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曾国藩为何不当皇帝？ -- 壹壹

公元1864年7月,当曾国藩统帅的湘军占领天京之时,其弟曾国荃私下遂劝曾国藩利用湘军的实力和自己的威望,灭清廷而君临天下;又某日,曾国藩寿诞,湖北巡抚胡林翼来贺,交谈间,书写一纸条,曰:"今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藩见之,惶恐无言,将纸条悄悄地撕个粉碎;再者,当时太平天国阵营之中,亦有人劝曾国藩自立为帝.忠王李秀成被捕后就曾表示:"愿以长江西岸数十万部,拥戴为帝."然而,面对这诱人的皇帝宝座,曾国藩丝毫不为所动.他以"天道不可违",断然拒之,甚至解散了他一手培植的二十万湘军.

梁启超曾云:"金陵已复,(曾国藩)素志已偿,便汲汲欲自引退."又云:"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李文忠公事略>)今天,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年曾国藩之所以不敢称帝,乃是"担忧生灵涂炭,国家因此而分裂,使其不敢冒此政治风险."我以为,曾国藩不敢称帝的根本原因,缘于他未能摆脱"奉天道而忠君抱国"这一传统的价值观念;深受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仁义""和谐"的思维影响;缺乏政治家所具备的胆识与血性,加之某些历史和客观原因,他只能"汲汲欲自引退"矣!

(一)

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历史证明,天道不仅是笼罩在封建帝王头上的"神圣光环",也是臣辅们头上的一顶"金箍咒".汉代大儒董仲舒曰:"万物非天不生."又曰:"道源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汉书.董仲舒传>)由此可见,天乃是创造人类和万物之最高主宰,天道则是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共同遵循的规律.那么,究竟由谁来代表"天道"?董仲舒又曰:"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故圣王生则天子."(<春秋繁露>)不言而喻,皇帝才是天道的代表.因为,"天子受天命而有天下"耳.

缘于此,为臣之道必"循天道而忠君."我们考察曾国藩的一生便知,"忠君"二字可以说是贯彻始终.他在一封家信中曾写道:"余当尽忠报国,不得顾身家之私."于是,这"忠君报国"的价值观,也同时生成一种强烈的责任感.然而,他的责任感乃至政治主张及其实施,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维护满清王朝的专政统治.他对朝廷惟命是从,为国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乃是他为人臣的最高理想.

我以为,这曾国藩的确是深谙为臣之道。殊不知，他纵然有“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政治抱负，但绝无“取君而代之”的思想。诚如诸葛亮所言：“君谋其政，臣谋其事。”因为，忠君乃臣之职守。我们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生存环境。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实际上是对应那个环境而产生的一种行为规范和准则。换句话说，为臣的一言一行，只能在皇权内选择，也即在体制内选择。反之，便是犯上做乱，天下必诛之也。

譬如，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死后，以吕后为代表的吕氏宗族把持朝政。至公元前180，周勃，陈平等人平叛诸吕，拥立刘恒为帝，史称汉文帝。这历史上的“诛吕安刘”之举，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刘氏为帝乃刘所归，而吕氏称帝，则是违“天道”之非分之想，是一种扰乱“天意”的大逆无道之行为。诛之，当然是行“天道”之理。

简而言之，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道德中，“君道与国共存亡，臣节尽忠死国事”，这是不易的原则。事实上，自春秋之后，无论君王政体与否，这个民族的基本精神，始终未变。这固有文化道德精神，已融汇在国民生活的每一环节，打入每一代子孙的心灵深处。试问，被誉为“忠臣典范”的曾国藩，岂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自立为帝乎？

（二）

在中国儒家文化主张“和谐”思维方式影响之下，长期熏陶于“国家与皇帝一体”这文化心态之中的臣辅和士大夫们，不可避免地养成了“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这圆通自保的心理。曾国藩为官之初，虽说在官场之中，已滚爬十余年，但始终徘徊于权力场之外。直到经穆彰阿一手提携，才如愿以偿地爬上了二品京官的高位。然而，身在权力旋涡中，也同时为个人的命运和心理增加了几多变数于压力。当他连续上疏咸丰帝，批评其“疏于国之大计”而差点换来飞天大祸后，便磨圆棱角，悄然收起锋芒。即便他后来统帅湘军，一举攻下天京，而被誉为“中兴之臣”，但他深知“功高震主”所带来的主张危机。因此，急流勇退，便是最佳的途径了。

何缘如此？乃是儒家“仁义”“和谐”思想使然。儒家的“仁义”之道（或曰王道），乃是人伦与天道的统一。《尚书。洪范》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因而，“性善”是王道的理论基础，“仁义”则是王道的核心。王道乃是协调，是仁爱。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尝云：“天下之本在君，心之术在仁义。”苏洵亦云：“为将之道，当先治心。”这里的心，实为和谐圆通之术。我以为，曾国藩的人生哲学乃是以“仁义”为核心的忠毅精神。这固然有着洁身自好，浊世无尘的积极因素，但他不可能捅破“君权天授”这层薄纸。而他所谓的忠毅精神，也不过是为了维系“对上以忠，对下以诚”，这封建君臣秩序而已。因此，在儒家“仁义”文化的主流意识影响之下，臣辅们本质上说，都是皇帝的奴才。再则，对封建统治者而言，儒家“仁义”“和谐”的思维定势，也不过是“奉天承运”这天道观的衍生。因此，曾国藩不当皇帝而选择了“急流勇退”，绝非“为天下，非为君；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三）

我以为，政治家的胆识包括三个层面，即“识见”，“谋略”，“胆量”。因而，政治家不仅需要机变和圆通，也需要胆识和魄力。在封建专政的政治环境里，官场乃是赌场。身居高位的权贵们，往往以命运甚至身家性命为筹码。

下面，我们围绕政治家的胆识，将曾国藩与其他历史人物作一番简单的比较。

先看曾国藩与赵匡胤。

赵匡胤黄袍加身和杯酒释兵权，这军事与政治的两手策略，火候的确老道。他本是周世宗手下的得力大将，世宗对他自然十分信任，委派他做了禁军殿前都检点。（禁军是后周最精锐的部队）公元960年，忽传边境危机，朝廷遂遣赵匡胤发兵抵御。行至陈桥驿，部将便劝其称帝，早有其意的赵匡胤，便黄袍加身，遂成北宋的开国皇帝。如果说，赵匡胤是有为而为之的话。那么，曾国藩则是有为之而不为了。当年攻下天京之后，他为避免重演一场“黄袍加身”的历史剧，曾经写下这样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由此可见，曾国藩虽有当年赵匡胤之权位，而无赵匡胤之胆识。他的政治经验不能说不丰富，但却缺乏主动研究政治策略，驾驭事态之魄力。在这里，政治斗争，成了他自我保护的思想“卫士”。毫无疑问，曾国藩无疑是有“识见”，有“谋略”之人，但传统的价值观念，使他成无“胆量”之人矣。

又看曾国藩与郭子仪。

曾国藩号称“中兴之臣”，这一点与唐之郭子仪颇为相似。公元756年，时任朔方节度使的郭子仪，帅师护卫太子与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随后，他借大食兵而一举平定藩镇之乱，使唐政局转危为安。因此，他被誉为唐代最有才德的“中兴之臣”，封为“汾阳王”。与郭子仪不同的是，曾国藩功成名就之后，政治上却难有作为。

再看曾国藩与袁世凯。

袁世凯无疑是20世纪初，中国政坛上的“佼佼”者。政治上，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将列国列强，皇上臣子，乃至流氓黑社会玩弄于股掌之中。甚至将孙中山这样较为正直的革命党人，也无情地戏弄了一番。蒋廷敞先生曾说：“汉人之中，有政治手腕者，袁世凯当属第一。”袁世凯为何顷刻垮台？原因不外乎称帝和卖国。若抛开此因素，与袁世凯相比，曾国藩在政治上，乃缺少机变。或曰：“性格决定命运。”因而，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人的性格特征多为“内圆外方”。但政治家想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必须具备“舍我其谁”的使命感。而“胆识”二字，则万万不可缺也。

总而言之，从政治角度来评判曾国藩，他是有“谋略”而无“胆识”；有“学识”而无血性之人。若此而称帝，难矣！

（四）

曾国藩不敢称帝，也有着一定的历史因素。

北宋的赵普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我以为，半个知识分子方能打天下。综观中国数千年历史，须知凡开国之君，或一介武夫，或草莽英雄。虽说汉光武帝刘秀在诸皇帝中，文化程度算是最高者，但严格地说，他算不上开国之君（作为刘氏宗族，他乃承西汉而“继统”的）。曾国藩自识自己乃一介士人。据此，他若称帝，能否成功仍是一变数。

我们再考察一下，他若称帝对其不利的客观因素。

首先是来自外部的压力。攻克天京之后，虽说曾国藩拥兵数十万，总领江南四省，且旧部亦遍布于东南数省。但当时的北方，满清的八旗兵主力尚在。此外，在中原一带，僧格林沁拥兵自重，亦不可小视。

其次是来自内部的矛盾。在曾氏集团内部，派系林立。如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均是从湘军中分解出的势力。曾国藩若称帝，老奸巨滑的李鸿章和精明强干的左宗棠，在关键时刻，能否拥立，仍然是个未知数。当年，袁世凯称帝之时，他手下的大将段琪瑞，冯国璋等对他可谓“忠心耿耿”。然而，当袁世凯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皇帝宝座之后，这昔日的“忠臣”便纷纷倒戈，使得袁氏做了八十三天皇帝，便一命呜呼矣！

词曰：“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军魂 2002。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