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且敲渔鼓歌太平——从昆明祝圣看中梵博弈之大结局 作者：楚霖义峰 -- hopeful

自4月20日，天主教苏州教区的徐宏根教区长祝圣为苏州教区正权主教以来，在短短20天不到的时间里，中国天主教共为4个教区祝圣了主教与助理主教。除徐宏根外，分别于4月30日在昆明北京路天主堂祝圣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秘书长、云南省天主教爱国会主席、教务委员会主任马英林神父为昆明教区正权主教，于5月3日在芜湖市若瑟天主堂祝圣刘新红神父为安徽教区正权主教，于5月7日在沈阳南关天主堂祝圣裴军民神父为辽宁教区助理主教（有继承权）。4位主教中，徐宏根主教早在1999年就当选为苏州主教，但因为没有梵蒂冈的同意，徐氏虽然并不倾向地下，但也一直婉拒祝圣，仅以教区长名义主持苏州教务和爱国会工作，此次因得到梵蒂冈默许，才举行了这场迟到了7年的祝圣大典。裴军民助理主教据坊间传闻，也是中梵都认可的人选。而马英林主教与刘新红主教则非常明确地是由昆明教区和安徽教区自行选出，经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批准，而梵蒂冈不予以认可的。此次中国天主教祝圣主教动作之宏大、频率之繁密、决心之坚定、阵容之浩大都是中国天主教数十年发展所未见的，所引起的反响之巨大，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各种传言纷繁芜杂。然而，事物的发展是遵循其内在的客观规律的。因此，不管怎样的乱花迷眼，只要把握了规律，就能透过看似扑朔迷离的表相，探索出它的发展趋势。这几次祝圣大典亦复如是。如果象某些喜欢意气用事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人那样，以为这不过是对教廷擢升香港主教陈日君为枢机的反制之举。那就过于短视了，同时也是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的政治智慧认识不足。考诸中梵近几年来的博弈过程，笔者以为，应该将此次祝圣纳入中梵政治斗争的大格局中来考量，才能对它有一个较为正确的认识。实际上，它已经向人们昭示了数十年风风雨雨的中梵博弈大戏的最终结局。为免于因花开数枝而不得兼顾，本文拟以这4次祝圣中最具代表性、影响也最大的马英林主教祝圣作为典型案例，通过对这一事件的解读，就中梵博弈的大结局作一简要探讨。

　　一、昆明祝圣的丰富内涵

　　1、马英林主教的“权力倒置”现象。在祝圣为昆明主教之前，马英林的正式身份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秘书长、云南省天主教爱国会主席、教务委员会主任。后两项职务是2005年1月才担任，非常明显是为后续安排作的铺垫，而前两项职务则是实职。说他位高权重，是中国天主教内的实权人物并非过誉。虽然祝圣前在教会职务上他不过是个普通神父，但作为中国天主教中枢机构的核心人物，就对国内天主教事务的实际支配力而论，他的影响远非绝大多数的教区主教所能望项背。反观昆明教区，虽然历史悠久，却系大理故地，境内佛教最为盛行，南传佛教、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都有众多信众，还有部分少数民族信奉本主教等民间宗教，天主教的教众并不多。根据笔者于2003年底在昆明了解的情况，当地教徒中本地人不到半数，泰半系外地来昆明居住的教徒。整个教区虽然辖有15个县市区，面积广大，但教徒人数不到2万，甚至不如笔者所在城市的一个堂口。在这样一个可称边缘的教区，虽然做了正权主教，在教会职务上有所提升，但如果撇去他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秘书长这两项沉甸甸的身份，以实际权力衡量，其实是极大地削弱了的。因此，只须将二者进行一个简单的对比，便不难看出，在马英林祝圣这一必将在中国天主教发展史上记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的重大事件上，他似乎是进行了一种“权力倒置”，即从高位进向低位，也就是通称的“以大博小”。在笔者与一些教会内的人士的接触中，发现有许多人对此不解。这实则是没有领会中方这一步妙棋的精义。中国天主教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稚嫩到逐步成熟的过程，到今天，已经有了一套相当成熟的运行机制。从近两年的实践来看，中国天主教会正在逐步消除各教区的各自为政状况，在各教区自行开展教务活动的同时，越来越强调主教团的作用，在事关中国天主教全局的事务上，注重让主教团发挥主导作用，从而建设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的天主教会。在这一趋势和体制下，如果在教会职务上只是一名神父，那么，马英林担当更重要的工作、特别是主教团内工作的资格就会成为问题。因此，马英林必须成为一名正权主教。但是，如果在一些教会比较成熟的地区或发达地区担任主教，那么又必然受到当地原有势力的抵制。虽然马英林作为“空降派”无论担任哪个教区的主教都不过是取一个资格而已，不会对当地教务和人事运行产生真正的影响，但毕竟是阻了别人的上进之路。因此，象东南沿海、川中那样的既富庶、本地势力又相当牢固的教区就不是上选，而如果是河北那样地下势力十分顽固的地方，又很难保证地下势力不做出一些极端的举动。因此，一个贫穷的、边远的、天主教势力尤其是地下势力薄弱的困难教区就很容易被选中，昆明教区就是这样一个合适的教区。即使这样，他也是在“注册”昆明教区近两年后才被选举为主教，这期间建了教堂，得了人心，是实实在在下了一番工夫的。应该看到，在祝圣后，马英林依然是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秘书长。但是，他同时也成为了中国天主教昆明教区的正权主教，在天主教宗徒统绪中有了一席之地，取得担任更重要职务的资格。因此，这次祝圣其实是为马英林主教进一步发挥在中国天主教内的作用积累资本，它甚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挂职锻炼”。所以，在马英林主教祝圣中出现的所谓的“权力倒置”现象其实是一种假象，他在中国天主教会内的真正权力不但没有丝毫削弱，反而将进一步扩大。

　　2、饶有趣味的祝圣大典。虽然昆明作为一个教区在中国天主教内并不占有重要位置，但参加这次祝圣大典的主教人数之多却创了中国天主教祝圣大典之最，达到9位之多。主礼主教为湖北武汉教区董光清主教，襄礼主教为临沂教区房兴耀主教、青岛教区李明述主教、汉中教区余润深主教、贵州教区王充一主教、湛江教区苏永大主教、济南教区张宪旺辅理主教、唐山教区方建平辅理主教、万州教区何泽清辅理主教。如果仅仅以为这不过是给中国天主教重要人士马英林主教一个面子，给他摆摆排场，那就无异于把中梵博弈这样严肃的事当成小孩子玩过家家那样的儿戏了。看看这份名单，再联系发贺电的那些主教，如北京教区傅铁山主教、上海教区金鲁贤主教、河北唐山教区刘景和主教、湖北黄石教区涂世华主教、西安教区李笃安主教、辽宁教区金沛献主教、山西汾阳教区霍成主教、河北石家庄教区蒋陶然主教等，从中可以看出，此次祝圣于中国天主教而言，可谓精英尽出。如此强大的阵容，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向教廷明白地宣示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坚定决心。这一点，从主礼主教人选也可以看出来。董老是中国第一位自选自圣的主教，于1958年由皮漱石总主教祝圣为汉口教区主教，被教皇比约十二处以绝罚。董老是方济各会会士，上世纪90年代，经方济各会省会长向教皇若望•保禄二世陈情，取消了绝罚。董老今年已经是89岁的高龄了，行动需坐轮椅，平时早已不理教务。但此次祝圣，中国天主教会依然请出这位前辈担任主礼主教，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同时，在这份名单中，既有被董老那样曾受教廷绝罚的主教、又有金鲁贤那样自选自圣后被教廷追认的主教，也有何泽清那样祝圣前就被中梵共同认可的主教，还有刘景和那样至今尚未被教廷认可的主教，更有李笃安那样身在地上心在地下的主教。之所以摆出这样一个几乎包括了中国天主教左中右、老中青的代表人物的阵容，为的是表现中国天主教的大团结，同时也是国内天主教界对马英林主教在中国天主教内的既有地位和今后将发挥更重要作用这一事实的一个承认

　　3、祝圣大典中具有指标性含义的两个人物。在祝圣大典中，有两个很有意思的人物，虽然与接受祝圣的马英林主教和其他参加大典的元老辈主教比起来，他们不太起眼，但在他们身上，却蕴藏着很深的含义。一位是唐山教区方建平辅理主教。唐山是河北重镇，而河北是中国天主教地下教会的重灾区。唐山教区正权主教刘景和坚持自办教会原则，为河北乃至全国天主教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也正是因此，河北与全国的天主教地下势力才将其视之为眼中钉，教廷也对其处以绝罚。方建平助理主教是2000年在北京南堂由傅铁山主教祝圣的，与南京教区的陆新平是同一批，教廷至今仍坚持认为那次祝圣为非法。因此，由其出任襄礼主教之一，再加上刘景和主教向马英林主教所发贺电，就构成了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传承与发展，也显示中国天主教事业继往开来，薪火相传。另一位是万州教区何泽清辅理主教。他是中梵双方认可的人选，虽然对于梵蒂冈来说，接受这位助理主教有些无奈，但毕竟是可以接受的。为了他，梵蒂冈还通过驻香港的宗座代表刘裕政做过地下助理主教的思想工作，并安排其出国，为何泽清的顺利祝圣扫清道路。但这个人物令人感兴趣倒并不在这一点，而在于他的万州教区身份。万州在重庆，重庆虽然如今是直辖市，旧时却属四川。四川天主教的独立倾向向来严重，许多地方的教会名为地上，行事却如同地下。万州教区跟教廷也一直跟得很紧，当地地上教会对地下教会掩护颇多。据了解，此次何泽清出任襄礼，阻力也是很大的。但最终还是来了，这表明中国天主教加强主教团权威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从前四川那种经常不听招呼的局面要改过来了，川中天主教会必须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把自己的心态调整过来，与中枢机构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