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长安牢狱中走出的天子：汉宣帝刘询登基始末 -- 青色水

作者后加的段落，应该在原来的一二章之间

二、山雨欲来

　　如果仅仅依据上文的论述，我们很可能得出“征和年间的动乱不过是一场夺嫡政变”的结论，然而实际上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或者说“夺嫡”的说法仅仅不过是道出了硬币正反两面中的其中一面而已，而导致这场惨祸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汉武帝由于与戾太子之间长期积蓄的矛盾而逐渐产生的易储之心。

　　当时朝廷上反对卫皇后和戾太子而希望他们倒台的势力，主要是下述几拨人，他们反对卫皇后母子的动机不尽相同：

　　第一拨人当然就是被当今天子誉为“尧母”的钩弋夫人和她背后的势力。自从钩弋夫人处心积虑炮制出“当代尧母”的神话，其夺嫡的野心就已昭然若揭，在朝廷内外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因此铲除占据储位和后位的戾太子刘据和卫皇后，就是她实现自己及其家族的政治野心的当然目标。

　　然而觊觎太子之位的并不止是钩弋和她的团队，另外两路人马也在蠢蠢欲动，或者是在耐心等待太子出错，或者是在制造机会引诱太子犯错，以便伺机取而代之。宫帏内外，到处是暗藏着刀光剑影的陷阱。这两路人马中，以李姬所生的皇子燕王刘旦和广陵王刘胥这一对亲兄弟所组成的藩王势力，因为兄弟俩都就藩在外，对于京城里的宫廷斗争实在是有些鞭长莫及，再加上他们的母亲地位不高，在朝中也没有什么显赫的亲戚势力作为奥援，因此他们在这场角逐中多少有点力不从心，只能静观其变；相比之下，以贰师将军李广利和丞相刘屈氂组成、以扶持昌邑王刘髆上台为目标的豪华班底虽然属于后起的势力，但在其活动能量上，就显得比前面两批人大得多了。

　　有人认为挑起巫蛊之祸的幕后黑手就是刘屈氂和李广利，《汉武帝评传》的作者庄春波先生就认为“显然，这场惨剧的性质是有预谋、有计划的宫廷政变，目的是由刘髆取代卫太子刘据，夺取皇位”（《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汉武帝评传》397页）；何新先生在其所著《汉武帝新传》中更是直接将策划巫蛊之祸的祸首指为刘屈氂。然而通过仔细考察就能发现，所谓刘屈氂和李广利策划的“有预谋、有计划的宫廷政变”的说法，完全有值得商榷的余地。

　　首先，就算巫蛊之祸真的是刘屈氂和李广利精心策划的阴谋，那么他们在策划这一阴谋时，也仅仅只是针对戾太子本人，而不是针对他身后的整个卫氏外戚集团，因为刘李二人不具备相互勾结在一起的机会。征和元年冬天以前，刘屈氂尚是涿郡太守任上一个区区二千石的地方官，他是在征和二年的春天才以此职务被直接提拔到朝廷，接替因公孙敬声巫蛊案而被处死的公孙贺担任丞相，在此之前他如何有机会去与李广利勾结计谋陷害公孙贺父子？公孙贺的妻子正是卫皇后的姐姐卫君孺，他本人则是卫氏集团的重要成员，早年就一直跟随在卫青左右，算是卫氏家族的亲信。刘屈氂以一个小小的二千石官员，竟然会处心积虑地想去扳倒当朝丞相，这实在有些不自量力，因而自然也就显得很不合常理；更何况涿郡与长安相距遥远，刘屈氂要和李广利计议周详，只能通过信使往来传递消息；而使者频繁地在京师和涿郡之间往来，时间长了难免不会被人发觉，因此很难想象刘、李二人会甘冒这种风险。而陷害公孙贺父子，正是铲除整个卫氏集团的阴谋的第一步，在刘屈氂调任中央以前，这一阴谋就已经开始启动了，因此很难说他具有策划这一阴谋的机会。李广利倒是具有这样的机会，但以他那平庸的才能，似乎也不具备策划的能力。

　　其次，刘屈氂和李广利得以勾结在一起的时间，只可能在刘屈氂就任丞相以后。两人得以相互勾结的原因，则是因为两个人结成了儿女亲家，刘屈氂也因此自然而然地成为拥立昌邑王刘髆的李夫人系外戚集团的重要成员。何新先生在《汉武帝新传》里说刘屈氂之所以能被由郡守任命为丞相，是赖李广利举荐之功，那么按照何先生的看法，刘李二人在此之前应当早就相识。但因史料阙如，不知此说法有何依据？真实的情况可能反而是刘屈氂入相在前，李广利结交在后。实际上，两个人倾心相交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汉书•刘屈氂传》说刘屈氂调到朝廷来是“不知其始所以进”，那么他在朝廷应当属于没有什么根基的新贵，以至于朝廷的官员们大多不认识他。武帝把他从地方上调来担任丞相，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用他这个孤家寡人来取代公孙贺和卫家数十年来在朝廷苦心经营而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势力，应该更能让武帝放心。

　　正因为刘屈氂势孤力单，所以在朝廷上寻找奥援就是再自然不过的自保之举；自李夫人死后，武帝在后宫中宠爱新的美人，李广利早已不再象过去那么受宠，单凭他个人之力，很难在为刘髆争储的争斗中有所作为，更何况他的才智平庸无奇，两个兄弟中，李延年只是宫廷的乐师，李季在史书中更是未见其职，想来也是宫中俳优一类，都是位卑言轻之人，根本做不了帮手。因此李广利的情形倒是跟刘屈氂同病相怜，两个人以儿女裙带关系结交在一起，互相引为倚靠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刘屈氂位居丞相，李广利也在朝廷诸将领中位居前列，两个人加在一起所形成的合力就空前强大，而且一文一武，可以说是一对理想的组合。以他们两人的身份地位和所追求的政治利益来解释他们的结合，可以说是合情合理；而且这也从侧面证明，“李广利在刘屈氂入相之后才来结交他”的结论显然要比两人早就相识的可能性大得多；否则以李广利将军之尊，却去巴结一个满朝公卿谁也不识其人的地方官员，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说这两个之前素昧平生的人勾结在一起策划整个巫蛊事件的阴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再次，在戾太子之变中，刘屈氂率军“平叛”是得到了武帝赐予的诏书和玺印的，也就是说他是得到了武帝的支持和授权的，因此他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带有合法的政府行为的性质，而不是非法的政变。而且仅从武帝赐给刘屈氂玺书这件事来看，整个军事行动的主导者实际上正是汉武帝本人，刘屈氂只不过是作为皇帝本人旨意的执行者而已，并不掌握指挥战事的主动权。

　　最后，从刘屈氂在整个戾太子事变过程中的态度的变化，也很难得出他策划了整个阴谋事件的结论。当太子发兵搜捕江充、攻打丞相府的时候，他在干什么呢？“挺身逃，亡其印绶”，慌乱狼狈之状溢于言表。如果说他早就在策划着扳倒太子的阴谋，那么在听到太子发兵的消息后，他绝不会慌乱到连作为行使丞相权力的大印都丢弃不顾的地步。既然太子作乱是他早就想要的结果，他应该感到兴奋异常，又怎么会糊涂到在这样重要的时刻放过天赐的良机，放弃调兵“平乱”的权力？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太子起兵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退一步说，即使真的是太子起兵的事态超过了他事先估计的可控制范围之外，那么他事后补救的行为至少应该跟苏文一样。苏文被太子的人追杀，他立即逃回甘泉宫向汉武帝告变，可刘屈氂在做什么呢？正在忙着调动军队严阵以待，静观时局变化，同时严密封锁消息，直到一切布置妥当之后才派长史向汉武帝报告。刘屈氂这样做的原因显然是既摸不清事态的真相，也吃不准武帝将如何处置太子的真实态度，因此不愿事态扩大，采取了息事宁人的低调处理，跟那些搞政变的人搅乱时局、推波助澜以便乱中取利的通常做法可谓背道而驰。这也足以证明他事先对太子起兵一事确实并不知情。如果说他早就视太子为政敌，那么一定会派人严密监视太子的动向，又怎么会事先一点察觉都没有，以至于狼狈到如此程度？

　　认为刘屈氂是巫蛊之祸幕后黑手的说法所依据的重要证据，除了征和三年东窗事发的刘屈氂与李广利图谋立昌邑王为嗣的案件以外，就是刘屈氂在平定戾太子之变中的表现。事实上，促使刘屈氂对待事变的态度出现重大转变的原因，正是汉武帝对事变性质的定性，因此也可谓是事出有因。从他获得武帝颁赐玺书的那一刻起，他才明白了武帝已经与太子真正决裂、并且下定决心要惩处这个“逆子”的最终态度，这才从谨慎迟疑一下子变为勇毅果敢，对太子穷追猛打，步步紧逼，必欲除之而后快。应该说，刘屈氂虽然只是因缘际会，并没有参与策划针对太子的阴谋，但他想趁机乱中取利则是肯定的，否则就没有办法解释他的行为为何前后反差这么大。他的真实想法应该是想借着汉武帝赐给他的“平叛”的权力将太子置于死地，以便为他和李广利扶持昌邑王登上储位铺平道路。那些想置卫太子于死地的人固然是想借着刘屈氂的手达到他们的目的，刘屈氂又何尝不是想借着汉武帝的手铲除卫太子呢？这些人相互利用，沆瀣一气，卫太子的命运只能是死路一条。

　　外戚集团之间争夺储位的斗争是封建王朝政治斗争的常态，戾太子之变自然也概莫能外。然而在引发戾太子之变的所有外在因素中，还有一股势力格外值得注意，那就是我们要说的反对戾太子上台的第四拨人：朝廷里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团。而他们与戾太子的矛盾，主要不是针对太子本人的品性和才能，而是双方在政治方针上的分歧，这其实也是汉武帝本人与太子的根本分歧所在。而引起武帝和大臣反感的，又不是太子本人，而是他身后的博望苑宾客幕僚集团。