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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军中马前卒：杂评《刷盘子，还是读书？》

区芳

２００５年即将过去。它从中国五矿集团海外收购受挫揭幕，以国内朝野痛论「自主创新」必要性收场；它用北京「加紧军事斗争准备」[2004年12月27日 新华网《2004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全文]的喧嚣开路，以中日东海对峙僵局终结；它拿释放东莞罢工工人作见面礼，以各地新的血腥矿难向无产大众告别。这个不平静的年头，一本名为《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以下简称《刷》）的著作从网络走进主流；作者钟庆（网名「愚蠢小猪」）纵论中日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差异与结果，提出「重视基干产业」「没有产经联的政府是傀儡政府」等观点，引起学界和爱国网络舆论的兴趣。值得注意的是，大陆泛左翼阵营内钟庆的思想也很走红。

作为亚洲乃至亚非拉唯一的成功者，战前日本一直是各国自强运动（从甘地、孙文到苏加诺）的样板。20世纪20年代的中华资本深知「帝国主义的侵略，已经剥夺了我们整个民族的自主权」1（胡汉民），唯有学习先进者如日本才能避免亡国厄运；当时的国家主义理论界抨击「中国人不愿研究日本，这是精神上的闭关锁国」2（戴季陶），急待纠正。六十多年后，资本主义复辟催生的「新中华民国」是否还得学习日本？大陆工业界——至少是自强派——在哪方面需要效仿日本的阶级同类？《刷》的出版流行，给我们带来了若干相关信息。

本土资本呼唤的时代英雄：钟庆站在何新的肩膀上

抛开网络舌战（钟庆的书首先发在网上）难免的不均衡、即兴发挥和语不惊人死不休等副产品，《刷》清晰阐述了一个核心观念：「发达国家崛起的原因和秘密，实际上来源于我如何获得资源，如何获得市场」3。崛起的根本标志，在于能否拥有「工业体系的核心，就是钢铁、机械、电子和化学等产业组成的基干产业」4，即重工业。对重工业技术和制造的掌握程度，决定了一国资产阶级在世界市场占有何种地位；一句话，「任何长期国家战略必须将如何建立和利用重工业体系放到最重要的位置」5（钟庆）。

短短一年里，「愚蠢小猪」从网络走上讲坛，可谓横空出世；但钟式自强观远非虚空产物，而扎实地踩在前辈国家主义者的肩膀上。通观《刷》的全书脉络，我们可清晰听到资产阶级思想家何新的声音；很大程度上，作者只是以通俗手法和历史追述强化与细化了何新力陈已久的诸般观点。

早在苏东阵营灭亡前后，何新便醒悟到盲目攻讦工人国家的成就，无利于复辟后新民国的长远建设。他冷静地批评「激进改革派经济学家全盘否定五六十年代的旧体制，却没有意识到其中也还有非常合理的东西。例如它对重工业、基础工业的重视，就是富于整体经济发展的战略远见的」6。21世纪初的年轻一代自强分子如梦初醒，争相盛赞毛时代推动「中国从只能仿制汉阳造，一跃成为科技先进国家，能够设计生产几乎所有种类的现代工业产品，成为世界大三角的一极」7（钟庆），可算对何新先见迟到的回声。

八十年代国企改革兴起，大陆经济界曾视改变管理模式为「提高效益」的法宝，何新不以为然，提出微观管理的差异并非西方工业强盛的主因，并在多年后得到钟庆的声援：「日本企业就是国营企业的管理方式，铁饭碗、大锅饭、年功序列、按资排辈」8。九十年代初的中国处于全面复辟大门口，何新向当局痛谏反对追随苏东阵营的休克疗法，针锋相对地剖析德日战后迅速复元「不是由于遵循了全面自由化的市场机制，而恰恰是因为两国都继续运用了国家政策和计划的宏观调控手段」「这种宏观调控，主要不是市场调控，而是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的调控」9。十五年后，原自由竞争信徒钟庆悔恨地发现，国家主导不惜代价「倾斜生产，煤钢先行」的重工业优先战略——而非「市场优化配置资源」——是日本灰烬里新生的第一保证。新民国转过十五个年轮，两代有产文化走狗的双手终于紧握在一起；它的大背景，是中华资本主义发展遇阻而急寻突破的强烈需求。

中华资本主义的任务转换：从复辟到升级

二十年实践表明，多数中国企业处于外围生产的水平，在市场与利润的分配上屈居被支配地位；对保持、加强重工业实力的要求，新民国的工业界常显得短视、麻木乃至吃里扒外，让爱国者痛心哭嚎「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向底层急落，出卖资源和劳动力，民族在流血」10（钟庆）。不久前，官方喉舌被迫承认「我国工业总量虽然很大，但许多产业缺乏核心技术，不少企业技术‘空心化’，关键部件依靠进口，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11。上述败家行为，直接来自八九十年代的市场改革与复辟：工人国家覆灭前后，清醒了解自身战略利益的大资产阶级难以立即成形；执政官僚集团热衷于尽快拿到自己那份「复辟红利」，往往不惜损害出卖本土工业的长远前途。时至今日，许多官办合资厂的中方代表仍辩称「品牌的推广要花很多的心血和精力」12，所以「不要求品牌，只要拿来就行，不要求品牌掌握核心技术」13（长安汽车集团总裁尹家绪），多少赚点就行。

初步站稳脚跟后，上层（无论国家资本抑或民间商界）一面盯着剩余的国有资产（尤其是土地），同时为自己确立了新的目标：升级换代。钟庆现象出现的时间——2004年（而非1994年或更早）本身就几乎解释了一切。2004中国企业500强的私企比重达18%(中国企业联合会会长陈锦华) 14，说明私人资本已非吴下阿蒙；迅速膨胀的国有垄断巨头也四处插手走向海外，与各个国际资本对手或明或暗的对抗争夺，日益被提到北京的议事日程上来。

针对国际巨头收购国内骨干企业的势头，私人老板的舆论代理惊呼「外资由此可以控制一个行业，掌握着这个行业的技术主导权，并控制市场份额」15（中国社科院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曹建海），骂骂咧咧「我们发现真正主导中国经济崛起的不是中国的企业」16（北大教授张维迎），而这意味着巨额红利的旁落。海外扩张上，北京的表现也有些手短眼拙。从能源、钢铁、软件到纺织业，本土企业——无论国有抑或私营——不时感到缺乏有力与明智的国家后援，发出「严格地说我们（政府）的支持是不到位的，它支持的方式不像日本当年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产业政策」17（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会长王巍）一类牢骚。

简约地讲，21世纪初新民国的时代任务——击退外资攻势、寻求更多利润、更大市场与更巩固的势力范围，是「小猪旋风」受到自强派资本及幕僚留意的主要原因。如果说学院派「值班参谋」（如张维迎）专注于同步表达私人资本一时一地的利益索求（从瓜分国有资产到抵御外资侵蚀），民间策士钟庆则跳出上层内部的集团之争，以中华资本主义的整体前途为思考轴心，眼界与胆略都大气许多。无论在书中还是讲坛上，钟庆都斩钉截铁地宣言「中国要做超一流的工业化国家，打基础和骨骼非常重要」18，即建立重工业体系并掌握核心技术。对打基础所耗代价的疑问，他的回答也毫不含糊——「如果骨骼没有发育好，即没有准备好相应的技术，改善生活是对民族的犯罪，再大的市场需求也得等待。如果谁敢破坏骨骼，求得暂时的生活改善也是对民族的犯罪。骨骼出问题，政府必须出钱修补」19。崛起的第一步，是借助国家之手保护弱小民族产业（「首先对国内市场进行严密保护，强制进口替代，限制外资」20）。

钟庆对国家角色的定义，显然承继了「老民国」统治者的自强思路，这并非偶然。强大的国家庇护，是后进资本主义实现工业化与对外竞争的必然前提。

国家的资本守护神角色：钟庆与蒋介石隔空对谈

以日本经济官资一体协同对外的战略为参照，钟庆发现当代中国对外资过分放纵，使后者肆意摧残民族产业链条。上述观察的基础上，他断言「在没有一个宽松的市场环境下面，中国的企业完全是图生存，技术开发的前提成本无法在市场中得到回收，解决之道，要对市场进行控制」21，即行政机器对工业与市场的强制干预。老实说，这一结论亚非拉民族资本已呼喊过无数次，包括三十年代的南京当局。

后进地区的百年工业化进程，也是本土企业惨遭国际强权以经济手段——当然绝不仅这一种手段——打压蚕食吞噬的进程。对类似困局，中华资本主义的首批创业者体会极深。南京执政集团很清楚国家协调对自强前景生死攸关的决定作用——鉴于自身「工业落后，不能够与工业发达的各国竞争，故在国际贸易方面必须采取保护政策；在工业的建设方面，必须采取计划经济制度」22（蒋介石），老民国的领军者总结道。然而本土工业的衰弱落伍、西方垄断巨擎的经济侵略和金融控制，联合列强镇压工农革命的阶级必要性（以及由此付出的对外妥协），使中国有产阶级无力摆脱——也不可能摆脱——对帝国主义的依附地位。

毋庸置疑，今日中华绝非蒋政权治下的残破江山可比。1949年社会革命对列强在华政经军事影响的根除、土地改革、普及教育与高速工业化，使新民国得以接纳螺旋式上升的国力基础，日益露骨地追逐亚洲强权。近年来，中外资本的利益冲突渐趋表面化。执政当局的智囊团认定「中国经济能否获得新的高额增长，将主要取决于中国能否获得足够宽阔的海外市场」23（何新），使北京加快了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征服；大片民族市场的沦陷，让私人老板的学界枪手气咻咻叫骂「捆住了私人企业的手脚才使得外资大规模进入」24（张维迎）。抱怨之余，国家资本与民间富豪均把希望的目光投向国家——这个最多资源的拥有者。国企的海外远征需要国家——「汽车一定要作为国家核心支柱产业进行扶持，扶持必须要走国际化战略」25（奇瑞董事长尹同耀）；私人老板捍卫内部市场份额的战斗需要国家——「要在保证经济安全的情况下实施对外开放，对一些涉及国家经济命脉和经济安全的行业和领域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26（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东方集团总裁张宏伟）。

不难发现，越来越多的民间富豪举起左手向当局要权力和商机，举起右手反对外资抢在头里割走民族市场和国有资产。利润的流失，让老板们肉痛之余连连发誓「不能再做那些核心技术和部件掌握在人家手中的‘壳企业’了！」27（春兰集团首席执行官陶建幸）；但核心技术的有计划研发，仍是私人资本难以承受（且不论它们是否情愿承受）的重负。想当年，与列强长期周旋充当小弟的痛苦经验，让老民国决策层总结出血的教训：「如果工业建设付托私人资本去经营，他们便没有充足的资本，树立巨大的规模，以与外国的大托拉斯以及国营企业竞争，这是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不能适用于中国的最大缺点」28（蒋介石）。新民国的工商巨头侃侃而谈「我国要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关键是培育出自己的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企业，由此构筑我国的产业核心」29，可本位得失的顾虑通常使得「私人资本会在基干产业巨大的投资和很少的收益面前却步」30（钟庆）。说到底，尽管私企老板胃口很大嗓门不轻，财力与技术的局限和无法评估的高风险，决定了他们只能在保卫民族产业的对决场上充当一支辅助部队。

就后进资本主义地区来讲，牵扯到众多部门、超长工期和天价成本的世纪程没法离开国家机器的策划、协调与担保；帝国主义阵营里，垄断财团的战略投资同样少不了政府协作。即便超级巨头们不需当局的技术支持，它们还是希望官僚以国家的名义千方百计地把负担转嫁到无产大众身上。负担越轻越好，红利越厚越好——这恐怕是全球有产者的四海一梦；日本财团如此，一路追赶的京沪巨头更加如此。

「产经联」：垄断资本主义的核心产业组织

《刷》极力推崇统管日本政经国脉的神奇怪物「产经联」，并告诫中华资产阶级「先进民族的标准就一个，有没有经济永动机——产经联」31。什么是产经联？说白了就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核心产业组织：财阀（「三菱住友三井等大财团，主要生产和提供各门类基础原料和先进技术」）、国家机器（「提供基础原料和技术的大财团是赔钱的，政府想办法把帐做平」）与主流学界互相影响渗透的综合物。

20世纪60年代，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埃·曼德尔指出帝国主义时代「国家一天比一天成了垄断组织不可或少的工具。实现利润——不是实现平均利润，而是实现垄断组织自以为有权享受的超额利润——已经不能再仅仅依靠‘经济法则’的作用：在必要情况下，当‘经济法则’对于垄断组织的利润变成了一种威胁时，国家的经济政策就应当使之不起作用」32。20世纪30年代，为抵御危机与竞争的压力，并减缓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不可忍受的矛盾，垄断组织获得日渐广泛的经济调节权。1933年罗斯福当局颁布《全国恢复工业法案》，把制定并强制落实《行业法典》的权力交给同业公会，以便对生产定额的限制与分配作出规划。1937年日本政府颁布《工业协会法》，授权同业公会制定生产限额、价格、销售额以及各成员之间的份额分配。1938年英国工业界干脆提出同业公会「必须享有分配生产、调节产量的权利，必须享有向各企业、各地区分配份额的权利，必须有权规定产品供应公众的公平价格」33。为减轻盲目投资给工业的冲击，伦敦的金融精英大搞治理整顿，推出许可证制度指导资本流动。

随着时间的延续，垄断组织与国家机器的融合演进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钟庆笔下的日本经济仅是一个典型。金字塔顶端的资本家族借助经理层管辖无尽的产业帝国，经理们通过联姻、持股与高年薪制与统治者不分彼此。政府以国库税收为后盾，用官方订货、风险担保与国家主导的技术开发替垄断资本保驾护航。国有化与私有化是「产经联」手里的两套工具——以国有化替财阀承担亏空，用私有化给老板增添利润；军队与外交是国家派驻海外市场的两个营销经理——炮灰与战费来自无产阶级，资源与利润落入超级老板的银柜。

上述对社会资源——亦即工农血汗——不断再分配的过程中，三井一族占尽好处，注定无休止充当牺牲品的是（包括职员阶层的）无产大众、中小资本与股东。有趣的是，中国时下的自强思潮恰好以职员群体为基层传播者；爱国白领们三分迷醉七分欢喜地仰视「一个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产权不明，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僵化保守的政治经济体制。就是这种体制推动日本迅速现代化」34（钟庆），期盼着华字号「三菱重工」与「住友商社」资本舰队的起航。这个乍看起来荒唐的现象，其实有着合理的阶级逻辑。

当阶级斗争处于散乱和低水平的自发阶段，无产大众通常难以摆脱资产阶级的精神奴役；处于产业工人与资产阶级之间的职员阶层更普遍自许候补有产者，梦想「为国（或公司）尽忠」向上爬。从世界实践来看，统治者也确乎常从职员、小资产者或下级军官中挑选充满干劲聪敏灵活的助手，向自身输送——精神与肉体双重含义的——新血，维持必要的韧性与创造力。经历十数载风雨，中华有产者全局利益转换（从敛财暴富到升级换代）迫切呼唤新战略思维；正如钟庆所说，资本升级「单靠政府不行，靠企业不行，实际上是整个民族的思维观念的转变」35，即刷新上层政治文化。北伐后，南京中央曾起用众多年轻干部（从贺衷寒、康泽到郑介民）担任统一国家的闯将；新民国的战略转折同样有待于大批干练青年充当过河先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社会思想的再度洗牌刚刚起步。

自强思潮与崇毛派

市场改革与最终复辟造成的精神紊乱与利益重组，使成熟的国际资本及文化乘虚而入，大肆培植代言人——「80年代派出国的留学人员，正好学70年代的这个东西，就是全部交给市场来管」36（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总工程师杨培芳）。不经意间，外资的学界代理已占据了至少半壁江山，竭力炮制「现在民族企业的概念应该逐渐从我们的字典里面消失」37（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海闻）之类的舆论攻势。大陆学界、舆论界「汉儿尽做胡儿语 却向城头骂汉人」的颠倒局面，让自强分子感慨「日本的右派是民族主义的，中国的右派是反民族主义的」38（钟庆），并诧异地从泛左翼阵营听到喝彩声。

多年落寞后，崇毛派似乎从自强思潮的兴起看到了隧道尽头的亮光。30年代后的中共，始终依靠两大精神资源（苏俄代表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与争取民族独立的救亡运动）指导自身路线，并在两者之间竭力保持均衡。21世纪的今天，阶级斗争历史传承的断绝、苏中复辟造成方向感混乱以及深入骨髓的权谋与国家崇拜，使一众「老左」常对起码阶级立场表现出惊人的无知与冷漠。当局对政治自由的禁锢，也给崇毛派——当然不仅他们——从现实阶级对立中汲取思考养分制造着种种障碍，使后者越发靠向「为国分忧」的候补师爷角色。「老田」等圈内理论家对毛思想的有系统「去马列化」，为「小猪旋风」与崇毛派亲密接触做了必要铺垫。

近十年来，复辟后的意识形态真空诱发了老民国政治文化的抢滩登陆，颇有「补位」之势；但钟庆们看透了南京时代三流资本主义（「上海非常繁华，有东方巴黎之称。但这繁荣却是虚壳」39）绝非新民国应膜拜的偶像，并试图把毛时代的若干遗物重新放入神龛。几大因素——潜在工人革命尚无能为害、刷新统治文化的紧迫性、官僚专断工人国家的中央集权与资本独裁的某些相似手法、毛时代社会进步与工业化成就在近代中国的独一无二，让部分自强派学界尝试「漂白」那段赤色过去，为确立有产精神统治服务。

对中共革命，《刷》进行了实用主义诠释，声称毛泽东与伊藤博文并无本质区别，都以本土工业化为目标且手段铁血：「压制知识分子，打掉一切不合理的杂音，现在消费就是对民族的犯罪。整个操作手法与产经联一模一样，不同的是产经联用资本，他用权威」40。主流崇毛派听得连连点头——「所谓‘站起来’，就是指20世界后期以来的中国重新获得了她丧失近200年的‘天时、地利与人和’」41（北师大教授韩毓海）。在钟庆的笔下，中共对亚非拉左翼运动的支援实为地缘政治伏笔，可拿来兑换成海外扩张的软实力（「毛泽东在第三世界和西方日本有很高的感召力，其实就是文化认同感」42）。大陆崇毛派的台湾战友接过话茬为中华资本的上位叫好——「（中国）将不断巨大化的综合国力，翻转成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政治、外交、经济和文化力量」43（陈映真），放肆聒噪「这些成就与进步，离开中国‘开放改革’的独立自主的类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发展所增大的生产力，是难以想象的」44，半遮半掩地替大陆走资帮腔造势。

对上述合流走向，部分多少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毛左派有所警觉与抵制。某些毛左分子揭露「小猪出世」一定程度上表明「新资产阶级开始从幼稚走向成熟，试图适应当今的新帝国主义时代，从而获取更多、更稳定的利润」45，并与自强思潮拉开了距离。但对中外有产者的混战（比如中日东海对峙），毛左派普遍立场暧昧，拿不出鲜明的正面主张。他们反复强调国有垄断与民间商界「两个（资本）集团都有很严重的买办化倾向」46难成大器，不屑地断言「中国资本的利润要仰赖于外国人的选择，导致两个资本集团都无法坚决的与帝国主义相对抗」47，却避而不谈最关键的部分：工人阶级如何应对具体存在的资本竞争。

阶级对阶级

以金融资本的发育程度而论，中华资本主义根本谈不上成熟的帝国主义。2003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额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1.75%48，微乎其微；但这与中华资本剥削与掠夺海外（从苏丹、委内瑞拉到缅甸）工农与资源的既成事实并行不悖。虽然1914年日本资本输出仅占英国同类投资的2%，但东京的财阀与将军们在1905年便发动了日俄战争抢占周边市场、资源、港口、海陆运输线；归根到底，战争目标是争夺东亚的强权宝座。一百年过去，钟庆们——如同当年的大川周明与后藤新平——号召本土资产阶级对内「干涉法令法规的制定实施，用非市场手段逼迫外资让出国内市场和国内生产基地」49，对外「学会运用政治手段改造和驾驭海外市场」50，以军刀与商品在周边地区经营势力范围。

北京地区强权战略的前途，首先建筑在底层继续忍耐与牺牲的前提之上。十五年前，国家主义前辈何新视压榨工农为经济突破的王牌（「需要充分利用劳动力密集的优势，充分利用低工资」51；今天的青年自强派钟庆鼓吹跨阶级合作锻造帝国的核心产业（「国民的生活被尽量压缩，皇族、华族、三菱三井住友等以身作则」52，但中外无产者绝无理由替京沪老板的野心送死买单。

……………………（略）

1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