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中国的官办经济--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一) -- 陈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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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十九)转型调控之路

(十九)转型调控之路

在中国南巡后陷入经济狂热的同时,解体的苏联正在私有化的浪潮中沉沦。

这段时期中苏经济真正的分化了,如前所述,中国走向了官办经济,而俄罗走向了寡头经济。中苏都想改变过去计划经济过于僵化的缺点,让市场发挥应有的作用(用现在的行话来讲,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改革大方向,在全球的理论与实践上都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中国采取的办法是在地方政府这一层次上引入市场竞争体系,让各级政府变成几十、几百,至多几千个“政府经济人”,而一般民众仍然是依附于各级政府的经济行为中,没有多少自主性可言。俄罗斯就非常彻底,把几乎所有国家财产用股份制“平均”分配给全体国民,让所有高中低层民众都成了按照自己的私利行事的“经济人”。按照传统的“经济人”理论,产权明晰了,各方都按理性在市场上行事。资源配置不合理的企业效率低产品没人买,在竞争中失败,效率好的企业胜出,社会分工更加优化。有暴利又没啥难度的行业肯定一堆企业去做,就“边际效应递减”,暴利消失,价格不“扭曲”了,大众得到实惠。这么天长日久下来,社会生产就越来越合理,经济就会比原来到处是缺点的计划经济要好得多。

应该说这种理论是对的,但是不完全。这个理论对于比较稳定的市场局面确实是非常合适,中国已经有很多实际案例就是如此发生的,原来4000多的彩电,现在不到1000就买到了,上百家彩电厂了只剩了几个巨头。但是对处于剧烈转型中的不稳定社会经济体系,就会出现很多新情况,旧的“经济人”理论就不能乱用了。

俄罗斯在私有化过程中出现了可怕的“下降螺旋”,这是经济学家们没有预期到的。转型中肯定会出现一些坏事一些乱象,这是个人都能想到。但人们相信不用怕,坏事与乱象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因为大家都受过不错的教育,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了,应该有办法让情况越变越好的。可怕的是,恰恰是“经济人”的“理性”,害了俄罗斯。社会刚开始乱,那么为了避免大乱对自己造成损失,理性选择就是把自己的资产放到安全的地方去。这种行为,当然会使原来乱的地方更乱,那么会有更多的人转移资产,这就是“下降螺旋”产生的根源。前苏联家大业大,四万家大国企还是很有实力的。普通人都拿到了大国企的产权,但绝大多数人都不会真去经营,理性的选择就是卖掉。不管怎幺卖,总之是手里拿了一堆卢布。下降螺旋中,卢布想保值是不可能的,理性选择是把卢布换成金银美元等较稳定的资产,这会促使更多人这样做,卢布币值的崩溃很快到来了。大部分人分到的股份就这样消失了。国家没钱了,就发债券弄到一些钱维持生计,但是资本外逃之下,这些债券当然也会迅速贬值,连国家信用也没有了。这个过程中,四万家大国企根本无路可逃,必然是处于私有化过程中不断被卖,在国际上竞争力不强无利可图的大多数国企就此消亡,资源与传媒等利益丰厚企业就落入脸厚心黑的寡头之手。这个过程一搞就是近十年,没有人救得了,象叶利钦这样的人根本就是窃国大盗,和寡头们就是一伙的,还怎幺救。就是想弄点办法,上亿“经济人”各有各的想法,也没法弄,最后就是黑社会接管。这是人类历史上群体“理性”导致的最大经济灾难,都不能称之为“市场失效”,而是天大的灾难。

中国与俄罗斯相比就要好非常多。中国的改革十分强调稳定,稍有风吹草动就很紧张地开大会小会想办法。这样一种倾向就容易实现稳定的环境,市场发挥好的作用的机会大得多。各级政府成了“经济人”互相竞争,但是通共也就数千县级政府,再地级省级这么往上层次管理,数量不多,就用过去的行政体制都可以管起来。有什幺不对劲的就用各种法子管这些地方政府,安个“宏观调控”的名,自己摸出一套管法,天底下独一无二的官办经济就是这么回事。用计划经济的管理手法,让各级政府以政府为主体按市场需求干市场经济,人民在这个过程中只是政府的工具,这就是中国经济最大的秘密。世界各国确实是没有这样的事,我说中国经济是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绝不是夸张。这也没法学,各国没有这样的管理体制,所以是独门绝技。现在一些文章总结中国经验,说要开放,要搞市场经济,要拉外资,要建基础设施,这都是表象,并非中国最本质的优势所在。发展中国家用“开放市场经济拉外资建础设施”的办法搞经济的多得是,但是没有中国的官办经济体制,发展就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

那么朱镕基实质接管中国经济权力后的一系列操作,在这个大背景下,就很好理解了。地方政府拼命花地方银行的钱搞得过热过剩,老朱就此开始了官办经济转型调控之路。以后的改革都是这样的模式,经济有麻烦了(以后经验多了,觉得要有麻烦了就动手治),就用官办经济的体制去想办法应对,过程中就会出台一些改革措施,有效的就推广下去,有问题的就反思反思。这是一个问题推动型的改革过程,并非说是先有了一个理想运行模式,然后一步步照着那个模子改下去。中国政府对于最终改成什幺样子是糊里糊涂的,经常会有一些大讨论。但问题来了,谁想得出办法谁的办法好使就用谁的办法,这是最彻底的实践检验,是讨论不出来的。

老朱的软着陆,确实是相当了得,想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办法,还成功地推行下去了,所以不容易。针对地方上乱花银行的钱上项目的问题,朱镕基上来就把人民银行(中国的央行)行长李贵鲜撤职,自己出任此职,开始了银行体系的改革。地方银行原来与地方政府是一家的,现在把权力收归中央,地方政府就没那么容易从银行搞到钱了,这就断了过热的一大源头。各地政府没了银行也不是没法活了,后来发现手里的土地很值钱,比靠银行好多了,又是一通搞,但这是后话。不继续过热了,不会崩溃了,但过剩的危机还在。银行的坏账也并不就此减少,各地企业产品就算卖不出去也要维持生计,问题成堆。这些方面其实问题更大,更本质。这里我们要对市场经济里“需求”与“供给”的关系作一些讨论。

计划经济的麻烦在于“供给”,总觉得短缺,烦透了。但是需求就没有什幺问题,反正可以“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生产出十亿个苹果一人发一个就是了,不管你要不要都这样(实际上不会这么简单,也是以货币为交换工具的,不然成原始社会经济了)。生产厂家也不为卖产品烦,上头都有计划,卖不出去是上头计划的问题。市场经济正相反,“供给”的问题好解决,缺什幺东西肯定是有利可图的,就一堆人投入资源扑上去搞,一般不用政府管。麻烦在于“需求”,这个麻烦大了。生产厂家你得自己打开销路,要打广告,要和别人的产品竞争,要搞的事情多了。有的厂子靠山硬,当地政府强令都用它的产品,但这种好事不多,还得靠跑市场。一些号称“计划经济重灾区”的地区干这种事就不太行,因为过去计划经济传统太强,老想着政府照顾不想跑市场,所以经济就差。这是对生产厂家而言,对整个国家麻烦可能更大。这过剩就是硬硬的过剩,你一个厂子如果市场干得好还能解决问题,但整个国家来看过剩了再怎幺互相竞争怎幺搞都没有出路的,就是硬硬的过剩。按照一些人的想象,过剩了就“按人发钱”,穷人还那么多,只要发足够的钱,需求自然出来了,怎幺会过剩?这不是不可以,但这就是“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又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了。这方面有一些硬的限制,连电都没有,发电视机只能白占地方。就算真的发钱把过剩问题解决了,各厂子长出一口气,下回又给你整出一堆伪劣产品让你解决销路,这就是资源配置失效,还怎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的,经济学家研究的就是这个,但没有奇谋秘计,就得老老实实搞建设跑市场。

一个长期有效的法子是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基础设施,有效需求就可以真实地增长,你就是用计划经济的法子销售都可以解决部分过剩问题,不然全瞎。这是基础设施最本质的意义,所以也是国家经济的最重要的基础之一。象印度再怎幺胡吹,它的基础设施就那样,需求能多到什幺程度去?每个有工作的人都在家里弄个管家仆人什幺的,就这样把第三产业弄到GDP的70%去,算是有中国经济规模的三分之一,实际上肯定要差很多,因为真实的需求有上限。这也不是说在几个地区弄些好基础设施,外资就高兴地来投资了,就解决大问题了。那也就是有限几个地区消费需求能上去,全国大部分地区不行,整个国家也就不行,好多发展中国家都是这样。中国政府干这个还是有一套的,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有了极大的发展,近十年是历史上提高最快的时期。连农村都有极大发展,三年的农村道路投资就相当于过去50多年。所以经济增长是实实在在的。这不仅是因为搞生产需要基础设施,需求也需要基础设施。

搞基础设施建设是好法子,但真要见效,需要长期持之以恒综合配套规划着来搞,所以不好搞,只能算是长期方针。你眼下就是过剩了,产品卖不出去厂子就要垮掉,怎幺办?对中国来说,还有一条不错的出路就是出口。你有现成的供给,或者有供给的产能,国内需求不足,那么国外需求能够补上来,也还是不错的,可以实现良性经济循环,厂子还就越搞越大了。

吴敬琏这个老头为什幺江湖地位这个高?他没有什幺英文杂志的高级文章,这方面照丁学良的说法不值一提,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但是他在中国政府里绝对是个顶级幕僚,丁学良八辈子也赶不上。吴敬连厉害的地方在于,他很早就发现了南巡后中国的过剩危机,建议老朱提早进行出口布局,用国外需求解决国内的过剩问题。这相当有水平,因为中国过去都是短缺经济,没有过剩这回事,他能想到提前去对付过剩,很不容易。这不是说有出口导向政策就成了,得拿出实质的办法。

老朱搞的是人民币贬值、出口退税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狠着。国际上正如我们在SWOT分析里说的在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本来与中国是关系不大的。如果中国自己封闭发展,或者自己弄得效率低下没有竞争力,中国现在占着的产业现在就是到别的国家去了,全球经济照样分工布局。重新回头看中国90年代初期似乎并没有明确地意识这一点,但确实做了大量顺应这个潮流的大动作,捞到了不少利益,有点歪打正着的意思。国际上其实那时也不知中国在搞什幺,只知道中国南巡了,过热了,就等着中国啥时崩溃了。结果老朱把人民币连着贬到了8.7兑一美元。后来还有出口退税的政策,出口厂商竞争力更强。那时候东南亚各国搞出口火得很,国内也大盖高楼,不少人发了,显得比中国阔多了。还真就没人注意到中国的大动作。可能因为当时中国处境真的很不好,国际上一片唱衰之声,从政治角度分析中国崩溃的远多于经济角度的冷血分析。中国人自己也不知怎幺回事,不少人觉得人民币靠不住了,上黑市10比1换美元都干。全球真是没有人能想到中国的进出口居然会十年翻了五倍(1995年2800亿美元到2005年的14000亿),从90年代早期的十四位一下干到了全球第三位的出口大国。

中国增长的还不光是加工贸易,而且一般贸易也同样增长,两者长期各占50%。这加工贸易就是受攻击比较多的、担高科技虚名的、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组装业务,简单来说就是中国出些农民工拧螺丝挣个块把钱工资,跨国公司运进部件来组装一下打个Made in China不少就当高科技产品出口到世界去了。这种加工贸易除了把进出口数字弄得虚高以外,对中国经济的实质帮助就是那块把钱的民工工资,对国内产业链的影响不多。税收什幺的洋人做做账把利润留外国了你也收不到多少钱。一些中外人士就指着这个说中国的增长是虚假的,都是外国工厂炒起来的。但中国还有另外50%的一般贸易进出口。这一般贸易就不是加工贸易能比的了,主要生产环节在中国,各环节能够创造很多需求,产业链长得多,对整体经济的拉动很大。按照某种量化的估算,1995年一元加工贸易出口对应GDP增加值只有0.22元,而一般贸易一元出口对应的是0.89元(这种量化估算的具体数值往往含义十分复杂,前提很多,不能随便乱用,但数据所支持的结论是有意义的。这也是对数据不熟的人特别容易误解或者弄错的地方)。

主要靠这两招,一个抓银行,一个抓出口,朱镕基把中国经济的大局稳住了,顺利实现了“软着陆”。但市场经济最本质的主体是企业,企业到义要如何运营,这才是最关键的东西,这方面还有很多超级难题在等着。

(待续)

关键词(Tags): #陈经(朴石)#官办经济(朴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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