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斩帅”及东江崩溃之一：斩帅公案（一） -- 碧血汗青

“斩帅”及东江崩溃（一）

——袁崇焕斩毛文龙公案辨析

文/碧血汗青

一，斩帅公案

二，斩帅是非

三，归降之由

四，东江崩溃

一，斩帅公案

袁崇焕在平定辽东军哗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活动，包括汰兵和整治防务等等。次年，他以尚方宝剑斩杀了在关外举足轻重的辽东大帅——明平辽将军毛文龙，顿时朝野大哗，从地方到中央，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除了以崇祯皇帝为首的相当部分人对其举动是支持和肯定的外，亦有一些人是为毛文龙抱屈的，但为数不多。而在袁崇焕被以谋款斩帅、通虏谋叛罪处死后，为毛文龙叫冤者顿时日多，呼声也越来越高，到后来如计六奇者，更干脆以毛文龙方之岳武穆，把袁崇焕比为秦桧，并将袁崇焕责杀毛文龙的十二大罪与招回岳飞之十二金牌相提并论，曰：“崇焕捏十二罪，矫制杀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金牌，矫诏杀武穆，古今一辙也。”（1）直到清乾隆年间由乾隆为袁崇焕平反之后，为毛文龙叫屈的声音才又渐渐平息下去。

此段事由，是明季辽东战事的一大公案，虽死毛文龙一人，但产生的影响甚广，又如毛文龙是否该杀；毛文龙在辽东战局中的作用；毛文龙被杀是否导致了东江军事据点之崩溃；毛部辽东系将领降清是否和杀毛有必然的联系等等，其中的是非曲折和所牵连到的问题，不可谓不大、不多。

这一公案，更由于其中牵涉到如东林和阉党之间的党争、各方利益、乡党袍泽之义，以及因明清易代而产生的种种错综复杂之关系，以至三百年来争论不断，各种观点也层出不穷，颇如中国近代清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孟森（心史）先生在《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原疏附跋》中所说，“庶知三百年公论不定，一翻明末人当时之记载，愈坠云雾中。论史者将谓今日之人不应妄断古人之狱，惟有求之故纸，凭耳目所及者之言以为信。岂知明季之事，惟耳目相及之人，恩怨是非尤为纠葛。”

即使是到了现在，在对这一公案的认识上，也还是存在着相当分歧的。赞成袁崇焕斩帅的固然很多，但也有相当部分学者坚持认为，袁崇焕杀毛文龙乃是因其不顾大局、刚愎自用而产生的巨大错误，其结果就是自毁长城，因为倘若毛文龙不死，则清军不得无有后顾之忧而频频南下犯关。在这点上，以已经故去的史学前辈谢国桢谢老的观点最为激烈，他在其著作《江浙访书记》中曾这样说到：“且崇焕之轨文龙，……纯由私人挟嫌所致。”一个“纯”字，几已将袁崇焕斩毛文龙的这一举动定在了全无是处，且可指袁崇焕个人品质有所不堪的地步。另外如现在的明史学者、上海复旦大学的樊树志先生，亦持相仿之观点。如在其著作《崇祯传》（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第二章中，就对此论道：

对袁崇焕而言，杀毛文龙可以说是一个大错误，对己对国都没有好处。……毛文龙作为平辽将军的存在，毫无疑问对后金是一大威慑力量，有着不可忽视的牵制对方军事力量的战略意义，……所以后金将毛文龙视为眼中钉，每欲派兵征讨，又试图招降，都没收到什么效果。皇太极无法做到的事，袁崇焕帮他做到了，这岂不令亲者痛恨仇者快吗？毛文龙被杀的直接后果，便是几个月之后发生的“己巳之变”。这一事件从反面证明，毛文龙的牵制作用一旦解除，后金兵就便可肆无忌惮地长驱南下，骚扰京畿达数月之久，足以令人深省。

在同一章中，樊树志先生还对台湾学者李光涛先生和北京学者阎崇年先生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表达了自己对袁崇焕“斩帅”一案提出异议的动机：

李光涛先生早在四十年代撰写长篇论文《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探幽索微，理清了毛文龙史迹，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他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把毛文龙在东江的作用全盘否定，把毛文龙说得一无是处，断言道：袁崇焕斩所当斩，毛文龙死且有余辜。这种过于偏激的结论，实在是大有商榷余地的。近年来，阎崇年先生则从评价袁崇焕为民族英雄的立场上，为其“斩帅”百般辩解，极力证明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无错处。用心颇为良苦，终难令人心悦诚服。笔者无意为毛文龙翻案，只不过力求把毛文龙之死的真相告诉读者。读者诸君或以为拙著所述不可凭信，不妨披阅李、阎的论着，再作深入的思考，以澄清这桩历史公案。

……

袁崇焕杀毛文龙，为后金军队大举南下接触了后顾之忧，终于导致了兵临城下的己巳之变。

樊树志先生在近年来的新作中，依然坚持了同样的观点，内容文字相差无几，而批评则更尖锐，如在其《权与血: 明帝国官场政治》（中华书局，2004年11月第一版）一书的末章中这样说到：

最早研究毛文龙的李光涛先生，……但是他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历史的抑或是现实的?)把毛文龙作为东江总兵的作用全盘否定，把他说得一无是处，甚至对袁崇焕杀毛文龙大加赞扬：“袁崇焕斩所当斩，毛文龙死且有余辜。”这种过于偏激的态度实在难以令人心悦诚服，历史学家需要客观的心态和冷静的眼光，感情用事或许是那个特殊年代的时代局限，人们能够理解。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袁崇焕成就卓著的阎崇年先生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出于对袁崇焕的崇敬与偏爱，从评价袁崇焕为民族英雄的立场上，为其杀毛文龙百般辩解，极力证明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无错处”（参看阎崇年《论袁崇焕》及《袁崇焕“斩帅”辨》，均收于阎著《燕步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用心颇为良苦，结论却过于绝对，与四十多年前李光涛先生遥相呼应，一个说毛文龙一无是处，一个说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无错处。人们不禁要问：历史上真有“一无是处”或“一无错处”的人和事吗?具体而言，毛文龙真的一无是处，袁崇焕杀毛文龙真的一无错处吗？

不妨看看历史的本来面目吧。

樊树志先生认为，李光涛先生这样论述的动机虽然不明，可观点过于偏激，对此，他以为李光涛先生可能是因“时代局限”而“感情用事”；而阎崇年先生则是出于对袁崇焕的“崇敬与偏爱”，才会从袁崇焕是民族英雄这一立场上，为其杀毛文龙一事进行百般辩解。

若从“崇敬与偏爱”这几字判断，我觉得樊树志先生可能认为阎崇年先生这样做的根由也是感情用事，而且他们的观点和所提出的论证，都不能让人心悦诚服，且这些也并不是“真相”。同时，如樊树志先生文中所言，他之所以提出异议并不是想为毛文龙翻案，而“只不过力求把毛文龙之死的真相告诉读者”。另外他还强调道，“历史学家需要客观的心态和冷静的眼光”，余以为此言甚是。

那么客观而冷静地看，毛文龙究竟该不该杀，袁崇焕在这个问题上是否真有六州四十三县铁亦不能为之大错呢（2）？到底什么才是“真相”？樊树志先生力求要告诉读者的是否便是“真相”呢？

历史是已经发生的，我们所看到的历史，都是被岁月这把剪刀裁剪过的残卷。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说：“前人的叙述和判断，现在本身就成了事实。即等待解释或判断的凭证。历史决不是用叙述写成的，它总是用凭证或变成了凭证并被当作凭证使用的叙述写成的。”（3）事实上，我们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4），或者也可以说成一切历史都是思考史，我们所看见的“真相”，是我们思考的结果，并非真正的“真相”。

同样，毛文龙之死的一切过程，早已和时间一起消逝，我们无法再去亲身经历，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毛文龙之死，都是凭籍着前人的叙述和判断，再由我们在今时今地进行思考得来的结果，是我们思想的亲历。

因此，对于这段已经成为历史的公案，我们不妨先尽可能多地搜集“凭证”，思考进而得到属于我们自己的判断，也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真相”。

“斩帅”及东江崩溃：斩帅公案（二）

链接出处

“斩帅”及东江崩溃：斩帅公案（三）

链接出处

“斩帅”及东江崩溃：斩帅公案（四）

链接出处

“斩帅”及东江崩溃：斩帅公案（五）

链接出处

“斩帅”及东江崩溃之二：斩帅是非

链接出处

一些题外话。

关于晚明史的一系列话题，其实都是我受约所作的一部书稿中的零散章节，包括此篇在内，所以有些内容与以前在河里贴的会有所重复，盖因以前所贴之内容也是出自此部稿子的内容。这部稿子的重点大致放在明清易代（未及南明）的问题上，虽然明清易代发生是在崇祯朝末年，但牵涉的人事却甚至可追溯到天启乃至万历朝去，实在过于庞大。因此为避免繁杂无当，我大多只限于讨论崇祯一朝的问题，但是也有如袁毛公案这样的，则不可避免地要牵涉到天启朝的人事，碰到这样的时候，我也不会刻意避免，一切以建立完整的事件背景为原则进行阐述。

至于其中很多牵涉到的人事属于广为人知的乃至常识，我就不在稿中详叙了，基本会一笔带过，做个交代而已，以免浪费大家的时间和精力：）

• 7，明清/太平天国（上）
• 【原创】“斩帅”及东江崩溃之二：斩帅是非
• 粗略搜了几个，不过肯定不是全部哈，等有空再弄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