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评论】史官杰作――玄武门之变 -- 壹壹

方连辛

请看这段：

题目所说的“史官杰作”便是此意，自唐开始，历代正史收归官修，像太史公一样的个人修史在原则上不被允许，称为“稗史”，相关文简不受国家的保护。唐修《晋书》、《南史》、《北史》也都是群体工作，统一思想，删益由人。

我的意思便是中国的史学在此之后受到了严重打击，再没有生发自由思想的土壤，不再有春秋史笔一类的舆论监督作用，每一个克林顿都不必担心什么斯塔尔。也就是说，唐太宗挟私此举，开了中国千年紧握舆论工具的先河。后世君主尤其是清朝诸帝乃至某些近/今世的奉命“正史修撰者”，无不以唐太宗为榜样，致力于历史再创造和剪支去叶，明史案便是其中一例。

中不如西这四个字单看可能是陈词滥调，不过用在史学方面我以为半点不假。可能在大多数人的眼中，中国史学十分发达，但是不要忘记，那是因为原材料丰富，并不是因为加工方法先进，便如南美之盛产香蕉、非洲之盛产象牙，生产越多，相对损失越多。所以在我看来，即使可以沾沾自喜地称中国史学为繁荣，也不过是泡沫繁荣、虚假繁荣。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绝大多数治史者在阅读史料时都或多或少地为编史者的道德观所左右，在这个框框中，以简单的列举、比较和“中国人式心理推理”来大作无用功（我必须承认我也是其中一员），多的是陈词滥调，少的是对文明进化过程的把握。而西方人对待历史则完全是另一种方式（或者说另几种方式），文中提到，与唐同期的艾因哈德便用了完全写实的素描手法来描写查理曼大帝，让人通过许多片段来取得一个真实可信的印象。（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中国史官则狼毫一挥，一幅山水画跃然纸上，他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的伟大领袖。）再举另一个例子，学西有大成的日本的《文明论概略》，整整影响了几代日本人，日本近代的国策基本上是按照它的思想展开的。

“以史为鉴”的话是李世民自己说的，可惜他没开个好头，在镜子背面画了一超级美男捧着说那就是他，从此天下争着大炼青铜水银造镜子，不是谁炼得平滑炼得明亮就值钱，而是炼得古朴炼得灰暗就值钱。“镜子”成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们的官修史书和启蒙时代的人文著作有没有可比性？恕不予回答，我一向能比就比，见贤思齐。差得多不等于不能比，论述内容有所差异同样不等于不能比，因为我们缺的就是这个。

郎克、Prescott、马基雅维利他们的观点千差万别，但我要说的是――他们的共同点也就在这一个“千差万别”上，他们都有着自己的独立思想，而不是奉旨行事，中国史学难道不就是差在这点上了吗？

再论战乱，“战乱不休的国度内有谁可以专心于著述呢”这句话有些毛病，应该主要说是“史学著述”（也可加上文学理论著述）吧？这话大体不假（我有说与之相悖的话吗？），但是也有很多例外。这里便不举例了，不过要指出，“战乱不休的国度”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中国吗？唐后的中国比起意大利、德国等一些欧洲国家来，不可不谓是一个拥有近乎奢侈的和平的国度，然而中国有郎克、Prescott和马基雅维利吗？所以我认为战乱绝非是中国史学行尸走肉的托辞，其症结主要是独立思想的缺乏和学术精神的泯灭，为权力所左右，为权力而折首。“上朝史，下朝修”在中国是一个传统了，其实其中便有一个隐弊，下朝当权者从来需要把自己说成是应天命者，那么他们所挑选的撰史者将如何痛陈前朝之如何无道，今上之如何圣明便可想而知了。（《旧五代史》便是其中典范）因此，综上，中国史学实际在唐后便成了一个怪圈，不断地酱染着中国人的灵魂，以“史官文化”为名，构成了“酱缸文化”的一员得力干将。

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当然不是小小一篇文章力所能及的。有一句话可以改成下面这个样子――“撼山易，撼中国文化难”。也许，中国已经有了这样的契机，只是我没有发现罢了。

但愿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