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武学的困惑（一） -- 履虎尾

《鹿鼎记》是金庸先生最后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的风格同在此之前的其他作品截然不同，以至于有人怀疑它不是出自金庸之手。读完《鹿鼎记》的读者不禁要发出疑问，金庸先生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种风格的作品？这哪里还像武侠小说啊？金庸先生执意这样来写，意图何在？

新武侠小说作家取得成功的重要的原因，应该是他们所取的价值观念与审美观念。新的审美观念与价值观念理论的核心，是“标新立异”与“离经叛道”。同时，这也是艺术作品同宗教说教的根本区别，任何艺术作品，必须是叛逆精神的颂歌，必须具有离经叛道的特色。履虎尾以为，在金庸先生的创作之初，也就是写《书剑恩仇录》的时候，便有一种“离经叛道”、“标新立异”的强烈进取心、使命感。然后，这种进取心、使命感伴随着金庸先生整个的创作过程。金庸先生严于律己，他要求自己，后出的作品，一定要在艺术性方面强于已经完成的作品。如果按写作的时间顺序来阅读金庸先生的作品的话，我们的感觉就如同爬山一样，你爬上了一座山包，就会发现前面的一座山峰更高更险；等你爬上前面的那一座更高的山峰时，会发现还有更雄伟险峻的山峰横在前面。所以，金庸先生的作品，中期的比前期的好，而后期的作品又精彩过中期的。

这种艺术创作上的标新立异，既是新鲜事物的诞生，也是对陈旧事物的否定、淘汰。在等身的武侠小说三叠浪般的问世之后，金庸先生也逐步开始了对武侠小说和英雄主义的反思和清算。积少成多、聚腋成裘，当金庸先生对武学的否定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终于由量变到质变，进而要彻底推翻自己所参与创造出来的一整套新武侠小说的体系。金庸先生要写出一部震撼、扫荡武侠小说体系的《堂·吉珂德》；金庸先生自己，也要蜕变成为中国武侠小说史上的塞万提斯。

但是，《鹿鼎记》毕竟不是《堂·吉珂德》，金庸先生也不是塞万提斯，武侠小说目前仍然大受欢迎，仍然充斥着文化市场。

从作者主观方面来看，金庸先生同塞万提斯有很大的区别。塞万提斯本人不是骑士小说的作者，塞万提斯没有任何文化负担，塞万提斯尽可以从批判的立场出发，尽情地对骑士文学进行挖苦、讽刺、嘲弄。而金庸先生本人就是武侠小说的代表作家，亲身感受着沉重的文化负担，金庸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如郭靖、萧峰、令狐冲、张无忌等等，深受读者的喜爱，也深受金庸本人的喜爱。我们无法想象，一位作家会对自己塑造的形象完全的意断情决，全盘否定。我们说，对武侠小说的批判与否定，首先就成为对金庸先生自己的批判，对自己的否定。因此，彻底否定新武侠体系的任务，交由新武侠体系的代表金庸先生自己来亲自完成，就显得格外困难。

中国武侠小说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武功”与“任侠”两个要素。《录鼎记》的主人公韦小宝，尽管诡计多端，流氓成性，但是却很讲义气，很讲交情。而义气与交情这些内容又都属于任侠的范畴。金庸先生所批判的，仅仅是武侠小说的一个方面——武功，而另一个方面——任侠（义气），却没有得到批判。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地作比较，就会发现，“武功”与“任侠”这两个要素，虽然在武侠小说中是缺一不可的，但是，相对于“武功”来说，“任侠”是武侠小说的更接近本质的属性，是武侠作品的内在核心。“武功”这一要素同“任侠”来比较，不过是武侠小说的外部形式而已，它处于相对次要地位。在金庸先生后期的作品中，金庸先生所着力讽刺与批判的，更多的是“武功”这个外部形式，而很少涉及武侠小说的内在核心——“任侠”。因此，金庸先生对武侠小说的批判，对英雄主义的批判，在力度上还显得软弱，在层次上还显得肤浅，还无法将武侠小说的整个体系彻底否定掉。

《堂·吉珂德》出现于欧洲文艺复兴德后期，当时，骑士文学在欧洲文坛上已经成为强弩之末，仅仅在西班牙一地流行。塞万提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用一部小说，结束了整个的骑士文学时代。而今天的中国，武侠小说还远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武侠作品继续拥有大量的读者，很多读者称武侠小说为“成人的童话”，他们带着近似于“精神胜利法”的幻想，把阅读武侠小说当作对现实中失败的精神发泄，还有更多的读者把阅读武侠小说作为一种文化消遣。可以意料到，在一定的时期内，武侠小说还会继续风行，文化市场的这种需求，人为的力量是很难逆转的。

尽管《鹿鼎记》没有起到《堂·吉珂德》的作用，但是，金庸先生的这种努力决不会白费。《鹿鼎记》的问世，标志着金庸先生已经举起了向整个武侠小说体系进行挑战的旗帜。金庸先生在《鹿鼎记》的后记中说道：“如果没有特殊意外（生命中永远有特殊的意外），这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而据最新的消息说，金庸先生终于复出了，金庸先生在耄耋之年，振作精神，已经勇敢地重新拿起笔来。笔者以一个热心读者、狂热金迷的身份殷切地盼望着，盼望金庸先生能够在创作思想上再提高一个台阶，把对武侠小说地批判，上升到对“任侠”的批判，上升到对武侠小说的本质核心的批判上来；盼望金庸先生重挥如椽之笔，写出一部彻底扫荡武侠小说的《堂·吉珂德》式的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