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崇福的吕园说起几个名人 -- 抱朴仙人

前面说过浙江桐乡县的崇福镇，有座文峰塔，蛮有特色。也说到该镇另有一个去处值得一看，那就是吕园，吕留良的纪念园。对了，就是那位《鹿鼎记》上写到过的抗清志士，身后被开棺戮尸，子孙充军。孙女吕四娘更是江南四侠之一。

吕留良大名鼎鼎，此亭此园也自不凡。

上图的这块石头叫做牡丹石，是嘉兴四大名石之一，吕留良的朋友送的。

“吕晚村纪念亭”这几个字是同济大学的陈从周先生所题。陈先生是著名的建筑家，园林专家。我藏有一本《说园》，这本讲园林的著作，是他自己小楷写就，自绘插图，端的是精美绝伦。杭州湖西杨公堤旁，邻近曲院风荷的郭庄，也是陈先生主持重修，园借西湖景，极具特色，对园林有兴趣的朋友不可不看。陈先生的公子赴美从贝聿铭学习建筑，不幸被杀害，此后陈从周先生隐居不出，与孙女相依为命。这一段故实，朋友们大概很熟悉了。

扯开一句，陈从周先生在杭州的园林界风评并非极高。我有一次与某园林前辈聊天，他就直指陈先生不懂园林。我惊问何出此言？老人家说：这园林之道，需要懂建筑，懂文化，懂动植物，融会贯通，才能谈得上造园。陈先生最大的缺陷，就是懂建筑而完全不懂植物。一园之广，一角之窄，四季之间，各有风韵。春天是什么色泽？秋天什么景象？植物怎么长的？互相之间如何搭配？与周围建筑是个什么关系？如何在色彩和构图上相得益彰？这些都需要对每种植物的特性烂熟于心。陈先生大约不精于植物学，这样一来，造了许多房子假山池塘，可是花草树木搭配的不好，就大为减色了。

亭子里的碑，正面是蔡元培所题写，反面是张宗祥先生书写的碑文，碑文模糊，照片拍不出来，只能发一张正面的：

蔡元培不用介绍了，这个书法，倒是很有些受过爨宝子碑影响的味道。想想这位翰林大人，书法竟然不是“黑大圆光”的一派，肉厚骨硬，又不失活泼妩媚，也是一奇。

至于张宗祥，知道的人也许不多，但是此老名气之大，当年真是吓死人。

张先生当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浙江图书馆馆长，《四库全书》文澜阁本的增补与保护工作，就是他主持并为主完成的。他是西泠印社历史上唯一一个不会刻印的社长，你说他的书画造诣得到什么份上才镇得住这个场子？

他是徐志摩的老乡，浙江海宁硖石人，与著名军事家蒋百里是好朋友，并称为文武才子。读书过目不忘，跟蒋百里搞知识竞赛：“不问何书，日尽数卷互相问答，不能答者罚停阅他书”。

张先生少年坎坷，三岁还不会说话，十二岁才扔掉拐杖走路，可是21岁就中举，29岁殿试一等，到清华教书去了，32岁，点读完《二十四史》，成为一代学宗。解放后，据说中华书局出版古籍的时候，都要请张先生把关才放心。

张先生不但书法著名，而且写字又好又快。为了保存中国文化，曾经手抄古籍六千余卷（一说八千余卷），全都是蝇头小楷，这份心血我曾有幸亲眼瞻仰过，真叫震古烁今。他抄书的功夫，一天最多可以写24000多字的小楷，鲁迅先生因此戏称他为“打字机”。西泠印社第四任社长，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先生曾为张先生刻一方古玺印“手抄六千卷楼”。

中国有这样的读书人，文化才会百代不绝。可惜现在知道他的人不多了，我们只是受惠而已。

张先生原来另有其名，后来是仰慕文天祥，这才改名为宗祥。为吕园书碑，应该是他很高兴的一件事吧。

院门口右侧有吕晚村先生石刻画像，像不知是谁画的，题画的人可又是大名家：

这个篆书“明遗民吕晚村先生画像”，是马一浮先生的题字。

如果说张宗祥先生以刻苦执着出名，跟郭靖似的，马一浮就是个黄药师了。凡事一看就会，一学就精，什么过目不忘之类的，简直就是小儿科的把戏。弘一法师李叔同曾经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得还不及马先生之多。”

马一浮先生天纵英才，少年成名，15岁参加科举考试，县试、府试、道试连夺三个第一，是谓“小三元”。跟他同去参加考试的同乡，有两位后来大大有名的人物，周树人和周作人，考试成绩却瞠乎其后了。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再是县考”一文中，据当年日记的记载回忆说：“会稽凡十一图（每图五十名）：案首为马福田，予在十图三十四，豫才兄三图三十七．．．．．．马福田即是浙江的名流马一浮”。鲁迅才考到第137名，他考个第一，他比鲁迅还要小两岁，你说他考试厉害不厉害？

马先生后来是中国“儒学三圣”之首，地位比熊十力还要高。他的《论语大义》对于《论语》的研究简明深刻，可真是了不起的著作。

马先生书法造诣深厚，但是从来不题碑，不作墓志铭，这是我仅见的马先生题碑。

再扯开一句，曾经有个机会获得先生的《中国戏剧论稿》手稿，还有先生自己用朱笔增删修改的字迹，当时卖家开价八千元，朋友们都认为不值，就放弃了，此后后悔不已。

回到正题，吕亭上的对联，本来是太虚法师所题，后来被毁了，现在是请冯骥补书的。

说了这么多近现代名家，终于要说正主了。

吕留良晚村先生，算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反清志士和学者诗人，气节清高。这是一般的说法。我的看法略有不同。

吕留良先生其实只是当时的一个民族斗士，与张苍水等人之所为并无二致，抗清不成，改为不合作运动。跑到吴兴山上去结庐而居，不肯与当局合作，写诗作文骂人，政府也没怎么样他们，最后得了善终。

吕留良的识见，其实是很一般的。他思想的主旨，就是“严夷夏之防”，搞的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那一套，所谓“夷夏之辨，过于君臣之伦”，是狭隘民族主义者的思路。这种黑就全黑，白就纯白，“汉贼不两立”的思路，对于一个战士而言，身负国仇家恨，并无不对，但也说不上高明。与他同时，经历相似，也同为浙江知识分子，互相认识的黄宗羲，那就高明的太多了。

黄宗羲老子被明朝权臣修理，自己还要反清复明，开始时的思想水平与吕留良其实差不多，几经失败，痛定思痛，思想上就有升华，终于写出了《明夷待访录》这样的划时代巨著。

吃尽了不同民族统治者的苦头，《明夷待访录》看到了这些政权的共同属性。病根在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药方是普及民本甚至民主思想。《原君》篇开宗明义：“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指出人天生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和利益。这些君王们呢？“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尽出于我”，“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未上台之前，“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上台之后，“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结论是：“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人各得自利也。”这就是以无政府主义为旗号的民主自由思想，跟咱们刚去世的巴金老人差不多。

“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黄宗羲不再谈夷夏之防，不再忠于某个姓氏或者家族甚至民族。从屠杀的鲜血中站起来的人，不但看到屠刀和仇恨，他看到了苦难的根源。这就是他比吕留良高明的地方。

吕留良得大名于身后，完全是因为两个神经兮兮的家伙，曾静和雍正。这两个人的故事大家多半都熟知了，不必赘述。奇怪的事有两件：

吕留良死了都半个世纪了，湖南呆子曾静忽然准备实施吕留良的思想，因为大将军岳钟琪姓岳，就想当然地认为他是岳飞后代，“夷夏之防”嘛，根正苗红，一定可以说得他造反。这就是中了吕留良的毒，认为只要是汉人，就真的会帮汉人。

雍正也是滑稽，查明案情后，挖空心思要拿此案作突破口。想来想去，长考出臭棋，说什么曾静不是主犯，乃是上当受骗，可以赦免，反倒揪出死了49年的吕留良出气。曾静造反引出吕留良文字狱，结果竟然是曾静赦免，吕留良被开棺戮尸，满门抄斩发配。主犯赦免，死人教唆犯灭门，雍正自称“出奇料理”，果然不同凡响。不过过得几年，还是要儿子来擦屁股，那就叫做“奇不胜正”了，嘿嘿。

吕留良惨案，对于家人，自然是冤案，对于本人，就没有什么冤的了。所谓文字狱，他那些文字，本来就是赤裸裸地反清。什么“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处理他不算是冤枉，所冤枉者，乃是半个世纪后才作了别人的替罪羊和当权者的工具而已。

既然吕留良没什么不得了，那这个亭子上为什么名家荟萃呢？请君看看建亭时间：“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正是日军入侵华北，举国抗战之际。蔡元培，太虚法师，张宗祥，马一浮，这些人建的这个亭子，就表明着一种态度。

国家有难，读书人所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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