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黑白汤恩伯 （上） -- 萨苏

但是他们失望了。唯一所知道的是，汪精卫是住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第

四病院。这还是因为这个病院附近，突然戒备森严，以及名古屋闹区出现了若干一

望而知新近才到日本的中国人，加以研判而推断出来的结果。至于汪精卫治疗的经

过，病情是好是坏，全无所知；连汪政府的许多要员，亦不明了。因为汪精卫全家，

还有亲信，都到了日本；陈璧君严密封锁消息，滴水不漏；有时陈公博、周佛海亦

密电去问，也是模棱两可，含含糊糊的答复。

但终于找到了一条意想不到的线索。有一个久居上海的德国外科医生，名叫诺

尔，他由担任汪精卫的医药顾问，而结成至交。当汪精卫为了两广的政治恩怨而被

刺时，诺尔恰好趁秋高气爽，到西安去打猎；得到消息赶到南京，已在一星期之后。

汪精卫当时是住在鼓楼医院，只动了一次手术，取出左腮中的碎骨与弹片；因

为流血过多，身体虚弱不敢再动第二次手术，只好将左颊及背部的两枚子弹，仍旧

留在那里。诺尔仔细诊察以后，认为左颊那枚子弹不赶紧拿掉，眼旁的高度红肿不

会消退，将有失明之虞；因而冒险又开了一次刀。伤势仍然非常严重，极力主张移

到医疗条件最好的上海去治疗。

到了上海，汪精卫住在他的岳家，沪西安和寺路上的一座大宅。由于背部的子

弹挟住在肋骨之间，所以开刀要请骨科医生；当时上海中西闻名的骨科权威是牛氏

兄弟。替汪精卫动手术的是，老大牛惠霖。

牛老大见过的要人极多，并没有将汪精卫当做一个了不起的病人看待；加以"艺

高人胆大"，看了Ｘ光片子以后，认为一刀下去，就可以把子弹箝出来，因而越加不

当回事。

开刀的地点就在汪精卫岳家的小客厅中。因为陈璧君的蛮不讲理是有名的；如

果将汪精卫移到他的设备完善的上海骨科医院，陈璧君会干预医生、护士的职务，

势必搞得很不愉快；既然是小手术，哪里开刀都一样。

牛老大的想法没有错；错在开刀时间定在下午，时间又晚了一点。牛老大的酒

瘾极大；不到下午5点钟就要弄半杯白兰地在手里，边晃边饮。这天要开刀，容不得

他捧杯徐饮，倒了一大杯喝干，坐上汽车由枫林桥到安和寺路中；由于喝得太急，

已颇有几分酒意。

一有了酒意，事情看得更轻；而自信却又更甚，但他的一双手已不大听大脑的

指挥。结果手术失败，而汪精卫吃尽了苦头，气得陈璧君几乎连"丢那妈"都快骂出

口了。

子弹仍旧留在背部，不幸地原已渐次痊可的糖尿病，却又复发。于是接纳了诺

尔的建议，出国疗养；目的地是德国，因为邻近奥国的嘉士伯的矿泉水，对汪精卫

的糖尿病很有用处。糖尿病人动外科手术，往往不容易收口：所以汪精卫要动第三

次手术取出背部的子弹，治好糖尿病是个先决条件。

没有多久，发生震动全世界的"西安事变"。从北伐以来，汪精卫几度出国；而

回国的原因，总是为了政局关系，陈璧君认为"少不得要汪先生出来收拾"，兼程赶

回国来"观变"。

接着，抗战爆发，政府西迁；无论时间上、设备上，都不容许他动第三次手术。

迁延日久，潜伏在汪精卫身上的那一小块顽铁，终于因为生锈而作怪。

作怪是在三十二年8月间，忍受了三个多月的疼痛，终于在这年耶诞以前，由南

京日本陆军病院，将这颗子弹从汪精卫身体内排除。住院两个星期，医生认为情况

良好，出院回归私邸，那天是三十三年元旦；不过新年假期刚刚完毕，头一天到院

办公，就觉得身体不舒服。考虑下来，决定还是求教于诺尔。

诺尔从上海奉召而至，诊察的过程，出乎意外地慎重；听了又听、看了又看，

汪精卫的妻儿已感觉到情况不妙。最后诺尔请汪精卫起床，走几步路给他看。这一

看，诺尔竟致痛哭失声。

据说，病虽初发，情势严重；且有癌症的迹象。陈璧君不相信；只以为诺尔的

一哭，大部分是感情作用。可是，症状毕竟一天坏似一天；腰部以下，渐渐麻痹，

高烧不断，请了中日名医会诊，判断不是癌症；那么是什么病呢？不知道！

这一下，陈璧君急得胃病复发，来势亦岂不轻。当时看胃病最出名的是个日本

人，名叫黑川利雄，任职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特别派飞机把他接了来，为陈璧君

看胃病的同时，顺便替汪精卫也看一看。他的结论是：汪夫人的病不要紧，他有把

握；汪先生的病，已到危险阶段，倘不立即施行手术，旦夕可以生变。

于是陈璧君同意，委托黑川向日本政府接洽。日本政府当然不致于见死不救；

但是所谓"绝对国防圈"，已濒临崩溃的边缘，盟军空袭，日甚一日，对于汪精卫的

安全问题，不能不作慎重考虑。

几经策划，日本政府选定了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作为汪精卫的治疗之地。

于是这年——民国33年3月3日，一架专机载了汪精卫全家，到了日本，以名古

屋帝大医院4楼的全部及3楼的一部分，拨归汪家专用。名古屋师团负责警戒；同时

严密封锁消息，连日本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许多外科、内科、整形科、

放射线科的名医，忽然到名古屋"旅行"去了。

这些名医组成了一个"医团"，为汪精卫的代名"梅号"展开了一连串精细的医疗

作业。但这时的日本可怜得很，连橡皮手套亦很难买到；因此，这个医团的负责人

斋藤真教授，动辄大发雷霆。

斋藤是名古屋帝大的教授，是日本神经系外科的权威；经由黑川的推荐，膺此

重任，经他主持会诊的结果，断定汪精卫所患的是，由弹伤所诱发的"多发性的骨髓

肿症"。此病极其罕见；许多开业多年的医生，连这种毛病的名称都没有听说过。

到达日本的第一天诊断确实，连夜准备；第二天傍晚动手术。斋藤真在两名主

要助手的协助之下操刀，所施行的手术，名为"椎弓切除术"。局部麻醉后，由汪精

卫的背部切开，深入前胸，切除了第四至第七排胸骨；手术很顺利，只一个多小时。

当时汪精卫的腿部就有感觉，而且能作极轻度的活动。

手术的第一阶段算是成功了，但是往后的工作仍然不乐观，这是个大手术，一

刀开下去容易，汪精卫身体的复原，则大费周章；日军的败退，使得物质极缺，日

本方面虽然有心帮汪精卫治好身体，无奈医疗用品来源有限，不易筹措，加上医院

四周，日军严密布防，如临大敌，弄得陈璧君心里很不是味道。

"梅号"医团的大夫都是被征召而来，多为各地好手，因为风云日亟，这些名医

虽身在名古屋，但是多记惦着家中的老小，日常工作之间，也是神不守舍，上上下

下的人都愁眉不展，那种际况真是可想而知，汪精卫看在眼里，真是欲哭无泪，心

也不禁跟着沉了下去，想想自己的前途，颇有"英雄末路"之叹！

日本号称军国主义，一切唯国家至上，这些医务人员受命行事，敢有不效忠之

理，但是他们的心情因战局影响而萎靡，却也属人情之常，汪精卫和陈璧君想起当

年日人前来谈判，大言倡倡，涂抹出一幅"大东亚共荣圈"的幻梦蓝图，真也成了此

一时彼一时了。

重庆方面因为局势的扭转，工作上也更加激奋，但是陈璧君的紧密封锁，却也

真是很难"做"到确切的消息。

情况就这样僵持了颇有一段时日，只是等待，别无他法。

医院方面的人员进出，也是要严密搜身调查，很难冒充混入。倒是汪精卫可以

稍动了，这个"进展"，辗转传了出来。

传出这个消息来的人，就是诺尔；来自重庆的国际情报人员，循线追踪，终于

获知详情。据说"医团"中特设一名"联络官"，名叫太田元次；原是那座医院中的外

科住院医师，本来已决定派他到塞班岛的"玉碎部队"；正如"神风特攻队"一样，顾

名思义，便知有出无还。那知他命不该绝，汪精卫一行第一天到医院时，即由他照

料；细心体贴，能言善道，大得汪精卫夫妇的好感，便向院方要求，希望能得到他

的经常服务。院方转报军部，特准缓役；在医团中担任联络官的任务，当手术完成

后，喜孜孜地向在别室等候消息的汪氏家属，及东京派来的军部代表，报告治疗经

过。

"汪主席阁下，当手术进行中，足部即恢复温暖的感觉。手术历时一小时又三十

八分完成；汪主席向全体医疗人员致谢，表示一旦康复，将益愈为'大东亚和平'而

努力。由汪主席体内切除的骨片，连同血液，已作了详细的检查；确定是'多发性骨

髓肿症'。"

"愈后如何？"军部代表中的一名大佐问。

"应该是可以乐观的。"

在此后三四天，情况确可乐观：包括7位名医；4名助手的"医团"，一天3次为汪

精卫诊察，然后由太田发布的医疗消息，一直是"病况持续进步中"。

可惜好景不常，有一天，太田元次不再春风满面了；他说，汪精卫4夜有大量的

盗汗。而且从这天以后，也不再公开汪精卫的病情。

日本的局势，亦跟汪精卫的病一样，已入膏肓，无可救药。

4月间，天皇裕仁的胞弟三笠宫，向军部暗示，应该考虑宣布京都和奈良是不设

防都市。但是军部并无反应；因为他们还没有工夫来研究本土的防卫问题，正以全

力在对付美国向日本"绝对国防圈"边缘各岛屿的攻势。新任陆军参谋长后宫淳大将

表示：到了6月间，局势将更困难。

这个夏天，对日本军阀来说，真如一个噩梦，关岛、提尼安岛与塞班岛，一起

都落入美军手中。塞班岛陷落的恶耗到达东京，军令部长永野修身说："日本将面临

崩溃的边缘。"6月19日爆发菲律宾海战，历时两天结束：马利安纳群岛失陷，陆军

军务局长武藤章向他的副官喟然长叹："日本败了！"

病榻上的汪精卫也跟日本的国民一样，许多战败，败得凄惨无比的消息，是无

法从报上看得到的。陈璧君所知亦不多；就是知道也不敢告诉他。不过从医生与护

士那种忧郁的神色，以及供应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中，他也可以猜想得出，战局正在

迅速恶化。只是恶化到如何程度，却不明白。

他渴望得到真实的消息；但在医院中是无法办得到的。因此，当7月间，林柏生

冒着溽暑来探病时，他决定不放松这个得以了解真相的机会。

到了10月里，汪精卫自知为日无多，决定留下一篇最后的文章；但已无法书写，

只能口述，由陈璧君纪录。

就在这时候，小矶国昭突然来探病，事实上是来"送终"。汪精卫觉得这个机会

必须把握；他要把他最大的一个心愿，向这个已在求和的日本首相作最后的"奋斗"。

"首相先生，"他说："关于中国东北及内蒙的地位问题，日本必须重新考虑。如

果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满足中国人的愿望，中日之间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你

们现在所作的努力，完全是白费气力。"

小矶听了这话，闭上眼作了有两三分钟的考虑，然后睁开眼来，以郑重的语气

答说："我可以负责奉告主席阁下，这个问题，并非不能解决；中国东北及内蒙的地

位，应该有变更的余地。但是变到什么样子，完全视乎在谈判时，对于解决中日共

同利害问题的谈判而定。此刻，我无法作任何预测。"

小矶等于来替汪精卫打了一剂强心针。从"满洲国"成立以来，日本的军部也好，

内阁也好，在这个问题上，从没有让过步，即使是9月17日的"御前会议"，对于对华

谈和的条件，仍然坚持"满洲国"的"现状不得变更"。可是终于有"改变的余地"了！

纵或小矶的话中暗示"改变的余地"极其有限，或者需要中国在另一方面作极大的牺

牲，以为交换；但毕竟是一项原则的打破，有了一个起点，就能站住脚，逐步推进，

不难达到恢复原状的终极目标。

因此，汪精卫便有了一段比较能自我鼓舞的《最后之心情》。他在题记中说：

兆铭来日疗医，已逾八月，连日发热甚剧，六二之龄，或

有不测。念铭一生随国父奔走革命，不遑宁处；晚年

目睹巨变，自谓操危虑深。今国事演变不可知；东西局

势亦难逆睹，口授此文，并由冰如誉正，交专人妥为保

存，于国事适当时间，或兆铭没后二十年发表。

所谓"适当时间"是何时，汪精卫自己都说不上来。但《最后之心情》显然已与

离开重庆时所抱的失败主义大不相同；一开头就说："兆铭于民国二十七年离渝，迄

今六载。当时国际情形，今已大变；我由孤立无援而与英美结为同一阵线，中国前

途，忽有一线曙光，此兆铭数年来所切望而虑其不能实现者。"

"回忆民国二十七年时，欧战局势，一蹶千里，远东成日本独霸之局，各国袖手，

以陈旧飞机助我者唯一苏俄。推求其故，无非欲我苦撑糜烂到底，以解东方日本之

威胁，隐以弱我国本。为苏俄计，实计之得！为中国计，讵能供人牺牲至此，而不

自图保存保全之道？舍忍痛言和莫若！"

不但心情改变，立场亦已不同，隐隐然赞成与英美同盟而抗战了。接下来正好

谈到发起和平运动的原始动机。

开头一段话是表明他的反共立场。不但他也承认，"脱渝主和"是"与虎谋皮"，

目的是"为沦陷区中人民获得若干生存条件之保障。"又说。"即将来战事敉起，兆铭

等负责将陷区交还政府，亦当胜于日本直接卵翼之组织或维持会之伦。"

这是指"维新政府"、"临时政府"而言，在后面还有一段解说；蒋委员长"守土有

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用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

为谣诼，以促使国府解组混乱，国将不国，非兆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非

深入陷区，无以保存起因战争失陷之大部土地；既入陷区，则必外与日人交涉，而

内与旧军阀政客，及敌人卵翼下之各政权交涉。

即国府过去所打倒者如吴佩孚，所斥如安福余孽梁鸿志、王揖唐辈，以及日人

特殊之鹰犬、东北亡国十余年之叛将，铭亦必尽量假以词色，以期对日交涉之无梗。

"

这又是反共的进一步引申，如果蒋委员长一有言和的表示，延安的共产党，立

即就会展开猛烈地攻击，"非兆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虽是表功之语，多

少也是实情。

汪精卫也知道，他的"脱渝主和"是"行险侥倖"或者"不为一时一地之国人所谅"，

不过他是这样想：国际情势演变，已至千钧一发的局面，此时不赶紧想办法，将来

"内外夹攻"，更艰险，更不忍见的局势发生，也许想要"自为之谋而不可得"。所谓

"内外夹攻"是指延安的共产党将于战争中扩大。在那个时候来说，也许高估了延安，

但不能不说他也是一种看法。

接下来，汪精卫说他近年来的主张是："说老实话，负责任。"他的"老实话"是

"今日中国，由于寇入愈深，经济濒破产，仍为国父所云次殖民地位。而战事蔓延，

生民痛熬痛苦，亦濒于无可忍受之一境。侈言自大自强，徒可励民起于一时，不能

救战事扩大未来惨痛之遭遇。如尽早能作结束，我或能苟全于世界变局之外，多树

与国，暂谋小康，只要国人认识现状，风气改变，凡事实事求是，切忌虚骄，日本

亦不能便亡中国。三五十年，吾国仍有翻身之一日。"

所谓"负责任"，是说他从民国21年，就任行政院长，十几年来以"跳火坑"自誓；

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瞻望前途，今日中国之情形，固犹胜于戊戌瓜分之局，亦仍

胜于袁氏二十一条之厄。清末不亡，袁氏时亦不亡，今日亦必不亡。兆铭即死，亦

何所憾！"

这两段话，说得少气没力，还不如不说。但以下有段话，却很动听："国父于民

国六年欧战之际，著中国存亡问题，以为中国未来，当于中日美三国之联盟求出路。

盖以日人品狭而重意气，然国父革命，实有赖于当年日本之若干志士，苟其秉国钧

者能有远大眼光，知两国辅车相依之利，对我国之建设加以谅解，东亚前途，尚有

可为。美国对中国夙无领土野心，七十年来，中国人民对之向无积愤，可引以为经

济开发，振兴实业之大助。"

由于汪精卫对日本的战事，所知的真相不多，所以虽认为必败于美国的"海空两

权"，但却用了"摇瞻"的字样；即是"遥瞻"，还来得及补救，"如能早日觉悟及此，

以中国为日美谋和之桥梁，归还中国东北四省之领土主权，则中国当能为之勉筹化

干戈为玉帛之良图。国父之远大主张，便能一旦实现。"

提到国父的主张，正好顺便表白，他说："今兆铭六年以来，仅能与日人谈国父

之大亚洲主义，尚不能谈民初国父之主张，即因日本人军人品焰高张，而不知亡国

断种之可于俄顷者。"同时，他也忧虑日本军人战败后的态度，"中国目前因中美之

联合，固可站稳，然战至最后，日本军人横决之思想，必使我国土糜烂，庐舍尽墟，

我仍陷甲辰乙巳日俄战争之局面，丝毫无补实际。日本则败降之辱，势不能忍，则

其极右势力与极左势力必相激荡，而倾于反美之一念，则三十年后远东局势，仍有

大可虑者也。"

至于他的"政府"突然"对外宣战"，亦知"贻笑外邦"？殊不知"强弱之国，万无同

尽可能，有之则强以我为饵"。汪精卫说他是利用这种情势，作为与日本争主权、争

物资之一种权宜手段，对英美实无一兵一矢之加。接着便谈到"解除不平等条约与收

回租界等事宜，得以因势利导"，终告实现，这是他可以引为快慰之事。当然，这是

他的仆人之谈；因为他不会不知道美国与中国谈判重订"平等新约"，日本便不能不

抢先有所表示的事实。

由此，汪精卫检讨了他的对日交涉，虽是"与虎谋皮"，却有两方面可谈。

一是"'国府'目前所在之地区为沦陷区，其所代表者为沦陷区之人民；其所交涉

之对象，为沦陷区中铁蹄蹂躏之敌人"，因此，他如"交涉有得，无伤于渝之规复；

交涉无成，仍可延缓敌人之进攻。故民国三十年有句云'不望为釜望为薪'"。

二是民国21年淞沪协定签订时，他两任行政院长，"深知日方对华，并无整个政

策；而我之对日，仍有全国立场。日本自维新以后，号称民主，而天皇制度之下，

军人有帷幄上奏之权，自清末两次得利。固已睥睨于一时；民初对我大肆横欺，至

华府会议，始解剖厄，固已碍于英美之集体压迫，早欲乘衅而动矣。"

"人之将死，其言也哀"；汪精卫一生大言炎炎，只以一着错，满盘输，到此亦

不能不低声下气，作品取历史矜怜的哀鸣：他说："铭盖自毁仆人格，置四十年来为

国事奋斗之历史于不顾！亦以此为历史所未有之非常时期，计非出此险局危策，不

足以延国脉于一线。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国土重光，辑抚流亡，难难余生，有识者

亦必以兆铭之腐心为可哀，尚暇责铭自谋之不当乎？"

所谓"险局危策"，充其量只是争取"喘息之机"；他说："铭之主张，其基本之见

解：为日本必不能亡中国。日本本身之矛盾重重，必不致放弃对'国府'之利用，及

知岂不能利用，我已得喘息之机。"这话跟他以前的言论是有矛盾的，以前他说："

我看透了，并且断定了中日两国明明白白战争则两伤；和平则共存。"现在却说："

日本必不能亡中国"。无论古今中外，以倾国之师而不能亡邻国，则必自亡而后已。

这是事实上承认抗战政策，完全正确；但无法改口，只好说是他的求和，是为求得

强邻压境的"喘息之机"。宛转自辩的心情，当然是可想而知的。

不过，汪精卫忏悔之余，确有补过之心；而胜于"安福余孽"之只求个人的利益，

亦自有事实可以证明，他说他："可为渝方同志稍述一二，俾互知其甘苦者：一为恢

复党之组织与国父遗教之公开讲授；一为'中央军校'之校门，以及铭屡次在'军校'

及'中央干部学校'之演讲；一为教科书决不奴化，课内岳武穆、文文山之文，照常

诵读。凡铭之讲词以及口号文字皆曾再三斟酌。如近年言'复兴中华、保卫东亚'，

如清末同盟会'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之余音。"这是很含蓄的话，意思是只不过想将

英美势力逐出东亚而已。却又不便明说；因为一说明了，与他所服膺的国父所提出

的中日美三国联盟的主张，便自相矛盾了。

他的补过之道，在求战后使政府能顺利完成整地接收光复地区；首先着眼于华

北五省，说"尚未受'中央'之直接控制。然日既已放松，我当紧力准备，俾将来国土

完整，无意外变化发生。铭于十三年奉国父命先入北京，其后扩大会议偕公博入晋，

前年赴东北，颇知北方形势，应得一与'政府'及'党'的关系密切之人主持之。'政府

'应推公博以代主席名义，常驻华北，而以京沪地区交佛海负责，在一年内实现重点

驻军计划，俾渝方将来得作接防准备。"他这个决定，将由陈璧君与陈公博商量以后，

用他的名义向"中政会"提出。

"实现重点驻军"的目的，就在防止共产党的接收失地。汪精卫在最后一段中，

竟发出了对延安的警告："中国自乙未革命失败，迄今五十年；抗战军兴，亦已七载，

不论国家前途演变如何，我同志当知党必统一，国不可分的主张，不可逞私煽动分

裂。其在军人天职，抗战为生存，求和尤应有国家观念，不得拥兵自重，骑墙观变。

对于日本，将来亦当使其明了中国抵抗，出于被侵略自卫，并无征服者之心。"

"拥兵自重，骑墙观变"即指延安而言。最后对于他认为仍是"同志"的"渝方"，

"当使其了解和运发生，演化至今，亦仍不失其自惜与自重。将来战后两国，能否自

动提携，互利互赖，仍有赖于日本民族之彻底觉悟，及我对日本之宽大政策。兆铭

最后之主张及最后之心情，其与吾党各同志及全国同胞，为共同之认证与共勉者也。

"

陈璧君的文字，跟她的性情一样，质直勉强，自以为是，本不宜曲曲传达汪精

卫幽微复杂的心情，所以这篇纪录，在汪精卫很不满意，觉得许多地方，言不达意；

不过他已无力删改，只由护士扶持着，草草写下了题目《最后之心情》，并签了"兆

铭"二字。

病况由于咳嗽频仍，而益形恶化，汪精卫的咳嗽起于夏天，同住在病房中的陈

璧君，肥胖怕热，白天不必说，晚上亦非开窗不可；她还振振有词地说："病房要空

气流通。"那知夜凉如水，在她好梦正酣时，汪精卫却因风寒侵袭，立刻就发烧了。

不知是畏惧，还是出于爱意，他始终不肯说破，他的感冒咳嗽是由于陈璧君开窗睡

觉的缘故。

咳嗽影响睡眠，体力越发衰颓；不过医疗服务周到，估计还可以拖一段日子。

不道11月初九那天，美国飞机空袭名古屋，发布的警报，一开始就是短促而接连不

断的紧急警报；护士长慌了手脚，找了几个人来，连人带病床推入电梯，直降地下

防空室。

在名古屋，那时已是严冬。地下室阴凝酷寒，常人身处其中，已难忍受，何况

以汪精卫久病垂危之身？加以电梯上下，病床进出，七手八脚，受了震动；所以汪

精卫当时就已面无人色。

等空袭警报解除，送回病房；汪精卫呃逆不止，病情剧变。接着是发高烧。彻

夜急救，始终并无气色；第二天上午6点钟，烧到41度，脉搏每分钟120几跳，呼吸

困难陷于半昏迷状态；到得下午4点多钟，终于咽气，送终的是陈璧君和他的小儿子

文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