中国夙无领土野心,七十年来,中国人民对之向无积愤,可引以为经

济开发,振兴实业之大助。"

由于汪精卫对日本的战事,所知的真相不多,所以虽认为必败于美国的"海空两

权",但却用了"摇瞻"的字样;即是"遥瞻",还来得及补救,"如能早日觉悟及此,

以中国为日美谋和之桥梁,归还中国东北四省之领土主权,则中国当能为之勉筹化

干戈为玉帛之良图。国父之远大主张,便能一旦实现。"

提到国父的主张,正好顺便表白,他说:"今兆铭六年以来,仅能与日人谈国父

之大亚洲主义,尚不能谈民初国父之主张,即因日本人军人品焰高张,而不知亡国

断种之可于俄顷者。"同时,他也忧虑日本军人战败后的态度,"中国目前因中美之

联合,固可站稳,然战至最后,日本军人横决之思想,必使我国土糜烂,庐舍尽墟,

我仍陷甲辰乙巳日俄战争之局面,丝毫无补实际。日本则败降之辱,势不能忍,则

其极右势力与极左势力必相激荡,而倾于反美之一念,则三十年后远东局势,仍有

大可虑者也。"

至于他的"政府"突然"对外宣战",亦知"贻笑外邦"?殊不知"强弱之国,万无同

尽可能,有之则强以我为饵"。汪精卫说他是利用这种情势,作为与日本争主权、争

物资之一种权宜手段,对英美实无一兵一矢之加。接着便谈到"解除不平等条约与收

回租界等事宜,得以因势利导",终告实现,这是他可以引为快慰之事。当然,这是

他的仆人之谈;因为他不会不知道美国与中国谈判重订"平等新约",日本便不能不

抢先有所表示的事实。

由此,汪精卫检讨了他的对日交涉,虽是"与虎谋皮",却有两方面可谈。

一是"'国府'目前所在之地区为沦陷区,其所代表者为沦陷区之人民;其所交涉

之对象,为沦陷区中铁蹄蹂躏之敌人",因此,他如"交涉有得,无伤于渝之规复;

交涉无成,仍可延缓敌人之进攻。故民国三十年有句云'不望为釜望为薪'"。

二是民国21年淞沪协定签订时,他两任行政院长,"深知日方对华,并无整个政

策;而我之对日,仍有全国立场。日本自维新以后,号称民主,而天皇制度之下,

军人有帷幄上奏之权,自清末两次得利。固已睥睨于一时;民初对我大肆横欺,至

华府会议,始解剖厄,固已碍于英美之集体压迫,早欲乘衅而动矣。"

"人之将死,其言也哀";汪精卫一生大言炎炎,只以一着错,满盘输,到此亦

不能不低声下气,作品取历史矜怜的哀鸣:他说:"铭盖自毁仆人格,置四十年来为

国事奋斗之历史于不顾!亦以此为历史所未有之非常时期,计非出此险局危策,不

足以延国脉于一线。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国土重光,辑抚流亡,难难余生,有识者

亦必以兆铭之腐心为可哀,尚暇责铭自谋之不当乎?"

所谓"险局危策",充其量只是争取"喘息之机";他说:"铭之主张,其基本之见

解:为日本必不能亡中国。日本本身之矛盾重重,必不致放弃对'国府'之利用,及

知岂不能利用,我已得喘息之机。"这话跟他以前的言论是有矛盾的,以前他说:"

我看透了,并且断定了中日两国明明白白战争则两伤;和平则共存。"现在却说:"

日本必不能亡中国"。无论古今中外,以倾国之师而不能亡邻国,则必自亡而后已。

这是事实上承认抗战政策,完全正确;但无法改口,只好说是他的求和,是为求得

强邻压境的"喘息之机"。宛转自辩的心情,当然是可想而知的。

不过,汪精卫忏悔之余,确有补过之心;而胜于"安福余孽"之只求个人的利益,

亦自有事实可以证明,他说他:"可为渝方同志稍述一二,俾互知其甘苦者:一为恢

复党之组织与国父遗教之公开讲授;一为'中央军校'之校门,以及铭屡次在'军校'

及'中央干部学校'之演讲;一为教科书决不奴化,课内岳武穆、文文山之文,照常

诵读。凡铭之讲词以及口号文字皆曾再三斟酌。如近年言'复兴中华、保卫东亚',

如清末同盟会'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之余音。"这是很含蓄的话,意思是只不过想将

英美势力逐出东亚而已。却又不便明说;因为一说明了,与他所服膺的国父所提出

的中日美三国联盟的主张,便自相矛盾了。

他的补过之道,在求战后使政府能顺利完成整地接收光复地区;首先着眼于华

北五省,说"尚未受'中央'之直接控制。然日既已放松,我当紧力准备,俾将来国土

完整,无意外变化发生。铭于十三年奉国父命先入北京,其后扩大会议偕公博入晋,

前年赴东北,颇知北方形势,应得一与'政府'及'党'的关系密切之人主持之。'政府

'应推公博以代主席名义,常驻华北,而以京沪地区交佛海负责,在一年内实现重点

驻军计划,俾渝方将来得作接防准备。"他这个决定,将由陈璧君与陈公博商量以后,

用他的名义向"中政会"提出。

"实现重点驻军"的目的,就在防止共产党的接收失地。汪精卫在最后一段中,

竟发出了对延安的警告:"中国自乙未革命失败,迄今五十年;抗战军兴,亦已七载,

不论国家前途演变如何,我同志当知党必统一,国不可分的主张,不可逞私煽动分

裂。其在军人天职,抗战为生存,求和尤应有国家观念,不得拥兵自重,骑墙观变。

对于日本,将来亦当使其明了中国抵抗,出于被侵略自卫,并无征服者之心。"

"拥兵自重,骑墙观变"即指延安而言。最后对于他认为仍是"同志"的"渝方",

"当使其了解和运发生,演化至今,亦仍不失其自惜与自重。将来战后两国,能否自

动提携,互利互赖,仍有赖于日本民族之彻底觉悟,及我对日本之宽大政策。兆铭

最后之主张及最后之心情,其与吾党各同志及全国同胞,为共同之认证与共勉者也。

"

陈璧君的文字,跟她的性情一样,质直勉强,自以为是,本不宜曲曲传达汪精

卫幽微复杂的心情,所以这篇纪录,在汪精卫很不满意,觉得许多地方,言不达意;

不过他已无力删改,只由护士扶持着,草草写下了题目《最后之心情》,并签了"兆

铭"二字。

病况由于咳嗽频仍,而益形恶化,汪精卫的咳嗽起于夏天,同住在病房中的陈

璧君,肥胖怕热,白天不必说,晚上亦非开窗不可;她还振振有词地说:"病房要空

气流通。"那知夜凉如水,在她好梦正酣时,汪精卫却因风寒侵袭,立刻就发烧了。

不知是畏惧,还是出于爱意,他始终不肯说破,他的感冒咳嗽是由于陈璧君开窗睡

觉的缘故。

咳嗽影响睡眠,体力越发衰颓;不过医疗服务周到,估计还可以拖一段日子。

不道11月初九那天,美国飞机空袭名古屋,发布的警报,一开始就是短促而接连不

断的紧急警报;护士长慌了手脚,找了几个人来,连人带病床推入电梯,直降地下

防空室。

在名古屋,那时已是严冬。地下室阴凝酷寒,常人身处其中,已难忍受,何况

以汪精卫久病垂危之身?加以电梯上下,病床进出,七手八脚,受了震动;所以汪

精卫当时就已面无人色。

等空袭警报解除,送回病房;汪精卫呃逆不止,病情剧变。接着是发高烧。彻

夜急救,始终并无气色;第二天上午6点钟,烧到41度,脉搏每分钟120几跳,呼吸

困难陷于半昏迷状态;到得下午4点多钟,终于咽气,送终的是陈璧君和他的小儿子

文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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