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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中国的官办经济--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一) -- 陈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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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三十二)微观的枷锁

(三十二)微观的枷锁

经济学理论研究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需要的假设太理想化。水平一般的学者操弄模型与数字,将自己与读者都迷失在条件设定与复杂推理之中,靠着专业门槛混饭吃。文章写出来象是带着枷锁一样,没有个干脆话,“假设、如果、另一方面、或者、可能”之类的词满天飞。高手在不得不忍受这一套的同时,还能靠老辣的直觉弄出真正厉害的东西。包装的形式都差不多的,只不过低手弄没意义或者错误的东西,高手整的有意义而且经得起检验。真正的大师能够摆脱枷锁,自己设定框架,在里面较为自由地弄些新东西,别人来研究得依着框架来,相当于为别人做了枷锁。

中国政府的经济实践不是搞理论,但也是这个处境。看上去好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往下一推,微观上就满不是那幺回事,往往是反效果。错误犯多了,经验多了,政府聪明了些,知道一定得结合实际小心行事,就弄些七扭八歪的现实着数,解决了一些问题,却生出许多弊病,谁看了都不顺眼,象是带着微观的枷锁行事。

这个“微观的枷锁”,即现实的制约,实在是非常烦人。理想主义的一大特征,就是对这些微观枷锁不放在心上。不当权的理想主义者,就觉得当权派又笨又坏,才会不用好主意,搞出那么多坏事。理想主义要是当了权,那就大轰大嗡,提出一些吓人的目标,事还没干,就先跟现实体制打成一团。只有老毛这样的超级牛人,才能打破微观的枷锁,连微观结构都给它统统改造过来。

公平地说,我认为老毛的根本思路是正确的,对这些微观的枷锁,有时就得狠狠地去打破,不然再怎幺搞都跳不出圈子。地主不打倒,土改不搞,中国社会就只会是死气沉沉。这么整了一把,政府的土地红利一直吃到现在。但老毛的问题是,他在宏观政策有问题的情况下,却把原因归到微观结构上,去搞文化大革命,这样搞就过了。明明是宏观的问题,却去用微观的办法解决,那么就越搞越僵。现在朝鲜就是这样,宏观上闭关锁国跟不上世界潮流再怎幺也没法搞,人与人之间不管如何互相揭发批评鼓干劲,人人主体思想独立自主心灵纯洁道德高尚,也不解决问题。

现在我们面对的困难,说实话,需要老毛这种打破微观枷锁的能力。宏观上,我们问题不大,经济学家也好,各级政府也好,都知道一些基本的路数了,现代经济有了个最基本的了解,还算跟得上时代潮流,在一些观念上甚至领先一步,如“不争论”。面对微观现实,也知道不能主观臆想,宁肯搞七扭八歪的现实政策,也不去搞危害极大的理想主义了。但这只是权宜之计,不是说你就能永远这么现实主义地混下去。你的微观结构问题成堆,迟早会是大麻烦。现在起点低目标不算高,还可以在这种结构下往上冲,以后目标更高了,就可能积重难返,要坏事。

我们的微观结构确实问题很多,经济增长的成本太高,质量太低。国际上一些人对我们指指点点,说微观运行效率还不如印度,长远会不好,有一定道理。我们是官办黑箱操作,决策不科学,强干硬上,有利益了归小团体,出事了就国家包底。之所以这样的微观操作总体上还成就不小,是因为我们有政府级别的竞争,保证了优胜劣汰,整体上生产效率还是有极大提高。但很多情况下是“低水平重复”、“恶性竞争”的结果,经过市场无情的检验才产生出一些有竞争力的产业。因为我们微观运行差,才付出了这样的代价。如果微观运行效率高,决策科学,那么我们就会是“高水平良性竞争”,虽然也是优胜劣汰,但企业素质会比现在高得多。因为我们企业素质低,所以占住的就是一些中低层次的,或者是靠中国独特优势的产业。

对这些微观结构的问题,要有清楚的认识。首先是不要怕,以为不如人家就没法混了。黄亚生经常“挺印贬中”说印度好企业比中国多,长远比中国好,过于片面了。我们有独特的优势,就是国家与政府级别的运行效率非常高。说圈地就圈地,说拆迁就拆迁,要公路就公路,要港口就港口,快手快脚地都做了。慢了不行,无数地方政府在竞争着比快。企业与政府的运行决策问题确实大,但是政府的效率优势补上了一些缺陷。在需要政府出手配套的产业竞争上,我们还是有优势,而且这个优势还能延续很长一段时间,别人在国家级别的综合竞争上往往不是我们的对手。我们是说一不二的“强政府”,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要管选举等政权问题的“弱政府”这一点上要强。这也是我认为官办经济可以延续下去的一个原因。包括做大央企等思路,都可以从这个原则上推出来。

但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世界上的竞争是多层次的,有些是“强政府”能搞定的,有些还得靠一个个企业的运行与组织效率。而且从根本上来说,只有企业的运行效率才最靠得住,政府包打天下是计划经济式的幻想。如我们狂推的自主创新,再怎幺“强政府”疯狂投钱,也得企业与科研单位实干出来,不能幻想有钱就行。

所以,政府今后的任务是两个层面的。一个是靠强政府的独门绝技“宏观调控”把经济增长撑住,在增长中解决问题,或者为解决问题创造条件,延续过去“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是硬道理”的总路线。这方面我们有很好的资源,政府财雄势大,条件比过去好多了,搞宏观经济的经验也相当多,这套“硬功夫”相当了得,再来个20年的高速增长很有希望。另一个就是要打破微观的枷锁,按中央的说法,就是提高“软环境”,政府与企业要科学决策,政府不该管的不要管,企业也要向现代企业转变,靠真正的竞争力打天下,不能围着政府吃。我们的社会组织也要向好的“软环境”转变,不能大家比坏比恶比无耻,要在竞争中良性发展。这第二个层面的任务就艰巨得多,而且也是比较新的任务,正面经验不多,反面教训一大堆。在具体问题上,有识之士很多,

现代企业制度、环保、社会公义、均富等问题,我并无什幺特别的看法,因此也不具体论述。

我们过去靠强政府的优势,与发展中国家拉开了距离。它们企业不行,政府也不行,超过它们并不算难。现在我们的目标是与发达国家竞争。政府与民众还是清醒的,知道有差距,群众骂声震天,报刊杂志上天天忧患忧思,都在为此努力。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基础,我们没有天天唱赞歌,这是好事。我个人觉得中国舆论反而是对这些忧思的东西关注了解得更多些,却不太清楚中国的优势,对中国政府不仅没崩溃反而混得挺有劲的多少有些稀里糊涂。

现在中国政府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要转变发展目标,不仅基础设施等硬的指针要发展,科学民主社会保障等软的指针也要提高。路线上非常正确。总的来说,就是中国这个最怪异的经济体,要逐渐正常化,要象个运行良好的现代国家的样。我们不能还象以前那样本来就怪,越搞越奇怪,七扭八歪,以怪制胜。以前是条件不好,人也稀里糊涂,落后得太多,只好弄中国特色,瞎摸了一阵子。好在没有吃似是而非的理论的大亏,也没有因为争论不休而闹出大乱或止步不前。回到“不争论”的本意来说,既然大家都稀里糊涂的,以空对空谁也说不服谁,那就不要争论了,往前干就知道怎幺回事了。但现在不能再这样说了,我们的经验够多了,对一些事情的认识也清楚了,不再是稀里糊涂了,那就不能瞎摸了事,而是要有明确的发展目标。我们不仅要说“发展是硬道理”,而且要说清楚“要什幺样的发展”。我们可以说得清楚,可以正大光明地向全国人民、向全世界说清楚。

(待续)

关键词(Tags): #陈经(朴石)#官办经济(朴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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