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乡村越来越陌生——江西农民工阿庆的2006年春节 -- 副将

“在外我们盼着早日回家过年，但回来了又巴不得早点出去。”

“我们跑啊跑啊，最终可能还是要回家结婚、生子，继续父母那样的生活。”

　　　　　　　　　　　　　　　　　－－阿庆　　

　　走近民工第2代

　　不仅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扩大，在乡村内部，贫富差距也正在扩大。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外出打工，现代城市生活已渗入乡村，侵蚀颠覆着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秩序。当江西农民工阿庆克服对城市的疏离打拼一年回家过春节时，发现乡村一样陌生:家乡已经失去了宁静平和，与城市类似，拜金、浮躁、混乱、肮脏，但又不同于城市－－这里的生活依然空洞乏味，无处不弥漫着挥之不去的乡土气息。各种情感交织一起，让人不知如何面对。”还是要出去打工！”这个年轻人选择继续在现代与传统间飘泊，等待着将来某一天，有关家乡的记忆复活。

　　1月14日下午，20岁的江西农民工阿庆多付60元的“订票费”后，终于踏上东莞东开往江西鹰潭的火车。这一天，有330万人挤上火车，接下来的40天，这个数字达到了1.44亿，被称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类迁徙。他们大多是像阿庆这样的农民工。

　　这是2006春运第一天。阿庆一头长发，戴一只耳环，穿着松垮的牛仔裤，拖着密码小拖箱，外出打工4年让他和传统的农民工形象已迥然不同。他在浙江、深圳、东莞做过烫金工、超市营业员、餐馆服务生等20多个工种。他对城市充满了好奇，不断尝试人生冒险，但年关一近，他就不由自主地踏上返乡之旅，只是在他眼里，乡村已变得越来越陌生。

　　他甚至忘了东莞以北1000公里外的家乡正是寒冷的冬季。在鹰潭下车后他冻得打哆嗦，赶紧添置冬衣，并在此处工作的姐姐家逗留了3天。如果把千里归途视作从城市文明向农耕文明的逼近，那么对阿庆来说，作为内地中等城市的鹰潭，恰好是缓冲两种文化冲突的节点。

　　回到家乡——江西省余干县康山乡，插进鄱阳湖的一个偏僻半岛，阿庆开始度过他的2006年春节。

　　春节让人疏远家乡

　　1月28日，大年二十九上午，康山乡王家村的坟地上爆竹声声。每年这个时候，当地人都要举家到已逝老人的坟头“挂纸”(扫墓的俗称)祭祀。在父母带领下，阿庆和姐姐、弟弟也来到奶奶的坟前。但就像村里其他年轻人一样，他们对这项古老的仪式开始失去虔诚。春节是乡风民俗最集中的日子，而年轻人的叛逆冲淡了浓浓的年味。

　　当天除夕夜，本是请邻村袁家亲戚吃饭的传统，阿庆却以大人身份请了一名打工回来的初中同学过来吃饭，因为在前一天，对方请他去袁家村吃了年饭(袁家村比王家村提前一天过年)。晚饭后，阿庆没有和家人一起看电视春节晚会，而是和同学到袁家村串门去了。“你一定要在12点前回来，我等你打爆竹封门呢。”父亲不悦地告诫他。

　　农村的种种过年规矩让阿庆烦不胜烦。除了初一给公公和太婆两家拜年外，他把到其他亲戚家拜年的任务全推给了姐姐和弟弟，自己则整天晃悠在全乡仅有的两家网吧里，在不同的朋友家之间穿梭，有时干脆留宿在外不归。

　　春节对他来说，是与久违的朋友而不是与日渐疏远的亲戚走动的日子。对很多亲戚，他甚至忘了他们的模样和称呼。他44岁的父亲王知梁和41岁的母亲王清娥，在这一点上与儿子很是相似。父亲是个木匠，经常外出做活，母亲近2年和儿子一起在东莞打工，他们和远房亲戚走动甚少。“这么多家来来去去的礼节烦得很，还容易有闪失，得罪人。”王清娥抱怨说，“所以我只在正月初五请了一桌客，明年就不打算再请了。”王知梁则说，关键时候靠的还是朋友

　　这个打工家庭代表了村里很多户人家正在疏离春节传统的现实:不再杀年猪、炒瓜子、做爆米花糖，而是去小商店和集市上购买；墙上也不再张贴提醒农事节候的《春牛图》，而是挂上了孩子们喜欢的巨幅明星照——王家已经5年没有种田了。

　　所有装了电话的农家大门上，都贴着标有“中国电信”字样的大红印刷对联；拜年的手机短信提示声在年轻人口袋里嘀嘀作响；绚烂的烟花照亮了整个村庄……城市生活已渗透入侵到这里持续千年不变的过年形态。

　　这种入侵是通过建于10年前的一条乡级公路步步为营的，尽管它进入村庄后只有一个车道，还时不时被盖房的泥沙占领。阿庆读小学二年级时，去20公里外的集镇，必须在弯曲的圩堤上颠簸两小时，现在只需半小时，又直又平坦。

　　这次回家，阿庆吃惊地发现，公路旁又新起了一栋栋两到三层的楼房，里面有洗澡间、抽油烟机、冲水厕所和换拖鞋才能进入的卧室。在王家村与袁家村结合处的乡政府门前，网吧和菜市场的出现让这里人头攒动。这里成了全乡的“现代化中心”。而在阿庆公公屋前，曾经的王家村最热闹处，很多户人去房空，野草疯长，道路湮没在垃圾中，废弃的古井旁，阿庆想起小时候井水的甘甜。

　　公路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送到外地打工，他们又把打工认识的心爱姑娘带回家结婚生子，然后把孩子托付给父母，再双双外出打工。这个春节，阿庆看到了很多外地女子跟着丈夫回到第二故乡，同时也有外地男子来这里给岳父母拜年，越来越多的杂音给乡村增添了另一种生气。

　　“现在过年远不如小时候那样高兴有趣，康山变了太多。”阿庆皱皱眉，对着门前一栋三层新楼说，“它好像比东莞的高楼还要压迫我眼睛”。

　　他和打工伙伴们一起聊天时，都在为破碎的少年乡土回忆图景隐隐伤戚，但大家又不约而同地抱怨说家乡太冷，不能冲澡，厕所里又脏又臭，与父母住一块没有自由，没有歌厅和购物街，“不能认识新的漂亮美眉”。

　　“在外我们盼着早日回家过年，但回来了又巴不得早点出去。”阿庆陷入了迷惘。春节让他回归家乡，春节又让他疏远家乡。

　　“外面的黑暗已经侵入”

　　正月初六中午，阿庆在网吧附近与一个小伙子狭路相逢，年前两人因打桌球结下梁子，此番见面二话不说便厮打在一起。被旁人拉开后，阿庆像一头暴怒的狮子，到处找朋友要回头收拾他。王知梁闻讯后急急赶来，劝儿子马虎了事。阿庆叫道:“今天我不把他打倒，明天我的朋友就会打到我头上！”

　　在等待儿子回家的一个晚上，王知梁又听到门前公路上急促的奔跑声，一个大男孩边跑边打手机:“快叫几个人来，灭了他！”王摇头叹息:“现在的后生家怎么了？”

　　几个月前，一名学生手持利刃冲进康山初中，砍伤了一名老师的左臂，理由是老师管得过宽。“现在老师们都不敢管学生了，否则到了夜里，家中窗被打碎，瓦被打破，甚至招来杀身之祸。”一名老教师为此伤心而愤怒。

　　康山初中旁原有一家简陋的歌舞厅，因斗殴太多不得不关停。现在，网吧取代了这个“暴力中心”。每逢过年，打工回来的年轻人就把仅有的两家网吧挤得水泄不通，冲突时有发生，“动不动就操铁棍、打群架”。

　　阿庆和4个伙伴穿行在细雨蒙蒙的青石小巷里，他们或长发或戴耳环，一个矮个朋友说“这样感觉很耀”。路过一家敞开大门的赌场时，阿庆热情地给一个脸色白皙、身穿风衣的年轻男子敬烟。对方豪爽地说:“有啥事尽管找我！”他走后，阿庆很钦佩地对伙伴们介绍说:“此人是康山第一罗汉，一脚能踢到你头上。”

　　在这家挤了三圈围观者的赌场里，他们听到了全乡最新的赌博纪录:某人1分钟内输掉3万元。

　　在农村，赌博是春节最大的群众娱乐方式，同时也酝酿、累积和爆发了诸多乡村社会矛盾。“有人倾家荡产，举家外逃，夫妻反目，上吊自杀，有个别妇女不惜出卖身体抵偿赌债。”上述这位老教师说。

　　公路给乡村带来了繁荣，同时也带来了耻辱。从前年开始，外地摩托司机不敢夜晚进入康山，僻静路段发生的多起抢劫事件让他们害怕。而当地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是，经常有汽车晚上进村拉走一批妇女，天亮前再送回。

　　“你相信吗，康山也出现了妓女？！”一名信奉基督教30年的老人痛心地说，“外面的黑暗已经侵入康山，晚上祷告时我都要为这些邪恶的灵魂流泪”。

　　在80公里外的一个镇上，阿庆在这里读高中的弟弟发现，近几年张贴在镇上的通缉令有增无减，几乎都来自广东、福建两省，通缉对象是这个镇的年轻人。

　　随着外出打工人员的迅速增多，以及以此为主导入的城市多元素生活理念的扩张，传统乡村伦理道德正在逐渐丧失。平静、安和、礼仪、勤劳、均富、尊师、敬老、贞节……这些农耕文明的代名词，开始被金钱、浮躁、暴力、投机、性等工业文明副产品颠覆，并使曾经坚如磐石的内地乡村传统秩序发生倾颓。

　　在康山乡，老人们仍把乡政府喊作“公社”，把村委会称为“生产大队”，但25年前推行的分田到户，早已打破原有的平衡，个体意识取代集体意识占据了统治地位。

　　几场冬雨，让乡间道路泥泞不堪，阿庆的白色运动鞋和裤脚上沾满了泥浆。在他看来，家乡越来越脏了，一些人家可以把地板拖得一尘不染，转身却把垃圾倒在屋前；家乡人也越来越自私了，公共道路在两旁民宅地基的侵扩中日渐局促甚至消失，让阿庆常有一种迷路的错觉。小时候还能放纸船顺水飘出村子的路沟，早被垃圾阻塞，变得和路面一样高了。

　　贫富差距扩大，也出现在远离城市的康山，加上重新抬头的宗族、家族势力，这一切都在悄然构建新的乡村秩序。王知梁和几个亲戚在一起喝酒时，聊到一个奇特的拜年现象:普通农户亲戚间越来越疏于往来，年味越来越淡，而一些乡间“权势人物”家里，前来拜年的络绎不绝，请客吃饭要一直延续到元宵。这些人家包括包工头，乡、村干部，家里有人在外做官者，赚了钱的商人等等，“就连儿女婚嫁，普通人家都想和他们攀上关系，以便包到些湖港工程，至少可以不遭别人欺负”。

　　这天下午，阿庆和伙伴们来到一个在福建打工的女孩家里。他们径自闯进她的闺房，围着她开些不着边际的玩笑，女孩笑着回应。这是一间杂乱狭小的房间，床上挂着老式蚊帐和十多双毛线编织的拖鞋，床前摆放着彩电、影碟播放机和柱式音响。他们赶走了在这里看春晚重播的一位长者，对着高分贝音响，一起唱起今年最流行的歌曲《那一夜》、《一万个理由》。

　　屋外，姑娘的母亲在地上烧起一把干稻草，这是当地一种传统，初七之前如果尿桶满了，必须烧一把稻草才可把尿倒掉。“这是老人家传下来的，照做肯定没错。”这位母亲嘟囔着。

被鄙视的庄稼

　　天快黑了，阿庆等人回到王家村，路上一个老人挑着一桶粪蹒跚而过，年轻人都捂起了鼻子:“真是污染空气啊！”粪便曾是中国农村使用数千年之久的农家肥，阿庆小时候还经常看到爷爷奶奶提着粪笈到路上拾粪，谁最先看到了牛粪便抢插上一根树枝，表示这归他所有了。那时候，几乎每家每户都在屋侧建有旱厕，而且都希望邻居们来这里上厕所。但如今，绝大多数农户都停止了积粪、掏粪这种“又累又脏不划算”的活计，而是改施化肥了，一些人则连田地都不种了。

　　所以阿庆打工回家后最郁闷的一件事就是找厕所。原来和人口一样旺盛密集的厕所大多被拆了，剩下的要么被主人小心地锁上，要么就粪便横溢，逼使他每次点3支烟与这里的熏天臭气作斗争。

　　年轻人不但鄙视粪便，而且视庄稼如粪土。如果有哪位年轻人没有外出打工、读书，也没有到湖里捕鱼、笼虾，而是在家耕种那一亩三分田，这被看做“很差劲、很没有本事”，就像他没有像城里人那样喊父亲作“爸爸”而是喊“伢”(当地人对父亲的传统称呼)一样“土老冒”。

　　1950年代，一条34公里长大堤的矗立，使鄱阳湖包围中的康山成为江西重要的产粮基地。当年人们向湖区争田、垦荒的激情已成过去时，虽然这里土地肥沃、良田万顷，2004年起当地取消农业税，一亩田少了200多元负担，但阿庆说，他宁可到处打工也不愿呆在一个地方种一辈子田。他的伙伴们连连点头称是。

　　这代表了最新一代农民工对庄稼的情感疏离。他们一般出生在1980年代中期，直接从学校进入到城市，极少有务农经历。对他们来说，失去了庄稼为情感维系，农村生活便显得空洞无趣，而城市生活要精彩得多。

　　由于大量劳力外流，到了农忙季节，这里也出现了城市里特有的“招工”——说“招农”可能更为贴切，而且薪水不菲:春插一天50元，双抢一天100元以上。这并没有吸引年轻人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一到农忙时就返回家乡。出现在农田里的多是中老年男子和壮实的妇女，少数留在农村的年轻人，“就是在家打麻将，也羞于赚这个比城里还高的工资”。

　　阿庆邻居2个女孩在外打工多年，她们的肌肤像城里姑娘一样娇嫩，回到家后，她们尝试着下田干活，但她们的身体一接触到庄稼就过敏，又痒又疼，只好在家闲坐着。女儿们都能嫁到城里去，从此不用种田，是种了40年田的父母最大的心愿。

　　实际上，康山已经出现了一批非种田户。他们专门承包乡里的湖港河沟，由于前几年起，鄱阳湖每年休渔3个月，这些承包户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赚到了大钱。他们虽只有几百人，不到全乡人口的一成，但他们的暴富直接改变了周边的民间社会生态，许多人渴望通过进入他们的渔业领地分得一杯羹，于是出现了“渔业是主业，农业才是副业”的说法。

　　不断流传的身边暴富神话显然刺激了乡间敏感的神经。阿庆说，康山人有“大钱赚不到，小钱不愿赚”的心态，因无法进入少数人垄断的暴富领域，一些家庭把田地转给亲友，黯然离开故土外出打工。

　　到了开春季节，以妇女为主力的村民大量进入鄱阳湖区，采摘水边的藜蒿，这是一种草，但藜蒿炒腊肉却是近年来省会南昌最著名的一道地方菜，康山农民因此增收不少。

　　与农田渐趋冷清相比，康山的耕地也越来越多地被撂荒。“种地要经常锄草、施肥，还担心被猪和鸡吃掉，比种田苦得多，索性懒得管了。”王知梁说。

　　王清娥则记不全家里分散的这4块地所在的位置了。他们5年没有下地，吃菜便去菜市场买。每天，有3部汽车从20公里外的集镇上运来各种新鲜菜，满足这里有着长满野草的广阔菜地的村民。

　　举家外迁

　　整个春节，41岁的袁少红都要睡到中午才起床。回家乡1年了，她还是留恋在城市里睡懒觉的感觉。这个瘦小而泼辣的女子，16岁时选择离家特别遥远的东北一所学校，毕业后在江西新余工作20年，下岗回家乡创办幼儿园。她曾经想离家乡越远越好，但现实把她重新拉回到家乡。“终点又回到起点，不知这是不是一种宿命？”她问。

　　离这里500米就是阿庆家，一栋堆积了1000公斤干柴现在却改烧液化气的半新砖瓦房。这些天，关于出去还是留下的问题，他的父母争执了很久。

　　在洪水冲破大堤的1983年，高中毕业的王知梁就独自到福州寻找活计，但他被福州火车站到处游荡的骗子吓坏了，几天后就回到家里。此后，他凭着木工和泥水匠的手艺，多次到安徽和南昌打工。

　　“打工多了，总觉得没有自尊。”王知梁现在更喜欢在家乡做事，“到处都是熟人，很舒服”。他很希望妻子也留在家，作点田，种些菜，“弥补些买菜钱”。

　　与袁少红同龄的王清娥却一心想出去打工。她斥责丈夫是个“胆小鬼”，“家乡所谓的熟人其实不好，会背后说你坏话，还是在外结交的朋友好，我和同单位的一个湖南妹子处得就像姐妹”。

　　然后，她又鼓动丈夫:“外面到处是机会，你看，我一个小学没毕业的妇女，两年跑了3个地方，还不活得有滋有味？！”

　　“但是种田多轻松啊，1年里真正忙的时间加起来就1个月。打工呢？累10倍！像你吧，每天从早10点忙到凌晨1点，还要看老板脸色。”

　　“可我不喜欢种田的感觉，再说，家里6亩田，1年也就赚三四千元，打工却可以赚五六千呢！”

　　最后，王知梁敌不过妻子的强势，初步答应元宵后一起到南昌打工。

　　这个家庭的争论，其实是外涌的打工浪潮与涌入的城市文明浪潮双重裹挟中，内地广大农村家庭的生活理念纷争。在日益割据的城乡二元结构与不断拉大的城乡差距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告别乡土，进入城市森林。

　　在康山乡，由于优越的湖滨自然条件，这里并没有出现很多边远山区农村特有的“386199部队”现象(即中青年男子全部外出动工，只有妇女、小孩和老人留守)，但举家外迁的农户正日益增多。阿庆的大叔与阿姨均在深圳打工，正打算把小孩接去读书，他做小生意的小姨一家则计划迁到鹰潭定居，“因为在家乡看不到希望”。

　　这个与时代一起正在急剧改变中的家庭，交织了比许多小农家庭更丰富的冲突，有夫妻之间的、家庭与社会之间的，还有父母与孩子之间、孩子与社会之间的冲突。阿庆打工4年却一无所有，父亲希望他给自己做助手，“还能看住他不乱跑”，但他只干了几天就不想做了；母亲希望他早点从外面带个老婆回来，“这样可以稳住他的心”。阿庆却嚷道:“老婆由你照顾吧，反正我还是要出去打工的！”

　　初八一大早，把“一天也呆不下去”说了无数遍的阿庆，终于拖着密码小拖箱出发了。这次他不想回东莞，而是和几个朋友一起去江苏。“我们跑啊跑啊，最终可能还是要回家结婚、生子，继续父母那样的生活。”阿庆的眼神隐隐有些忧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